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軍派日本細菌戰犯到朝鮮半島干什么?
“我們竟然遇到了美國的軍警隊。除10余輛軍用吉普外還有3輛奇怪的車,外形很像救護車,但又沒有任何標志,更沒有紅十字。平生我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樣子的車。……
“在村莊里,我看到了另外一些身著作戰服的美國軍人在忙碌著,……有四個人手持羽毛,好像是家禽的羽毛,后來又看見他們從容器中繼續向外取出同樣的羽毛,在農舍周圍跑進跑出,四處亂撒羽毛。而且他們拿羽毛的方式也很奇特,總是使它們遠離自己的身體,看起來十分別扭。這些人都面帶口罩,身上沒有任何兵種的標志。他們隨身攜帶的容器長寬約45公分,高60公分,頂部有保溫飯盒式的密封蓋和保險扣。記得當時的溫度大約為零下20。C左右。……
“18個小時后,我們又奉命從相反的方向穿過村莊,以便趕到群山以南地區為土耳其旅解圍。但是土耳旅和一個團的美軍在我們趕到之前已被圍殲,因此6個小時后我們乘坐機動車再次途經這個小村莊時根本就沒有停。自然村里已經沒有美國軍警的蹤影。……
“就在此事發生后的第七天,上級派人到我的部隊中給所有穿過村莊的人注射了莫名其妙的疫苗。”[6]278-279
二、美軍撒布帶菌昆蟲,為何從嚴冬開始?
“利用跳蚤傳染疾病的方法已經研制成功,目前正在期待研究發展委員會建議用跳蚤傳播鼠疫。跳蚤的生命可通過冬眠進行某種控制,因此需要用于儲存的冷凍設備……”[6]298
果然,1952年志愿軍指戰員發現,美機撒布的跳蚤在冰雪上活動,蒼蠅在零下17度低溫產卵。美軍之所以在嚴冬開始對我國東北和朝鮮北部進行細菌武器攻擊,一方面是因為嚴寒季節對肺鼠疫和急性呼吸道傳染病的傳播有利,另一方面也可“測驗細菌武器在寒帶使用的效果,企圖吸取經驗,以備未來戰爭。”[13]168
果然從敵人身上搜出防疫注射證,弄清敵人使用的是霍亂、傷寒和鼠疫三種細菌。接著2、3營都先后捉來俘虜,身上都有同樣的防疫注射證。我們立即把這情況報告上級,并將防疫注射證一起上送。”[14]
1951年11月2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許,在克勞福兵營,我們列隊前往衛生所注別防疫針。我們先后共打了六種防疫針。但在我們的注射證上,僅登記了四種。鄧肯下士和我同時問軍醫官,為什么只登記了四種?我們營的軍醫官回答說:“那兩種是由于軍事秘密的特殊原因,而不登記的”……顯然是和我們目前所進行的細菌戰有關的。”[10]798
1952年1月28日,駐朝鮮平康郡志愿軍42軍發現的美軍撒布大量昆蟲,其中跳蚤為“人蚤”,帶鼠疫桿菌;1952年2月11日,駐鐵原郡槐蔭洞某部發現美投昆蟲,其中跳蚤為人蚤;1952年2月12日,志愿軍駐鐵原郡馬場面及文里某部發現敵投大批昆蟲,其中跳蚤為人蚤[16]179-180;1952年3月2日,撫順市大溝村—李仁村,美機撒布昆蟲,其中跳蚤為人蚤;1952年3月25日,朝鮮平安南道江西郡星臺面金松里某上村發現大量帶菌跳蚤,村民樸然浩感染鼠疫而死。經鑒定為人蚤[9]121。
1952年4月23日志愿軍某炮團測繪員員方元、曹景馥,于駐地淮陽郡松洞莊子山發現的跳蚤群,作昆蟲學鑒定的正是何琦教授,他在鑒定報告明明白白地寫著:“1559號(標本)人蚤—(Pulex irritans),蚤科(Pulicidae) 蚤目(Siphonaptera)。”[9]246
