溫酒一杯話高考
孔慶東
我高考那年,是1983年。從1977年算,恰是第七年。七是我最喜歡的吉利數字,逢七必勝。本來以前高中皆為兩年制,我應當1982年高考的。可偏偏從我們這屆開始,高中改為三年制,所以我等于白玩了一年。假如讓我1982年高考,我真有可能考成黑龍江文科狀元的。當然1983年也有可能,因為每次模擬考試,我都是全省第一。不過第一多了,就麻木了,沒勁了。
最后那個學期,沒什么可學的,除了寫詩填詞猜謎語讀魯迅,就是給其他同學的復習搗亂,比如突然問周圍的女生:“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那條河,是叫色楞格河還是叫色格楞河?”本來人家背得清清楚楚的,讓我這么一攪和,一輩子都迷迷糊糊了。
那時唯一能夠刺激我的,就是聽說北大有個什么“未名湖詩歌朗誦會”,我就想象著,啊!在那煙波浩淼的未名湖上,我們北大中文系的800童男800童女,揚帆破浪,縱情吟詠……知道我后來為什么經常擠兌北大幾句嗎?就因為北大的實情破壞了俺的大好夢幻,北大對全國人民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個勾引了無數少男少女的什么“未名湖”,其實就是一個運動場那么大的小水泡子。
我在無聊中盼望著高考早點到來,因為越往后拖,別人的復習時間就越長。而我和周圍幾個好哥們兒,根本不用再復習了。隨便問我一個教科書上用最小號字體印在犄角旮旯的問題,我馬上就會告訴你是在多少頁印到哪個字換的行。看著其他同學日夜復習,感覺上似乎是讓我睡大覺,干等著別人追上來。
不要說我,我們哈三中差不多所有同學都盼著趕快高考,因為多拖一天,其他學校的考生就多了一分機會。至于北大,對我來說,就好比囊中之物,所謂高考,也就是相當于去填幾張入學登記表。把牛再吹大一點,高考那天的心情,完全可以用《單刀會》里的一段唱詞來形容:“大江東去浪千疊,趁西風駕著這小舟一葉。才離了九重龍鳳闕,早來探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大丈夫心烈,我覷著那單刀會,似賽村社。”
所以,我很多年一直看不起高考那天被家長親友前呼后擁送到考場的娃兒們。那場面如同“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干嗎呀?上刑場啊?考不起回家抱孩子去。現在我自己有孩子了,能夠理解家長的那份拳拳之心了,但從我自身來講,我還是愿意一個人單刀赴會,把高考當成去唱三天的社戲。
以前的高考是在7月份,雖然賊熱賊熱的,但萬千學子在酷暑中憋出了漫天的殺氣,考得痛快淋漓。現在圖涼快,6月份高考,雖然也滿街都是警察老師和家長,但氣氛頗有點像孩子們集體出水痘,一片緊張和悲憫。
而我們高考那時節,正值陰歷六月,放眼往大街上一望,真是“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整個城市彌漫著一股浩浩威嚴和勃勃英氣,仿佛林彪陳毅劉伯承提百萬雄師屯于長江北岸,只待毛澤東一聲“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就千帆競發,投鞭斷流。參加這樣的高考,不是人生一大樂事嗎?
高考那天早上,母親把一個奶油面包和兩根哈爾濱紅腸送到我的房間。我說:“干啥呀?不用。又不是去野游,吃個饅頭蒜茄子就行了。”母親不懂我“滅此朝食”的幽默,她說你不是喜歡吃紅腸么?我特意買的,吃吧,今天家里啥也不用你干,我們同事說你今天考大學,需要集中精力。我心中感激,但不愿意流露,狼吞虎咽之后,便下樓擠上電車,眨眼來到哈爾濱十七中考場。
進門找到座位,頓時發現問題。我們哈三中編考號的時候,把我編在頭一個。可人家教委分配考場的時候,是逆著考號排的。所以把哈三中的考生排完了,單單剩下我一個。于是,我就被安排在另外一個學校的考生群中,第一排第一座。恕我不能公布該校的名字,因為我怕當年跟我一個屋里考試的那些哥們知道后,來砸我家的玻璃。
本來懷著“填表進北大”的平常心來高考的,突然發現滿屋的考生都不認識,貧僧頓時心生歹念:我不但要自己考上北大,我還要為我們三中的兄弟姐妹多干掉幾十個對手!一定要考得他們魂飛魄散,讓他們每人每科少得10分!
