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東征是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歷史轉折時期的一個重大舉措。東征上承紅軍萬里長征未竟之業，下啟中共八年抗戰亙古之功，推動了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
紅軍東征，作為紅軍長征史范疇內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但它和三大主力紅軍及紅25軍長時間、長距離的戰略轉移不同，更像是一次往返75天的“短促突擊”；作為以開赴抗日前線為目的的軍事行動（又處在十四年抗日戰爭時段內），但作戰對象卻既不是日本侵略軍，也不是他們組織的偽軍。這種特殊性表明，紅軍東征是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歷史轉折時期的一個重大舉措。
深入分析看，東征上承紅軍萬里長征未竟之業，下啟中共八年抗戰亙古之功，推動了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陜甘支隊長征抵達陜北與紅15軍團勝利會師后，中央紅軍以尋找和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為目的的戰略轉移，看似已經完成。但實際上，完整意義上的紅軍長征并未結束。這不僅是因為紅2、紅6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尚在長征途中，更主要的是因為長征所肩負的多重使命還未實現。就根據地問題看，碩果僅存的陜甘革命根據地彌足珍貴，但它當時偏于陜北一隅，紅25軍與陜甘紅軍會合時根據地發展到20多個縣，人口有90余萬；這里是單一的個體農業經濟，幾乎沒有工業，而且土地貧瘠、交通困難，發展水平極其落后；更為嚴重的是它正遭受著國民黨東北軍、第17路軍、晉綏軍和陜北地方軍閥井岳秀、高桂滋以及寧夏、甘肅軍閥武裝的20萬大軍“圍剿”。這里作為陜甘支隊和紅25軍的落腳點已經難以為繼，更不足以承載中國革命骨干力量的適時北移和中國革命新的大本營的戰略重任。因此，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是紅軍東征的基本意圖之一。紅軍東征最大的顧慮是能否保住來之不易的陜甘革命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內和紅軍主要將領有不少人對毛澤東提出的東征心存疑慮。彭德懷作為東征軍的司令員，甚至在已經率軍抵達前線后的1936年1月26日，仍鄭重地致電當時在陜甘的四位中央常委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和自遵義會議以來實際成為中央領導核心成員的王稼祥，憂心忡忡地指出：“陜北蘇區是中國目前第一個大蘇區，是反蔣抗日的有利領域，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幟，應以如何手段使之鞏固擴大，如紅軍行動有脫離這個蘇區危險性可能時，都是不正確的。”他在電報中還特意告誡“不要忘記第一次到遵義輕易入川的教訓”。彭德懷所說的是，遵義會議上決定放棄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地區建立川黔革命根據地的計劃，改向川西發展，結果致使中央紅軍經歷了四渡赤水那100多天的艱苦轉戰。幾十年后彭德懷在其《自述》中回憶，東征時他考慮到紅軍經過長征的長途跋涉后體質很弱，而且人數很少，加上劉志丹和徐海東的部隊也不過1.3萬人，因而提出過河是必要的，但必須絕對保證同陜北根據地的聯系。結果，“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興，他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可見，當時作出東征的決策是要下極大決心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陜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圖源：網絡）
第一是固守陜甘根據地，還是向外發展的問題。毛澤東早在1935年12月1日給張聞天的電報中就提出“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與我們脫離的方針”，并在瓦窯堡會議討論軍事戰略時進一步闡述，其基本思路是以發展求鞏固。他的這一主張得到張聞天的積極支持，他在毛澤東發言之后表示：“我是反對長久停留一地的。五次反‘圍剿’戰爭經驗證明，這樣做反而傷元氣遭受損失。為了長期與敵人作戰，紅軍行動要更廣泛，更活一些。紅軍走了，敵人注意紅軍，蘇區才能鞏固。”為堅定全黨全軍必勝的決心，張聞天提議中共中央隨軍東征。這般破釜沉舟的氣勢，給紅軍將士的感覺，東征就猶如紅軍再次踏上長征路，顯示出這一決策的非同一般。第二是向什么方向發展的問題。東征前夕，中共中央和紅軍將領對向外發展的方向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商討，最后決定按毛澤東的意見向東發展。第三是能否沖破黃河天險并在與閻錫山部隊戰斗中取得勝利的問題。那時，閻錫山統治和經營山西已經25年，有8萬多優良裝備的晉綏軍，并且在長期的軍閥混戰中養成善于打防守戰的戰術素養。因此，紅軍要以寡抵眾、以弱抗強，并且要跨越黃河天塹深入敵人腹地進行攻勢作戰，風險極大。第四是東征的紅軍在戰局出現不利局面時能否安全撤回，以及陜甘革命根據地是否會因主力紅軍東征而喪失的問題。其一，乘直羅鎮戰役粉碎國民黨軍對陜甘根據地第三次“圍剿”之威，紅軍各部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分別對“圍剿”陜甘根據地之南北兩線的東北軍和陜北地方軍閥及地主武裝等進行了有組織的進攻，震懾了南線的國民黨軍，掃清了北線東征前進道路上的敵人武裝。其二，對陜甘根據地周邊的各派力量，大力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1936年1月20日紅軍代表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在洛川談判，與東北軍達成了在共同抗日的意愿下雙方各守原防、恢復通商的協議，并與陜北軍閥高桂滋達成合作意向，緩解了東征的后顧之憂。