“我在到達朝鮮前線后,就立即趕到敵機撒布帶有細菌昆蟲的地區作實地調查進行了反復的化驗。這些調查和化驗的結果,無可置辯地證實了美國侵略者瘋狂進行細菌戰的萬惡罪行。”[17]335-336
當時國際科學委員會在討論這個案例時,法國動物學家、原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牲畜專家馬戴爾教授說:“一般談,從一個很臟的屋子里想一次搜集五十個以上的跳蚤是很難辦到的事。一個跳蚤一次產卵不多。在一個山坡上的荒野的地點出現那么多的人蚤只能認為是極反常的。”兵團防疫檢驗隊派去現場調查的昆蟲學專家包鼎丞副教授,當時作了計算:一只雌蚤一生產卵100-500枚,每天平均產3-8枚。昆蟲學家A W Bacot氏的觀察記錄,一只雌蚤在196天內產卵448枚。可見,假設山坡上真有一間小茅屋,一夜之間也絕不會生出分布如此大面積、成千上萬只跳蚤來![9]246
“現在我們已經掌握了美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的鐵證。他們進行細菌戰的罪行是抵賴不掉的。”“我是一個研究細菌學的科學工作者,我終身的事業就是為消滅毒菌造福人類而奮斗的。”美國喪心病狂地使用細菌戰,說明它是“科學家們的敵人,也是全人類的公敵!”[17]336
“我和我的同事們從這些昆蟲、動物和物體當中,親自分離出了以下毒力很強的病原體:從人蚤和小田鼠中,分離出了鼠疫桿菌;從蛤蜊、黑蠅中分離出霍亂弧菌;從黑蠅、標本蟲、狼蛛和羽毛中,分離出炭疽桿菌;從一些蠅類中,也分離出腸傷寒桿菌、副傷寒桿菌、赤痢桿菌等。”[18]
五、細菌戰中志愿軍的犧牲者和受害者
1952年2月20日至3月9日,朝鮮居民中,13人感染了霍亂,其中9人死亡;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鮮安州發南里這個約600人的村莊,50人感染了鼠疫桿菌,其中36人死亡。
在志愿軍中,僅1952年3月份,受美投細菌感染鼠疫者16人,患腦炎與腦膜炎者44人,其中死亡16人,患其他急性病癥者43人,20人死亡[15]219。
在整個反細菌戰過程中,志愿軍指戰員受美投細菌感染死亡126名,包括確診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亂患者13名,死亡7名;確診天花患者6名[19]。
其中典型的案例,
如志愿軍某部9連衛生員葛權書,1952年2月28日,帶領一個班戰士現場撲殺美軍撒布的跳蚤和老鼠,不幸感染鼠疫。3月4日發病,次日被送到團衛生隊治療,3月7日犧牲,年僅21歲。其心血經志愿軍衛生防疫隊細菌學家陳文貴、方亮作分離、培養、接種等檢驗,確定為感染鼠疫桿菌[20]。
志愿軍第15軍炮9團女衛生員程純陽,也是在捕殺美軍空投帶菌蒼蠅時被感染而病倒的。盡管軍醫們千方百計搶救治療,終醫治無效。戰友們含淚把她的遺體安葬在桂花洞的山腳下,戰友劉登璜賦詩《悼程純陽大姐》:“扶傷女戰士,/救死白衣仙。/美帝無恥投細菌,/沉疴難回天。/青山埋芳魂,/流水吊嬋娟。/野花一束兩行淚,/暮雨灑朝鮮。”[21]
被感染而患病者,如第42軍370團1營3連文書郭征,在參加撲殺敵投毒物時感染腺鼠疫,“整個脖子腫得同腦袋般粗”,危在旦夕。被送回國內,在第34陸軍醫院治療4個多月,才挽回了生命[22]。
六、我國為何拒絕“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調查?
