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談及蘇聯的歷史時,經常引用的一個例子是:
蘇共在20萬人的時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
蘇共在200萬人的時候,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
蘇共在2000萬人的時候,卻迎來的是蘇聯的解體。
革命尚未成功之時,蘇共確實如自己所宣傳的那樣,除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外,沒有一點兒自身的私利。十月革命勝利后,內有敵對勢力的反撲,外有帝國主義的封鎖,形勢非常緊張,物資極度匱乏。當時擔任糧食人民委員(相當于糧食部長)的瞿魯巴在一次人民委員會議上因饑餓而暈倒,真可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在饑荒時期,他擁有調撥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卻從沒有截留過一粒糧食。他的崇高品質為大家所動容,列寧親自倡議為病弱的國家機關人員設立“療養食堂”。這樣做,是在饑荒年代保障黨和國家領導人員承受超負荷工作重壓的必要措施,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的理解。
但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后,“療養食堂”并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為蘇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再后來,特殊待遇慢慢蛻變為特權,一種根據級別不同而待遇不同的特權,并向社會的其他階層保密。由此,不但導致黨內“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識,而且逐漸把黨和人民隔離開來。
赫魯曉夫當政時,蘇共內部已經形成一個明顯的官僚特權階層。赫魯曉夫與中央部門和地方干部之間,在保持穩定的口號下和維護各自權力利益的基礎上形成某種“社會契約”關系:赫魯曉夫允許這些干部擁有更大的權力和利益以取得他們對自己的支持;后者需要赫魯曉夫這樣“愛護干部”的領袖在臺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利益。
于是,在赫魯曉夫干部政策穩定改革的保護下,這些干部成為各部門、各地方的“領主”,他們下面又有若干級的“小領主”,他們和他們周圍的人形成一個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觀念、特殊生活方式的、同群眾越來越疏遠的社會集團——權貴階層。
權貴階層的形成是蘇共干部特權利益膨脹的必然結果,它直接導致了蘇共形象在人民心中一落千丈。權貴階層的形成也使黨內普通黨員邊緣化,蘇共失去了凝聚力和戰斗力。更為可怕的是,他們侵吞國有資產,巴不得早點解體化”公有“為”私有“。
1991年,莫斯科上萬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來的黨政干部。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茲認為“蘇聯體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統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逐”,蘇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禮上致富的政黨。在1991年的某事件中,當蘇共的幾名中央委員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想力挽狂瀾時,蘇共上下基本無人響應。最終落得個”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解體下場!
國人當以史為鑒,早在1964年毛主席就對社會主義社會消亡的本質原因和內在邏輯有所預見。
1964年5月的的一天,王卓超回憶,那天毛主席反復強調這些。毛主席還問他們,認真讀過“第九評”(《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這篇文章沒有!這篇文章中有段講“蘇聯特權階層”的話是他自己加寫的,對蘇聯修正主義有一個客觀的認識。你們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國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
主席說的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主席講的是這么一段:
“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記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東興慷慨激昂地說,我們國家誰走資本主義道路,全黨全國都不會答應。
【轉自微信公眾號:奔流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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