其三，進一步肅清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理治等在陜北發動錯誤“肅反”的惡劣影響，大力加強中央紅軍、紅25軍和陜甘紅軍之間的團結，擴大和整編地方紅軍。其四，實行廣泛深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教育，調整對富農政策，努力發展經濟，從內部鞏固陜甘革命根據地。其五，派出有力武裝保護黃河各渡口，掩藏和整修渡船，部署接應部隊，切實保證東征主力必要時的回撤線路和安全。由于有了上述準備，在東征后期當國民黨中央軍15萬大軍進入山西后，戰局出現重大轉折時，東征紅軍得以及時安全地西渡黃河回到陜甘革命根據地。紅軍東征很好地貫徹了毛澤東“以發展求鞏固”的指導思想。東征前，閻錫山晉綏軍的正太護路軍司令兼陜北“剿共”總指揮孫楚指揮4個步兵旅和1個騎兵旅占據著陜北吳堡、義合鎮和神木、府谷等地，嚴重威脅著陜甘根據地的東部。紅軍東征渡河和在山西的迅速展開，迫使這部分晉綏軍急忙撤回山西參加圍堵紅軍。在東征前線的毛澤東和彭德懷第一時間掌握了這一動態，及時電告紅1軍團的林彪、聶榮臻和紅15軍團的徐海東、程子華以及后方的周恩來、博古，“吳、佳、神、府廣大區域的恢復與占領，使紅軍戰略后方增加了力量”。這樣，河西的陜甘根據地與河東的東征軍形成直接呼應的有利態勢。雖然后來因國民黨中央軍入晉，河東紅軍主力被迫全部撤回河西，但畢竟擴大和鞏固了陜甘革命根據地。特別是因為紅軍主力在山西的縱橫馳騁和在那里恢復建立了大批的中共組織，以及組建了二三十支游擊隊，沉重打擊了閻錫山的統治，消滅和鉗制了其大量的武裝力量。正是由于東征的深刻影響，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迅速開辟晉綏抗日根據地成為拱衛河西的屏障，陜甘寧根據地東部的安全得到根本保證。不僅如此，紅軍東征期間擴紅8000人，幾乎是東征紅軍的一半多，壯大了主力紅軍的力量，而且繳獲和募集了50萬元的錢款和物資，使陜甘根據地的經濟困難得到極大的緩解。紅軍東征和隨后的西征，以及西安事變后為抵御國民黨軍可能的進犯，紅軍主力南下關中，與國民黨東北軍、第17路軍形成相互策應，使陜甘根據地由陜北一隅發展為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地域擴大為20余縣近13萬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150多萬，成為三大主力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中國革命長期穩定的大本營。
二、東征的根本戰略目的是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走向高潮
就紅軍長征的歷史任務看，北上抗日是中共和紅軍的夙愿。紅軍將士高舉北上抗日的大旗走過了萬水千山，但是最后抵達的新的根據地——陜甘根據地還只是“靠近”抗日前線，畢竟還不是真正的抗日前線，中共和紅軍將士北上抗日的壯志未酬。從這個意義講，長征還沒有結束。不僅如此，當時中國共產黨人既肩負著率領全國民眾抵抗日本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的歷史使命，又要同武裝到牙齒的階級敵人的“圍剿”進行殊死搏斗，而后者中的許多力量在客觀上都有可能成為共同抵御日寇的同盟軍，是中共新確定的政治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團結爭取對象。這使得中共處于兩難境地，對下一步戰略發展方向的抉擇頗費躊躇。再者，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針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侵略步伐的加劇和民族危機的加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戰略方針。這是一個蘊含著深刻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舉措，也是解決當時困擾中共兩難處境的唯一正確的方針。但要真正成功實施這一方針，既面臨著國民黨蔣介石方面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生死挑戰，又要戰勝中共黨內“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的嚴重阻撓。方向雖已明確，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亟待找到一個切入點、一種載體、一條出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東征被提上議事日程。幾乎在中共召開瓦窯堡會議正式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策略的同時，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的領導下平津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為了呼應和聲援華北地區的抗日浪潮，推動全國民眾抗日救亡高潮的興起和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把北上抗日的初衷貫徹到底，同時也是為了解決中共和紅軍下一步的戰略發展方向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專門研究了軍事戰略問題。當時，有些同志痛感丟失根據地后在長征路上飽嘗各種艱難犧牲之痛，提出不急于向外發展，而是先在陜北鞏固和穩定一個時期；還有些人認為當時主要的軍事壓力來自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和第17路軍，主張向南逐步推進；也有同志主張為打通與蘇聯的聯系，取得國際支援，應首先向寧夏北出綏遠內蒙。毛澤東不同意現時就向西北出寧夏的意見，也不贊成林彪以紅軍的主要干部率兵出陜南開展游擊戰爭的提議。他認為根本方針應是南征與東討（山西）。但他把南征界定為旨在粉碎敵軍的“圍剿”，而不主張把戰略進攻的方向定為南下，他把下一步進軍的重點定位在東征山西。他在瓦窯堡會議前從直羅鎮戰役前線發給張聞天的電報中就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12月23日，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所做軍事報告中提出：第一步，在陜西的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鞏固和發展陜北蘇區，從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做好渡黃河去山西的準備。