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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兩彈一星”精神是這樣鑄成的

點擊：作者：葛元仁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11-02 0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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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兩彈一星”元勛之一葛叔平之子葛元仁

【摘要】每當別人說起他們在第一次核試驗中的功勞時，父親總是說：你們注意了嗎，電影一開始演的是農業豐收，工業生產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榮，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進行核試驗。核試驗的成功，可以說是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一次核試驗要花多少錢啊！以爆心為圓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種工事，擺放了各類武器、裝備，還有動物，用來測試核爆炸的威力。國家沒有一定的實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只是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當時國家的實力還不是特別強大，如果不成功，那將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啊！我們是抱著“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國人能夠做到的事情，我們中國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實證明我們一點也不比外國人差！

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翻身做主，當了國家的主人。為了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建設強大的新中國，就如歌詞所唱的那樣“意氣風發，斗志昂揚，毛主席領導革命的隊伍，披荊斬棘走向前方”。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艱苦奮斗。在農業上有“大寨精神”，工業上有“大慶精神”，解放軍中有“雷鋒精神”，干部隊伍中有“焦裕祿精神”，科研戰線有“兩彈一星”精神。這些精神都是在艱苦環境中迸發出來的。這些精神體現出來的是他們內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理想、信念、價值觀。這種精神能夠鼓舞斗志，增強意志，激勵上進，它可以傳導和繼承，超越生命的。

“兩彈一星”精神就是所有參加這項工作的工人、科技工作者、解放軍官兵用革命熱情和無私奉獻行為鑄成的，是他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面對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經濟封鎖、戰爭威脅，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過程中，遵循毛主席關于“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1】的決策中形成的。

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培養了出一支不講條件、不講報酬、不為名利、因陋就簡、開展工作、不畏艱險、不計個人得失、為國家強盛、為軍隊強大默默耕耘、艱苦奮斗的科研技術隊伍；涌現出了一批學科帶頭人。他們隱姓埋名，默默堅守，他們“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

1964年10月16日，在眾多科技人員的努力下，中國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毛澤東對此十分高興，決定破例舉辦一個慶功宴。宴會開始后，毛澤東笑著對大家說：“今天，請各位來敘一敘，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原子彈爆炸了，我們的火箭試驗成功了，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說話，更有底氣了！”【2】

毛主席專門寫了

《滿江紅·慶祝第一次核試驗》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在羅布泊

小丑下臺應歡送，禮炮轟隆。
原子彈，說爆就爆，其樂無窮。
十年丑史歸塵土，一陣驚雷卷颶風。
笑老修，大勢已去矣，敲喪鐘。

憶往昔，來勢兇，
眾嘍啰，瞎起哄，
君不見人民，自古英雄。
螳臂擋車千鈞力，莊生夢蝶一場空。
看東方火炬赤旗舞，萬里紅。【3】

張愛萍上將寫了

《清平樂·我國首次原子彈爆炸成功》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戈壁灘

東風起舞，壯志千軍鼓。
苦斗百年今復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噴射云空，騰起萬丈長龍。
春雷震驚寰宇，人間天上歡隆。

父親也寫了七言詩一首慶賀：

如果不是毛主席決策，周總理親自抓，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現在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一、第一次核試驗“大腦”的研制

1963年夏，一天雨后的夜晚，天空像被水洗過一樣，能見度格外好，正在北京休假的父親帶著我們兄弟幾個在樓頂平臺散步。突然，他指著滿天繁星中一顆快速移動的亮點對我們說：“你們看，那就是人造衛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天空中的人造衛星。

父親說：“現在天空中幾乎都是美國、蘇聯的衛星，我們國家還沒有。毛主席58年就說過，‘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4】。以后，我們國家也一定會有自己的人造衛星。”“毛主席還說：‘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5】”

就在這次和我們談話不久，父親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回到位于石家莊的研究所接受新任務。

這個“新任務”就是第一次核試驗的遙控遙測。也正是這個任務的完成，他又承擔了導彈和人造衛星的遙控遙測工作。

黨中央決定進行第一次核試驗后，將遙控遙測任務下達給了國防科委第十研究院。院黨委根據每個科研人員歷年來完成的科研成果，指定由我父親具體負責這項工作。

當時華北地區下大雨，北京—石家莊段鐵路被大水沖壞，第二天總參派直升飛機將父親和另一個同志送回石家莊。

后接到歸隊命令的同志，有的人因為火車不通，繞道張家口，餓著肚子趕回了部隊。

研究所組建第十二研究室，由父親擔任室主任。今年76歲的崔國義是當時研究室最年輕的技術員，他回憶說：“我到設在一排小平房的十二室報到時，什么也沒有。葛叔平主任已經到位，另有六名大學生也已經報到，加上我們六名軍校學生共十三人。葛主任安排我們打掃衛生，搬桌椅、試驗臺、儀器、設備等基本辦公用品。幾天后，各工作間、實驗室已井井有條、干干凈凈，具備了工作條件。”