臨考前,我們班主任、年級組長、教導主任、校長都三令五申:不論多么有把握,誰也不許提前交卷,一人交卷,滿屋皆亂。一定要反復檢查驗算,這不是為了你個人多得一分兩分,而是為了我們哈三中的集體榮譽,一定要堅持到最后一秒鐘。
可是他們沒有估計到,偏偏是我,單槍匹馬,坐在競爭對手的營壘中啊。我想起一句古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同樣是為了三中的榮譽,我今天要臨機獨斷,就是要提前交卷,我要交死你們!——其實我當時這樣想,恐怕是給自己的行為找個冠冕堂皇的借口。真實的心理是,我從來都是提前交卷的,別人做三個小時的題,我一個半小時就做完了,為了那一分兩分枯坐一個多小時,實在難受。這是老天爺給俺一個善始善終保持提前交卷光榮傳統的機會,晚節不能毀,天命不可違啊。
于是,我就跟和尚進了女兒國似的,格外興奮。鈴聲一響就唰唰唰唰,那筆下寫的不是字,那一筆一畫都是分啊。那年的作文是看圖說話,一大一小。我寫的叫“貴在堅持”,后來看見被收在一本什么《高考作文選》里邊了,我也沒有底稿,無法索要版權。作文寫完,才兩個小時,細心檢查兩遍,改動了兩處選項——后來知道一處改對了,一處改錯了,總分跟沒改一樣。
監考的兩個老師從開考20分鐘就盯上了我,不斷交頭接耳,對我指指點點,這更刺激起我的狂妄。離終場還有半個多小時,我左手提起試卷,右手以輪指在上面一彈,起身交卷。前面的監考老師大驚失色,后面的那位也趕上前來,只管看我。其他考生都抬起了頭,滿面錯愕。我啪啪啪收拾好東西,走到門口,微微一鞠躬,輕輕說聲:“謝謝老師,下午見。”我知道聲音越輕,舉止越沉穩,在其他考生心中引起的就越是驚雷。一句“下午見”,不是給老師聽的,而是給滿屋的對手們一個煎熬的懸念。
走出大樓,又是一片騷動。班主任老魁奔過來,敢怒不敢言地說:“你、你怎么回事兒呀?”我高聲說:“太簡單了,沒咱們三中的練習一半難呢!”然后悄悄跟老魁說了實情。老魁說:“不行,你少給我扯淡。你這么早交卷,我心臟受不了。當初你們鬧文科班,我是支持你們的。今年三中文科,指著你們出彩兒呢,你要是帶頭考砸了,你讓我喝西北風去啊?”我說:“沒事兒,我平時都是提前交,哪回不都第一嗎?”這時許多家長上來打聽,老魁就推我趕緊回家吃飯去了。
后面的5科,我都是提前20多分鐘交的卷。全部6科,我一共提前了大約150分鐘,相當于一科的考試時間。第二天上午考到第3科的時候,屋里的氣氛就開始躁動混亂了。我偶爾回頭看看他們,發現不少人正在看我,他們的坐姿也開始千姿百態了。
而監考老師不斷來看我答題,其他屋子的監考老師也輪番來看。有的還拿起我的準考證看我的名字和照片,好像要相女婿似的。這對我多少產生了一些干擾,使我后面幾科出現了低級失誤,政治卷居然少答了一個價值6分的“第二問”。這也完全活該,誰讓我閑得“五脊六獸”的憋著干壞事兒呢,應該說是自作自受吧。
到第三天,同屋考生的心理完全被我摧垮,一個個神情沮喪,不斷看表。亂翻卷子的聲音夾雜著輕微的嘆息,此起彼伏。一到終場前半個小時,就都抬頭準備看我交卷。最后一科,我交卷時,有幾個同屋實在忍不住了,也擁到前邊來交了卷,然后隨著我向監考老師胡亂道了謝,一起走出大樓。這時外面的許多家長都知道了我的名字,紛紛叫著:“孔慶東出來了,那個孔慶東出來了。”我心想,我也沒坐監獄,什么叫“出來了”?多不吉利呀。
這一年的高考,我們文科班碩果累累,不但給老魁爭了光,而且一舉扭轉了哈三中重理輕文的極左路線,使哈三中文理均衡,兩翼齊飛,牢牢確立了在黑龍江的王者地位。
高考一落幕,我馬上通過父親的關系,到一個建筑工地當了20天的工人。因為我知道,暑假以后,我就是北大的人了。我到農村下過地,到部隊打過槍,到工廠玩過機器,但還沒有干過最重的建筑活,我一輩子只有這幾十天的機會了。
于是,我天天扛著一百斤的水泥上八樓,提著兩大桶冒著藍煙的滾沸的瀝青在腳手架上閃展騰挪,那些故事都留到以后再講。分數出來了,我差7分沒有成為本省狀元,但北大已經攥在手心里了。因為我早在春天就放出風去:我要報考北大中文系的文學專業。該專業在黑龍江只招2人,這樣就不戰而嚇退了許多高手。現在雖然不是狀元,但獲得狀元的六中張宏,報考的是北大經濟系。所以,“未名湖詩歌朗誦會”的畫卷,又在我瀝青的藍煙中展開了。
如今的高考,成了一個全民性的沉重的話題,我也是這份沉重的參與者和反抗者之一。當我不無戲謔地回憶起自己的少年豪勇和狂妄,回憶起那個剛健清新的歲月,回憶起我的同窗和“對手”,我的心中漾滿了松花江的波濤和未名湖的漣漪。
我愿意把我心中那份剛健清新的波濤和漣漪,傳遞給年復一年的考生、家長、老師,傳遞給所有為中國的高考改革吶喊和嘆息的高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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