第二步，到山西去，準備擊破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開辟山西西部五縣以至十幾縣的局面，擴大紅軍一萬五千人，并保證必要時返回陜西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同日，瓦窯堡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正式明確“在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總任務之下，首先須在一切政治的軍事的號召上與實際行動上，進一步重申‘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并提出：“把紅軍行動和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瓦窯堡會議雖然確定了東渡黃河開辟山西轉赴綏遠抗日前線的戰略方向，但是卻認為這些行動部署的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并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拿‘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同它密切地聯系起來”。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確定東征之初中共中央實際賦予東征三重目的。那么，在打通蘇聯、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和取道山西開赴抗日前線這三重目的中，究竟哪一個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呢？事實上，在當時對東征的主要目的就有傾向性的意見。張聞天在23日的發言中就指出：“下一步黨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好的干部要盡量用到那一方面去。我們去了之后運動范圍會更大。我們要派負責固志到河北去，要派能組織游擊戰，懂得軍事的人去。所以事實上工作中心在這二個省。”這一主要目的，在此后東征的籌備和進行過程中得到進一步明確。最早提出反對立即實施打通蘇聯計劃的是李德，他通過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書面意見，認為“同蘇聯的聯系不應當作為自己的主要戰略目的”。他主要是擔心會因此而挑起日本和蘇聯的沖突，害怕經山西綏遠由內蒙古打通與外蒙的聯系，“將損害蘇聯的和平政策，客觀上會成為日本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借口”。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對他的意見予以駁斥。中共方面最早修正瓦窯堡會議相關提法的文件，是由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先鋒軍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1936年2月4簽發的《關于東征部隊的政治工作問題訓令》。其中明確指出：“紅軍出師東征，基本任務是：給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五省的侵略以迎頭痛擊，發動山西廣大民眾的抗日運動與抗日戰爭，援助全國人民的反日運動，消滅賣國賊閻錫山掃清抗日道路，擴大與鞏固現有抗日根據地，解除山西人民的痛苦，實現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以開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在紅軍渡河出師的當日，張聞天發表重要文章全面闡述東征的意義，他更加明確地寫道：“發動與組織全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援助和響應全中國首先是華北的八千萬人民的抗日斗爭，是紅一方面軍東征的中心任務。”他在文中反復強調：“紅一方面軍的東征，不是避免，而是為了要爭取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時機”；“紅一方面軍的東征，不是避免，而是為了要創造實現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有利條件”。他堅信以紅一方面軍的東征為開端，“在抗日戰爭的發動中，在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產生中，蘇維埃與紅軍的發動者與組織者的作用，將使我們在事實上（我們不爭名義）成為民族革命的領導者”。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張聞天作為中共黨內負總責的領導人在通篇論述紅軍東征的文章中，卻沒有一處再談及紅軍東征與打通蘇聯的關系。在3月10日中共北方局發布的救國宣言中也直言不諱地講東征的目的，是“以圖經過山西，出兵河北平津，實現自己抗日救國的目的，直接對日作戰，與全國愛國人民一致保障中國領土之完整”。雖然在東征結束后的一段時間里，中共中央并沒有放棄打通蘇聯的設想，還進行過更為具體的籌措，并采取了實際的行動。但是在1936年2月初到5月東征結束期間，在中共方面與東征相關的文電、講話和會議記錄等文獻中，再無將東征與打通蘇聯（打通國際線）相聯系的表述。1936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晉西會議進一步明確了調整后的紅軍東征方針，即“（一）發展的方向，應該對著日本前進的方向。我們向華北發展，不僅因為它是矛盾的集中點，而且因為這是直接指向日本侵略軍”“（二）以組織抗日斗爭、抗日團體為中心任務”“（三）爭取紅軍對日直接作戰，直接對抗。”(19)在3月23日的會議上，中共中央把東征第三步的發展方向由過去的“綏遠等省”，改為“紅軍集中河北”。這就在進軍方向上徹底將東征與“打通蘇聯”劃清了界限。