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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太侯立虹：論茍壩會議的特殊貢獻和特殊啟示 ——建黨百年回顧與思考

點擊：作者：周忠太侯立虹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1-28 08:14:30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專稿】

茍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時期應對空前危局的一次特別重要會議，是鞏固擴大遵義會議成果的一次非同尋常會議，所展現的共產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巨大勇氣，折射的黨的第一代領導忠誠使命、敢于擔當的崇高風范，創造的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方法，特別詮釋了胸懷全局、顧全大局是黨和革命事業勝利的保證，也特別警示了黨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從一種極端走向另一種極端的危險，更特別昭告了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這對于今天我們這個肩負重大歷史使命的百年大黨，如何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完善黨內政治生活，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強化黨的組織力戰斗力，始終不渝為真理而奮斗，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茍壩會議背景和要點、焦點、閃光點

茍壩會議的特殊作用和特殊歷史地位，來自于會議決定決策所產生的巨大效力和深遠影響，也是通過會議前后的一系列事件體現出來的。因此，追憶茍壩會議的時代背景和會議要點、焦點、閃光點，是論述其特殊性、特殊貢獻的基本前提。

1、基本背景。茍壩會議有三個大背景，一是遵義會議決議落實，1935年1月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由于國民黨軍隊從四面八方向遵義壓來，中央紅軍不得不轉移，還有調整黨中央軍事領導等任務尚未解決，雖然取消了黨中央領導軍事的最高核心三人團，但并沒有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的最高權力機構。二是婁山關大捷和占領遵義城的勝利，殲滅和擊潰了敵軍兩個師以及八個團，在“再打大勝仗，赤化全貴州”、“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等口號鼓舞下，全軍上下只想著打大勝仗，使一些領導和指揮員產生了輕敵思想。三是遵義戰役后，蔣介石親臨貴陽督戰，紅軍仍處在國民黨軍大小包圍圈之中，而打鼓場就是陷阱。當時中央清楚嚴峻局勢，針對蔣介石這一新部署，中革軍委3月4日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以統一指揮紅軍粉碎敵人新的進攻。

2、要點是否進攻打鼓新場。茍壩會議的起因，源自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給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的“萬急”電，黨中央、中革軍委高度重視，就此在遵義縣茍壩村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研究，與會人員都同意攻打，唯有毛澤東同志不同意，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毛主席反對的理由：一是蔣介石已在3月5日下令各路追剿部隊向遵義、鴨溪地域壓來，紅軍再次陷入敵軍的四面圍擊，如果硬要攻打打鼓新場這一堡壘，很難突出敵軍新的包圍合擊圈；二是打鼓新場雖然只有黔軍一個師六個團，戰斗力也不強，可打鼓新場筑有城墻，修有碉堡，黔軍完全可以堅守待援。如短時間內不能解決戰斗，紅軍必被敵人死死咬住，待援軍圍殲，導致全軍覆沒；三是敵人有四面八方援軍，西南面的滇軍一天行程可到打鼓新場，西北面國民黨軍周渾元縱隊三個師大半天急行軍即可趕到打鼓新場，側擊紅軍后背，東面國民黨軍吳奇偉縱隊兩個師也是大半天行程就可趕到打鼓新場，攻擊紅軍左側背，東北面川軍三個旅和國民黨軍上官云相部兩天行程就可趕到打鼓新場，投入“聚殲”紅軍的戰斗。如此分析，有理有據，可大家都聽不進去，打占據絕對上風。

3、焦點是絕對多數該不該否定絕對少數。大家一致要打，毛澤東同志再三陳述不能打，會議出現了打與不打的激烈交鋒與僵持局面，張聞天鑒于以前的負責人專斷不好，也因為不懂軍事，看大家爭論激烈，便來了個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表決，結果20多個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攻打打鼓新場，毛澤東同志根據中革軍委3月4日特設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紅軍再次力爭，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道，“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出乎意料的是，不僅沒有起到阻止作用，反而會議又表決撤掉毛澤東同志剛當了7天的前敵政治委員的職務。可以說，這種局面不只毛澤東同志難以承受，任何一個讀史的人都會扼腕。