以后幾個月又從所里各有關單位陸續抽調了一批技術人員、專家、行政人員，開始了研制工作。研究隊伍年輕，白手起家。

研究所領導讓父親帶助手李振魁到院里接受具體任務。今年已86歲高齡的李振魁回憶道：“我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學俄文的，當時讓我和葛主任一起到院里去，是因為蘇聯專家留下了一堆俄文資料，要我去翻譯。但那些資料根本沒有用。”

院領導交代任務后，要求他們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任務的內容，到國防科委接受具體安排。國防科委要求我父親，每周直接向時任副總參謀長的國防科委副主任張愛萍上將匯報工作進度。面對當時美國、蘇聯等有核國家對我國嚴密的技術封鎖，國內沒有任何核試驗遙控遙測資料可參考和借鑒，也沒有人員接觸過的情況下，國防科委要求在一年內完成任務。作為總設計師，項目負責人，父親當時就在國防科委向黨中央和毛主席立下了軍令狀：保證完成任務！

作為我軍第一個偵查干擾（電子對抗）研究室主任，他的底氣來源于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多次科研任務完成積累的經驗，尤其是研究外國設備與外國專家打交道中了解到他們的水平。更主要的是相信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用自己的行動建設強大的人民解放軍，保衛祖國，再也不受外國的侵略和壓迫。

確定研制方案是完成任務的第一步，父親作為系統總設計師、通信測控專家親自掛帥總體組，組織研討總體方案。發揚“軍事民主”是我軍的傳統。討論會上，沒有上下級之分，沒有尊卑之分，大家暢所欲言。今年77歲的蔣文修說：“63年我從軍事院校畢業，參加‘四清’一年剛回來，看到葛主任為了技術方案，同所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爭論的面紅耳赤，真把我嚇壞了。”

最后，根據可靠、可行的原則，父親提出的頻分制遙控方案獲得通過，成為第一實施方案。【6】

他帶領研究室全體人員廢寢忘食、夜以繼日進行著實驗，在七個月時間內將它研制出來。該套遙控遙測系統在核試驗中100%的完成了任務，保證了核試驗的成功。

今年83歲的李雄飛曾是十二室科研人員之一，說起當時的工作狀態依然感慨萬千。“當時，時間緊迫，我們研究室全體人員加班加點是常態，大家經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兩點。國家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國力有限，我們幾乎是餓著肚子搞控制系統，那時候，夜晚加班同志能吃上一碗面條就覺得格外幸福。就是在這種狀態下，沒人叫苦，沒人喊累，反而是凝心聚力一起干事。”

十院的副院長唐士杰，還親自到食堂品嘗給研究人員提供的晚上加班面條的味道。

當時擔任課題組長的樊子麟回憶說：“加班者要組長一個一個地往外趕。記得有一次，我趕走最后一個加班者，照例檢查過工作臺門窗后騎車回家，夜深、無人、天黑，我連人帶車摔進了院內臨時施工的溝里，一時竟爬不上去，只好在溝里稍事‘休息’。等有了精神掙扎回家，剛上床，起床號就吹響了”【7】

“人心齊，泰山移”，雖然條件艱苦，但是在父親的帶領下，整個科研團隊的攻關熱情卻是斗志昂揚。76歲的崔國義說：“我那時候一畢業就到了十二室，跟葛主任工作的時間最長，一起參與的核試驗遙控遙測任務，他對待工作的認真態度和嚴謹的科研精神影響了我的一生。”“葛主任對待工作就是精益求精，夯實核試驗的遙控遙測任務的每個細節，以確保萬無一失，一次成功。”因為葛主任對大家的要求非常高，每個環節都一絲不茍，當時研究室的小伙子們對他既尊重又害怕，“在工作上嚴格把關的同時，葛主任與大家相處起來又非常平易近人，會耐心傾聽年輕人的想法，悉心教導技術。”崔國義至今仍然感慨，“與葛主任工作的日子，他的作風和精神，滋養了我的一生。”

他的助手樊子麟說：“葛叔平主任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一代專家，每天和我們一樣加班到深夜。他平易近人，坦誠熱情，又嚴格、認真，一絲不茍，十二室的小伙子們既親近、尊重他，又有點‘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鑷子把你虛焊的元件拔出來批評得你哭鼻子，又會請你原諒他心急言重，說他年輕時還不如你有出息！引得你發笑，常聽到：‘這樣子，能過了葛主任那一關嗎？’這使大家自覺把好質量關，也培養出了嚴謹、認真的戰斗作風和一支特別能戰斗的隊伍。”【8】

1961年2月畢業于西軍電的余佩生回憶說：“我到室里報道后，葛主任率領我們這批新來的大學生從被作為廢棄配件的螺絲堆里翻找螺絲釘，找出配套的螺母，去裝配機箱。葛主任說，別小看找螺絲釘，這就是‘科研實踐’，你們在學校理論學多了，現在開始要學會做具體事了。”他是用行動告訴我們，作為科研工作者，如果能用自身智慧為國家節省資金，也是在為國家做貢獻。一個人的愛國情懷更應該在行動中體現。

