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码高清三级片无删减,在线看一级片,首页国产日韩在线

羅援：無名英雄于無聲處建奇功

點擊：作者：羅援來源：《瞭望新聞周刊》發(fā)布時間:2020-10-07 08:56:32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景觀墻上，篆刻著毛澤東主席手書的題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黨的隱蔽戰(zhàn)線工作是黨和國家革命事業(yè)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隱蔽戰(zhàn)線上的無名英雄們是黨的鋼鐵脊梁，是共和國的忠誠衛(wèi)士！2020年，國慶中秋雙至，闔家團圓，家與國同慶，我們在此向各條戰(zhàn)線的革命先烈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緬懷。

于無聲處建奇功

——共和國不會忘記隱蔽戰(zhàn)線上的無名英雄們

光陰荏苒，日月不掩。在舉國歡慶的日子里，人們更加懷念為新中國的建立而流血犧牲的無數(shù)仁人志士，特別是隱蔽戰(zhàn)線上的無名英雄們。

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要消滅敵人，就要有兩種戰(zhàn)爭，一種是公開的戰(zhàn)爭，一種是隱蔽的戰(zhàn)爭。”歷史充分證明，黨的隱蔽戰(zhàn)線工作是黨和國家革命事業(yè)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隱蔽戰(zhàn)線上的無名英雄們是黨的鋼鐵脊梁，是共和國的忠誠衛(wèi)士。

光輝的歷程

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的創(chuàng)始人周恩來同志說過：“有了黨，就有黨的情報保衛(wèi)工作。”中國共產黨的隱蔽戰(zhàn)線工作伴隨著黨的誕生而誕生，伴隨著黨的成長而成長，伴隨著黨的勝利而勝利。

從1927年5月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在武漢創(chuàng)建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黨的隱蔽戰(zhàn)線工作從無到有，由小到大，走過了22年的光輝戰(zhàn)斗歷程，這是一段前仆后繼的斗爭史，是一場沒有硝煙的生死搏殺。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進行到第八天，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闖進這幢房子內來偵察，幸虧樓下有人放哨，未讓其入內。會議代表們聞訊后，迅速轉移。這樣代表大會才得以在嘉興南湖一只游船上繼續(xù)召開。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起，就圍繞情報保衛(wèi)工作展開了斗爭。只不過，當時的情報工作僅局限于預警性、保衛(wèi)性情報。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時任黨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黨的安全成為最重大、最迫切的問題。必須建立一個從事情報保衛(wèi)工作的專業(yè)機構，同敵人進行隱蔽斗爭，及時掌握國民黨內部反動傾向增長的動態(tài)，特別是反動勢力破壞我黨的準確動向。因此，周恩來根據(jù)列寧創(chuàng)建“契卡”的原則和經驗，于1927年5月在漢口成立了以情報、保衛(wèi)工作為主要任務的“特務工作處”，直接歸中央軍委領導。

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成立的時間不長，就獲取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例如，了解到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fā)奎陰謀解除葉挺同志（張發(fā)奎部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師長）和賀龍同志（張發(fā)奎部第二十軍軍長）兵權的情報；了解到汪精衛(wèi)同蔣介石策劃所謂“寧漢合作”并在漢口召開所謂“分共會議”準備叛變革命的情況。因此，當汪精衛(wèi)在1927年7月15日叛變時，我黨避開了敵人的突然襲擊，減少了損失，保存了武裝力量，為發(fā)動“八一”南昌起義準備了條件。這同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期我黨幾乎茫然無知的情況已經截然不同了。

“特務工作處”的成立解決了我黨的情報保衛(wèi)組織從無到有的問題，它的成立表明黨的隱蔽戰(zhàn)線工作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是被國民黨反動派逼出來的；它的初期活動也表明，黨的隱蔽戰(zhàn)線工作是黨獲取階級斗爭主動權的重要工具，有組織的情報保衛(wèi)工作，為及時揭露敵人的反共陰謀，保衛(wèi)黨中央的安全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基本扭轉了過去面對敵人的突然襲擊毫無準備的被動局面。

