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之理的《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一文，1997年寫就，放到2005年，文后又加了一段“追記”，談到此時他才知道俄國公布了前蘇聯檔案，稱美軍并未進行細菌戰等等。他所指的即1998年日本《產經新聞》刊載的“蘇聯總統檔案館12份抄件”①。近年來，“抄件”這根稻草，早被西方反共人士當做否定美國細菌戰的重型炮彈，個別“精美”華人也跟著鼓噪；國內少數讀者，也受其迷惑不辨真偽。只是晚年的吳之理對此情況不太了解，他的“遺作”《虛驚》正呼應了這場小小的合唱。因此，在剖析了《虛驚》之后，筆者聯系斯大林逝世前后，蘇聯、朝鮮和中國的歷史事件，對“抄件”也加以剖析，揭示其內容的虛假，以及所包含的政治陰謀。
一、1952年春，朝鮮“偽造疫區”了嗎？
“抄件”的核心內容、“爆炸性”信息，就是朝鮮戰爭中，蘇聯駐朝鮮情報官員，指控朝鮮“偽造疫區”，用來證明美軍使用了細菌武器。根據“抄件”的“文件五”，這一指控最早是1952年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以下簡稱“法律團”）抵達朝鮮“前夕”，蘇聯駐朝鮮兩位情報官（即：蘇聯內務部副局長、駐朝鮮國家安全部顧問格魯霍夫和駐朝鮮內務部、衛生部顧問斯米爾諾夫），曾給蘇聯國家安全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發送了一份報告，指控為了應對“法律團”到朝調查美軍細菌戰等罪行，蘇聯駐朝鮮大使“顧問的助理”，幫助朝鮮偽造了兩處“疫區現場”，欺騙調查團。然而伊格納季耶夫卻壓下了這一情報未向中央匯報。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后，伊格納季耶夫離開了安全部而轉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安全部并入內務部，國家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貝利亞兼任內務部長。一年前被伊格納季耶夫壓下的這件事，由貝利亞重新引爆了：他聲稱，1953年4月13日，他收到了格魯霍夫給他信（“備忘錄”），揭發伊格納季耶夫一年前隱瞞報告事件，并進一步指控1952年秋，國際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科學團”）赴朝鮮調查細菌戰問題時，蘇聯駐朝鮮大使館的“顧問”，又幫助朝鮮制造了一些假情況。于是，貝利亞在安全部檔案里找到了兩位情報官一年前的那份報告，又詢問了駐朝鮮大使等兩個相關人物，認定情報官員指控屬實，立即報告中央，要求查處伊格納季耶夫。結果，伊格納季耶夫被清除出黨，蘇聯政府決定停止對美國細菌戰罪行的抨擊。那么，兩位情報官對朝鮮的指控屬實嗎？確實是白紙黑字、無可置疑，證明朝鮮造假、給美國栽贓了嗎？首先是指控的第一個事件——1952年3月“法律團”到達朝鮮“前夕”，朝鮮是否制造過假疫區？1. “文件三”：1953年4月14日，原朝鮮人民軍軍隊醫學部門顧問謝利瓦諾夫，在接受貝利亞詢問時的陳述：
在法學家代表團抵達朝鮮之前，北朝鮮官員十分擔心他們不能夠成功地設立細菌傳染地點，且不停地征詢外交部、衛生部和軍隊衛生管理行政部門的顧問斯米爾諾夫、馬洛夫和我的意見，問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該怎么辦。
2. “文件四”：1953年4月18日原蘇聯駐朝鮮大使、軍事顧問主席拉祖瓦耶夫對貝利雅詢問的陳述：
金日成和外交部長就國際代表團(按:法律團)到來一事與我聯系——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衛生部實施一項計劃有了好的結果。偽造了瘟疫地區，對那些已經死亡的尸體的埋葬和暴露進行了布置，對瘟疫和霍亂病菌進行了計算測定。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向那些已經被宣判死刑的瘟疫與霍亂病毒感染者提出征詢要求，以便在他們死后進行與醫藥學要求相符合的準備。在法學家代表團到來之前，那些材料被送到北京進行展覽。
