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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七十年，我們的家國世界（下）

點擊：4631 作者：江宇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12-23 09:42:21

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江宇

【編者按】新中國的七十年，深刻改變了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命運，深刻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的面貌。新中國七十年，我們每個人的家史、國史和世界史是相通的。中國的發展，既影響著每個普通人的生活，也構成世界歷史的一部分。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江宇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39講的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本人審定。全文共約1.6萬字，分上下兩篇，本期推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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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國道路新在哪里？

剛才我們回顧了二戰以來中國和世界的同頻共振的關系。

第一個30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黃金時代，我們抓住機遇，實現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第二個30年，在資本主義遇到困難，需要全球化緩解危機的時候，我們適時對外開放，加入了全球化，不僅利用這個過程充分發展了自己，走完了西方兩百多年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而且堅持了獨立自主，堅持了自己的制度優勢。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走出來一條新的道路。

這條新的道路，回答了四個人類歷史上的難題：

第一，回答了“李約瑟之問”：中國能啟動現代化嗎？

李約瑟研究經濟史和科技史，他說，清朝的時候，中國不比歐洲差，為什么那個時候中國沒有實現現代化？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來源于杰弗里·薩克斯提出來的貧困國家的“八大陷阱”，杰弗里·薩克斯就是當年蘇聯“休克療法”的發明者。

哪些陷阱呢？貧困陷阱，即發展中國家越窮就越會窮下去，因為越窮就越要把盡可能多的資源用來吃，就沒有可能去集中資源來投資、來改變貧窮的命運。其他還包括文化障礙，創新障礙，政府失靈或者被利益集團所俘獲等陷阱。

而中國通過社會革命超越貧困陷阱；通過組織超越政府失靈；通過建設新文化超越文化障礙；通過獨立自主超越全球化陷阱；通過促進人的發展超越人口陷阱。所以，回答了李約瑟的問題，一句話就是靠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優勢破解了其他窮國和舊中國面臨的一系列陷阱。

第二，回答了“毛澤東之問”：中國會被開除地球球籍嗎？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說，中國那么大，有那么多人口和資源，社會主義制度又有優越性，如果再過五六十年還不能趕上美國，就要開除你的地球球籍。現在來看，毛主席可以放心了。

按照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還沒有超過美國，但是按預測，可以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趕上美國。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即貨幣實際的購買力來計算，我們現在已經超過美國和歐盟了。當然，這僅僅是總量，按人均收入中國還在世界排名60名左右。

第三，回答了“中等收入陷阱之問”：中國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嗎？

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再進一步發展的難度就會增大，大量國家出現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跌倒在現代化的門檻上。那么，中國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了，我們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嗎？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什么宿命，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資本主義陷阱。所有陷入中等收入的國家都是處在資本主義體系邊緣的國家，這是由西方大國主導的全球秩序所決定的。

在這種全球秩序下，首先，“邊緣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往往不是自發演化出來的，而是在殖民地條件下由外部強加的。這些國家往往沒有經過徹底的社會革命，封建制度的約束并沒有完全打破。其次，“邊緣國家”既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必然要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從而很難獨立自主建立完整的經濟體系，因為國際壟斷資本不允許。在政治上，這些國家往往在現代化還沒有實現時就引進了西方的競爭性選舉民主，導致社會的撕裂和對立。中國的實踐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擺脫依附與危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回答了“馬克思之問”：中國能跨越“卡夫丁峽谷”嗎？

1881年2月16日，俄國社會主義活動家查蘇利奇女士致信馬克思，詢問俄國能否從原始的公有制社會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經過長期思考，四易其稿，寫了正式寫的回信。他說：（五種社會形態依序演進）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局限于歐洲各國。在“資本論”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東方國家從封建社會跨越資本主義社會的陣痛，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國的實踐，回答了馬克思當年關注的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問題。

為什么中國能夠跨越“卡夫丁峽谷”呢？這是不是同《資本論》里所說的只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充分暴露才能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相矛盾呢？

不是的。

理由如下：第一，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形成之后，落后國家已經不可能完全沿著西方道路走向現代化，跨越“卡夫丁峽谷”成為必然的選擇。第二，中國證明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可以兼容的，不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同樣能夠實現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第三，在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影響了世界每一個角度，落后國家并不需要經歷資本主義階段的完整發展，也能夠深刻地感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從而產生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自覺。第四，在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主義因素也有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增長。落后國家不僅可以直接借鑒和利用資本主義現成的經濟技術發展成果，同時也可以借鑒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市場失靈、約束資本的經驗。

