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驚悉，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獲得者、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張薰華先生于2021年2月1日凌晨2點24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仙逝，享年100歲。
深切懷念敬愛的張薰華老師，德恩似海，精魂永駐！
謹以此文，寄托我們深深的哀思和崇高的景仰。
張薰華：為人類無限美好的未來做出自己貢獻
位于上海市楊浦區國福路51號的復旦大學第九宿舍，與經濟學院僅有一條馬路之隔，佇在綠樹的掩映下，顯得格外幽靜。
復旦大學經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薰華便居住于此。如同這位百歲老人一樣，這里頗有些年歲和綿長的掌故。第九宿舍曾被譽為復旦大學的“中南海”，居住著包括前復旦大學校長——《共產黨宣言》首譯者陳望道、數學之王蘇步青以及中國遺傳學泰斗談家楨等名人。如今，陳望道的故居已被辟建為《共產黨宣言》展示館，“紅色基因”在此得以傳承和賡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是2006年搬進這個小區的。在他的印象中，早些年間，老人“每天早晨都會從家里出來，到門衛處拿當天的報紙，然后走出小區，穿過馬路來到經濟學院，打開信箱拿信件，幾乎數十年如一日”。如果將時間再往前推移，人們還經常能看到古稀之年的老人騎著一輛老舊自行車穿行于校園的質樸身影，如同一個符號，詮釋著老一代學術前輩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的風范。正是這位面容清癯、目光炯炯、笑容和藹的老人，背后擁有著波瀾壯闊的一生。他是沖破黑暗的革命者，在追尋救國之策的過程中點燃信仰的火花，以一腔熱血報效祖國并在上海解放后作為復旦代表參加上海高校接管工作的黨組，參與接管復旦工作，被陳毅和粟裕委任為“校務委員并兼常務委員”。他是光亮中的建設者，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超過半個多世紀，在探索經濟規律方面形成獨到學術見解，成為“我國土地管理體制改革的最早倡導者和杰出貢獻者”，對推動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是誨人不倦的教育者，三尺講臺一站就是數十載，他指導的學生如今已成為一連串閃光的名字活躍在社會各個領域，在為改革發展貢獻力量的同時，將他的科學精神及教育精神薪火相傳。他曾獲得“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上海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杰出貢獻獎”“全國優秀教師”等諸多光環和榮譽，一生追求真理、嚴謹治學、淡泊名利。他說：“做人是與治學分不開的。對任何人來說，年壽有時而盡，如果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在人間‘瀟灑走一回’，實是將自己淪為普通動物。做人應該為人類群體智力的進化，為人類無限美好的未來，作出自己的貢獻，方不虛此行。”
“他抓住了《資本論》生命力的本質”
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史上，1977年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份。這一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而中斷了十年的中國高考制度得以恢復。復旦大學經濟系迎來了“文革”后首批莘莘學子。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便是其中一位。在朱民的印象中，張薰華時任復旦大學經濟系主任，“人一直瘦瘦的，清癯的臉上總是堆著微笑，為人很隨和”。“我們班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年齡最小的同學16歲，最大的32歲，大家文化背景和家庭背景差別很大。張薰華老師常常到我們中間來與我們溝通交流，特別關心我們學習的愿望和訴求”。
【2002年在《資本論》研討會上與人大宋濤老師合影】
當時的復旦大學經濟系名為“政治經濟學系”，只有一個專業，即政治經濟學專業。“最主要的專業課就是《資本論》，每周三次，每次兩節課，從第一卷到第三卷，要讀兩年。”同為77級學生、復旦大學經濟系主任張暉明回憶。