毛澤東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談到“聯俄問題”時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從前我們有信心，才創造了蘇維埃，現在為什么失掉信心？上述情況表明，中共中央在東征出征前夕就對東征的戰略日的做了重要調整，實際放棄了把經山西取道綏遠打通與蘇聯的聯系作為東征的戰略目的之一，堅定地把爭取直接對日作戰和促進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以及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作為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戰略目標。如果說當各路紅軍高舉北上抗日的大旗踏上萬里征程時，由于遠離抗日前線，“抗日”在一定程度上還只是鼓舞紅軍將士的口號和動員沿途各界群眾支持紅軍的宣傳的話，那么，征塵未洗的紅一方面軍傾其全力東征和中共中央離開立足未穩的根據地隨軍渡河的英勇壯舉，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挽救民族危亡與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這不僅給分不清“剿共”與“抗日”孰重孰輕的晉綏軍等國民黨軍政界以極大的震懾，也給山西乃至華北的八千萬人民以極大的鼓舞，而且給全中國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激勵。抗日先鋒軍的旗幟和率先開赴抗日前線的實際行動與決心，振奮了全國的軍心民心，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張第一次真正地在全國各界民眾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和呼應。正如林育英、張聞天和毛澤東等1936年5月20日在給紅2、紅6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將領的電報中所描述的那樣：“紅軍的東征引起了華北、華中民眾的狂熱贊助，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均有信來，表示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主張，甚至如李濟深亦發表擁護通電，馮玉祥主張抗日與不打紅軍，南京內部分裂為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兩派，正在斗爭中。上海擁護我們主張的政治、經濟、文化之公開刊物多至三十余種，其中《大眾生活》一種銷數達二十余萬份，突破歷史總記錄，蔣介石無法制止。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領導示威游行，許多外國新聞記者贊助反日運動，從藍衣社、國民黨起至國家主義派止，全國幾十個政治派別在聯共反日或聯日反共問題上，一律起分裂、震動與變化。我黨與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正在積極組成中。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中國革命發展是取著暴風雨的形勢。”
1935年11月《大眾生活》創刊號書影 （圖源：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
總之，紅軍東征使得全國民眾切實地認識到紅軍長征的“北上抗日”不是口頭的宣傳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在事實上證明了，（只有紅軍）才敢勇敢地打起鮮明的抗日大旗，打到日本帝國主義勢力范圍的華北五省中去”；使中共“將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戰略初見成效，推動了紅軍由內戰向抗戰的偉大戰略轉變；使全國人民初步看到“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東征掀起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三、東征是實現以西北統一戰線促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略方針的重要步驟
瓦窯堡會議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并開始實施以西北統一戰線帶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東征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中共中央決定紅軍主力向東出師山西而不是南下，既是出于自己的戰略考慮，也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國民黨東北軍張學良部、第17路軍楊虎城部作戰，有利于同他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楊所部在過去圍堵紅軍長征和“圍剿”陜甘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損兵折將，深感“剿共”是死路一條；同時又因為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軍的壓迫與歧視，與之矛盾重重；更因為日本對華侵略的步步深入激起強烈的民族義憤，對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深惡痛絕。因此，他們積極響應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在東征前后與中共達成停戰抗日的協議，結成“三位一體”的統一戰線。這為中共的東征解除了后顧之憂，堅定了東向發展的決心。東征期間，中共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發生重大變化，由“反蔣抗日”開始向“逼蔣抗日”轉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把持著中央政權，掌握著中國最大多數的軍隊，對外是中國國家政府的代表。因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關系，是實現全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和關鍵。