斯利瓦諾夫的陳述，以自己不久回國為由，并沒有說出朝鮮造假的任何事實。拉祖瓦耶夫作為大使，當然也不可能親自操作，所談也只是間接聽聞。實際情況是：“法律團”是由奧地利、意大利、英國、法國、中國、比利時、巴西、波蘭等8國的著名的法學家組成的，在朝鮮活動時間是1952年3月3日到3月19日，調查了美軍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屠殺平民、破壞文物等一系列戰爭罪行。蘇聯情報官指控的“偽造疫區”事件，既然鎖定為“法律團”到達朝鮮“前夕”，那么如果屬實，則只能是在3月3日之前發生的霍亂和鼠疫案例。據法律團的調查報告，所記載的疫病流行致死案例只有兩處：一是鐵原郡北面區的霍亂案例，二是安州郡發南里的鼠疫案例。原文是：
“第一個患霍亂的人是在2月20日發現的。這個人是江原道鐵原郡北面區的四十歲的金學文，他在2月23日死亡。2月25日，同村的三十五歲的金逑善也生病。”[1]718
“第一個患鼠疫的人是在2月25日發現的。他是安州郡發南里的黃利彩，年二十九歲。他的病勢垂危。2月29日，同村的樸善玉（二十六歲）生病了。在這個事件中，確定在2月28日發現含有鼠疫菌的蒼蠅。截止調查團訪問安州時為止，這個村中患鼠疫的人數達五十人，其中有三十六人死亡。”[1]719
這兩個案例都發生在1952年2月中下旬。我們要強調的是，這個時候反細菌戰斗爭還沒有正式開始。如周恩來總理所說，對美國的細菌戰我們是“倉促應戰”的。1952年1月28日志愿軍戰士第一次發現美軍撒布大量昆蟲，經中朝軍民繼續觀察，到2月下旬，黨中央掌握了充分的證據，才做出反細菌戰的決策。2月21日通告全軍全國，正式開始反細菌戰斗爭，建立各級防疫機構，組織防疫檢驗力量。第一批由細菌學、昆蟲學、流行病學專家組成防疫檢驗隊，2月29日才自北京出發，赴朝鮮開展工作。朝鮮基本和我國同步，2月20日頒發“關于對敵人細菌戰展開斗爭的對策”，2月29日，金日成向全國發布關于“與敵人的細菌戰進行斗爭的對策”的命令，才正式建立防疫機構，明確防疫政策，組織和動員力量，開展反細菌戰斗爭。
這個“時間表”說明，在1952年2月，中朝軍民對細菌戰的認識還不明確，防疫檢驗機制還沒有全面啟動，對于疫病患者、死亡者，也只能是倉促處理，不可能按反細菌戰的要求來進行。特別是對于感染而死亡者，及時埋葬，焚燒遺物，不可能留下完備的尸檢、病理資料。這種狀況，從在北京舉辦的“美國政府細菌戰罪行展覽會”的展出內容便可反映出來：展出的“實物”，基本是1952年3月以后收集的；特別是“病理部分”，包括在朝鮮發生的霍亂、鼠疫死亡病例，全部是3月上旬及之后發生的案例資料[2]。因此，在2月末，朝鮮方面得知法律團的要到來，起初擔心資料缺漏，向蘇聯顧問咨詢，這是可想而知的。對于朝鮮向“法律團”的陳述報告，蘇聯顧問可能給了一些建議，然而所謂“偽造疫區”，則似乎并未發生。因為從四個月后“科學團”的調查報告可知，“科學團”專家在匯集、審查之前的細菌戰各種資料時，肯定朝鮮方面對2月底之前發現的美軍撒布細菌媒介物、居民感染病死情況，當時只給“法律團”提供了一份綜合報告：
朝鮮保健省的第一個報告(SIA／1)是講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份至二月份的事件。這個報告所包含的材料，再度被國際民主法律 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報告書中整理過。這一報告書（按：指“法律 團”最后的調查報告，代號S1A／4)增加了朝鮮發現鼠疫的資料，當然還有這批國際人士親自詢問人證的結果。[3]7
也就是說，對兩個有感染死亡病例的“疫區”，其中鐵原郡北面區霍亂案例，可能因涉及人數較少，法律團完全依照了朝鮮的綜合報告。對安州發南里的鼠疫案例的介紹，朝鮮方面也只是包括在這份對一、二月份的綜合報告中，并沒有提供其他材料。是“法律團”的專家們，按照法律要求，對“鼠疫”疫區，又親自詢問了證人，增加了資料，掌握了證據，才予以確認的。可以推想，這些法學家們完全理解，在一、二月份，那些居民感染死亡時，朝鮮方面還沒有時間和條件進行尸檢及細菌培養試驗的。蘇聯情報官員所指控的，把已判死刑的鼠疫患者毒死、作病理檢驗、細菌學檢驗來提供資料，似乎是捕風捉影、甚至是無中生有的。“科學團”復審了朝鮮和“法律團”的資料，認可了他們的結論。對此，“法律團”團長、奧地利著名國際法學家布蘭德魏納教授說：