在父親的帶領下，中國這群年輕科研人員憑著這股拼勁啃下了核試驗控制系統研發中的一塊塊硬骨頭。他的這些助手，后來都成為了這方面的專家。

我國的遙控遙測系統研發工作是從零開始，周總理考慮到該項工作的重要性和研究設備的短缺情況，因此特批了父親的外匯使用權，但是父親根據周總理在有關會議上曾經提出的“試驗關系重大，絕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馬虎。我們國家窮，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細算，都要考慮到略有失誤是否會加重人民負擔”【9】的指示，精打細算，凡是能用國內產品替代的，一律用國產貨，不動用外匯去購買外國產品。等到整個系統安裝完成，為國家節省下幾十萬美元。有些人對此頗有微詞，覺得他呆板木訥，認為應該借此機會裝備一下研究所。他卻任人評說，不爭辯不解釋，只顧埋頭搞科研。父親離休后，我問起此事，他說：“當時三年自然災害剛過去，國家還很窮，外匯資源很寶貴，其他行業領域用外匯的地方也很多，而且，我們國內生產的設備通過改進提高后也不比國外差多少，既然都能用，何必非要買國外產品呢？”

（第三排右起第六人為葛叔平）

二、第一次核試驗“大腦”進場執行任務

1964年6月初，父親（為了安全不讓他坐飛機）帶隊乘坐專列到試驗基地參加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專列經過四天四夜的行程，到達吐魯番車站，第二天乘汽車向基地進發。隨隊的蔣文修說：“汽車經過天山時，由于山高氣壓低耳朵嗡嗡響，像坐飛機似的，到馬蘭后休息了兩天，就直接向試驗處開去，因為基地剛建設，還沒有正規的道路，在戈壁灘上推土機推出一條路來行車，經過幾天行車后，這條路就成了搓板路，所以坐在汽車上人員就等于作了低頻沖擊和震動試驗，而且一坐就是八個小時。”

蔣文修說，我們剛一到場區的感覺就像是到了月球表面，戈壁的意思就是荒涼。那里沒有水，沒有植物，除了參試人員沒有其它生物。天氣炎熱，空氣干燥，我們在場區時正值夏季，氣溫在中午時基本都在38°~40°，所以每人的必備設備就是水壺，如果一天不喝水人就很難挺得過去，但是總覺得很奇怪，怎么也不出汗呢！當你用手摸一下手背、臉、好像礬沙，但仔細一看卻是細鹽粒，水蒸發了流下了鹽份，喝的水鹽堿含量極高，如果喝過海水的人就知道。戈壁灘的水和海水差不多，拉水車如果在晚上不注入水，水龍頭滴水，第二天早上你會發現地面有一個拳頭大的鹽包。水份蒸發了，留下鹽份。所以全體參試人員都拉肚子。

在64年8月份他和葉良發同志到一個站聯試，那天刮十一級沙塵暴，他們坐北京吉普行走，看不清道路，走的也很慢，飛沙走石，打的車窗玻璃啪啪作響（紀錄電影有此鏡頭）。中午吃飯伙房給他們送的飯，飯桶用布包的很嚴實，但是打開布包，饅頭和稀飯表面全是沙土，沒有辦法也只好去掉外層吃了。試驗場區離城市幾百公里，所以沒有新鮮蔬菜吃，只能吃魚干、海帶、各種罐頭。因為場區缺水，也沒有地方和設備，在場區五個多月只洗過一次澡，這還是基地領導想了好多辦法，在一個大帳篷內洗澡。葛主任那么大年紀和我們一樣住帳篷，吃一樣的飯，喝一樣的水。他一直親自保管著總控制臺的鑰匙，從不離身，就怕設備一經他人之手出現損壞的情況。“試驗場地位于戈壁灘，天氣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線衣脫下來蓋在機器上。”

這套系統要對以原子彈鐵塔為中心，半徑幾十公里內，不同角度、距離的八個被控制站和主控站及地下裝甲防護室，由有人操作的主控站對距中心22公里的地下裝甲防護室實施遙控。遙控按可調整變更的程序，自動或手動發出若干遙控指令，對整個試驗場包括原子彈及圍繞它放置在各被控站內無人值守的各種測試設備進行全過程遙控。還要求各被控站對遙控指令的執行情況向主控站回答顯示，特別是對原子彈本身除了進行控制、回答顯示外還要對其某些參數進行遙測，并將測得的結果送回主控站顯示出來。主控站能夠根據遙控指令的發出、執行、回答顯示和遙測結果，適時了解全場工作情況，從而作出是按原定程序自動進行下去，還是作出適時必要的人工干預、補充甚至中止試驗的進行。

父親的助手樊子麟在回憶錄中說，“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與他第一次見面，就拉著他的手說：“我的‘邱姑娘’（原子彈代號）很年輕，還不成熟，交給你控制和測量，我要她的血壓、心跳、脈動！這些數據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