所謂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這一個由十九個與美國壟斷資本家有著密切聯系並且是為他們服務的瑞士銀行家和制造商所組成的自命為國際委員會的委員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于希特勒分子在麥丹尼克、奧斯威辛、布痕瓦爾德等死亡營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根本沒有說一句責備的話。今天,它對於美國侵略者在巨濟島和釜山死亡營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根本不說一句反對的話”,它還“派遣代表到巨濟島死亡營中去了一趟以后同樣恬不知恥地僅談了一些配的食糧不夠和有些戰俘的鞋子破爛了等話,而對于一切正直人民都洞悉的朝鮮美國戰俘營中的令人發指的酷刑、槍擊和毒打等事實,它根本不說一句話來表示它們的態度”。“這個自命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委員會絲毫不代表全世界各國紅十字組織的會員的意志。”[24]
“瑞士紅十字會委員會是不能使人信任的。它曾經調查納粹集中營,說納粹集中營情況良好。在南朝鮮的紅十字會代表們都穿著美軍制服,服從美國的法律。”[25]
該提議首先把疫情責任推給朝鮮,否認美國使用細菌武器。其次“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而“聯合國”組織當時只有50多個成員國,中國的席位還被臺灣當局霸占著,本身就是美國操縱的侵略工具。美軍侵朝戰爭正是以聯合國名義發動的,所謂“聯合國軍”也是聯合國秘書長授旗的。當時的“世界衛生組織”受美國控制是顯而易見的。1951年3月以來該組織管轄的“新加坡疫情站”,曾四次發表通告,捏造我國疫情,荒謬地宣布我國全部港口為“疫港”,幫助美國實施對中國的“禁運”。所以美國不過是想借該組織“調查”、“支援”為名,掩蓋自己的罪行,還使其特務分子得以鉆進我軍后方進行不可告人的活動[26]。
這些美俘回國后,美國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動,有的甚至在返回美國的船上就開始接受軍事法庭的審訊。可以說,他們是在一種恫嚇的氣氛中返回故土的。
美國總檢察長布勞納爾毫不掩飾地說:“所有與共產黨看守進行過合作的戰俘都必須對他們的背叛罪作出回答。”
美國國防部長聲明:“那些做出使美國司令部不高興的見證的人將按軍法個別予以處理”,甚至將以“叛國罪”處置。
沃爾克·馬洛林上校(按:一譯“克·麥·馬胡林”)曾經是作了“坦白交待”的高級軍官之一,根據他后來撰寫的自傳,所有返回美國的戰俘,都被宣布為“病人”,并且“受到極為嚴格的監視”。在談到他本人的情況時,他承認“對前途的憂憂忡忡使我徹夜難眠”。因此,他們在美國政府高壓下做出的“反悔”聲明,并不可信[6]283。
美俘的翻供完全是在高度壓力下按照美國軍事當局的指示而做出的[28]。
馬洛林的“反悔”言論,漏洞百出。因為他是二戰時美國的王牌飛行員,曾在五角大樓擔任空軍部部的助手,在細菌戰中又是一個航空隊的直接指揮者,他的供詞暴露了美國細菌戰許多具體過程和細節,所以他回國后的“反悔”就格外“堅決”。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馬洛林本人對原來坦白的反悔及他所撰寫的回憶錄,就不難發現在漏洞百出的文字間還隱藏著一些令人驚異的事實”。如馬洛林自傳中寫到,他曾經參與在F-86戰斗機機翼下安裝新的懸掛架,一側懸掛炸彈,另一側懸掛副油箱,以便“對中國境內的交通線進行俯沖轟炸” [6]284。他的說法,不僅招供了美軍機多次非法侵入我國領空的事實,而且難于掩蓋真相:增加的“副油箱”正是他所供認偽裝成油箱的細菌媒介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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