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最簡練的黨史：《陸定一文集》自序

點擊：作者：陸定一來源：《人民日報》發布時間:2020-10-03 09:14:37

【延安時期的陸定一】

正有著文人性格和學養的陸定一，畢生從事宣傳工作。他最后的一篇文字，是1991年3月發表于《人民日報》的《陸定一文集自序》。這一年是中共建黨七十周年。文章洋洋灑灑萬余言，陸定一為此耗時三個月。文章寫畢，他送請薄一波審閱。薄一波閱畢感嘆：“這是一篇最簡練的黨史啊。”

雖是文集之“自序”，陸定一卻幾乎未談文集內容，也沒有言說一己之事，全文所云幾乎全是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和中共七十年來歷史，觀點不乏獨到，情感不乏真切。85歲的陸定一在回顧了中共走過的曲折歷程之后說：“共產黨是這樣的一個黨，它是正確的，所以是光榮的和偉大的。它會犯錯誤，但是它總是能把錯誤改正過來。革命中是如此，建設中也會是如此。過去是如此，希望將來也是如此。”

——摘自莊若江《陸定一：書生革命家的反思》

《陸定一文集》

自序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周年。

中國革命，這是一個大試驗。試驗成功了。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以前，已經有過幾次試驗。

林則徐抗英，依靠的是當時的皇上——道光皇帝。結果是道光動搖了，林則徐失敗了，自己被充軍到新疆的伊犁。

太平天國輸入“基督教”，并企圖依靠農民來推翻清皇朝。到了南京之后，內部發生分裂。太平天國滅亡。

康有為、梁啟超，主張變法維新，依靠的是光緒皇帝和“公車上書”。后來被西太后一舉摧毀了。

孫中山，主張三民主義，依靠華僑，會盟，有組織和無組織的知識分子，和分化小軍閥。他推翻了清皇朝，完成了辛亥革命。但因為軍事力量不如袁世凱，所以把總統讓給了袁世凱，然后再來革北洋軍閥的命。“革命尚未成功”。

中國共產黨，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依靠工人農民，堅持斗爭二十八年，革命成功了。所以這是一次成功的試驗。近百年來所有的試驗中，只有這一個成功了。

回溯黨的歷史，我們看見：

五四運動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成立之后，黨員到工人中去工作。先是為工人服務，取得了工人的信任。當時，工人階級的人數不過三百萬。工人是破了產的農民，在鄉下不能生存，到城市找工作謀生。所以工人是被人看不起的。為什么共產黨看得起工人？因為馬列主義的教導。馬列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最革命的階級。

接著是兩次罷工。京漢鐵路工人的罷工，安源礦工的罷工。京漢鐵路工人的罷工失敗了。安源罷工勝利了。這是兩次經濟罷工。安源罷工是劉少奇同志領導的。我曾問過劉少奇同志，安源罷工是怎樣勝利的？劉少奇同志說，要事先告訴干部和黨員：革命的目的是奪取政權。在沒有取得政權以前，工人是不能得到完全解放的。所以，罷工中所提出的條件，只能是有限的。談判的結果，也一定是有限的。只要達到增加工資和承認工人俱樂部，就宣布罷工勝利，結束罷工。

接著，是兩次政治罷工，這就是“五卅”上海罷工和省港罷工。這是政治罷工，因為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

再接著，是三次暴動。一，上海工人暴動，成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二，南昌暴動，這是軍隊的暴動，主力為兩個軍、一個團；三，廣州暴動，主力為一個團，打出了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政權的旗子。這三次暴動，是城市暴動，都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全國解放，再沒有城市暴動了。

中國共產黨沒有退讓，而是轉到發動農民，武裝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權的道路。當時，除了共產黨以外，沒有一個黨派敢于這樣做。

這個歷史性的轉變，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會議。所以這樣做，又是根據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導。這就是：一，貧農是半無產階級，是工人階級最親密的戰友；二，民主革命的實質，是土地革命；三，工農聯盟的政權，可以保障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

革命從以城市為中心轉到以鄉村為中心。這在以往是沒有前例的。法國的巴黎公社和俄國的十月革命，都是首都的暴動。只要在首都奪取了政權，就是全國革命的勝利，否則，就是失敗。而中國革命卻不是這樣，城市革命處于低潮時，可以到鄉村去，繼續革命，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方法奪取全國政權。