“七·一五”汪精衛(wèi)繼蔣介石之后叛變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我黨召開“八七”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1927年11月，周恩來在領導“八一”南昌起義后由東江前線回到上海，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中央組織部和軍委工作。他在軍委特務工作處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央特科。這是我黨系統(tǒng)的專業(yè)情報保衛(wèi)組織。特科的主要任務是及時探取敵人破壞我黨的陰謀，向黨中央報警，懲處對黨構成重大威脅的叛徒、內奸，保衛(wèi)黨中央和領導人的安全，營救被敵人逮捕的同志。在敵情十分嚴峻的情況下，特科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陳云同志曾評價說，中央特科是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zhàn)斗堡壘，是一個有戰(zhàn)斗力的白區(qū)黨的地下組織。

抗戰(zhàn)初期，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黨從過去長期被封鎖和隔絕的狹小范圍走向全中國。為了適應全國抗戰(zhàn)的形勢，1937年5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白區(qū)黨代表會議，會議由劉少奇等主持。會議清算了黨在白區(qū)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指出白區(qū)工作必須隨著新的形勢和階級關系發(fā)生的重大變化而徹底轉變。

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派遣大批奸細特務，混入革命根據(jù)地，進行暗害和間諜活動。為此，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央社會部，主要負責根據(jù)地的鋤奸肅特工作。圍繞這一中心任務，進一步發(fā)展了敵占區(qū)和國統(tǒng)區(qū)的保衛(wèi)性情報工作，并獲取了一些重要的軍政情報。

1941年，敵后戰(zhàn)場已經成為抗日的主戰(zhàn)場，我黨面臨許多全國性和國際性的戰(zhàn)略決策問題。為此，黨中央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指出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第一表現(xiàn)，強調了解情況是決定政策和行動的基礎。把情報工作提高到政治和思想上的原則高度。為此，于1941年9月成立了中央情報部。

中央情報部的建立是我黨情報工作發(fā)展過程中的重大轉折點，是由報警性和保衛(wèi)性的情報工作轉變到軍政戰(zhàn)略性情報工作、由零星的情報搜集發(fā)展到周密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標志。在這一時期，較系統(tǒng)全面地總結了歷史經驗，制定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情報工作的基本方針、政策和做法，開創(chuàng)出情報工作的嶄新局面，逐步形成了我黨情報工作所具有的獨特風格。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情報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黨的中心任務，在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艱險復雜的形勢下經受了鍛煉和考驗，得到了全面、深入的發(fā)展而走向成熟。

在解放戰(zhàn)爭中，各級情報組織始終把敵人要害部門和戰(zhàn)略要地作為偵察重點，瞄準國民黨的政治、軍事、特務等決策指揮機關，開展情報搜集活動，特別是向胡宗南、傅作義、白崇禧等一批國民黨高級軍事頭目身邊派出我重要情工人員，及時反饋敵人的重要軍事陰謀，如軍事部署、重要軍事會議、重大作戰(zhàn)計劃等。同時獲取了與解放戰(zhàn)爭密切關聯(lián)的重要政治、經濟、國際、敵特和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人民生活和人民民主運動等的情報，對配合解放戰(zhàn)爭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之，由于中央情報部及時調整、充實和組建了情報機構和情報隊伍，對隱蔽戰(zhàn)線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和重點派遣，因此，在整個解放戰(zhàn)爭期間，充分調動了情工人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卓有成效地發(fā)揮了情報工作的重要作用，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情報，緊密地配合了解放戰(zhàn)爭各階段的政治、軍事斗爭，圓滿地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艱巨任務。在殘酷的階級斗爭烈火中，情報工作受到嚴峻考驗與鍛煉，日益發(fā)展壯大，可以說，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發(fā)展到了鼎盛時期。

驕人的戰(zhàn)績

我黨的隱蔽戰(zhàn)線工作是由毛澤東直接領導，由周恩來具體指揮、布局和實施的。

如果按毛澤東的說法，他在軍事指揮上的得意之筆是“四渡赤水”和“三大戰(zhàn)役”；那么，周恩來在隱蔽戰(zhàn)線上的得意之筆應該是他領導的“龍?zhí)度?rdquo;和“后三杰”，以及他在敵人核心要害部門布下的“閑棋”、“冷子”和刺向敵人心窩的利劍。