《資本論》博大精深，對于缺乏經濟學基礎的學生來說，“讀郭王譯本的原著在理解上十分困難”。加之當時文革結束不久，許多教師剛從“牛棚”中被解放出來，國門尚未打開，教材極其緊缺。事實上，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朱國宏等1981級經濟系學生入學時，“許多課程依然沒有現成教材，上課普遍是老師講授手寫的講義，學生埋頭記筆記”。而在文革前，張薰華已潛心研究《資本論》十余年，并編寫出一套《<資本論>講義》，力圖順乎原著邏輯，逐卷逐章逐節闡述要點。在這部講義的基礎上，他于1977年至1982 年間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資本論>提要》，一時洛陽紙貴，發行了數萬冊之多。更讓學生們受益良多的，便是張薰華在深入研究《資本論》的方法論基礎上形成的“圓圈的圓圈”理論，這幾乎已經成了他學術研究的代名詞。時隔多年，他的學生們仍記得在《政治經濟學研究》課堂上，一兩百名學生常常沉浸于滿黑板的圓圈中，“如癡如醉”地聆聽張薰華深入淺出地表述《資本論》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關于“圓圈論”的由來，張薰華曾如此闡述：“在閱讀《資本論》時，我注意到馬克思的兩條教導：一條是說馬克思的著作是一個藝術整體，但要達到這一點，只有用他的方法；另一條是指出《資本論》最終的目的在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這使目的與方法結合在一起。具體來說，他是用唯物辯證法改造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并用以揭示經濟規律。”黑格爾認為“邏輯理念的發展是由抽象到具體”，并將它比作“圓圈的圓圈”，“但是，黑格爾沒有畫它，馬克思也沒有畫它。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按其機理試繪出來，使我豁然貫通”。“《資本論》厚厚的三卷，對我們來說是‘難啃的硬骨頭’，張薰華老師把這么高深的理論吃透之后，抓住了事物之間的根本聯系，根據黑格爾的邏輯學原理，不斷歸納、出新，形成自己的表述體系，如同庖丁解牛一樣用最簡單的邏輯來推演呈現，為我們推開了學習《資本論》的大門。”張軍說。朱民還記得，當年，他在宿舍床邊掛了張薰華的圈圈圖解，“每個階段不斷觀摩、不斷思考”。有一次張薰華為他答疑解惑時，曾用手指在書桌上畫了一串從小到大的圈，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將原始范疇和后續范疇不斷展開和豐富。“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思維的具體和具體的思維的美，辯證地看問題，運動地看問題，把抽象和具體結合起來看問題，這對我一生的思維方式都有很大的幫助。”張薰華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所包含的系統思想用圈層的方式形象地表現出來，內圈是生產力，中圈是生產關系，外圈是上層建筑。其邏輯關系是，內圈是內容，外圈是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內容。“將研究對象聚焦于生產力，是張薰華老師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創新，他抓住了《資本論》生命力的本質。”張暉明說。當時，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直將對象局限于生產關系，導致我國實際工作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急于過渡；盲目追求增長速度，不顧增長方式。張薰華則認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力。為此，他深入地研究了生產力系統，形成了對社會生產力結構的獨到見解，提出了社會生產力結構體系的獨特范式。改革開放以來，張薰華憑借其扎實的《資本論》研究功底，又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路深入到作為生產力源泉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并迎來了自己經濟科學研究的“黃金時期”。一方面，他發表了《試校<資本論>中某些計算問題》《<資本論>中的再生產理論》《<資本論>脈絡》等大量《資本論》原著研究的學術著作和論文。其中，于1987年發表的重要著作《<資本論>脈絡》被視為《資本論》三卷本的濃縮，與后來他按照經濟規律體系內在聯系匯編成的專著《生產力與經濟規律》，一同作為經濟學院專業研究生共同的必修教材。
【1996春節時分給研究生上課留影】
另一方面，他積極將《資本論》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研究中國現實問題和經濟規律，也由此產生了他在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諸多研究成果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諸多領域的深刻創見，包括被譽為“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八大創新”之一的土地批租論。
在朱國宏看來，創新是張薰華學術研究的生命和活力所在。“他自覺地用唯物辯證法來進行學術研究，特別是用其具體的方法‘圓圈的圓圈’研究經濟理論和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取得豐碩成果，對推動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朱民認為，“這也正是張薰華老師多年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過程中所一以貫之的，他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辯證思維和邏輯方式通過自己的獨特方式進行闡釋，對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有指導意義”。
