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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開幕是7月23日，閉幕日期是7月31日，在嘉興南湖。”

 

 

 他，1951年3月，一個初二學生響應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毅然棄學從戎，奔赴朝鮮戰場。43年后的1994年，作為教員的他、專業技術五級被授予少將軍銜。2007年12月，71歲的他晉升專業技術一級，并一直干到75歲退休。成為全軍院校教員中級別最高、年齡最大、在全國全軍具有廣泛知名度的教授。

 

他，就是黨史大家——邵維正。

 

破解黨史中關于一大的兩個疑難問題

 

說邵維正是黨史大家，還要從40年前說起。 

 

1980年1月10日，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最頂尖的學術期刊、被譽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No.1的《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上，發表了邵維正寫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作者雖名不見經傳，文章卻引起轟動效應。全國近百家報紙雜志進行了報道或轉載。被譯成英、日、俄、法等多種文字在國外刊物發表，一些學者訪華時要求會見作者進行學術交流。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解決了長期以來黨史中關于一大的兩個疑難問題，被學術界公認是新時期黨史研究的開拓之作。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知道后高度評價說：“這位同志下了這么大功夫，弄清了幾十年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是黨史研究的一項突破性成果。”邵維正一炮打響，奠定了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術地位。

 

邵維正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受青年學生踴躍報名參軍影響，15歲的他多報一歲當上兵的。1952年，邵維正所在的62師開赴朝鮮，進入西海岸陣地。他在連隊擔任文書、文化教員，行軍打仗、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磨練了意志，入黨、提干，調師宣傳科任文化教員，1958年隨部隊從朝鮮回國后，駐防在西北戈壁灘上，一呆就是20年。這20年中邵維正加倍努力學習、刻苦鉆研，文化水平、理論素養不斷提高，先后任師政治部宣傳科新聞干事、秘書科副科長、宣傳科長等職。

 

1978年冬，全軍院?；謴驼猩螅罅繌淖鲬鸩筷犝{人，擔任宣傳科科長兩年的邵維正因政工素質好被選調到北京解放軍后勤學院擔任政工教員，人生迎來了新的起點。

 

邵維正到學院后從事中共黨史教學工作。正當他為上講臺做準備時，國家下達了編輯出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六卷）》的任務，由于武裝斗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中分量很重，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保證編撰質量，從解放軍軍事、政治、后勤三大學院和軍事科學院各借調一名同志參加課題組。邵維正成為借調人員之一。他為自己趕上了難得的學習機會而高興。

 

1979春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課題組，在中央黨校主樓的六層正式辦公。邵維正負責撰寫第一卷《偉大的開端》中的第二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在邊搜集資料邊學習的過程中，邵維正在被先輩們開天辟地的驚天偉業感動的同時，也為黨在創建時一些長期未釋的“懸案”困惑著。如毛澤東早在1938年就把7月1日作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紀念日提了出來，但一大召開的日期、出席人數和會議內容等問題上卻存在多種不同說法。

 

甚至在文革的1973年成為海外反共專家的口實：

 

“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年齡已達52歲?？墒沁€弄不清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無父無母的私生子，被人隨便賦以生辰，說來也實在可笑……”

 

還有一些自由化分子說中國共產黨“舶來品”“盧布黨”。

 

這對一個站在歷史轉折關頭的理論工作者，感受是刻骨銘心的。在邵維正看來：敵人的攻擊點，就是反擊點。“那一陣子，我特別注意收集有關一大召開時間的材料。我發現，一大還真是有些‘懸案’。”

 

面對“懸案”，是直面解決還是退縮回避？問題是學術研究的導向和重點，何況還是捍衛黨的名聲的重大政治問題。邵維正下決心迎接挑戰，回擊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攻擊，把真相搞清楚，拓展歷史、給黨正名，不給后代留下遺憾。

 

有人好心勸他穩穩當當做點學問，不必去闖“禁區”；還有人潑冷水：那么多黨史專家多少年都沒有研究出來，你一個剛調來北京的普通教員能把這個歷史“懸案”考證出來嗎？這更激發了邵維正的斗志。