為了保證可靠性，要求設備雙套同時運行。能在原子彈爆中、爆后產生各種影響下正常工作。【10】

父親作為核試驗委員會委員，遙控系統技術總指導——控制委員會主任，負責總控站，本來可以待在那里，但為了全面了解設備安裝和調試情況，確保核試驗時萬無一失。他除了檢測好總控站，還會經常前往分布在羅布泊無人區中的各個被控站檢查。戈壁灘上的道路崎嶇不平，樊子麟說：“布滿鵝卵石的路被車輪搓軋得像波浪一樣，我們稱之為搓板路，在車上顛得人心都要跳出來。可葛主任坐著吉普車在搓板路上奔波，車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很多年輕人都被顛得受不了，下車都頭暈，可葛主任沒事，下車就開始工作。”他后來告訴我們，當時他腦子里全是各被控站應該達到的技術數據，是如何保證核試驗百分百成功的措施，沒有感覺到顛簸。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父親抱怨基地的生活有多艱苦。父親總是以非常樂觀的態度，講述他利用到分站檢查工作的途中在戈壁灘上發現化石時候的心情；他告訴我們，炊事班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在博斯敦湖中用手榴彈炸魚，把魚震昏了，一片一片的浮在水面，戰士們興高采烈地下湖撈魚的場面；晚上吉普車在戈壁灘上遇到黃羊，大燈一開，黃羊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的情景。

張愛萍上將作為現場總指揮，也經常深入現場到各單位檢查工作，他和所有參試人員一樣，一個挎包一個水壺坐著吉普車到處跑。

因為各被控站的控制對象、單位有幾百家，設備上千套，要求各異。國防科委的幾個研究所，國家科委、中科院的研究所，解放軍三總部到各軍兵種都對遙控提出自己的測量設備接口要求，從進場聯試直到臨試驗前，一直在對整個系統進行增加和改動，每改一次就要對系統進行一次全面聯調。

在系統聯調到一百多次的時候，突然總站發出的信號分站收不到了。經過分析，是總站的設備出問題了，試驗時間越來越近了，而毛主席指示“早試為宜”，指揮部特別著急。很多同志檢查后都沒有能夠發現哪里出了問題。在大家覺得束手無策的時候，父親親自對設備進行了檢查。從下午三點一直到凌晨二點多，一條一條線路的檢查。終于發現由于不斷開機、停機的震動，一個非常不起眼的金屬毛刺扎穿了導線的外皮，造成了短路，使得信號發不出去。在這次故障的排除過程中，最使他感動的是，國防科委的秘書長張震寰將軍親自端著面條，一次次的催父親吃飯。雖然父親顧不上吃，但張震寰將軍始終陪伴著他，直到故障排除。這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科技專家的關心和愛護。

控制團隊與基地領導的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為葛叔平）

他的助手樊子麟在回憶文章中說：“現在從電影上看到主控站一排排彩燈閃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個個像禮帽似的接收終端，正是葛主任的構思和他們的設計相結合的杰作。”

還說：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后，現場總指揮張愛萍上將和基地的委員們商討，試驗后立即要給兩家記功，別的回去總結后再說。他建議：一個給飛過蘑菇云的飛行員；另一個，他只提條件：“關系全局，成績突出”。“國家核武器試驗技術委員會”委員們異口同聲地說“給遙控”。同為核試驗委員會委員的父親和在場的助手，當時愣住了。張愛萍上將開玩笑說，“你倆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啊？”榮譽，就在大家一片喜氣的笑聲中敲定了。

以國防部的名義給父親記個人一等功，他所領導的12室記集體一等功。經他提名，給他的助手樊子麟記了個人二等功，給彭光華、葉良發、蔣文修記了個人三等功。委員們都知道，遙控遙測系統是整個試驗的“大腦”，“中樞神經”系統，是通過它聯系、協調、指揮了整個試驗，也只有它能夠將試驗數據收集回來，為今后的試驗打下基礎。

1964年10月16日，周總理宣布我國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后，舉國歡騰，基地也舉辦了慶祝文藝匯演。

每當別人說起他們在第一次核試驗中的功勞時，父親總是說：你們注意了嗎，電影一開始演的是農業豐收，工業生產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榮，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進行核試驗。核試驗的成功，可以說是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一次核試驗要花多少錢啊！以爆心為圓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種工事，擺放了各類武器、裝備，還有動物，用來測試核爆炸的威力。國家沒有一定的實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只是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當時國家的實力還不是特別強大，如果不成功，那將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啊！我們是抱著“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國人能夠做到的事情，我們中國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實證明我們一點也不比外國人差！

第一次核試驗后，父親就收到了國防科委以“機密”件發來的蘑菇云照片，并且附有專門說明，要求在新華社沒有公開發表前，不要傳播。我當時問父親，一張照片為什么還要保密？父親告訴我，從照片上，可以測量出蘑菇云的直徑和高度，就能推測出原子彈的當量。我這才明白要保密的原因。