“國無寧日，雖薄技隨身亦復何用”
張薰華的學術成長歷程與他作為一名革命者和共產黨員的經歷是相伴相隨的。他與黨同齡，成長于充滿了鐵血和戰火的史詩般的年代。無論是被壓迫、被凌辱的黑暗歲月，還是百廢待興的共和國建設初期，乃至改革開放后國家的飛速發展，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歷史洪流中，將生命融入國家命運和人民需求中。
他的后學及同事洪遠朋稱他為：學者、革命者、領導者。1921年最后一天，張薰華出生于江西九江廬山腳下一個中醫世家，幼年母親早逝，只能依靠當中醫的祖父艱難生活。雖家世清寒，但學業從未間斷。少年時，他進入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的熏陶，“《論語》《孟子》中某些警句，《左傳》《史記》一些精彩段落，《古文觀止》中某些范文，皆能背誦”。祖父去世后，張薰華輾轉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1937年淞滬戰爭爆發后，被迫舉家逃回九江，旋又攜弟妹重返上海避難。不久，外祖母也去世了，他不得不帶著弟妹再次離開上海，坐船經溫州到麗水，投靠在浙江省郵局工作的堂兄。“國破家亡、顛沛流離”，這是少年張薰華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是一代中國人的普遍命運。日后，張薰華回憶：“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戰逃難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軍的刺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國破家亡的災難。”抗日戰爭時期，他與眾多熱血青年一樣，滿懷愛國激情，懷抱著“抗日救亡”的強烈心愿。他認為國弱被人欺，希望能夠實業救國。于是，他在上海就讀蘇州工業學校土木科專業，并參加由地下黨領導的上海學生抗日救亡協會。1940年，張薰華在麗水投靠堂兄時，適值復旦大學農學院新辦的農藝系茶葉專業在麗水和衡陽兩地招生，他積極報考，順利錄取。他對茶葉專業“并無興趣”，但為現實考量，只求在亂世中能有一技傍身。此時，復旦大學已遷至重慶北碚。張薰華便和其他同學一道，乘坐中國茶葉總公司的運茶車，一路顛簸西行。多年后，張薰華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車是木炭車，我們就坐在燒炭的桶邊，從麗水到衡陽，再換車到重慶。到了重慶后，坐木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七、八個纖夫拉了我們一夜，才到達復旦所在的北碚。”正是這段艱難曲折的路途，開啟了他人生中的新篇章。在朱國宏看來，在重慶北碚，張薰華完成兩個轉變：一是由茶葉專業的學生轉變為經濟專業的學生。“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我深覺國無寧日，雖薄技隨身亦復何用。”大學二年級，張薰華轉到經濟系，將目光投向“經世濟國”的社會科學，一面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一面試圖從書本中尋求救國真理。二是由普通學生轉變為革命者。這是“目睹國破家亡后滋生的熱血追求”。張薰華回憶：“此前，原以為國共兩黨都在抗日，我都擁護?？蓻]想到，到了重慶時，國民黨軍警卻扣查我們的車輛，有一位同學帶了一本鄒韜奮《萍蹤寄語》，就被疑為與共產黨有關，橫加盤問。我們就這樣被扣了大半天，經受了一次反面的教育。”在重慶，張薰華越加感受到國民黨的腐敗和昏庸。他所仰慕的復旦法學院院長、進步教授張志讓，1944年在一次師生大會痛斥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張薰華“深受教育，也隨之在大會發言，措辭激烈，會后許多進步同學也熱情鼓勵我”。
這年冬季，他加入中國學生導報社，這是中共南方局領導的一個外圍組織，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心臟地帶堅持斗爭，傳播愛國青年的進步要求，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封建獨裁和文化專制。直接領導他的是地下黨員、化學系學生陳以文，重慶解放前夕犧牲于紅巖集中營。“我曾向他提出入黨要求，但因當時反動派到處抓人，暫停發展新黨員，他囑咐我要像黨員一樣做好工作。”