以往學術界有不少論者十分看重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指示電，認為該指示電強調決不能同時既反對日本侵略者又反對蔣介石，督促中共進一步修正政策，從而促使中共中央下決心實行“聯蔣抗日”政策。事實上，轉而實行“逼蔣抗日”的決策是東征期間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外局勢變化獨立自主作出的。一方面，王明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推動中共轉變對蔣政策方面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1935年10月29日，王明在給季米托洛夫的信中就分析了蔣介石和南京政府轉變政策的可能性，稱已經有消息說蔣介石“確信共產黨只是現在才真正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并想改變自己的戰線，也就是同我們建立統一戰線進行抗日斗爭”。11月7日，王明在巴黎《救國報》發表《答反帝統一戰線底反對者》，第一次公開表明“聯蔣抗日”的可能性，即所謂“如果他真正停止與紅軍作戰，并掉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話，那么，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不但給他以向人民和國家贖罪的自新之路，而且準備與他及南京軍隊一起，在共同的一條戰線上，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隨后，王明于1936年1月間3次應邀與受蔣介石委派的南京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進行接觸，并在當月23日將蔣介石贊同中共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和期望中共中央直接與其談判的信息及其聯系渠道等，寫信告訴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事實上，毛澤東等當時無從獲悉此信的內容）。同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所辦的《救國時報》發表王明起草的《中國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和外交人民委員長王稼祥最近談話》（毛澤東和王稼祥當時對此也毫不知情），指出：“紅軍與蔣介石間能否成立協定，并不是決定于中國蘇維埃政府，而是決定于蔣介石是否決心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在不分黨派、不問過去關系，只求一致抗日這一主張上，決不保留任何例外，決不絕人自新之路。”7月22日，王明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發言，批評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關于“抗日反蔣”的決議是錯誤的，當場得到季米托洛夫的首肯。會議責成王明等起草一份指示，這就是8月15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指示電。收到指示電后，中共中央于25日發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表示“我們方面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與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并愿堅決地遵守這個協定”。另一方面的事實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在國內斗爭的實踐中認識并最終完成對蔣政策的轉變。1935年11月中旬抵達瓦窯堡的張浩只是憑記憶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而1936年3月輾轉從蘇聯回到陜北的劉長勝帶回的是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的書面文件。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從1934年10月中斷的電訊聯系直到1936年6月16日才恢復。因此，對王明在此前關于“聯蔣抗日”的主張毛澤東等并不知曉，中共中央是根據國內形勢的變化獨立自主決定實行“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的。長征抵達陜北后，一直在國內率領紅軍與國民黨軍浴血奮戰的毛澤東，雖然在理論上已經認識到國內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在對日態度上有可能發生轉變，但是在行動上卻因蔣介石頑固堅持實行反共、“剿”共，而針鋒相對地執行“抗日與反蔣”并重的方針。當時，國共兩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和蘇聯先后通過四條渠道探討合作抗日的可能性。1936年2月27日，通過宋慶齡介紹、受宋子文委托前往陜北的董健吾（當時化名周繼吾），和受中共上海地下黨委派來匯報與國民黨陳立夫方面的代表曾養甫等談判情況的張子華，一同抵達瓦窯堡，帶來蔣介石亦有和紅軍妥協共同抗日傾向的信息。這印證了毛澤東、張聞天等關于國內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在對日態度上有可能發生轉變的判斷。3月4日，在東征前線的毛澤東等就明確轉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和明智的表現，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愿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等五項具體意見。隨后，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在東征前線聽取了張子華、李克農及中共北方局聯絡處長王世英關于與國民黨中央、張學良、第17路軍等接觸談判的情況匯報，并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對蔣態度問題等進行了專門討論。