“龍?zhí)度?rdquo;是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

1928年春，錢壯飛為躲避北平政府通緝，來到上海，以其多才多藝的才華考入無線電訓練班，后在徐恩曾任局長的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工作。由于錢壯飛“工作勤奮、忠誠、有能力”（徐恩曾在《無形的戰(zhàn)斗》中的評價），深得徐恩曾的賞識。1929年12月，徐恩曾調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科長，不久兼任調查科（即中統(tǒng)前身）科長，特意將錢壯飛留在身邊當他的私人機要秘書。當李克農和錢壯飛將國民黨擴大反共特務組織的消息告訴黨組織后，周恩來指示中央特科的同志：“你們把他拿過來。”于是，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就成了中央特科情報科（負責人是陳賡）領導下的一個堅強戰(zhàn)斗集體，李克農任黨小組組長。

他們打入敵人的心臟，為黨做了大量的工作。利用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設立和控制了國民黨公開的情報機關：錢壯飛任“民智通訊社”負責人、李克農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廣播新聞編輯、胡底任天津“長城通訊社”的負責人。他們利用徐恩曾好色的特點，創(chuàng)造機會，獲取了他隨身攜帶的高級密碼本。利用工作之便，獲取了許多反映蔣介石親自策劃的“圍剿”江西革命根據(jù)地的軍事情報，有力地配合了蘇區(qū)紅軍的作戰(zhàn)，為紅軍取得兩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龍?zhí)度?rdquo;對黨作出的杰出貢獻，是及時了解了敵人企圖危害我黨中央安全的陰謀活動，一舉粉碎了叛徒顧順章及其主子蔣介石妄圖將我黨中央在滬領導人一網打盡的陰謀，為我黨隱蔽戰(zhàn)線事業(yè)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1931年4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完成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蘇區(qū)的任務后，違反保密紀律，在漢口街頭賣藝，被捕叛變。很快供出我黨駐武漢的交通機關和紅二方面軍駐武漢辦事處，致使十余人被捕。更為嚴重的是，他提出要親自見蔣介石，試圖出賣上海黨中央機關和所有中央負責人的住址。在此千鈞一發(fā)之際，打入敵人心臟的錢壯飛，截獲了武漢特務組織發(fā)給徐恩曾（當時到上海度周末）的數(shù)封急電，并及時通過李克農、陳賡等同志向黨中央作了匯報。周恩來在陳云同志的大力協(xié)助下，立即組織黨中央大轉移，使瞿秋白、秦邦憲、李維漢、王稼祥、任弼時、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等一批中央負責人幸免于難。這的確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在隱蔽戰(zhàn)線上進行的一次驚心動魄的生死搏斗。“龍?zhí)度?rdquo;的事跡曾被認為是“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毛澤東同志夸獎他們，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們，當時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不存在了。可見“龍?zhí)度?rdquo;功勞之大，可見情報工作之重要。

“后三杰”是指打入到胡宗南身邊從事情報工作的陳忠經、熊向暉和申健。他們組成三人小組，實行單線聯(lián)系，先后由吳德峰、羅青長、曾三、王中等人領導。

陳忠經是北大學生自治會的主席，是“社聯(lián)”成員，后任三青團組訓組組長、陜西省團部書記，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委員，新秦日報社董事長。熊向暉是清華大學的中共秘密黨員，民先隊的組織委員兼秘書，后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貼身機要秘書，成為胡的嫡系親信。申健是漢中西北大學的進步學生，后任三青團西安市分團部書記。他們各自利用自己的才華和社會關系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董必武等同志指示他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辦法影響、爭取胡宗南抗日到底”。

三人小組和西安其他情報組織搜集了大量情報資料，其中有西安各黨政軍民機關調查詳表、防止異黨活動方案、胡宗南特務系統(tǒng)概況、電報密碼、蔣胡的戰(zhàn)略動向、胡宗南軍隊的戰(zhàn)斗序列、編制、番號、主官姓名、裝備、人數(shù)、駐地、軍事部署和作戰(zhàn)計劃等重要情報。