雖然暫時未能如愿，但張薰華還是按照組織提出的“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標準要求自己，刻苦學習黨的知識，搞好學業，廣泛結交進步青年。1945 年，張薰華被高票推選為復旦大學畢業同學會主席，并組織了挽留校長章益的運動，使得章益后來多次拒絕國民黨“教育部”的遷臺命令，避免了復旦遷臺的命運。抗戰勝利后，復旦大學遷返上海。張薰華回憶：“當時經濟系主任樊弘教授，學術上是大師，政治上支持學運，育人上對學生親切。他引進崔明奇教授開設經濟數學課程，但缺助教。這屆經濟系畢業班上只有我學過高等數學。于是推薦我留系任教。但校方因我積極參加過學運，不予同意。樊老師為此表示，‘留不下來就不當系主任’。”在經濟系主任樊弘的傾力支持下，張薰華畢業留校，任經濟系助教。1947 年，張薰華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多年后，張薰華還常常與晚輩學生回憶起這段歷史。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副書記李志青是朱國宏的碩士研究生，按輩份，可以說是張薰華的“徒孫”。他說，在張薰華轉到經濟系學習之前，曾在昆明美國“飛虎隊”的翻譯培訓班學習，后被分匹配到贛州空軍招待所做過翻譯，也正是在贛州，認識了后來的夫人寧蔭。入黨后，他積極宣揚共產主義理想，領導學生抗爭運動，開展學生營救活動，面臨隨時被捕的危險而不曾退縮。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最后一刻，面對國民黨余部的最后反撲，更是九死一生。那時他才新婚不久，在最危險時刻，他的兒子才滿月。在李志青印象中，60多年后，老人在對他憶及這一段經歷時，眼里仍然充滿了自豪，充滿了意氣風發，不見一絲的不安，就好像在那個歲月，那個時代，求學、革命是如他之輩人生的唯一選擇。在復旦大學校史紀念館，一張“委任狀”頗為引人注目。那是 1949年 8 月 1 日由陳毅和粟裕簽署的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并兼常務委員”的“委任狀”。被委任的人，正是張薰華。是時，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相當于校長）張志讓北上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任委員（相當于副校長）陳望道前往華東軍政委員會任職，張薰華便作為常委并兼任主任秘書（相當于校辦主任）代行學校行政事務。
【1987年5月，在青浦旅游】在百廢待興的復旦，“校辦主任”的事務極為繁瑣：平整土地、規劃基建、人事調整等，諸細節需要一一操辦。
“復旦校門后的那塊區域，就是在張老師手上從水坑變成平地的。學生宿舍的大屋頂，也是他專程跑到南京工學院，參考梁思成的設計后才決定方案的。”朱國宏說。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張薰華仍不忘堅持學習。他將書籍放在辦公桌的抽屜里，利用一切空閑時間閱讀。1952 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張薰華選擇逐步退出行政工作，返回經濟系任教。李志青說：“在現在看來，這樣的轉變無疑是需要極大勇氣的，這充分顯示了張教授作為智者的長遠眼光。隨著和平年代到來，戰場已不再需要刀光劍影，而要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選擇從教，投身如火如荼的理論研究工作，無疑開啟了他人生的新階段。”張薰華發揮在高等數學方面的擅長，講授經濟數學和統計學。1953年，他編寫了《統計學原理》講義，這也是他最早的學術成果，次年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列為全國推薦教材。1956年，他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論國民經濟發展的平均速度指標》（《復旦學報》1956年第2期）。那是一篇與蘇聯統計學家卡拉謝夫爭鳴的文章，發表后受到國家統計局重視，轉發在其機關刊物《統計工作通訊》上。那個時期他發表的最重要的一篇論文，便是1959年刊于《復旦學報》第9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關系》一文。該論文的寫作緣起于當年的‘中蘇論戰’，目的是與前蘇聯統計學家論戰速度和比例關系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張薰華堅持獨立思考的勇氣引起了有關方面注意。此時，中央黨校開辦理論班，培養共產黨自己的紅色理論家，張薰華被選派到北京，脫產學習三年。張薰華回憶，當時，理論班匯集了各學科領域中的大師：翦伯贊講歷史、艾思奇講哲學、王學文講《資本論》……38歲“重新回爐當學生”，他格外珍惜這個機會，全心投入：“那三年，我一心一意做學問?？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嘛，所以一定要把書讀好。”他如饑似渴地鉆研馬克思著作，全面系統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訓練和培養，為日后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教學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此期間，張薰華特別注意體質鍛煉，每天早晚各跑步800米，這使他在70歲以后仍保有較好體質。用張薰華自己的話說：“這三年，我在德、智、體方面收獲都很大。”1962 年，張薰華返回復旦，任經濟系主任。此后，盡管因“文革”中受沖擊而中斷了工作，他一直擔任系主任這一職務到 1984 年 。“在復旦大學經濟學科近乎百年的歷史上，張薰華老師是擔任系主任時間最長的一位。”張軍說。
【1989年與鄭勵志，洪遠朋，葉世昌，蔣家俊，葛霖生等老師訪問日本幾所大學】