周總理指示：“主要研制人員，不得在電影和任何媒體上露面，以免遭遇不測。”我國的這次核試驗成功，“比美國科學家預料的要早5年，比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講的提前了10年”。【11】

作為“原子彈和氫彈的突破和武器化”的該項目在1987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父親是自動控制系統的主設計師和第一完成人。

三、第二次核試驗，衛星回收及其他

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后，1965年5月30日周總理在人大會堂設宴慶賀，父親也接到了請柬，但是他沒有去。事后我們特別奇怪，也不理解，因為那是多大的榮譽啊！很多年后我問他為什么沒去？他說，當時高空、地下核試驗即將開始，作為遙控遙測系統的技術總負責人，他必須要著手準備新的測控工作，所以沒去。他的助手樊子麟說，“這時我正陪著他在基地商討明年空投核試驗適宜，以及視察地下核試驗施工現場。”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把黨交給的工作看得比榮譽更重要的人。這張請柬我們至今保存著。不久國防部長直接簽署命令，任命他為研究所總工程師，并當選為石家莊市的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一九六五年，父親又兩次到青藏高原。第一次，是為空中核武器爆炸試驗的遙測遙控工作做準備，按照他的說法是“選場”，選擇測控設備的安放地點。當年跟隨父親去青海的參加這次任務的崔國義回憶：“我們經過兩天兩夜的行程，列車到達西寧車站，第二天十幾輛小車組成車隊前往基地，基地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青藏高原上。警車開道，車隊沿山路蜿蜒前行，一到目的地，葛主任因長途跋涉加高原缺氧導致呼吸困難，身體極度虛弱，同志們多次勸他休息兩天，但他不同意，堅持馬上開展聯試工作。”

因為第一次核試驗是對放在鐵塔上的原子彈進行控制、引爆。這次空中核試驗是對轟炸機上的彈倉進行控制，讓原子彈能夠自動脫鉤，在指定的高度引爆，以便轟炸機脫離爆區，保證機組人員的安全。

從對固定目標的控制到對高速移動的目標進行控制，從有線控制到無線控制，改進后的設備是否能夠完成任務，是對他們研制工作的檢驗，所以父親堅持馬上進行聯試。如果出現問題能夠及時改進，以保證按時完成黨中央毛主席下達的任務。

第二次，他去了不久，報紙就報道了我國進行了空中核試驗。很快總參就又以機密文件給父親寄來了現場爆炸的蘑菇云照片。后來父親告訴我，這次他又是實地參加了空中核試驗的測控，而且是準氫彈爆炸試驗。

原子彈研制成功后毛主席決定盡快實現原子彈武器化。經過科學家們的努力，1966年10月27日，一枚帶著核彈頭的導彈，按預定彈道飛向彈著區。在894公里羅布泊靶心上空距地面569米的高度爆炸，這一試驗的圓滿成功，使一貫敵視中國的超級大國再次受到巨大震驚。他們深知，從這天起，中國有了真正可用于實戰的核導彈。【12】

“兩彈結合”成功后，毛主席又提出新的任務“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13]一批科學家一頭鉆進了制造氫彈的技術攻關中，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

從原子彈到氫彈爆炸，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而一向被認為貧窮落后的中國僅僅用了2年零8個月的時間。

“文革”初期，父親并沒有停止工作。1966年夏應錢學森邀請，來北京商量成立“宇宙航行院”，1967年秋參加由錢學森主持的國防科委在北京召開的“東方紅一號”衛星和某返回型衛星的監測和回收的大總體協調會。

當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1968年夏沖擊我父親后，周總理立即把父親保護起來，送到國防科委設在河南駐馬店“五•七干校”。干校領導讓他們這些老同志除了參加政治學習外，各自選擇適合自己的勞動。過去他每年都有科研任務，在干校的這段時間，他認為是自己壓力最小的時期，是休息的時間。

父親暫時離開科研崗位的這段時間，他的助手們依然按照他設計的技術方案，“抓革命，促生產”群策群力，完成了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遙控系統。

“9.13”事件后，父親一回到崗位就滿腔熱情地投入到“高彈道導彈”的試驗中。因為我國在海外沒有軍事基地，當時也沒有遠洋測量船，就把洲際導彈發射到預定高度，再由地面發指令讓其落回我國的領土的指定范圍之內，檢測其性能。

長征1號（發射高彈道導彈）

后來有了“向陽紅”遠洋測量船，1978年12月改裝后父親又指揮助手們到船上進行遙控遙測設備安裝調試。完成了對發射的洲際導彈彈道和性能測試。

向陽紅5號海洋調查船參加執行發射洲際導彈任務。

1975年11月26日，我國第一顆尖兵一號返回式衛星發射成功。這顆返回式衛星為可見光遙感衛星，它攜帶一臺全景掃描相機，對預定地區進行攝影，并用一臺星相機同時對天空攝影，以測定對地攝影時刻的姿態精度。衛星完成預定攝影任務后，將存放膠片的再入艙，在預定的地區回收。其控制信號（密碼）是他和同志們反復研究后，由他拍板確定的，所以在衛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膽，最擔心的是被別的國家破譯我們的控制信號，生怕出現什么意外。衛星上天后不久，我們已經監測到，我國的衛星受到了其他國家地面信號不斷的干擾，明顯是在探測我們的控制密碼。控制密碼一旦被別的國家破譯，衛星就可能被他們控制了。衛星按預定計劃11月29日返回地面時，父親和他的助手們，徹夜守在電話機旁，一直到衛星照相艙平安回收的電話打來，他們才離開回去睡覺。