特別是熊向暉獲取的國民黨第八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朱紹良草擬的進攻我陜北軍隊的“作戰(zhàn)計劃”，以及西安其他情報組織提供的情報，對我軍粉碎國民黨發(fā)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當時，我在延安的兵力只有一個保安團、一個警衛(wèi)團，沒有野戰(zhàn)部隊。所以黨中央采取了緊急措施，由朱德于7月4日和6日分別給胡宗南、蔣介石發(fā)電報，抗議他們進犯陜甘寧邊區(qū)的挑釁活動，7月9日召開三萬余人參加的緊急動員大會，揭露蔣介石的陰謀，并通電全國各黨派、各報紙，呼吁停止內戰(zhàn)。7月12日，毛澤東根據(jù)各方面搜集來的情報和材料，撰寫了《質問國民黨》一文，用《解放日報》社論的形式公開發(fā)表。該文列舉了大量事實，其中也包括胡宗南把原來對付日寇的河防第一軍、第十六軍和第九十軍等三個軍調到邊區(qū)來積極準備進攻我軍的事實。毛澤東的文章義正詞嚴，指出這是國民黨和胡宗南不打日本人，破壞抗戰(zhàn)、破壞團結的行為，要求他們立即撤軍。本來胡宗南進攻陜甘寧邊區(qū)是要采取所謂的“閃擊戰(zhàn)”，“攻其不備”。現(xiàn)在事實都被公開了，無“奇”可言，而且共產黨又嚴陣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罷，下令收兵。

日本投降后，蔣介石更加緊策劃進攻陜甘寧邊區(qū)的軍事陰謀，我黨有關情報組織及時上報了敵人調動兵力向我邊區(qū)進攻的重要軍事情報，有力地配合了陜北作戰(zhàn)。在1947年3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向延安發(fā)起進攻的關鍵時刻，熊向暉設法通過西安情報組織，及時上報了敵人進攻延安的計劃，為黨中央的戰(zhàn)略決策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當年，毛澤東和中央情報部對西安情報系統(tǒng)的工作曾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他們的情報對中央工作有很大幫助，稱贊西安的情報工作是全國的模范。

周恩來還派遣大批優(yōu)秀干部打入敵人的心臟，在國民黨的黨政軍核心機要部門及其負責人身邊建立了一批重要的情報網絡和關系。例如：

派潘漢年到上海和香港開展情報工作。潘漢年是我黨隱蔽戰(zhàn)線上的一名藝術大師，他巧妙地把公開的工作和秘密的工作結合起來。他曾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并組織和指揮華南地區(qū)的情報工作，他所領導的情報組織及時獲取了德軍進攻蘇聯(lián)“一觸即發(fā)”的重要情報，及時反映了日美談判內幕，以及日軍決定“南下”的戰(zhàn)略意圖。特別是通過日籍反戰(zhàn)人士中西功、西里龍夫等人的分析研判，作出日本將會在12月7日前后對美國發(fā)動進攻的準確判斷，最早發(fā)出了太平洋戰(zhàn)爭的警號。這一戰(zhàn)略情報，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最有戰(zhàn)略價值的兩件情報工作”之一。為了保證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勝利召開，潘漢年等情報系統(tǒng)還利用長期建立的秘密交通線和一些特殊的社會關系，負責安排了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一大批民主黨派和無黨派進步人士秘密離開香港，安全轉移到解放區(qū)。先后組織了數(shù)百人秘密轉移，沒有一次失誤，這是情報部門的一項重大功績。

派沈安娜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當機要速記。她曾獲取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起草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和《異黨問題處置辦法》的原件；獲取了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通過的反共清黨文件等重要情報，為我黨粉碎國民黨的反共高潮作出了貢獻。在1946年1月召開的國民政府政治協(xié)商會議期間，沈安娜通過丈夫華明之，將國民黨“黨團會”商定的談判方案報告我黨，使中共代表團預作準備，掌握了談判的主動權。