張薰華回到復旦后，就一直從事經濟學特別是《資本論》的教學和科研。他沉潛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鉆研，孜孜以求，厚積薄發，成就斐然，終成一代大家。
突破“土地批租”禁區，推動憲法修改
張薰華并不是書齋里的學者。“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在學習政治經濟學基礎課時，張老師就特別重視將教學與實踐結合起來，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探討時下發生的問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民回憶。多年來，張薰華以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為基礎，憑借扎實的《資本論》研究，打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脈絡。然而，他并不拘泥于經典著作的理論研究，而是在改革開放大潮下，積極觀照現實問題，并嫻熟地運用經典原理和方法，探索中國的經濟發展規律，為改革開放出謀劃策。復旦大學經濟系教授洪遠鵬認為，“張先生研究《資本論》與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緊緊相連，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從這一意義上說，張薰華成為國內第一位提出“土地批租”問題的學者絕非偶然。正是他關于“土地批租”的論文，催生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為中國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稱為“我國土地管理體制改革的最早倡導者和杰出貢獻者。”1984 年，在港澳經濟研究會成立大會上，張薰華基于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深刻理解，提交了論文《論社會主義經濟中地租的必然性》，闡釋了“地租”在改革開放中城市建設領域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可行性。論文載于《中國房地產》雜志1984 年第 8 期，迅速引起學術界和有關領導部門高度重視。時任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俞健委派顧家靖研究員約張薰華為市委《內部資料》再寫一篇相關文章。“當時我們接到任務后，首先有個感覺就是城市土地的地租問題，對我們國家來說不僅僅是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不僅僅是實踐問題，在當時可以說是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問題，它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地租理論，涉及國家憲法。”顧家靖回憶，“因為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地租是和土地私有權相聯系的，是土地私有制的產物。新中國成立后，消滅了土地私有制，也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地租。所有土地都是國家的、集體的，實行的是計劃分配的體制。所以張薰華教授在理論上提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地租問題是需要勇氣的，也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在復旦大學經濟系一樓“一個很狹小、很破舊的小會客室里”，顧家靖與同事和張薰華交談了一下午，主要向他了解有關土地問題和級差地租方面的情況。“我們覺得張教授的觀點很有新意，也很重要，在理論上有獨到見解。”隨后，張薰華應約撰寫《再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論上海土地使用問題》（簡稱《再論》），登在《內部資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上。《再論》受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注意，張薰華應約又寫了第三篇《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論上海土地使用問題》，1985 年 4月 10 刊登在該室內刊《調查與研究》1985年第5期，由中央下發到各省、市委領導機關，為中國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掀起了全國土地批租工作。張薰華的主要觀點是：土地政策應該成為我們國家的一項根本國策，土地的有償使用關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權問題。土地屬于國家，只能出讓使用權，不能出賣所有權。級差地租應該成為國家的財源之一，港澳的租地辦法可以采用。顧家靖說，當時上海市政府很重視，在土地局成立了批租辦。1986年，上海市委領導帶領俞健等人去香港考察土地批租事宜。張軍回憶：“當時，香港方面接待考察團的負責人正是后來擔任香港瑞安集團主席的羅康瑞。