“我很高興地知道國際科學委員會的報告書完全證實了我們所見的一切。這也證明了中國和朝鮮的科學家們所發表的聲明是十分可靠的。......我也感到驕傲，因為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的調查團是第一批打開了真理大門的人。我對于真理必勝是深信不疑的。”[4]
朝鮮方面沒有偽造，下面這件事也可作為旁證：1952年7月30日，“科學團”專家審查朝鮮提供的各個重要案例資料時，有針對性地提出了17個問題，要求朝鮮保健相作些準備給予答復。關于安州發南里的鼠疫案例，“科學團”提出，“關于這個案件，委員會能否得到一些更多的詳情？”21天之后，即8月20日，保健相逐條回答“科學團”的問題時，對安州發南里鼠疫問題的答復是：“鼠疫 唯一有關的補充資料就是鼠疫病例是在發現跳蚤三天之后出現。
“應該提到的是最初的病例是腺鼠疫，后來才有肺鼠疫。疫病傳染的很快。”[3]146
朝鮮保健相并沒有利用這段準備時間，去添加虛假證據資料。所以，按“抄件”之十，即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根據貝利亞的報告，質詢伊格納季耶夫時，伊格納季耶夫坦承，一年前收到了格魯霍夫和斯米爾諾夫的指控信，但是，他“沒有認為這個備忘錄有任何重要性。他不相信這個備忘錄中包含真實可靠的信息。”而且，伊格納季耶夫還聲稱，他并沒有將這件事隱而未報，在1952年七八月間，斯大林因事召見他，他當時曾經出示此備忘錄給斯大林。此情節因為斯大林去世而無法證實，但這并不說明一定是伊格納季耶夫為自己開脫的謊言。相反，從斯大林對美國細菌戰的一貫態度，可反證伊格納季耶夫所說是有可信性的。1952年2月21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通告美國開始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以及我方的應對措施。斯大林于2月23日回復，明確指出，“對美國細菌戰必須做出回應”，“以便使反對帝國主義的陣營采取重大的反擊措施”，蘇聯將積極支持中國和朝鮮的行動[5]178。1952年3月14日，斯大林致電周恩來，同意中國的請求，向中國派遣9名細菌學專家，4月10之前發送預防鼠疫疫苗500萬劑，霍亂疫苗380萬劑，傷寒副傷寒疫苗850萬劑，以及大量的消毒劑滴滴涕等，并盡快將一部分空運到北京[5]192。后來蘇聯派茹科夫院士參加國際科學委員會赴中朝調查美國細菌戰。1952年12月9日，包括茹科夫在內的蘇聯著名科學家，參加即將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前，對塔斯社發表談話，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細菌戰罪行[6]。直到1952年末、1953年初，中國保衛和平委員會向蘇聯致送“科學團”的調查報告，雙方關于美國細菌戰問題都保持著密切聯系和一致的立場。所以，伊格納季耶夫說1952年七八月曾將格魯霍夫和斯米爾諾夫的報告給斯大林看過，當然斯大林并不會相信其內容。
二、1952年秋，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團也受朝鮮欺騙了？
蘇聯情報官員指控的第二個事件，即1952年7月“科學團”來朝鮮調查時，朝鮮又制造了某種假象：1.“文件”二：1953年4月13日，蘇聯內務部反間諜局副局長，前北朝鮮公安部顧問格魯霍夫致貝利亞：1952年6月到 7月，來自世界和平會議的一個細菌學專家代表團抵達北朝鮮。兩個爆炸現場當時已經準備完畢。與此相關的是，朝鮮人堅持要得到尸體上的霍亂細菌，這些尸體將來自中國。在包括研究院院士，前任國家安全部成員茹科夫在內的這個代表團的工作期間，經我們的顧問的幫助，制造了一種非真實的情況，以便于嚇唬并逼走代表團。在我們的人民軍工程技術部門的顧問彼得羅夫中尉領導下，爆炸地點被設在代表團停留的地方附近，況且當他們在平壤期間，假空襲警報多次響起。