農民起義，從陳勝吳廣以來，在中國歷史上，有二百多次。許多都失敗了。朱元璋的農民革命，是唯一勝利的。但勝利之后，朱元璋的明朝，變成了大地主的政權。

一系列的問題放在黨的面前。從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有四次黨內斗爭。

一、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陳獨秀是根本反對到農村去，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打倒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八七”會議的決議，就是針對他的。

二、反對瞿秋白盲動主義的斗爭。瞿秋白自己承認了錯誤。

三、反對李立三“全國暴動”的斗爭。李立三也自己承認了錯誤。

四、反對王明路線的斗爭。這個錯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全黨全軍達四年之久。王明宗派主義依靠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而上臺。他們背誦馬列主義的詞句，以此來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各種具體問題，“凡是馬恩列斯說過的話，必須遵循，凡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執行”。他們的建黨路線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殺害了很多蘇區的創建者。他們的軍事路線是不顧敵強我弱這個形勢，反對運動戰：進攻時要打大城市，結果是無功而返；防御時，要打陣地戰，“不失一寸土地”。分配土地時，他們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在統一戰線工作上，他們反對上層統一戰線，主張只能與下層進行統一戰線，說什么“中間勢力是比公開的敵人更危險的敵人”。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坐看發動“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被蔣軍消滅。最后，紅軍被迫去長征。

每一次錯誤路線的統治，都使黨的力量受到損失。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使黨員由五萬人減為一萬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黨員由三十萬人減為三萬人，紅軍亦由三十萬人減為三萬人。

反對王明路線，比起反對其他錯誤路線來更為困難。因為（一）他們有共產國際的米夫作為靠山，而在當時，中國黨對共產國際有迷信，以為共產國際的任何決定都是正確的。共產國際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確的。（二）他們言必稱馬列，在馬列主義詞句的掩護下干錯誤的事情。當時，中國黨還沒有這種理論水平，不能分別馬列主義的詞句中哪些是適合中國情況的，哪些是不適合中國情況的，所以就受到他們的欺蒙。（三）他們亦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地主資產階級，主張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難看出有什么路線的分歧。

這里，我要講講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是我的老師。因為是他第一個告訴我，在黨內有斗爭。他是黨內反對陳獨秀、彭述之右傾機會主義斗爭的先鋒。在知道自己犯了盲動主義錯誤的時候，他立即自我批評，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他當了中國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反對王明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里的胡作非為，因此同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有意見分歧。

王明宗派主義的形成，是一九三〇年初，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校黨支部局召集學校學生三百人，都是黨團員，開了十天大會，討論支部局的工作報告。擁護支部局的報告的人被稱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十天大會后，學校實行清黨，把反對支部局的人，加上各種罪名開除黨籍團籍學籍，或者流放西伯利亞。罪名之中，有“江浙同鄉會”、“工人反對派”、“第二條路線派”等等。學校也關門了。

一九三〇年六七月，代表團回國。回國的原因，是共產國際要中國共產黨“改變代表團的成份”。六屆中央三中全會，反對李立三路線，李立三同志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且多次作了自我批評。這時，王明和他的一伙人起來反對三中全會。米夫秘密來到上海，要中共中央召開四中全會。這次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否定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說，李立三路線是左傾的錯誤。四中全會卻說，李立三是右傾而不是左傾，因此，三中全會是“調和路線”。三中全會的領導人是瞿秋白，因此，瞿秋白是“調和路線的負責人”，應當撤職。王明應當做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的時候，出席者爭吵不休，最后，由米夫提出名單，當即要求表決，不許討論。這樣，王明就上臺了，從此開始王明路線統治全黨的時期。不久，我亦以“調和路線”的罪名，被撤銷團中央宣傳部長和團中央委員的職務。

我想，瞿秋白同志至少同我一樣，從那時起就知道，我們同王明之間有分歧，而且是路線的分歧。并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聰明，而是因為客觀事實迫得你不能不承認。但是，我們當時講不出王明路線是怎樣的東西，講出來也不能取信于全黨。理由三條，上文已經說過。

瞿秋白同志被捕，是在紅軍長征出發之后。他被關在福建長汀監牢里。國民黨陳果夫派人去勸降，被他拒絕了。臨刑之時，他唱《國際歌》。從容就義，慷慨赴死，表現了共產黨人的氣概。