后來，羅康瑞被上海市政府聘請為上海土地批租7人小組的顧問，這個小組里另一位來自香港的成員就是后來擔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張薰華的研究奠定了城市土地使用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使得土地這個最重要的“要素”一下子活起來了。1986 年 10 月，上海市頒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土地使用管理辦法》，對外商投資企業收取土地使用費，第一次對土地進行有償使用。1987 年，在深圳參加“城市土地管理體制改革”討論會時，張薰華教授就此提出論文《論土地國有化與地租的歸屬問題》，后來，深圳市政府將該市農村土地全部收歸國有。
【復旦第四教學樓走廊】1987 年9 月，深圳市敲響土地拍賣第一槌，以協商議標形式出讓有償使用的第一塊國有土地。
1988 年 4 月，全國人大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十條第四款“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此后，“土地批租”成為全國各地經濟發展的普遍形式，也拉開了中國持續近四十年高速經濟增長的帷幕。在此基礎上，張薰華與俞健主編了《土地經濟學》。這本書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全國第一本研究土地經濟問題的理論書籍，并成為高等院校的專業教學參考書，1987年獲得上海出版優秀獎。同一時期，張薰華不僅僅討論了“土地批租”問題，還提及了其他問題和相關建議，譬如，建議上海市政府遷出外灘，把外灘以高地租租給外資、外貿、金融等單位；建議在浦東圍海造地，另建大型國際機場；建議上海郊區土地不以種糧為主，種蔬菜、植水果、飼禽畜、養魚蝦，讓農民迅速致富；建議以契約形式規定用地單位保證一定量的人均綠化面積，禁止企業超標排污，規定不得開采動用或破壞地下資源，等等。這些在當時引起不少爭議的提議，后來也逐步得到采納，并變為現實。 張薰華從來不怕爭議。在《資本論》初版序言中，馬克思對待爭鳴的態度是：“任何的科學批評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而對于我從來就不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我仍然遵守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這一教導使張薰華深深感到，“作為理論工作者，應該具有科學態度，不做風派人物；應該具有堅持真理的勇氣，不作阿諛奉承之輩”。正是遵循這一精神，張薰華對《資本論》原著的研究有一個顯著的特點——自覺反對本本主義。他“尊重馬克思主義，又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神”。在鉆研原著的過程中，張薰華發現馬克思在計算中有一些筆誤或訛舛，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試校<資本論>中的某些計算問題》。
【與蔣學模，尹伯成，葉世昌，徐桂華等老師合影】
這是中國理論界第一次有人敢于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這部光輝著作中也有常人會犯的錯誤。
該論文發表后，學者、研究生們紛紛撰寫論文，或提出補充意見，或對他的有關校正提出商榷。兩年之后，他進行了嚴肅認真的答辯，堅持正確意見，同時又虛心地對個別地方作了再校正，后形成專著《〈資本論〉中的數量分析》。張薰華這篇論文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其內容本身。人們公認，這篇論文有理有據，“校正”真誠中肯，為中國理論界弘揚馬克思主義嚴謹學風作出了表率。有學者評價：“這篇論文所體現的正是馬克思本人一貫表現的科學精神。也正是深刻領會馬克思科學精神的人，才有勇氣客觀地對待像馬克思這樣的偉人。應當說，這篇論文是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中國理論界結出的碩果，意義十分深遠。”在張薰華的論著中，有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語，這就是“科學”。他崇尚以科學精神研究經濟學。他認為，科學按其本性來說只承認事實和規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們厭棄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開拓和創新。“經濟理論工作者應科學地對待自己。作為一名經濟理論工作者，不僅要依據科學理直氣壯地與別人爭鳴，而且要勇于自我批評。認識有一個過程，往往是由錯誤到正確、由片面認識到全面認識的過程，這是正常的。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樹立了好的榜樣。”張薰華深深地體會到，只有善于與自己的過去“爭鳴”，才能公平地與別人爭鳴。再就中國實踐來說，他認為中國小農經濟阻礙生產力發展，是封建思想的基礎，造成人口量大質低，人口問題成為中國一切問題的核心。在人口與環境問題上，他批判了斯大林的錯誤觀點。