由于回收指令晚發了萬分之幾秒，使得衛星照相艙沒有在預定的四川的降落場地降落，偏移，飄落到了中越邊境。部隊和當地民兵接到任務：必須將我國降落下來的回收衛星照相艙找到。對邊境進行了拉網式的全面搜索。邊境另一側的越南部隊和民兵在蘇聯人的帶領下也在尋找。最后在我方一側找到了。雖然第一顆衛星回收工作中出現了一些偏差，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國成為了世界上第三個掌握回收技術的國家。

衛星是根據遙控指令進行動作的，這次的偏差是遙控遙測沒有可參考的數據和經驗造成的。在總結第一次衛星回收中測控工作的基礎上，父親實事求是地對衛星遙控系統進行了改進，使得第二次衛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極大提高。回收時，落地點距離理論計算中心只有不到一百米。對于六千四百公里半徑的地球來說，誤差只有百萬分之七點八，達到了當時國際先進水平。他離休后一談起這件事就特別自豪。

1987年全國科技大會上，作為“尖兵一號返回型衛星和東方紅一號”項目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父親是“尖兵一號”的總體負責人和接收機的第一完成人。

發射回收式衛星的長征2號和回收式衛星

回收的照相艙

核武器試驗和衛星發射、回收的遙控遙測工程是個系列任務，從原子彈到氫彈，從地面、高空到地下，從架空、空投到導彈運載，接連進行了五次核試驗。父親和他的助手們，殫精竭慮，輾轉試驗，為中國“核戰略武器”的發展和人造衛星的發射，回收做出了突出貢獻，多次立功受獎。

四、我們的家風

我們的父母從小對我們要求就很嚴格，絕不許占公家的便宜，要把自己當做普通人。

我家從華東軍區調到總參通信兵部后，大院正在基建。我上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基建結束了。我和小朋友們就到搬走了的木工房里撿大一點的料頭，準備刻木頭手槍，釘小板凳。母親下班回來看到后問，哪里來的？我們照實說了。母親立刻讓我和大弟弟送回營房科。我們辯解說，其他小朋友都撿了。母親告訴我們，公家的東西，不許往家拿。逼著我和大弟弟送回了營房科。

母親當時被部隊送去學習蘇聯的幼兒教育，回來后擔任了幼兒園教導主任。小弟弟很小就被送到育兒園乳嬰班全托。為了讓小弟弟不感到自己有什么特殊，母親要求幼兒園所有老師，不許告訴他自己是他的母親。小弟弟在幼兒園一直叫母親“趙老師”，周日回家也習慣性地叫“趙老師”。直到大班畢業上小學了，才改過口來叫媽媽。

而對那些父母外出執行任務或家境困難的孩子，母親總是給予特別的照顧，經常給他們講故事，買東西。到了九十年代，這些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不管擔任了什么職務，一說起母親當時對他們的照顧，仍然激動不已。

六十年代初，我上初中時，部隊給我們家派了一個年輕戰士作勤務員。母親幾次要求組織上把他調回去，組織上都沒有同意。于是每當這個戰士要幫助家里干活時，母親就讓我和大弟弟去做。并且告訴我們：“你們的年齡和這個戰士差不多大，凡是他能夠干的活，你們都應該能干”，不讓我們有任何特權思想。這個戰士在我們家待了三、四個月，實在無事可干，就回了部隊。

為了使我們具備各方面的知識，從我上小學三年級開始，母親就每個月分別給我和上小學一年級的大弟弟五角和二角錢買書。到我五、六年級后，母親給我和弟弟的買書錢成為一元和五角。這些錢只許買書，不許買別的東西。書買回來后要第一時間報告母親，讓她檢查。到我高三的時候，我和大弟弟有了滿滿兩書架的書。

大弟弟上初二的時候，要母親給他買一雙跑刀滑冰鞋。母親對他說，滑冰場能夠租，不要自己買。大弟弟鬧情緒，母親對的說，你看看工人家的孩子，能想要什么就買什么嗎？全國能夠有5%的家庭過上我們家的日子就不錯了，不要不知足！生活上多和工人家的孩子比比。

我去農村插隊，母親怕我思想不通，就對我說，社會上每項工作都要有人去做，要你去農村，就是工作需要。后勤那么多農村來的小戰士，和你歲數差不多，你到農村去就是壯勞力，農村孩子能干的活，你都要能干，不要叫苦叫累。我在農村插隊7年期間積極參加勞動，和群眾打成一片，獲得了鄉親們的認可，擔任了大隊革委會副主任。通過科學種田，使得小麥產量由歷史最高畝產273斤提高到412斤。從小，她就教育我們要誠實、勇敢，有正義感，平等待人，熱心助人，在困難面前要頑強不屈，要求我們生活能夠自理。“好男兒要志在四方”，是她對我們三兄弟說的最多的話。