4、閃光點是毛主席對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非凡大度和超強責任感，鑄就了茍壩會議的歷史輝煌。一方面，毛澤東同志被免職后，仍憂慮著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思考著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他半夜提著馬燈到周恩來住處，首先說服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人周恩來，同周恩來一起說服朱德，繼而在次日的會議上說服參加會議的20余人。中央會議重新作出決定，放棄進攻打鼓新場計劃，避免了黨和紅軍遭到全軍覆沒的危險。另一方面，毛主席對茍壩會議暴露出“原有二十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決定軍事行動”領導方法的弊端，提出了糾正方法即成立能夠當機立斷的軍事領導組織，適應瞬息萬變戰爭形勢，于是3月12日的會議上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團(即新的三人軍事小組)，全權負責指揮軍事，完成了遵義會議調整黨中央軍事領導的重大任務，賦予了毛澤東同志實際軍事指揮權，也就使得這次會議永垂史冊。

二、茍壩會議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貢獻

茍壩會議，盡管原來是討論紅軍軍事行動的普通會議，事實上卻特殊地轉為完善領導制度、轉變領導方式的一次極其重要會議，加之會議的一系列特殊性，使其成為繼遵義會議后的又一次歷史性會議，寫下了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光輝的一頁，也理所當然地決定了她的特殊貢獻。

1、茍壩會議的特殊性。縱觀黨的歷次重要會議，悉心研究茍壩會議，就會驚奇地發現，她有著一人與眾人爭論的特殊性、毛主席特別孤立的特殊性、毛主席用辭去前敵政委抗爭無果的特殊性、初次錯誤決議形成的特殊性、意外罷免毛主席前敵政委的特殊性、糾正錯誤再做正確決議的特殊性，尤其是徹底改變集體投票決定紅軍打仗的特殊性，構成了茍壩會議絕無僅有的特殊性，剖析研究這些特殊性，特別有助于認識她的特殊貢獻和特殊地位。

一是毛主席特別孤立。茍壩會議上，毛主席特別孤立，所有人都反對他的正確意見，也特別無奈，以辭去前敵政委的抗爭都喚不起大家的醒悟和支持；毛主席還特別傷感，本意提醒與會人員回顧成立前敵司令部、讓他擔任前敵政委目的之話語竟促使政治局一致通過罷免了他的前敵政委職務，這種特別孤立的情形，即使在王明教條主義統治最嚴重的時期也沒有出現過，因為那時總有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朱德等人的暗地支持。這種特殊性足見當時在糾正左傾教條主義統治后所出現的另一種極端傾向的嚴重性危險性，后來黨一直注意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二是特殊發生絕對錯誤多數否定絕對正確少數。長征開始一直到遵義會議，黨和紅軍一直被國民黨中央軍、地方軍聯合追著打，洋顧問目空一切的瞎指揮，博古教條主義壓制民主的一意孤行，使紅軍被動還擊、憋屈打仗造成巨大傷亡，婁山關戰役勝利、占領遵義城的大捷，尤其是遵義會議清算了教條主義統治、取消了洋顧問不懂裝懂的霸道指揮，讓黨的領導和紅軍指揮員特別想再用大勝利提振士氣，而且與會人員也驚異地發現，毛主席好像判若兩人，婁山關戰役、占領遵義城、兩度赤水別人都說不行他說行，而且果然就行，這次大家都想利用攻打打鼓新場打擊敵人囂張氣焰、擴大戰果，徹底跳出敵人包圍圈，可大家都同意他卻不同意，這就出現了想打勝仗革命激情與結合實際對革命負責產生尖銳對抗與激烈交鋒，發生了領袖群體由長征后一貫支持毛澤東建議正確主張轉變為群起否定毛澤東正確決策的特殊境況。這種特殊性，反映了大局觀與全局觀的差異，也表現出革命熱情與科學決策結合的極端重要。

三是特殊貫徹遵義會議糾偏行動。遵義會議后，為了接受洋顧問獨斷專行、洋教條壓制民主的教訓，奇異地從反對洋教條的獨斷專行走向政治局投票表決決定軍事行動的極端民主，從反對忽視軍事民主、決策民主走向忽略科學集中、民主集中的半截子民主集中制，將瞬息萬變的戰場當機立斷和指揮決策異化為大范圍的會議討論和集體決策，即使現在看來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荒唐的。但茍壩會議最后又特別重視毛主席提出的“原有二十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決定軍事行動”的糾正方法，成立適應瞬息萬變戰爭形勢，能夠當機立斷全權負責指揮軍事新的三人軍事小組，特殊地完成了遵義會議調整黨中央軍事領導的重大決定，賦予了毛澤東同志實際軍事指揮權。這種特殊性，決定了黨必須對軍隊絕對領導，絕對的領導是政治、方向和路線、戰略的領導，而不是戰役的具體部署、具體指揮。現在有些人歪曲黨領導一切，以為黨領導一切就是包攬所有具體事物，實質上是曾經打著反對以黨代政取消黨的領導的翻版，都是削弱和否定黨的領導。