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中國寄于厚望。他們寫道：“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中國社會主義之于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他們當時為未來的中國取好了名字，叫中華共和國，我們又加了兩個字，最終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一個角度來總結，我們中國這套制度到底有哪些特點讓我們自信呢？這種自信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礎上？

我認為有五個方面。

第一，在思想方法上，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文化非常強調辯證法和實踐論，“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從實踐到理論、從理論到實踐”“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我們的文化里面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傳統，所以中國人從來不相信“宿命論”，從來不相信窮國就一定窮下去、窮人一定窮下去，而是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夠改變世界。這樣實踐的理性和其他一些文化相比是有優越性的。

辯證唯物主義也是一個正確的方法論，大家可以回顧一下，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在具體的政策上發生過多大的變化？這面的極端、那面的極端都實驗過，但是為什么我們還沒有“翻車”，最重要的是我們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能夠不斷地隨著時間的變化來調整政策，不斷找到新的辦法。也就是說，我們追求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這個相對于一些被既有的教條所束縛的理念和國家來說，也是一大優勢。

舉一個例子，貴州省提出“五步工作法”，我補充了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政策設計-工作部署-干部培訓-督查督導-追責問責”，我們所有成功的決策都是要經過調查研究然后設計出來政策，然后對干部進行培訓，然后再督察督導、問責和追責。這就是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為什么我們的制度可以做到這一條呢？因為我們是知行合一、議行合一的，黨既要做理論工作，又要做實際工作。所有的執政者和執政團隊都要學理論，所以我們隨時能夠隨著變化來發現問題和調整我們的政策。

第二，在經濟制度上，既充分利用市場和資本，又駕馭和約束市場和資本。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條不同于蘇聯、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資本和市場，又利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約束資本和市場，讓資本和市場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這種模式，既不同于蘇聯的消滅市場，也不同于西方國家讓資本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而是從人類歷史在當前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出發，既充分發揮市場和資本的作用，又把這匹烈馬帶上轡頭，不允許市場的作用無限膨脹，不允許資本對社會的支配權力無限擴大。

第三，在發展目標上，以人民為中心。

中國在還是一個低收入國家的時候，就覆蓋了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正因為建立了這樣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在經濟還沒有大發展的時候，人類自身的發展就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王紹光老師做過相關研究，與全球的國家相比，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樣的特點：人類發展指數比經濟發展水平的排名要更領先。所以這就避免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在國際關系上，堅持正確義利觀，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做到了中國古人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即獨立自主地參與全球化，有序自主地對外開放，在開放中堅守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的底線；達則兼濟天下，則是努力維護全球公平正義，支援比中國更加落后的國家，通過維護全球公平正義為自己爭取發展的正當權益。這是中華民族兼濟天下的傳統哲學在現代國際關系中的應用。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是一致的，因為中國本身是發展中大國，維護全球公平正義就是為自己爭取公平的發展權益。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

我們黨把人民組織起來，把“群氓”變成了“群眾”，我們黨既是群眾的領導同時也是群眾的學生，也就是說黨和人民有共同的目標。這就超越了西方國家常見的階級對立和民粹主義。有的國家是政治的力量過度傾向于強勢的集團，有的國家民主制度遷就民眾一些不合理的需要、甚至是極端的需要，導致了制度的碎片化。而我們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同時能夠解決這兩個極端的問題。

所以，中國超越了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也超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超越蘇聯表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延長產業鏈提供了市場。蘇聯之所以難以從重工業優先的結構中擺脫出來，是因為它缺乏一個廣闊的外部市場和中下游市場。中國還從政治上解決了蘇聯的階級固化和干部的腐敗、黨的腐敗和自我革命的問題。

1945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楊家嶺的窯洞中有過一次著名對話，黃炎培感慨：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圖｜china.com

黃炎培曾經問毛澤東，能不能真正跳出周期率？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跳出了周期率。十九屆四中全會要討論建設治理現代化的國家，就是要回答這一個問題：跳出周期率之后，如何固定化、法制化，使之成為長治久安的制度，開辟我們人民共和國長治久安的歷史。