2. “文件”四，1953年4月18日，原蘇聯駐朝鮮大使、軍事顧問主席拉祖瓦耶夫致貝利雅的“備忘錄”：在第二個代表團到來之前，衛生部長為獲得細菌樣品前往北京。然而，他們沒有給他。但是晚些時候，他們在穆克頓[Mukden——按即沈陽]給了他。此外，在平壤，一種純粹的霍亂菌樣品被采集。這種菌樣來自一個因食用腐爛食品而死亡的家庭成員的尸體。第二個國際代表團當時在北京，它沒有到訪北韓的特定地區，因為，北韓的展覽設在北京。在代表團調查的地區，地雷（偽造的——原英譯注）沒有爆炸。……
一是所謂細菌樣品（一說霍亂菌，一說鼠疫菌），朝鮮是從中國取來的。甚至聳人聽聞地說：“朝鮮人堅持要得到尸體上的霍亂細菌，這些尸體將來自中國”！
這種編造實在太拙劣了。當時的情況是，為了向全世界揭露美國細菌戰罪行，我國曾在北京和沈陽舉辦了“美國政府細菌戰罪行展覽會”（1953年還在歐洲巡回展出），展出美國進行細菌戰爭的史實、人證、物證，有關調查報告等。鑒于當時形勢，朝鮮的典型資料，也都送到中國這個展覽會中。展覽會備有顯微鏡，觀眾可以現場觀察案例的細菌涂片。從當年新華社記者對展覽會的記述看，其中第四室專門陳列朝鮮發生的霍亂和鼠疫病例資料，如3月上旬，平壤居民韓相國感染霍亂、祖孫三口死亡案例；5月中旬大同郡農民趙萬福夫婦誤食美軍投撒的蛤蜊而患霍亂致死案例；4月份江西郡農民樸然浩接觸美軍投撒的跳蚤感染鼠疫致死案等[2]。所以，為迎接“科學團”的調查，朝鮮官員擔心物證不足，特從中國取回細菌樣品，這并不奇怪，也絕非朝鮮與中國合謀造假。不過，此舉有點多余，因為調查團在北京已經參觀過展覽了。
二是，所謂偽造兩處“爆炸現場”（按：應即疫區）。明眼人一下就可看出，這純屬于無稽之談。當時因為我方空軍的迅速發展、蘇聯部分空軍的參戰，美軍已經失去了對朝鮮北方和中國東北的部分制空權，同時也為了掩蓋其罪行，美軍飛機投撒帶菌媒介物，一般都是夜間飛行悄悄施行的，投擲的多是“不爆炸的炸彈”，不存在劇烈“爆炸”問題。所謂在調查團駐地附近，頻發假空襲警報，制造假爆炸，形成恐怖氣氛，恐嚇、逼使調查團草草從事、離開朝鮮等等，更似荒誕不經的童話，不值一駁。
但是，“文件四”，即拉祖瓦耶夫對貝利亞詢問的回復中說到，“從1953年1月起，關于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公開報道在朝鮮終止。1953年2月，中國再度向朝鮮呼吁揭露美國在細菌戰中的面目。朝鮮沒有接受這項建議。”
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朝鮮是美國細菌戰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見證者，怎么會停止抨擊美國的罪行呢？
在朝鮮戰爭停戰前，朝鮮政府都和我國政府密切配合，揭露譴責美軍細菌戰罪行，即使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是如此。如1956年4月舉行的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金日成的總結報告和一些代表的發言，普遍抨擊美國的侵朝戰爭，多次肯定戰勝美國細菌戰的斗爭。金日成指出：
“我們全體勞動人民，在美帝主義的狂轟濫炸的環境下，甚至在殺人的毒氣彈和細菌彈炸裂的艱苦環境中，也寧死不屈，只為了扼守自己的崗位，展開了英勇的斗爭。”[7]
對于美國細菌戰，也寫進朝鮮的歷史著作中。朝鮮著名歷史學家金漢吉教授所著的《朝鮮現代史》，用近2000字設立“細菌戰”專節，敘述粉碎美國細菌戰的歷史過程[8]。
三、“抄件”事件，是貝利亞政治策劃的一部分