四是特殊呈現黨的領導集體成員都有極端之舉。先是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不能善待毛澤東的特別異聲，簡單地以表決方式，以少數服從多數否定毛主席的正確意見，實際上是一種不能很好把舵、不敢擔當的圓滑行為；如果說張聞天是軍事外行，而黨負責軍事的周恩來和前敵司令朱德，也沒有悟透毛澤東一票反對的珍貴，就讓人感到很奇怪，這就是后來周恩來同志為什么說“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對，但不要輕易表示反對。在歷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后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后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表示反對，但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了”（轉引自李慎明《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相關思考》，人民網 >> 理論2011年11月30日）。再是毛主席在說服不了與會人員的情況下，出現以撂前敵政委挑子抗爭的極端之舉，最終自己的正確意見還是被否定，連前敵政委也丟掉了，這似乎也不像毛澤東同志團結爭取大多數的一貫作風，不像長征以后有想法和主張先與周恩來、王稼祥等人溝通而后拿到會上的一貫做法。可以想象，毛主席當時也會有糾正洋教條統治后，政治環境改善，以為正確意見主張直接上會就能得到相應支持的自信。當遭到反對后，他再次運用個別醞釀找周恩來和朱德溝通，才有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堅持真理、糾正錯誤決議的局面。這些特殊性，促成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完善和發展，也就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2、茍壩會議特殊貢獻。茍壩會議諸多特殊性，就決定了她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貢獻。

一是茍壩會議的特殊歷史地位。茍壩會議最初討論軍事行動的議題，卻成為關乎紅軍生死存亡的原則性爭論，毛主席力挽狂瀾否定了盲目進攻打鼓新場，等于再次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會議進一步引出討論成立三人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領導軍事”這一重要領導機構的新議題，從組織上明確了毛主席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使茍壩會議贏得了在黨史軍史上無可替代的特殊重要地位。

二是茍壩會議彰顯了黨的求實性。當大多數人都主張進攻打鼓新場時，只有毛澤東同志一人審時度勢，把握全局，始終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在被表決掉前敵政治委員后，仍然為黨和紅軍的前途著想，繼續做說服工作，少數人的真理終于說服了多數人的激情，第二天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場計劃，第三天從實際出發成立了新的三人軍事小組；周恩來能夠聽從毛主席的請求，能夠從敵情變化中及時糾正原來的決策部署，并與毛主席一起做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工作，后來又一同做政治局成員工作，表現了從善如流的風度。這一系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壯舉，折射了黨的實事求是精神，而毛主席為黨為革命為紅軍安危的特殊氣度，深夜提著馬燈找軍事負責人周恩來請求晚點下攻打打鼓場的命令，以挽救紅軍的拳拳赤誠掏心拋肺的陳述攻打打鼓場的危險危害，表明了毛主席又一次讓黨和紅軍轉危為安的歷史功勛。

三是茍壩會議具有鮮明的標志性。不僅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全權指揮軍事為標志，從組織上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也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核心的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陳云等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標志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而且也是民主集中制完善發展的標志，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路徑，堅持少數服從多數，又注意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里，注重研判少數人意見，既防止極端民主化，又防止主要領導獨斷專行，使黨的民主集中制更加科學完善。根據對敵斗爭需要成立新的軍事三人小組，將軍事民主與果斷決策結合起來，將黨內政治民主與軍事民主區別開來，賦予毛主席實際上的軍事決斷權，進一步鞏固擴大了遵義會議的成果，使黨和紅軍從勝利走向勝利。