張聞天在3月20日舉行的會議上明確談及地主買辦集團內部“分化很明顯”，“南京政府內部和一些軍閥也在和我們接洽談判”。他在報告中沒有再提“反蔣抗日”的口號，而是認為“必要而且可能與各種政治派別進行上層統一戰線”。24日，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所做的結論中提出：“反日”與“反賣國賊”二者“亦應區別”，應該“集中力量反對最主要的敵人。”4月9日，在東征前線的毛澤東和彭德懷聯名致電張聞天，更加明確地重申“我們的基本口號不是討蔣令，而是討日令”。同日，周恩來在延安同張學良會談合作抗日問題時，張表示希望中共方面改變“反蔣抗日”政策為“聯蔣抗日”，這也從一個側面堅定了中共中央改變既往政策的決心。5月5日，毛澤東等在著名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東征回師通電中放棄了在東征出師宣言和其他宣傳材料中把蔣介石和閻錫山作為“賣國賊”的提法，采用了“×××氏”的中性提法，提出“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的最后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東征班師回到瓦窯堡后，毛澤東在6月1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更明確地指出：我們的口號，我們的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以掃除抗日阻礙。事后，毛澤東等在向朱德、張國燾等解釋這一政策變化情況的電報中指出：“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并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16日，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恢復。8月15日在接到共產國際關于“聯蔣抗日”的最新指示以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對外提法就更為明確具體。他們“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和主要的對手”，“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8月25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倡議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向黨內發出《關于逼蔣抗日的指示》。
1938年1月星星出版社《民族革命之路》所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圖源：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
紅軍東征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推動了與閻錫山方面統一戰線關系的建立。東征打破了閻錫山的政治均衡術，迫使他必須在聯日反共、聯共抗日、抗日反蔣三者之間做出抉擇。這一方面是因為紅軍的東征沉重打擊了他的統治，展示了中共與紅軍的強大力量及堅決抗日的決心和聯合抗日的誠意；另一方面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軍借“助剿”之機，終于進入閻錫山“獨立王國”的腹地，并在紅軍撤回后仍賴在那里不走，給其以嚴重威脅；同時，日本方面也就紅軍進入山西向他表示了強硬的態度，企圖逼迫他像冀察當局那樣與日本合作實行“反共自治”，并加緊策動內蒙的“德王”和偽軍李守信部進犯綏遠。閻錫山在對日本的“逼宮”采取“擱置”態度的同時，暗中支持綏遠的傅作義組織抵抗，并對蔣介石的“剿共”要求虛與委蛇，對中共則采取兩面態度。他在山西境內加緊鎮壓中共組織和實行白色恐怖的同時，與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派遣的代表以及中共的上層人士暗中接洽，甚至派其親信到監獄通過訊問王若飛打探中共關于聯合抗日的政策動向。中共方面在被迫撤離山西西渡黃河后，并沒有放棄經營山西的既定方針，毛澤東在下達西撤命令的電報中就強調：“華北各省仍然是戰略進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蔣介石部隊調出山西以后，在積極地進行山西干部的創造，山西士兵運動的加強，神府蘇區的擴大等條件下，再一次進入山西作戰的機會是有的。堅持以陜甘蘇區為中心向各方面作戰，而以東方各省為長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確定的方針。”在繼續加強對山西下層士兵及群眾的鼓動與組織的同時，東征班師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特別注重對山西上層人士特別是閻錫山的統一戰線工作。5月25日，毛澤東通過被俘的晉綏軍團長郭登瀛帶去他給晉綏軍第72師師長李生達和第66師師長楊效歐，以及閻錫山本人的親筆信，再次表達中共方面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誠意。27日，張學良應中共之請飛抵太原，對外宣稱商討“剿共”，實際是幫助中共溝通與閻錫山的聯系。除多次直接寫信給閻錫山、傅作義表示合作意向外，毛澤東還一再致電新任中共北方局中央代表的劉少奇，強調統一戰線工作要以宋哲元、傅作義、閻錫山等各派軍隊為第一位。中共北方局委托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華北辦事處主任朱蘊山3次去山西勸說閻錫山與中共合作抗日。8月下旬，剛剛從北平草嵐子監獄出獄的山西藉共產黨人薄一波接到閻錫山的邀請，要薄同晉幫助其開展抗日民運工作。薄顧慮自己作為共產黨員卻接受閻錫山的邀請是否合適，就請示北方局。北方局向他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把對晉綏軍等華北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放在第一位的電報內容，指示他必須去。