第一組，對伊格納季耶夫的指控和貝利亞的調查。“文件二”1953年4月13日格魯霍夫致給貝利亞的“備忘錄”，揭露伊格納季耶夫隱瞞了他們一年前的一份報告，指控蘇聯駐朝鮮大使館官員，幫助朝鮮偽造細菌戰疫區等，由此引出貝利亞對有關人員詢問及反饋。“文件三”、“文件四”，即蘇聯原駐朝鮮大使及衛生顧問對貝利亞詢問的反饋，陳述朝鮮在迎接兩個國際調查團時的態度和活動。第二組，即“文件五”、“文件六”、“文件十”、“文件十二”。在格魯霍夫揭發的8天后，1853年4月21日，貝利亞將伊格納季耶夫問題報告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和蘇共中央主席團，認定為伊格納季耶夫隱瞞了“具有特殊政治重要性的備忘錄報告”，損害了蘇聯國家的政治信譽，要求中央對伊格納季耶夫進行調查、懲處。“文件十”和“文件十二”，即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報告對伊格納季耶夫詢問、調查結果及處分決定：撤銷其蘇共中央委員，開除出黨，繼而又“清除出黨”。第三組，“文件一”、“文件八”、“文件九”、“文件十一”，除“文件一”是1952年2月毛澤東主席致電斯大林，通報美軍開始細菌戰之外，其他則是蘇聯政府通知其駐中國和朝鮮大使，令中國和朝鮮政府停止對美國細菌戰的譴責，以及中、朝態度的反饋。第一，不管是格魯霍夫主動揭發，還是貝利亞獲知線索而引爆這一事件，操縱者明顯都是貝利亞。貝利亞長期掌控內務部，格魯霍夫是他的屬下，這自然使人想到，他的發難是貝利亞一手策劃的。接著，貝利亞調查、詢問了兩個人員，雖然兩人都不是所謂“偽造疫區”的直接在場者，但貝利亞就匆忙得出結論，報告蘇共中央。第二，貝利亞提供的證據，并非有案可查的文件，而是在一周之內產生的個人書寫，而且還不是直接在場者的證詞（1952年春格魯霍夫和斯米爾諾夫兩人的報告，沒見披露出來。當然，他們兩人也并非直接在場者）。證據如此單薄，而蘇共中央在10天后，僅詢問了一下伊格納季耶夫，并沒有對朝鮮的實況作詳細調查，就倉促做出兩項關乎國內國際的重大決定——對伊格納季耶夫清除出黨；蘇聯政府改變對美國的態度，并要求中國和朝鮮停止譴責美國細菌戰。這種草率處理，應該是是貝利亞策劃要達到、也是有把握得到的結果。貝利亞長期掌控蘇聯秘密警察部隊，羅織罪名，致人死地，是他的看家本領。何況這時正值斯大林逝世后，蘇聯政府和黨都處在不正常的特殊情況下。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有一種說法認為是貝利亞謀害的），并沒有安排好國家和黨領導權力的合理過渡，遂使蘇聯領導集團展開了一場激烈、殘酷的權力角逐。綜合國內外對蘇聯這特殊時期的研究，不難看出，貝利亞拿伊格納季耶夫開刀，其目的主要有三：第一，報復、打擊伊格納季耶夫，徹底消除其在原安全部的影響，進一步強化自己對內務部及國家秘密警察部隊的掌控。貝利亞的地位是靠著斯大林的器重而迅速提升的。1938年，他39歲被任命為蘇聯國家內務部長，之后又進入國家和黨的領導核心，但仍掌控內務部及安全部門。然而，斯大林晚年對貝利亞的野心已經有所察覺，開始有計劃地削減貝利亞的勢力，甚至將其除掉。1951年底,貝利亞的親信阿巴庫莫夫突然被解除國家安全部長職務,接替他的是伊格納季耶夫。有人認為，斯大林提名伊格納季耶夫任職，很可能意味著貝利亞末日的開始。這位新部長上任后,立即在安全機關內部進行了清洗，削弱貝利亞的影響。同時大肆逮捕蘇聯在布拉格機構里的人員，包括奉貝利亞的命令在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里工作的高級警官[9]405-406。緊接著，伊格納季耶夫又下令逮捕了格魯吉亞共產黨第一書記科捷·恰爾克維亞尼，他是貝利亞在第比利斯的最親密和最忠誠的同事之一。由此炮制出所謂的“明格列爾民族主義分子陰謀案”，涉案人員都是貝利亞在格魯吉亞工作時期培植的親信和屬下，而貝利亞本人就是地道的明格列爾人。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說,明格列爾人案就是斯大林為了除掉貝利亞而捏造出來的[10]。但是，斯大林未及實現預定計劃就突然去世了。貝利亞重掌內務部，并且安全部并入內務部。伊格納季耶夫雖然離開了安全部，但還是黨中央主席團成員，中央書記之一，分工監管政法系統。所以，貝利亞必然要徹底打擊伊格納季耶夫，清除他在安全部系統遺留的影響。貝利亞首先為“克里姆林宮醫生謀殺案”平反，處死了經手此案的原安全部副部長伊格納季耶夫的副手柳明。