三、茍壩會議與遵義會議比較

遵義會議與茍壩會議，都是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重要會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茍壩會議賦予了毛主席的實際領導權，所以這兩次會議又都是決定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和領導權的關鍵性會議，比較這兩次會議的特殊貢獻，對高舉毛主席旗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1、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統治，確立了毛主席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走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革命道路提供了保證。茍壩會議則及時鏟除了極端軍事民主萌芽，賦予了毛主席對紅軍的實際領導權，對堅持毛主席軍事思想，奪取長征乃至中國革命的勝利有著重要意義。如果說遵義會議徹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路線，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路線，而茍壩會議則強調了黨領導中國紅軍戰爭，應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根據中國革命斗爭的實際情況，來規定和制定紅軍的組織形式、戰略方針和戰爭形式，也由此開辟了紅軍以少勝多、機動靈活作戰的新局面。

2、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不僅是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重要會議，也是黨丟掉共產國際拐杖的標志性會議。因為自黨的成立到遵義會議以前，黨的歷次重要會議都有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共產國際代表的參加，囫圇吞棗地學習甚至機械照搬蘇聯經驗，盡管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斗爭起過推動、幫助作用，但由于缺乏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具體的深入的了解，也給中國革命斗爭帶來了不良影響和重大損失。遵義會議不僅沒受共產國際指示的干預，而且對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的瞎指揮進行了嚴肅的批判。茍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完善與飛躍，及時避免了反對洋教條瞎指揮傾向下所掩蓋的極端民主化傾向，強調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內涵和基本遵循，嚴格區分獨斷專行與果敢果斷決策的界限，賦予了毛主席軍事思想的領導地位。如果說遵義會議體現了黨不迷信外國，不迷信教條，不迷信共產國際，不迷信軍事權威堅決革命的、批判的斗爭精神，茍壩會議則突出了堅持真理，尊重少數人意見從實際出發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勇氣和魄力，反映了我們黨和毛澤東等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實際能力和水平。

3、遵義會議經過充分醞釀和準備的，在會議上作出了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常委再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等四條決定。從茍壩會議的內容和結果來看，則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大體完成遵義會議確立的組織整頓工作。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歷史起點，茍壩會議則是毛澤東指揮全軍的開端。如果說黎平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序幕，茍壩會議則是遵義會議成果的鞏固、延伸和拓展，成為實現“四渡赤水”戰略目標的關鍵環節，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茍壩會議后，在毛澤東用兵如神的指揮下，中央紅軍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與40萬國民黨“追剿”軍進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戰役，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將尾追之敵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避免了中央紅軍被消滅的危險。如果沒有茍壩會議就沒有毛主席真正的軍事指揮權，就沒有鞏固遵義會議成果的延續；如果沒有茍壩會議的歷史選擇，就不會有三渡四渡的神來之筆，還會繼續二十幾個人天天開會不停爭論，中國革命勝利會拖長很多時間。所以它在黨的歷史上具有與遵義會議一樣的特別重要地位。

三、茍壩會議對民主集中制的特殊啟示

茍壩會議由最初討論軍事行動的分歧，上升為轉變黨的領導體制領導方式，上升為完善黨的民主集中制根本領導制度，實乃意外的成果。而“打鼓新場風波”引發毛主席高瞻遠矚的思索，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的“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集體指揮”，軍事指揮不能處處搞“少數服從多數”，不能老是20來人討論來討論去，所結出的中央成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指揮軍事之碩果，所留下的有時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正確對待“少數服從多數”，廣泛民主科學集中的有效落實民主集中制寶貴經驗，對今天發揚黨內民主，科學決策，切實維護黨的民主集中制這個根本制度權威，有著特殊的啟示。

1、正確把握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廣泛民主是正確集中的基礎，正確集中是廣泛民主的目的，沒有民主的集中就是獨斷專行，而沒有集中的民主就是一盤散沙的無政府主義，正如黨章所指出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遵義會議后，過分強調集體領導，缺乏必要的集中，中央政治局幾乎天天都在舉行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和其他各根據地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考慮到以前的負責人專斷不好，因此，每次開會討論軍事行動，都由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以致出現了研究打鼓場戰役集體投票否定毛澤東同志正確意見，并離奇地罷免毛主席前敵政委的錯誤決定。事實證明，在戰場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的戰爭環境中，每一次軍事行動都經20多人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是非常被動的，既容易貽誤戰機，又不易統一意見，甚至正確的意見還有可能被反對的意見壓倒。因此，這種會議形式的弊端暴露出來后，中央果斷成立了新的三人軍事小組代表政治局全權負責指揮軍事。茍壩會議再次說明，民主對集中具有基礎性作用，而集中對民主具有指導性作用。在黨內，不能只有充分的民主，沒有正確的集中。只有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堅持正確集中，才能凝聚全黨智慧、進行正確的決策。