朱國宏舉例：“關于產業發展次序問題，幾十年來一直提倡‘農林牧副漁’，學者們也早已是習而不察，但張薰華教授在環境經濟研究中發現，這種提法是錯誤的，用于指導實踐將導致末倒置，因此撰文，強調‘林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的基礎’，論證了‘林農牧漁副’為序的重要性，被譽為‘具有革命意義的重要觀點’。這種敢于挑戰陳規和權威的理論勇氣，無疑是可敬的。”由于在環境經濟學研究所作的努力， 1995 年，張薰華被評為全國環境教育先進個人，1986年，還和生態學家吳人堅一起創辦了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所。張薰華十分擁護老一輩革命家陳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堅決主張在學術研究中徹底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自覺地把這種科學精神貫徹到行動中去。正因為如此，有學者曾評價，在張薰華的學術成果中，“人們可以體會到一股凜然正氣”。在張軍看來，這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強大精神力量。“改革開放之初，本本主義、教條主義，束縛了改革腳步和經濟發展及發展，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批判了這一現象，強調不要本本，此后，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活力。如今，我們在改革的過程中，會不斷遇到挑戰，不斷走到十字路口，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受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影響，大膽突破和探索，推動中國經濟未來的繁榮發展。這是張薰華教授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和影響，也是我們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和責任。”回望自己的學術生涯，張薰華曾在《孜孜不倦探索經濟規律》一文中寫道：“幾十年的學術生涯讓我收獲頗多，也讓我感悟至深。我的感想就是：做學問時，要聯系實際，探索規律，不惑于表象，不隨波逐流。”
“青年應成為具有人類未來理想的高尚的人”
從1945年留校任教至今，張薰華雖身兼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和顧問、上?！顿Y本論》研究會會長和顧問、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和名譽會長等眾多社會職銜，但他對課堂的情結卻此生不渝。三尺講臺，他一站就是數十載。朱國宏說：“但凡上過張薰華教授課的學生，都有一個共同體會，那就是嚴謹、嚴格。嚴謹是他的治學態度。“張薰華教授上課邏輯性特別強，環環緊扣，絲絲相連，很難找到破綻。作為《資本論》研究專家，他對《資本論》雖然不能說倒背如流，但若提到馬克思某一觀點，他馬上會告訴你，《資本論》第幾卷第幾章第幾頁，馬克思是怎么論述的。”嚴格是對學生的要求。張薰華曾說：“我寧可學生在校園里因為我的嚴格而罵我，也不愿意他們在社會上因為沒有真才實學、無所作為而罵我。”采訪中，他的學生們無一不提及了當年令大家“心驚膽戰”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考試?？荚嚥捎每谠?，給定100道題范圍，特別之處在于，口試必須以抽簽方式進行，抽到哪道就回答題，兩次機會答不出，就得次年補考，再考不出，畢業前還有一次機會，要是再通不過，就畢不了業。如今每一位學生回憶起來，都認為這種方式使大家掌握并深深理解了所學的經濟理論，終身受益。不少學生畢業多年以后感慨：這是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一門課。雖然在治學上，張薰華對學生要求嚴格，但在課后，他對學生的生活家庭關懷備至。學生有困難，他總是想方設法幫助解決。在他看來，教書育人是他的本，更是責任。他對學生們的重視和關愛，時常讓他們“感動不已”。朱民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后，每年寄給張薰華的賀年卡，他都整整齊齊地陳列在書架中。在張軍擔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后，有一次去張薰華家中探望，老人拿出他當年一張《資本論》的考卷。這份得分96分的考卷，四十年后依舊如新。朱國宏師從張薰華讀博士時，兩人曾共同承擔了上海市“八五”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研究”，并最終形成著作《通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研究》一書。作為課題的負責人和組織者，以及全書導論的作者，張薰華提攜后進，再三堅持由朱國宏作為唯一主編署名。每每在信箱里收到老人悉心分發的學術資料，張暉明都會感慨老人時刻心系著學生的成長……直至耄耋之年，張薰華依然老驥伏櫪，堅守在教學第一線。他指導最后幾批博士生時，與洪遠鵬、朱國宏、洪文達等復旦大學教授一起以研討班的形式上課。