接著便由格魯霍夫發難，捕風捉影、夸大事實，羅織罪名，以至將伊格納季耶夫清除出黨。幸而伊格納季耶夫依靠著赫魯曉夫，免了一死，在貝利亞垮臺后又得平反。第二，削弱赫魯曉夫的勢力，為攫取蘇聯最高權力作準備。研究者一般都承認，貝利亞隨著地位的提升、權力的擴大，政治野心迅速膨脹。斯大林去世后，蘇聯領導核心形成了兩派：一派是馬林科夫、貝利亞。當時他們是國家一、二號人物，掌握著國家行政系統、內衛部隊和秘密警察，占居優勢。二是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派，掌握著黨務系統和軍隊。伊格納季耶夫在任安全部長之前，一直是黨務干部，與赫魯曉夫更為接近，甚至說是赫魯曉夫的親信[11]，除掉他，自然就削弱了赫魯曉夫派的力量。第三，否認美國細菌戰，轉變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取悅美國和西方，同時改變自己的國內、國際形象，為篡奪蘇聯最高領導地位創造條件。貝利亞是從“肅反”工作發跡、又一直是斯大林“肅反”工作的最有力助手，蘇聯肅反工作的嚴重擴大化，使貝利亞也被人們視為“劊子手”、“政治殺手”、“嗜血鷹犬”等等。這些稱號，雖然帶著西方對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抹黑的因素，但也表明，不論在蘇聯還是在西方人眼里，貝利亞都是一個冷酷、殘忍、野心勃勃的形象。斯大林逝世，給貝利亞創造了一個登上蘇聯最高領導人地位的契機。可以說，貝利亞完全意識到這一點。在斯大林逝世后的短時間內，其他核心成員還耽思蘇聯走向的時候，貝利亞則表現得特別活躍，他不僅對自己主管的領域提出議案，而且跨領域地對黨建、政治、外交、民族、經濟等等，都提出一系列議案，要中央通過。他利用馬林科夫名為國家第一號人物，但是軟弱、缺乏執政能力的弱點，自己頤指氣使，飛揚跋扈，儼然就是國家和黨的第一號領導人。他提議的大赦百萬在押犯，為克里姆林宮醫生謀殺案、明格列爾人案平反，各民族地區主要領導必須由民族干部擔任等，也許有一定積極意義，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在蘇聯人心目中給自己蒙上親民的色彩。在國際，他主張東德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恢復和南斯拉夫黨和政府的關系，緩和與美國的關系，可以說都是意圖在西方建立自己新形象、取得西方廣泛支持。為達此目的，貝利亞不惜使用過去“大清洗”中栽贓陷害的方法，既整垮伊格納季耶夫，也一舉把中、朝反美國細菌戰的斗爭都說成是偽造，為蘇聯轉變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制造合理借口。我們拋開蘇聯當時內部斗爭的是非、貝利亞的功過，單就對美國細菌戰一事，可以斷定，他未免太“天真”了：中國做出反細菌戰的決策，是建立在廣大軍民千百次發現、大量人證物證，科學家嚴格鑒定檢驗基礎之上的，也是綜合了美國研發使用細菌武器的大量情報信息而認定的，豈是憑一二人隨意編造就可否定？
同樣，朝鮮對1952年一、二月發生的案例沒有留下完備的資料，但是三月之后的案例都做了完備的記錄，經過了科學鑒定、檢驗，怎么能由貝利亞策劃的那種指控將其一筆抹煞呢？
四、“抄件”主要并非嚴肅文件，帶著個人色彩
人們一看“抄件”來自于“蘇聯總統檔案館”，有的后來又出現在俄羅斯的解密檔案中，就以為它是內部文件、絕對可靠，無可置疑。殊不知，其中大部分并非蘇、中、朝黨政機構的正式文件，而是某些情報人員、官員倉促之間的個人書寫，或者說是在蘇聯領導核心陷入內斗、政治局面短暫混亂時期，作為內爭手段的檢舉信、信息報告。其中屬于貝利亞策劃而來的，多是栽贓陷害的虛假不實之詞，即使蘇聯外交人員向蘇聯領導人的匯報，也不免帶著明顯的個人色彩，對事實有所歪曲。如“文件九”，1953年5月11日，蘇聯大使受命向中國領導人通報蘇聯政府的意見，要求停止譴責美國細菌戰罪行，毛主席沒有用斬釘截鐵的話語馬上給頂回去，而是用稍模糊的、外交語言，婉轉地拒絕了蘇聯的意見。然而蘇聯大使在向蘇聯領導人匯報時，卻把毛主席描繪成聽了蘇聯的意見，“顯示出某種程度的緊張，他吸煙很多，碾碎那些煙并喝下許多茶。”