他留下了一份遺書，《多余的話》。

我在延安當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時候，看見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上發表了這個文件。我當時認為，這個文件情緒消沉，恐怕是國民黨偽造的。

到了北京，我看見香港的報紙又發表了《多余的話》。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有毛主席和周總理在座，我向他們報告了這件事以及我的看法。周總理說，他親自看見過《多余的話》的原稿，確是瞿秋白的筆跡。這樣，我原來的“偽造”的假設是錯誤的。

但還有一個謎：為什么情緒消沉呢？

近來，我又想了這個問題。也對孫克悠同志（她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專門調查秋白同志事跡的。現已離休）談了。我現在認為，這不是情緒消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內疚。《多余的話》說，“我是一介書生”，把我推到領袖的地位上，這是“歷史的誤會”。秋白同志所以內疚，是因為他當了共產黨的領導人，但沒有把王明路線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災難，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為領袖。

可惜，我已不能把這種想法，向毛主席周總理報告和請示了。我要把這個想法原原本本寫在這里，還我思想上的欠債，表揚瞿秋白同志。

反對王明路線的斗爭，是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完成的。從遵義會議算起，全部過程有十年之久。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開了“遵義會議”。這是王明路線統治全黨4年的時候。“遵義會議”上，只有兩票贊成博古的報告，大多數人反對這個報告，主張毛澤東同志重新領導軍隊。這是說，王明宗派開始分化。但遵義會議的決議，認為王明的軍事路線是錯誤的，政治路線還是正確的。

王稼祥同志從蘇聯回延安，帶回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同志給黨中央的口信，說：“中國黨在毛澤東朱德同志的領導下，路線是正確的。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同志。全黨應該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王明同志不要再玩什么花樣。”這樣，就把王明路線所以能夠存在的第一個原因——共產國際的支持——取消了。

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延安的整風運動，毛主席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兩篇演講，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提出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這就把王明路線所以能夠存在的第二個第三個原因也取消了。整風運動以后，王明路線就不存在了。

毛澤東同志比瞿秋白同志，強在什么地方呢？論讀書，讀馬列主義的書，他們都讀得很多。論實踐，毛澤東同志自始至終在軍隊里、在蘇區里，親身經歷過勝利與失敗，深深了解軍情與民情，這是瞿秋白同志不能相比的。《左傳》里有段贊晉文公的話：“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晉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毛主席譏諷教條主義者，說他們“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讀了一點書，目空一切，自以為是的人，都是屬于這一類。毛澤東同志強調，凡是有了經驗的人，都要學點理論；凡是學了理論的人，都應該到實際中去，磨練自己；這樣才能使自己有比較完全的知識。

農民的武裝斗爭，（一）發動者必須是當地的共產黨員。不是當地的人，不知道當地的情況。這個人必須為當地農民做過好事，取得農民信任的。（二）必須有舊軍隊的人參加，否則不能把農民游擊隊訓練成為精兵。我軍十個元帥里，有五個是舊軍人出身的共產黨員，就是證明。（三）必須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太平天國有“天朝田畝制度”，孫中山有“耕者有其田”，但他們都沒有實行，因此，他們沒有相當鞏固的根據地可以依托。分田的時候，要劃分階級，這里最難的是怎樣分別富裕中農和富農。毛澤東同志經過調查研究，確定了凡是剝削收入占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是富農，以下的是富裕中農。分田的時候，地主富農同農民一樣，各得一份土地。農民分得土地，實現了祖祖輩輩的夢想，感激共產黨，革命積極性和生產積極性就迸發出來。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民，聽到這個消息，希望紅軍早點到來。（四）只沒收地主，不許侵犯工商業。對于地主兼工商業者，只沒收其地主部分的財產，不準侵犯他的工商業的財產。

土地改革，為農民辦了好事。它的影響，一直到現在還感覺得到。人民民主的政權，所以能夠經歷大風大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土地改革，也影響到長征。長征的勝利，當然是因為“遵義會議”，有了個好領導，然而全軍將士，這樣的堅決頑強，那是因為他們是農民出身，受到過土地革命的好處。長途行軍，要找很多向導，過金沙江大渡河，要找船夫，這些人明知紅軍是要走的，他們留下來，一定會遭到國民黨和地主的追究。但是他們不怕，那還不是土地革命的影響？行軍要帶糧食。紅軍在長征中的糧食，是靠沒收當地的大地主得來的，農民并不見怪，而且幫助紅軍。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在蔣介石進攻我們以前，我們必須在抗日根據地進行土地改革。然后，在全國勝利之后，在全國進行土地改革。雖然當時有些好心人不了解，全國勝利之后他們是會了解的。