五

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

最后，21世紀中國道路有沒有世界意義？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新中國的第一個時代，即改革開放前，我們證明了我們也能建成社會主義，并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擺脫貧困和依附。第二個時代就是改革開放，我們證明了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能夠取得和資本主義同樣的發展成就，而且比它還要快一點。第三個階段，2012年開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我們將要回答的問題就是證明社會主義能更好地解決今天資本主義還沒有解決的問題。簡單的說，第一個時代，我們也行；第二個時代，你們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第三個時代，你們做不到的我們還能做到。

為什么中國可以有這樣的信心呢？有兩個理由。第一，從國內來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凝聚新的增長動力。第二，從國際上來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全球的再平衡。當然我們在這里講的社會主義不一定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很完整和規范的社會主義，這里可以泛指一切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為什么社會主義才能凝聚經濟增長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講了一段話：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概念。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了價值而生產，即為了資本的增殖而生產，而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為了真實需要而生產。所以，反觀今天社會上我們面臨的這些問題：金融化、產能過剩、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的商業化，從本質上說都是為了過度追逐利潤而損害了事物本身為社會需要的作用，包括現在的環境污染，其實也是類似的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講，房子是用來住的，醫院是用來看病的，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這些問題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才能夠更好地解決。

下一階段，要恢復經濟發展動力，一定要超越過去的經驗和做法，更多地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推動經濟增長。

動力之一：占據世界經濟技術制高點。加大對基礎性科研的投入；整合創新資源，促進官產學研用的結合；再造一支高素質的工人階級。

動力之二：擴大基礎性、戰略性發展短板的投資。投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投資飽和，而基礎產業投資不足。基礎產業一般是指建設周期長、投資規模大、外部性和外溢效應強的產業。例如，尖端科技、能源保障、生態環境建設、國土整治、人力資本積累、國防軍工、宇宙開發、重大疾病治療等方面，應當集中資源加強這些領域的公共性投資。

動力之三：以共同富裕促進消費升級。當前，高收入群體有超強購買能力，但無法在國內滿足，導致消費能力外流；中產階級雖然有一定的消費能力，但是在收入分化的格局下，中產階級處于經濟上脆弱的狀態，特別是大部分收入都被過高的住房、醫療和教育所吸收；低收入群體還有大量的基本需要尚未滿足，但他們收入增長慢，購買力有限。

動力之四：擴大公共產品提供。提高醫療、教育的公平性、降低成本、提高質量，降低居民生活成本；特別是不能用商業化、市場化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否則不僅會給老百姓帶來沉重負擔，而且會窒息經濟增長的活力。

動力之五：更好地構建國企和民企協作的格局。美國19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產能過剩、惡性競爭后，出現了第一輪產業重組，形成了鋼鐵大王、石油大王、鐵路大王。當前產業集中度過低是導致我國實體經濟困難的基礎性原因，我國煤炭行業是世界五大產煤國最低的，產量最大的4家企業占全國產量17.6%，而美國為67%、澳大利亞為57%、俄羅斯為96%、印度前兩家為82%，其他幾乎每一個行業的產業集中度均低于美國。應當發揮國有企業作用打造戰略性先導產業，構建國企和民企協作的格局。

從國際上來說，今天的世界還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為什么會發生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根源是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造成了“中心-邊緣”國家兩極分化的格局。當年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說過：“英國逐漸由工業國變成債權國……利息、股息、投機方面的收入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越來越大了”“帝國主義加強了民族壓迫，輸入的資本加深了各種矛盾，引起了…愈來愈強烈的反抗。”

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也明確說過：“南方得不到適當的發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貧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沒有出路”。

為什么今日的西方會陷入債務的陷阱和金融的泡沫，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有資源和市場，但是沒有辦法啟動現代化？根源就是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秩序。而中國的文化有兼濟天下的傳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中國有條件把當年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理念得到更好的發展和實現。

在反思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士把眼光投向社會主義。

俄羅斯學者亞歷山大·韋貝爾說，2008年爆發的全球危機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即金融投機、金融信貸泡沫的膨脹、‘虛擬資本’都是相當危險的。

美國學者大衛·萊伯曼說，社會上1%的人掌握了經濟和政治權利導致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發生危機（失業及住房、醫療保險、教育、老人保健等方面的問題），是危機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