派閻寶航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和宋美齡領導的“新生活運動總會”（會長是宋美齡）書記的特殊身份，開展情報搜集活動。他曾及時上報了德軍進攻蘇聯(lián)準確時間的重要情報，我黨在與其他來報進行綜合分析后，通報蘇方，為蘇方提前做好戰(zhàn)斗準備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為國際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抗日戰(zhàn)爭后期，他又經中共中央及時向蘇軍提供了日本關東軍的軍事部署圖等軍事情報，為蘇軍迅速全殲日本的關東軍立了首功，為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在黨中央正確的情報方針指引下，在周恩來的具體領導下，各情報系統(tǒng)和廣大情工人員進行了艱苦卓絕、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及時獲取了1938年底國民黨、三青團發(fā)布的“限共”條文，汪精衛(wèi)當漢奸的內幕，以及國民黨內部摩擦和斗爭等重要情報。及時上報了蔣介石要召開國民黨代表大會和國民參政會的方案，財經方面的方案，同德國關系的內部文件，以及獲取了蔣介石已下定決心要發(fā)動內戰(zhàn)等重要戰(zhàn)略情報。緊密配合我晉冀魯豫部隊取得了“上黨戰(zhàn)役”的偉大勝利。爭取了高樹勛率部起義，痛擊了蔣介石向北進犯的囂張氣焰。策動蔣介石非嫡系部隊西北軍在內戰(zhàn)中保持中立。緊密配合第一次解放長春。及時獲取敵人企圖轟炸我四平駐軍的情報。為配合我軍在中原突圍，及時提供了重要情報。配合我軍在隴海路的破擊戰(zhàn)，提供了情報保障。及時獲得敵人進攻承德的情報。完全掌握了敵人進攻張家口市的計劃。緊密配合我軍在華北、華東和華中地區(qū)的作戰(zhàn)。緊密配合我軍粉碎了敵人發(fā)動的重點進攻。在我東北野戰(zhàn)軍發(fā)動的幾次攻勢作戰(zhàn)中起了重要作用。配合我晉察冀野戰(zhàn)軍攻勢作戰(zhàn)，取得了清風店戰(zhàn)役的偉大勝利，對解放石家莊起了重要作用。配合我華東野戰(zhàn)軍攻勢作戰(zhàn)，致使敵人一個軍被殲，一個軍逃竄。緊密配合了遼沈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平津戰(zhàn)役和渡江作戰(zhàn)。積極做好分化瓦解敵人的工作，策動大批國民黨將領率部起義，并為粉碎國民黨的“和談”陰謀提供了重要情報，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做了大量工作。

以上只是我黨隱蔽戰(zhàn)線工作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窺見周恩來之大智大勇，他不愧是運籌我黨隱蔽戰(zhàn)線工作的卓越領導者。新中國建國初期，周恩來曾經設宴款待國民黨留在北京的談判代表團成員，熊向暉作陪。張治中驚訝地說：“沒想到，你熊老弟也起義了！”周恩來解釋道，“今天我給大家透漏一個秘密，熊向暉同志不是起義，而是歸隊。”張治中聽后，感慨萬分地說，以前只知道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蔣介石在情報上也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此話一語中的。

無名的豐碑

我黨的情報工作者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兒女，是黨的忠誠衛(wèi)士，是由特殊材料鍛造的人。在他們的身上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和浩然正氣。

對黨絕對忠誠。由于情報工作的特殊性，情報工作者常常被人誤解，甚至冤枉，因此，周恩來同志要求他們顧全大局，任勞任怨，有苦不說，有氣不叫。幾十年來，我黨的情工人員忠實地執(zhí)行了這條原則，甘當無名英雄。在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匡亞明同志、關露同志和潘漢年同志。1932年，白色恐怖時期，敵人誣陷匡亞明同志叛變，當時敵情嚴峻，黨內有些同志對他產生了懷疑。匡亞明同志被敵人逮捕后，歷經嚴刑拷打，堅貞不屈。被黨組織營救出來后，不計前嫌，坦然地說，共產黨員在革命生涯中——不但事業(yè)有成敗，有時也會受到委屈甚至冤枉。能否以坦蕩胸懷正確對待，也是非常嚴峻的考驗。

關露同志在30年代是與丁玲、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左聯(lián)的中堅力量。她受黨組織派遣，不惜“自毀名譽”，頂著“漢奸文人”的罵名，主動與汪偽政權特工總部頭目李士群接近，了解李的思想動態(tài)。后來，又打入日寇特務機關主辦的《女聲》雜志社，以此為掩護從事對日情報工作，直至抗戰(zhàn)勝利。雖然遭到不明真相的朋友們的誤解，但她默默不語，心中深藏著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和對黨的忠誠。

潘漢年同志是我黨隱蔽戰(zhàn)線的杰出領導人，立有大功。可是，解放后被錯定為“內奸”，但他對自己的理想信念至死不渝。在獄中他仍寫下了“又是一年終歲暮，難忘往事走延安”，“天搖地動倒流水，但愿冬寒化早春”的感人詩句。最終黨中央為他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