2、正確把握堅持少數服從多數與堅持真理的辯證關系。堅持真理是黨的信仰原則，堅持少數服從多數是黨的組織原則，而服從多數的本質是堅持真理，在大多情況下堅持服從多數與堅持真理是一致的，當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時就要敢于堅持真理，因為錯誤潮流會使多數人跟風而不正確。毛主席提出“反潮流是馬克思主義一個原則”，就是要求堅持真理，只有堅持真理才是真正地維護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堅持真理需要的是膽識和氣魄，修正錯誤需要的是胸襟和情操。茍壩會議上，毛澤東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在被表決掉前敵政治委員后，仍然顧全大局，心系紅軍，胸懷天下，不懼人前冷語，不怕丟掉官帽，始終堅持真理。當與會紅軍指揮員意識到自己的失誤、發現到自己的錯誤后，帶頭自我批評，及時糾正錯誤，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崇尚真理、尊重事實的高尚情懷和高風亮節。事實證明，只要耐心細致地擺事實、講道理，充分說明理由，講清是非利害，是能夠說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改變看法和態度的。在這方面，老一輩革命家為我們作出了典范。

3、正確把握會前民主與會議集中的辯證關系。既要注重會議決定，也要搞好個別醞釀。“會議決定”重大問題的前提是必須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而“個別醞釀”是民主討論的基礎，是為“會議決定”做好準備的過程。在個別醞釀的基礎上開展充分的民主討論，有利于黨委成員相互啟發，取長補短，克服個人思想認識的局限性；有利于統一思想、達成共識，為正確集中、順利形成決議創造條件。當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否定后，他首先與黨內委托的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周恩來進行個別醞釀，坦誠交流，講清局勢，形成共識，統一思想。說服周恩來后，兩人又一起說服了前敵司令員朱德和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第二天，當他們闡明正確主張后，大家一致同意了他們的意見，為會議作出正確的決定，提供了事實依據,打下了良好基礎。

4、正確把握重視多數人觀點與尊重個別人意見的辯證關系。貫徹落實黨的民主集中制，基本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茍壩會議上20多人舉手表決，只有一雙巨人的手始終沒有舉起來，事實證明，正是這雙沒有舉起的巨手挽救了黨和紅軍。由此告誡我們，不能把集體表決簡單化、情緒化，更不能把舉手表決當作壓制不同意見的工具。陳云同志曾語重心長強調，“有錢難買反對自己意見的人。有了反對意見，可以引起自己思考問題”。主持會議的一把手有著引導重視多數意見、尊重少數不同聲音的責任，有著引導與會人員客觀理性、審慎對待少數人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的責任，有著引導在吸取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意見合理成分的基礎上適時表決，進行正確決策的責任，絕不能把集體表決當作不敢擔當的擋箭牌。茍壩會議一波三折的肯定、否定、再肯定，正是黨把握民主集中制靈魂的體現，也正是黨堅持民主集中制根本領導制度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襟懷，才有了黨的事業興旺發達，才有了“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輝煌。

結語：茍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很特殊的淬煉黨性的會議，也是永遠釋放真理精神光輝的極其重要的會議，有著永垂黨史的特殊貢獻。由于會議有過眾人錯誤反對一人正確和作出錯誤否定正確決議的特殊，只有毛主席兩次提過這次會議，周恩來暗示過這次會議，出于為尊者諱很多人不愿觸及這次會議的研究。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實事求是，恢復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人們才逐漸知悉這次會議的重要和珍貴。而當今珍視茍壩會議的最好路徑和方法，就是永遠銘記茍壩會議的特殊性和特殊貢獻，永遠用馬燈之光照亮新時代的征程。

參考文章：

陳罡《茍壩會議的歷史地位及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啟示》，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1-07-14，來源：《貴州日報》；

紅色茍壩《毛澤東在遵義茍壩的光輝歷史與茍壩會議的歷史意義》，昆侖策網2017-04-01；

茍壩會議(軍史鉤沉·長征)，中國文明網2016-09-11，來源：人民日報；

《茍壩會議：黨內政治生活的成功典范》，廣東殘聯網2018-06-11，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楊水平《淺析茍壩會議的歷史地位及現實意義》，來源：中視網。

（作者：周忠太，河南恒星科技總經理、紅色企業文化推動者；侯立虹，昆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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