他多次參加支持學生組織的活動，和本科生、研究生座談“治學與做人”、“做人與做學問”，希望學生們能夠做對社會有用的人，成為有理想有作為的時代青年。他曾說過：“從做人方面，青年應有高尚的情操、廣闊的胸懷，關心天下興衰，致力于社會整體利益的事業，鄙視個人主義，抵制實用主義，成為一代具有人類未來理想的高尚的人。”如今，他指導的60多名碩士生、博士生，已成為閃耀在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并將他倡導的學風卻是一脈相傳，嚴于律己、求真務實、嚴謹嚴格、規范創新，不懈追求科學光輝的頂點。李志青回憶，在老人80華誕的慶祝儀式上，與會者大都是他的學生弟子、同事好友，“他們來自全國乃至全球各地，都是專程趕來參加慶?；顒樱渲胁环φ虒W各界的精英翹楚”。而后在李志青與張薰華常年的交往中，卻甚少聽他主動談及這些名人弟子和朋友。
【1985年《資本論》提要創作當中】“在他的眼里，只要是能夠在他嚴格考核下過關的，就都是好學生；只要是能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做好本份，盡心盡責的，就都是好同事，好朋友。這里面不分先來后到，也不分地位高低。”
正是在這樣嚴格而寬容的精神下，張薰華為培養了數不清的優秀人才，繼續傳承科學精神、教育精神，為國家社稷貢獻力量。張薰華十分認同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將“賤尺璧而重寸陰”作為座右銘。他常說：“我們這代人經歷坎坷，年輕時讀書的大好時光卻趕上戰亂，許多時間不得不花在從事革命工作上，創造力最旺盛的中青年時期，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特別是‘文革’十年，幾乎不可能靜下心來做學問。”正因為如此，張薰華的學術研究成果大多是50歲以后發表的。感慨于時光如白駒過隙，他把點滴時間都用在研究和教學上。年過八旬之后，他仍關注社會熱點問題，視線也一直沒有離開他所關心的人口、土地、資源，以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他著作等身，筆耕不輟，并時有新作問世。2015年，他還以95歲高齡發表文章“人口法制與依法治國”。朱民在任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期間，有一次回國拜訪張薰華時，已經八十多歲的老先生仍滔滔不絕地跟他講了半個多小時的人口經濟學理論，這讓朱民“大為驚訝”。更讓學生們驚訝的，是時隔多年，張薰華與夫人寧蔭仍住在第九宿舍里上世紀七十年代建造的一間六七十平米的老房子，一住就是將近四十年。其間，復旦教授的住房待遇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建起了不少四房兩廳的“博導樓”，可他與夫人卻一直住在顯得簡陋而陳舊的第九宿舍。80歲以前，他到市里開會不愿叫出租車，而是換乘幾輛公交車赴會，常年吃的是“粗茶淡飯”。據說曾經有一位學生在他們家體驗過了“粗茶淡飯”的味道，從此之后，“再也沒人敢去他們家吃飯了”。老人卻樂在其中，還自豪地告訴學生，他長壽的秘訣之一，就是簡單生活加上堅持鍛煉。張薰華堅持原則也是在復旦大學出了名的。他最反對請客送禮，在七十壽辰時，不少學生送上賀禮，過后他卻璧還原主。八十華誕時，他屢次專門關照：不要送禮品，不要突出生日，把慶典的主題定為他擔任名譽主任的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揭牌及環境經濟學術討論會。平日里學生們去探望老師，已經養成了習慣空手而去。他至今緬懷在新中國建立之前領導過他已犧牲的地下黨員。他對青年人說：在革命戰爭時期，那一代熱血進步青年總是激情滿懷，為追求真理、解放全中國，拋頭顱、灑熱血。我們現在的江山確實是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們作為幸存者、后來人，如不能把社會主義建設好，愧對于英烈之魂哪!這一席話，揭示了張薰華治學與做人的精神動力。
【1987年7月24日在廬山】今年春節，老人因身體不適，住院至今。教師節時，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焦揚帶領張薰華的學生們一起去醫院看望他。躺在病床上，老人氣色不錯，甚至“比之前還圓潤了一些”。
近百歲的老人記憶力已經大不如前，有些面孔，他已經想不起名字。當來人問：“還記得我是誰嗎？”他會不緊不慢地巧妙回答：“有朋自遠方來”。當問起當年地下黨的工作時，老人卻只字不提，在他的腦海里，這仍是“黨的機密”。當收到花束時，晚年一直從事環境經濟學研究的他認為花花草草也是生命，是自然生態中的一部分，并叮囑“下次一定不要”。如果暫時忽略掉他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身上的耀眼標簽以及他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躺在病床上的他，看上去簡單淳樸、和藹可親，就如同你見過的任何一個普通的老人...（作者：張惠清；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華兒女”，原刊于《中華兒女》雜志2020年第16期，有修訂）【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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