淡泊名利，任勞任怨。隱蔽戰(zhàn)線工作任務艱巨，情況復雜，環(huán)境危險，常處于被動狀態(tài)，有些工作需要數(shù)年、數(shù)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潛伏”才能打開局面，取得成效。即使做出了成績也不能公開宣揚，這就要求情報工作者必須不計名利，甘當無名英雄。為了保存黨中央文獻資料的完整和保護它的安全，隱蔽戰(zhàn)線上的許多無名英雄默默地奉獻著，有些人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陳為人是1921年入黨的老黨員，曾任滿洲省委臨時省委書記。因工作需要，黨組織決定讓他負責保管中央文庫，在白色恐怖極為嚴重的惡劣環(huán)境下，他帶病工作，一度夫人韓慧英被捕，他又與組織失去了聯(lián)系。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陳為人堅守自己的誓言：以生命來保護黨的文獻。為了縮小目標，陳為人通宵達旦地整理文件，將空白紙邊剪下來，厚紙換簿紙，大字改小字。為了避免被叛徒認出，陳為人同志不能外出找工作，就節(jié)衣縮食，甚至變賣御寒衣物和家中的物件，以支付房租。他克服了種種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終于把黨中央文獻完好無損地交給了組織。但陳為人同志卻因長期缺乏營養(yǎng)，久病不醫(yī)而獻出了38歲的年輕的生命。

隱形將軍韓練成，在中原大戰(zhàn)中，曾營救蔣介石于危難之中，深受蔣介石賞識、提攜，被蔣介石欽點列入黃浦系，號稱“賞穿黃馬褂的人”。先后官拜師長、軍長、“委員長”侍從室參謀、參軍處參軍等顯赫要職。然而，信仰使然，他始終在黑暗中徘徊、探索，最終與董必武、周恩來取得聯(lián)系，成為我黨重要的情報工作者。國民黨黨史專家稱韓練成將軍為“導致神州陸沉的軍事共諜”。毛澤東稱贊他，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周恩來稱他為沒有辦理入黨手續(xù)的共產黨員；朱德贊揚他為黨、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但是，韓練成將軍從來不居功自傲。1955年授銜時，韓練成同志明確表示：“我干革命本來就不是為了功名利祿”。他堅持按入黨時的職務、級別，接受授予中將軍銜，并將發(fā)給他的作為起義將領的獎金全部交了黨費。

閻又文1938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任命為傅作義的隨身秘書、對外發(fā)言人，“剿總”辦公室副主任等要職，掌握傅作義的最高機密。他為黨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和傅作義的思想動態(tài)。為促使傅作義率部起義和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貢獻。但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他一直保持著雙重身份，名為國民黨起義將領，實為黨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者，直到去世都沒有公開共產黨員的身份。

出淤泥而不染。由于隱蔽戰(zhàn)線工作的特殊性，情報工作者大多數(shù)要有良好的掩護條件和優(yōu)厚的生活環(huán)境。他們一些人開洋車，出入煙館、酒店，但卻能潔身自好，慎獨慎行；一些人在家住洋房，出門穿綢緞，但因工作經費緊張，竟過著食不果腹的日子。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出身于名門望族，或與高官顯赫有著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但我黨的情報工作者們不為優(yōu)厚的物質條件所誘惑，堅貞不渝地為黨工作。共產黨員李時雨，深入虎穴，潛入汪偽政府，深得漢奸陳公博信任，擔任立法委員、國民黨特別黨部常務委員兼秘書長，但他不為高官厚祿所利誘，與敵人“同流”而“不合污”，為我黨獲取了大量情報。