而且說出“中國反細菌戰的行動是基于在朝鮮和東北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指揮部的報告開始的；目前，要證明這些報告的確實性是困難的......”這種歪曲描述，以至造成某些人誤解，連朱正這樣的著名學者也認為“最后毛澤東本人也對這件事情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12] 真是天大的笑話！毛主席對于美國所實行的細菌戰，何曾有過一時一刻的猶疑？再如，“文件第十一”，1953年6月1日，蘇聯外交人員向朝鮮領導人傳達蘇聯政府意見，要求停止揭露美國細菌戰，金日成稱病未見，朝鮮勞動黨樸成永聽了蘇聯外交官的傳達，竟然發生了如下情況：“樸成永沒有排除下列可能：那些炸彈和里面的東西是從中國飛機上投下來的，況且里面也沒有細菌。”這除了是那位蘇聯外交官的歪曲甚至編造，還有別的解釋嗎？
好在蘇聯的其他領導人很快發現了貝利亞的陰謀，1953年6月26日將其逮捕，關于否定美國細菌戰的這出鬧劇也就中止。現在，一些人企圖推翻這樁歷史鐵案，也必將是徒勞的。
① 本文所引“抄件”來自網絡。有兩件參考了《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 中蘇關系 第4卷》中正式公布的譯文；全部標題參考了《李約瑟大典 傳記學術年譜長編事典 下》“俄羅斯藏朝鮮戰爭細菌戰事件檔案”，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2012.第930頁。[1] 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關于美國在朝鮮的罪行的報告//中美關系 資料匯編第二輯 [2]新華社記者 林麟：斬斷美國細菌戰犯們的罪惡血手——記美國政府細菌戰罪行展覽會的 病理部分//人民日報.1952年9月18日第3版[3]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 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1952。[4]黃季方：中國人民志愿軍是最好的和平保衛者——布蘭德偉納教授訪問記// 世界知識，1952年第40期[5]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 中蘇關系 第4卷 1951.9-1954.1//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01，第178頁[6]1952年12月16日新華社新聞稿，1952年12月896頁[7]金日成：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集//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56.,第18頁[8]金漢吉：朝鮮現代史//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0，第359頁[9]威特林（Wittlin，T.）著；王 偉，張多一譯：政治殺手貝利亞//beijing :中國[10] 愛德華·克蘭克肖：赫魯曉夫回憶錄 下//beijing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11]黃殿偉著，噬血鷹犬-貝利亞//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02，第339頁[12]朱正，當代學人精品 朱正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07，第143頁【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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