8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煤炭規劃設計院負責生產計劃調度，不少煤礦急等設計圖紙施工。一天中午我一進家，來看我的母親就對我說，剛才一個什么煤礦的同志，給你送來了一個大蛋糕，兩條煙和一兜水果，說把他們的圖紙往前排排。我當時就讓他拿走，說：“我兒子就值這幾個錢？”他放下東西就跑了。“你把蛋糕和水果送給育兒園，把煙交給辦公室，留著招待客人。”下午一上班，我就把這些東西送走了。

80年代末，我過年回上海探家。看到澡缸里有兩條一米多長的大青魚，地上還有雞鴨等農產品。我問哪里來的？早就退休的母親告訴我，是小弟弟當“星期六工程師”的鄉鎮企業送的。讓他們拿走，硬是不拿走。緊接著問我：“你小弟弟會不會犯錯誤？毛主席早就規定‘不拿群眾的一針一線’。”我估計是小弟弟給人家幫忙，從不拿錢，過年了，人家過意不去送的。等小弟弟回來一問果然如此。母親要求小弟弟按照市場價格折算成錢，給人家。

我的名字是母親起的。原來以為只是筆劃少，容易書寫。一次，母親告訴我，之所以叫“元仁”，因為“元”既是“首”，第一的意思。“仁”，是“仁愛”、“仁慈”、“仁義”的意思。要你記住，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首先要有善良的心，愛人民，堅持正義，百折不撓。

母親最愛看魯迅的書，這可能和她與魯迅是同鄉有關。受魯迅思想的熏陶，母親疾惡如仇，主持公道，熱心幫助別人的點點滴滴，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我們。

父親在我們小的時候就特別注意培養我們各方面的知識。我小學三年級時老師要求復述課文，父親看到我總是記住了后面的就忘了前面的，就教我在記后一段的時候將前一段的再默念一遍的循環記憶法；北京天文館剛落成，他就帶我們去參觀，給我們講天文知識；在一個冬季的晚上，父親帶我們去洗澡，走到被大雪覆蓋的大操場時，他讓我走斜線，他和大弟弟走操場的直角邊，用事實告訴我們“三角形兩邊之和大于第三邊”。

我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一天晚飯后，聽到父親在客廳里對母親說：“這些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連中國字都寫不好，還不如咱們家老大寫的字。”原來，是留學生們寫的轉正技術報告，就像我在小學二年級時寫的字。父親的毛筆字寫的很好，他特別重視文字的書寫。可能是這件事引起了父親的思考，這年暑假，他規定我必須每天寫四篇大字。可惜我玩心太重，總是用“描紅”的方法應付差使，至今也沒有把字練好。

我小學五、六年級時，父親從部隊圖書館為我借回《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叢書讓我看，了解革命歷史。上初中后，父親專門為我們訂閱了蘇聯出版的青少年讀物《趣味數學》，《趣味物理》和《趣味化學》，啟發我們對科學的興趣。他在我們耳邊說的最多的是：“學習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要求我們抓緊一切時間學習。而他自己也為我們做出了榜樣。父親在解放前就懂得英語和德語，解放后，為了能夠看懂俄文資料，他又利用工作之余開始學習俄語，而且很快就掌握了。我問他有什么訣竅，他告訴我：“學外語沒有什么訣竅，就是要多讀，多寫，多練，多背。”我按照父親的教導，在中學的俄語學習中，每天早早就起床，背誦俄語課文。并且將俄語課文默寫出來后，再翻譯成中文，按照中文再翻譯成俄文和原文對照，糾正其中的錯誤。這種方法，使得我在初中升入高中的俄語考試中獲得了滿分。

高中時看到外國有資源衛星，我就問父親：“衛星在那么高的高空，怎么就能夠探測到地底下的資源呢？”

記得父親告訴我：“衛星在高空發射電磁波對地球進行掃描，由于各種礦產資源對電磁波的反射信號不同，衛星接收到不同的反射信號后再將其發回地球接收站。地面上的接收站根據已經獲得的各種資源對電磁波的反射情況繪制出圖譜，就能判斷出各種資源的面積、位置。”

“為什么不同礦產資源會對電磁波的反射不一樣呢？”我是“打破砂鍋紋（問）到底”。

“各種原子的核外電子數不一樣，運動頻率、軌道也不一樣，所以反射的電磁波也不一樣。你在高中化學、物理里都學到了這些知識，這點你應該能夠想到。”父親有點不高興了。

他還說：“你的各科學習成績不錯，但是一定要學會綜合利用各種已經學過的知識來研究和思考問題，否則考試成績再好也沒有用。”父親的這句話使我終身受益！

他實際上告訴了我：理論必須聯系實際，否則將一事無成。

當六六年我即將高考時，父親對我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不在學校名聲怎么樣，關鍵是自己要鉆研。”