偽滿洲國總理張景惠的兒子張夢實，本可以在漢奸老子的“庇蔭”下，享受榮華富貴，但他毅然決然和家庭劃清界限，投身革命，冒著生命危險，為我黨提供情報。

在隱蔽戰(zhàn)線的隊伍里，有幾位巾幗英雄特別令人欽佩。一位是北平情報工作負責人陳叔亮的夫人康黛沙，她是著名愛國民族資本家康心如的女兒。由于隱蔽工作性質需要，康大小姐的中共黨員身份一直沒有公開。直到抗戰(zhàn)勝利，周恩來、鄧穎超、李克農、葉劍英才在北京飯店為她和陳叔亮舉行了婚禮，場面隆重熱烈。證婚人是葉劍英和李克農。這件事在北平轟動一時，共產黨、國民黨的報紙都登載了他們兩人結婚的消息。除此之外，香港道亨銀行總經理的女兒董慧是潘漢年的夫人，她也是我黨隱蔽戰(zhàn)線的杰出戰(zhàn)士。另外，傅作義、楊虎城、鄧寶珊等人的女兒，都拋棄富裕的家庭和舒適的生活，憑信念投身到革命隊伍當中。就連蔣介石最親信的機要秘書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及其丈夫袁永熙也是共產黨員。

威武不能屈。在這里重點介紹幾位我黨隱蔽戰(zhàn)線的無名英雄。

張露萍等七烈士。張露萍于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受黨派遣，擔任黨在國民黨軍統(tǒng)局的地下黨支部書記，在敵人最森嚴、最機密的特務首腦機關里，構建了黨的“紅色電臺”，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1940年3月，地下黨支部遭到破壞，張露萍等七人被捕，引發(fā)了震驚國民黨上下的“軍統(tǒng)電臺案”。在監(jiān)獄中，張露萍等人同軍統(tǒng)特務進行了長期堅貞不屈的斗爭，于1945年7月14日，被國民黨殺害。同時殉難的還有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陳國柱、王席珍等6人。他們不愧是黨的好兒女。

丁行等北平五烈士。1946年，葉劍英在與國民黨談判過程中，敏銳地察覺國民黨對停止內戰(zhàn)毫無誠意，華北戰(zhàn)略地位極為重要，必須加強該地區(qū)的情報工作。為此，他和李克農等同志先后在國民黨軍事部門發(fā)展了丁行、謝士炎、朱建國、趙良璋、石淳等五位同志為我黨的情工人員。這五位同志當時在國民黨要害部門身居要職，謝士炎時任國民黨第十一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部少將處長、丁行任該司令部少將副處長，其他幾位同志也分別擔任校、尉級高參，但他們不為高官厚祿所動，在極端危險的環(huán)境里為黨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1947年底，他們所屬的情報組織遭敵人破壞，謝士炎等五位同志相繼被捕并被押往南京，歷經敵人嚴刑拷打，堅貞不屈。1948年10月19日，蔣介石親自下令將他們殺害。在刑場上，他們視死如歸，大義凜然，怒斥敵人反共反人民的斑斑劣跡。表現(xiàn)了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和錚錚鐵骨。

鐘琪、董健民夫妻烈士。1947年初，黨中央為掌握東北戰(zhàn)局，派鐘琪夫婦攜帶通訊密碼前往敵占區(qū)。在他們乘坐的商船被蔣軍軍艦發(fā)現(xiàn)的危急關頭，鐘琪、董健民夫婦毅然決然作出生死抉擇，寧可犧牲全家人的生命，也絕不能讓黨的機密落入敵人手中。他們把攜帶的秘密文件貼在胸前，抱起被敵人彈片擊中、不滿2歲的孩子，一家三口緊緊摟在一起，跳入波濤洶涌的大海，他們用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誓與密碼共存亡”的壯麗悲歌。在浩瀚的大海中，他們的生命獲得了永恒。

李白烈士，是著名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主人公李俠的原型。1925年入黨，1930年參加紅軍。1937年受黨組織派遣赴上海從事黨的秘密電臺工作。1948年12月30日，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李白經受了高官厚祿的利誘，經受了嚴刑拷打的摧殘，但他始終堅貞不屈。1949年5月7日，被國民黨秘密殺害，年僅39歲。

毛澤東對我黨隱蔽戰(zhàn)線上的無名英雄們曾給予高度贊譽，他說，以后解放了，若授勛，首先應該授予他們。

我黨隱蔽戰(zhàn)線的無名英雄們，為共和國的誕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勛，黨和人民不會忘記他們，他們所建立的光輝業(yè)績將永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史冊。

（作者系軍事科學院少將；來源：昆侖策網，原載《瞭望新聞周刊》）

【本公眾號所編發(fā)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chuàng)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chuàng)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zhàn)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