“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清楚地劃了一道界線。以前，黨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還是幼稚的，可以說是黨的幼年時期。以后，黨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是成熟了，可以說是成熟時期。從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十五年，經歷了長征的勝利結束，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成，抗日戰爭，反對頑固派的斗爭，重慶談判，人民解放戰爭，到全國解放的勝利，這樣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每一個關鍵時節，全黨都得到黨中央的及時的正確的指示，因而能夠不受挫折，一步一步地向勝利前進。如果說“世界奇跡”，這十五年才真正足以當之無愧。

這十五年，黨內也不是沒有斗爭的。（一）反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紅軍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合，大家都很高興。這是十萬大軍，如果進入陜甘，北上抗日，就可以形成很有利的局面。誰知即在此時，張國燾不同意北上，主張到西康藏族地區建立根據地。這意味著，共產黨和紅軍退出中國的政治舞臺。張國燾還認為，一方面軍只存三萬人，四方面軍有八萬人，這證明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張國燾路線是正確的。所以，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都應當由張國燾領導。這是軍閥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表現。為了爭取張國燾同意北上，在沒有人、沒有吃、沒有穿的雪山地區“蘑菇”了一個多月。戰士們餓壞了。于是，在經過草地時，損失了一半有生力量，都是在高山氣候下凍餓而死的。過了草地之后，張國燾還要返回草地，到四川的天全蘆山去。不能不分家了。毛澤東、彭德懷帶了一、三軍團六千人北上，到了陜北。隔了一年，再把二、四方面軍接到陜北。后來，張國燾投奔了國民黨，我黨中央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把他的妻子送出陜北根據地，與他團聚。（二）第二次王明路線。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建成以后，王明從蘇聯回國，帶回了兩個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是重復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的口號。照此去做，那么，紅軍（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抗戰開始時為三萬人，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和反對頑固派戰爭之后，最多還是三萬人，而不是一百萬人。以三萬人對國民黨的三百萬軍隊，不可能有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這條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隨著王明的垮臺而不存在了。（三）土地改革中侵犯中農的錯誤。這個錯誤應由康生負責，后來由黨中央把它糾正了。——以上三次斗爭都沒有影響到全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民主黨、無黨無派民主人士的領導人在天安門閱兵和檢閱游行。當陸海空三軍的方隊通過時，想起二十八年前共產黨還沒有一支槍，連子彈也沒有，現在卻有了四百萬軍隊，有了坦克、飛機、大炮，還有海軍。看見游行隊伍紅旗招展，想起多少先烈，拋頭流血，那紅旗不是血染成的嗎？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以和平方式進行和完成的，這就是“贖買政策”。中國的工商業、銀行業資本，百分之九十是官僚買辦資本，這部分已經沒收，成為國有的了。因此，對于民族資本可以用贖買的辦法。

從此，中國再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了。

中國人民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從陳勝吳廣算起，經歷了兩千余年。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從林則徐算起，經歷了一百多年。至此，兩個革命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了。我們老一輩的人，再沒有“革命尚未成功”的慨嘆。余下來的任務，是反對“和平演變”，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譯成現代的白話，就是“道理（理論）、（凡是）可以講得出來的，（都）不是真理”。辯證唯物主義，把真理分為兩種：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所以，人類只能無限地接近它，而不能達到它。相對真理，例如中國革命的真理，則是人類能夠達到的，而且可以講得出來的。中國共產黨講出了中國革命的真理，而且用事實證明它的確是真理。這個真理就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但是相對真理還不是絕對真理，所以不可以把它全盤照搬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可以而且必須照搬的，只有共產黨的領導和思想方法：調查研究，實事求是。

一九七八年黨中央召開的第十一屆第三次全會，其偉大功績就在于恢復了這個思想方法。從此，中國黨就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由幼年時期進到成熟時期。

“大躍進”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兩次全國性的錯誤，是“左”的錯誤，是在黨處在社會主義建設幼年時期發生的，因而有它的必然性。同時也有偶然性，這兩次都是由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其主觀目的是要“快”，恨不得使中國很快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正確的意見不能形成氣候。非到“焦頭爛額”不能改正。