一九七二年，周總理針對各大學反映的前兩年入學的“工農兵”學員基礎知識水平太差，提出了“考試加推薦”的高校錄取方針。這年秋天，父親在解決了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的技術問題后，專程驅車來到了我插隊的農村。進村后，他首先和大隊干部座談，了解我在村里的真實表現。父親怕隊干部看到我在，不講真話，就把我趕了出去。那次他還帶了部隊對他的最新的政治結論和部隊黨委給縣委的信，并把這些材料交給了公社黨委和縣革委會。那年，盡管我的文化課考試成績是全縣第一，但是因為不正之風，把已經寫在大學錄取通知書上我的名字被勾掉由別人頂替了。我氣的一個星期沒有吃飯，并將這一情況在信中對父親訴說。父親勉勵我不要灰心，告訴我，國家的建設、發展不能沒有知識，有機會還是要念大學。

一九七七年，我參加工作后的第三年，國家恢復高考，我終于考上了大學。當時，我已經是太原鐵路分局太原工務段的團委書記（代）了，組織部門征求我個人意見，是轉干，當團委書記，擔任黨委委員，還是上大學。在父親的支持下，我選擇了上學。由于當時插隊不算工齡，我的工齡不夠三年，學費需要自己負擔。又是父親每月給我寄生活費，使我完成了大學的學業。

在父親的支持和影響下，我們三個兄弟都是通過和其他人進行平等競爭的考試，被大學錄取，脫產學習，受到了高等教育。現在兩個是高級工程師，一個是經濟師。

我女兒考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后，父親語重心長地對她說，你今后要踏入工程師的隊伍了，30歲之前是“充電”的階段，不要分心。可以到國外看看人家怎么搞科研的。并且用毛筆給她寫了馬克思的一段話“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女兒按照爺爺的要求，大學畢業出國留學，取得了碩士學位和工程師資格，回國參加了工作。

父親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愛做書摘卡片。很多次晚上家里來了客人，母親都讓我到部隊資料室去找父親。每次我都看到父親在資料室看書，查資料，做資料卡片。父親經常在書房里整理和查閱他的幾大盒的書摘卡片。一次我問父親，與其這么辛苦的做書摘卡片，不如把書買回來看。他告訴我：“每本書里其實只有部分內容是有用的，做摘錄卡片，不僅加深記憶，也知道了這些東西在那本書里。以后要用的時候，一查卡片就知道了。”

父親很注意他專業領域內的國外先進技術，但是又不迷信洋人。

父親的書房永遠是整整齊齊的，文件，資料都井井有條的擺放在固定的位置。一次他到我和大弟弟的臥室，看到我們書桌上的東西擺放凌亂，就批評我們說：“你們這個樣子，今后怎么搞科研工作？到時候，找什么都找不到。所有東西都要有自己的固定位置擺放整齊。”

90年代初，父親離休了，我和大弟弟分別從太原和石家莊坐同一次列車去上海看望父母。因為帶了不少當地的土特產品，上車前就給父親打電話，請他按對離休干部規定，派單位的小車來接站。

我和大弟弟費勁的把東西拿出站后，看到父親一個人站在出站口。我問：“車呢？”父親說：“私事，用什么公家的車？打車！”

我臨回太原那天，下起了小雨，發愁買的不少東西怎么拿到火車站。父母住的小區不通公共汽車，要走很遠一段路。我和母親商量怎么辦。母親對父親說，下雨，公共汽車站離得遠，總不能讓孩子冒雨在路邊打車吧？，你給小車隊打個電話，要一下車吧。父親坐在那里不說話。我看著母親。母親說，你要是不打，我就打了。說著拿起了電話。父親見狀說，還是我來吧。過了一會兒，車來了停在樓下，父親見我放好了東西，先坐進了車里。我對他說：“下雨，你就別去了。”父親說：“車是給老干部用的，不是給家屬用的。我不去，群眾會有什么反映！”他考慮的是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不能因為自己的行為給破壞了。

1993年我根據政策調回北京時，為了工作安排，想請父親給張愛萍或錢學森寫封信，幫助我安排一下。父親不同意，他說，不能動用工作關系辦私事。自己的問題自己想辦法解決。

我的爺爺是工人，父親完全靠自學和黨的培養成為國家高級技術專家，他在工作中永遠認真嚴謹、一絲不茍。生活上始終低調平淡、知足常樂。

父親一輩子鐘情國防科研事業，75歲高齡時，國家有關部委發給他一摞文件，向他征詢意見。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里，耗費幾天時間，工工整整寫出了意見和建議，然后按照要求，以“機要”文件郵寄出去。至于寫的什么內容，他嚴格按照保密條例，一個字也不透露給其他人。他說：“按照國家要求辦事，是國防科研工作者必須遵循的原則。”在家庭生活中，也用科研精神要我們，教育我們做事要認真，學會堅持到底，不斷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