此后，經過薄一波和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及秘密的山西工委的積極工作，閻錫山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統治地位，最終確定聯共擁蔣，“守土抗戰”。中共以“犧牲救國同盟會”為載體與閻錫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還先后直接派南漢宸、彭雪楓、周小舟與閻會晤，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駐晉秘密聯絡站。12月，彭雪楓作為中共中央和紅軍的代表在太原建立辦事處與電臺。中共與閻錫山抗日統一戰線關系的確立，是中共以西北統一戰線帶動全國統一戰線戰略，繼與張學良、楊虎城形成“三位一體”關系之后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大大增加了與南京政府蔣介石方面談判合作抗日的籌碼。由于閻錫山還具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是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人物，因此這一統戰關系不僅影響了晉綏兩省，而且影響了整個華北乃至全國。它對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以及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3個師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和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在華北敵后的戰略展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東征與八路軍出師抗日及敵后游擊戰戰略支點的形成
東征紅軍繼續發揚紅軍在長征中的播種機和宣傳隊作用，吸取和總結了長征期間在無根據地戰略轉移中開展群眾工作的經驗。不同的是，東征前對如何開展戰區的群眾發動工作進行了更為精心細致的準備，組織了以林育英、李富春為書記和副書記的地方工作委員會及一批地方干部組成工作隊、工作組隨軍行動，每到一地就及時劃分開展群眾工作的區域，分配擴紅和募集抗日經費的數目，并要求每一個紅軍指戰員都要進行群眾的宣傳教育工作。更為重要的是，東征以開赴抗日前線爭取直接對日作戰為號召，旗幟更加鮮明。而東征的紅軍將士又都是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教育武裝的，并且已經在長征途中和在陜甘蘇區積累了進行抗日宣傳和統一戰線工作的初步經驗。因此，東征的群眾工作針對性更強，工作方法更得力，政策性更突出，成效相應地更大，影響范圍和深度也都是空前的。紅軍抗日先鋒軍東征山西，在75天的時間內轉戰53個縣城，其影響深入整個山西和晉綏地區。東征紅軍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打破了閻錫山等對紅軍和共產黨的誣蔑，使山西人民以及晉綏軍的官兵們對中共和紅軍的性質、宗旨及其抗日救亡主張與決心有了深刻的認識與感受；東征期間中共在中陽、石樓、靈石等地建立了黨的組織，在趙城、洪洞、汾西、蒲縣、臨汾等地組建中共臨時縣委，在中陽縣建立了中共縣工委和縣蘇維埃政府，在石樓、永和、隰縣、靈石、蒲縣、汾陽等縣建立了一批區、鄉、村蘇維埃政權，并成立了河東獨立團和20多支地方游擊隊，一大批抗日救亡群眾團體和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在山西蓬勃興起；東征中吸收了8000多山西籍青年參加紅軍，密切了紅軍與三晉父老的血肉聯系。這些都為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主力開赴山西，并在那里創建抗日根據地形成向華北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支點，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組織基礎。在東征影響下中共與閻錫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系，是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3個師的主力得以全部開赴山西抗日前線的前提條件。與同其他地方實力派和軍事力量的統戰關系不同，中共與閻錫山的統戰關系不僅有固定的區域為活動空間，而且有相對穩定的統一戰線組織——“犧盟會”和“動委會”為載體，并且持續時間最長（初期關系很密切，在1939年因“晉西事件”一度幾乎中斷又重新恢復后，雖然雙方戒心重重和小摩擦不斷，但始終沒有完全破裂，一直維持到抗戰結束），因而是最富成效的統戰關系。憑借這種關系，抗戰初期八路軍總部和中共北方局機關得以在山西公開活動，八路軍及其地方武裝也因此順利地迅速壯大，并創建了實際在中共領導下的山西新軍決死隊；太原失守后，根據毛澤東關于開展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指示，八路軍在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個地區實行戰略展開。在晉東北地區，聶榮臻率第115師一部，依托恒山山脈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林彪、羅榮桓率第115師第343旅，到晉西南地區依托呂梁山脈，創建晉西南抗日根據地；賀龍、關向應率第120師，到晉西北地區，依托管涔山脈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劉伯承、張浩率第129師及第115師第344旅，到晉東南地區創建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山西成為中共和八路軍在華北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唯一的戰略支點，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微信公號，原載《軍事歷史》2019年第1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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