黨進入成熟時期以后，情形就不是這樣。一九八九年六月，有一小批黨員被“全盤西化”等口號所迷惑，黨中央就能糾正他們的錯誤，平定了動亂與暴亂，避免了犯全國性錯誤。

“文化大革命”時，“踢開黨委鬧革命”。“造反派”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是站在人民之上，命令和強迫群眾做這做那，為全國造成浩大的災難。時間長達十年之久。這樣的局面，黨居然能把它挽救過來。真是了不起。

共產黨是這樣的一個黨，它是正確的，所以是光榮的和偉大的。它會犯錯誤，但是它總是能把錯誤改正過來。革命中是如此，建設中也會是如此。過去是如此，希望將來也是如此。革命經過了二十八年，建設將是更長的過程。現在估計，從一九四九年到二〇五〇年，即一百年，我國才能達到世界上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建設的過程，也像革命一樣，將是波濤起伏的，即是“勝利——失敗——勝利——失敗——勝利”的過程。“一帆風順”只有在黨的路線正確的前提下才會出現。

有些青年同志向我抱怨，說自己“生不逢辰”，沒有早生若干年，沒有參加轟轟烈烈的革命。他們向往革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要提醒他們：革命是艱難的，因而是偉大的事業。但是，建設何嘗不艱難，何嘗不偉大。你們能夠迎著艱難而上，那就對得起人民，對得起中華民族了。

我只舉兩個數字。（1）我國人口每年以百分之一點二四的速度增長，而糧食生產的增長比較緩慢。每人平均糧食現在是三百多公斤，估計到二〇〇〇年只能有這個數目，可能還要減少些。（2）我國工業產值的增長，去年定為百分之六，而工資的增長到去年九月已達百分之九。能不感到形勢的嚴峻么？

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解散，一條是更加團結一致，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生產，努力節約，渡過困難。顯然，只有第二條路才是真正的出路。

長征時經過雪山草地，“文化大革命”時坐牢十三年，那時我是怎樣想的？我（還有許許多多同志）想，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沒有任何其他政治勢力能夠這樣做。個人的生死榮辱是次要的，主要是共產黨這個集體，才是最重要的。哪怕天崩地裂，只要共產黨在，就有希望。所以才能性情開朗，哈哈大笑，熬過難關。我并不希望后代再過這樣的苦日子，希望（而且相信）后代比前代強。

綜觀七十年來中國的歷史，不論是中國的革命，或是社會主義建設，其成功和失敗，決定于有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所以成功，是因為有了共產黨的領導。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共產黨的領導。

反對共產黨領導權的這種錯誤觀點，有的來自黨外，有的來自黨內。其表現，既有右的，亦有“左”的。

在革命時期：黨外，有國民黨右派，以蔣介石為首，主張“限制共產黨”，“清洗共產黨”，“溶化共產黨”，直到“剿滅共產黨”。黨內有陳獨秀，反對共產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權。兩者互相配合。結果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然后，蔣介石繼續“剿共”，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共產黨內有了王明路線的統治。米夫和王明認為，老的共產黨領導必須撤換，代之以王明教條主義宗派。這是從“左”面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權。兩者互相配合。于是，使得紅軍長征，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國民黨統治區黨的組織幾乎全部損失。日本帝國主義得以長驅直入。中華民族遭到前所未有的災難。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外，有章伯鈞、羅隆基，提出“大鳴大放，輪流坐莊”，從右的方面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黨內有“文化大革命”，提出“踢開黨委鬧革命”，從“左”的方面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結果是全黨全國的災難。

方勵之在黨外鼓動學生反對四項原則，要共產黨下臺。黨內則有“一手軟，一手硬”的領導。所謂“一手軟”，歸根到底，就是不要共產黨的領導權。結果是名為“天安門事件”的動亂和暴亂。這時，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已經成熟，所以能平定動亂和暴亂，不致釀成全國性的大災難。

回顧七十年來的歷史，可以看見，共產黨的領導何等重要。有了一個經驗豐富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中國人民的幸福。不論黨內和黨外，都應當擁護這個領導。

就此結束我的序言。時年八十五歲。

（來源：昆侖策網，正文原載1991年3月13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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