 

艱難的考證開始了！邵維正成了這幢大樓里最繁忙的一員，是一生中最緊張的一段時光，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兩三個星期才回家一次，騎自行車沿昆玉河走一個小時，在家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即返回。他拼命地從各種文獻中收集信息。中央檔案館、中央黨校圖書館、北大圖書館等，凡是存放有關文獻的地方他都去過。很快，他積累的資料卡片就堆起老高。他集中整理了多種關于中共成立時間的說法，制作了“大會日期研究提要表”。

 

 

經過分析思考，邵維正把切入點放在了一大代表的行蹤上。

 

首先是湖南的代表何叔衡和毛澤東。據謝覺哉1921年6月29 日記記載：

 

“午后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謝老的夫人王定國曾撰文說，當時“反動勢力猖獗，他既怕忘掉，又不能詳細記載，只好在這天的日記上，畫了一大串圓圈。”

 

接著，邵維正又查證了當時長沙至上海的輪班，按最快到達時間計算，何叔衡、毛澤東到上海的時間應為7月4日以后，毛主席也說過不是7月1日。再通過對其他代表的行蹤分析，7月1日當天能到達上海的代表只有5人，還不足半數，不可能開會。

 

為了進一步來印證這一判斷，邵維正親自訪問了還健在的參加過一大的劉仁靜、包惠僧兩位老人。劉仁靜回憶，他是先去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后去上海參加一大的。當年的《少年中國》雜志可能有記載。邵維正連跑了幾天檔案館、圖書館、資料室，都沒有找到這本雜志，經過反復打聽，最后在中央黨校圖書館庫房散本中找到了《少年中國》。

 

夏日炎炎密不透風的庫房，像個大火爐。邵維正一摞一摞地搬、一架一架地找、一本一本地翻。終于找到了關于劉仁靜的活動記錄：少年中國學會年會會期從7月1日起，4日止，會后赴滬。這也進一步說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開的。

 

隨著考證的一步步深入，一大召開時間越來越聚焦到7月“20日”、“23日”和“24日”這幾天上。

 

邵維正還找到了一份俄文翻譯過來的黨的早期文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文中記載:“代表大會預定6月20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達上海，于是代表大會開幕了……”

 

該文還寫道：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的夜晚，“有一個偵探闖到屋里，他道歉說走錯了，可是終究不允許我們再繼續開會了……為了使代表大會繼續進行，只好到附近一個不大的小城市去”。文中并提到在第二次會議之后，休會兩天起草文件，這樣6天會議加上2天，就是8天。

 

通過對這份材料的剖析，邵維正從中得出以下重要信息：

 

其一，報告采用了“我們”這個字眼兒，證明是參會者之一提供的；其二，開會時間雖然不肯定，但23日代表全部到達是確定的；其三，明確了上海的會期為8天；其四，提供了“偵探闖會”的史實。

 

邵維正又找到了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報》關于7月30日晚法國巡捕干擾會議的報道，這個時間與大部分當事者的回憶相符。

 

不僅如此，邵維正還從周佛海、陳公博的回憶中順藤摸瓜。他們在回憶中都提到，在一大會場被搜查的第二天黎明，大東旅館發生了孔阿琴謀殺案，這類社會新聞應該是當時報紙的熱門話題。不出所料，1921年的《申報》等幾家報紙對孔阿琴命案均有詳細明確報道，發生時間為7月31日凌晨。

 

邵維正終于長長舒了一口氣，有足夠的證據判定一大在上海最后的會期：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開幕是7月23日。閉幕日期是7月31日，在嘉興南湖。

 

至此，一大召開日期的考證完滿結束，同時，邵維正還對一大出席人數進行了考證，用四大理由，得出了一大代表是13人的結論。1979年6月寫出考證初稿，9月修改定稿，隨后專題論文在內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上發表了。

 

不久，邵維正接到了一個意外的電話，電話轉告他：喬木同志讀了這篇論文，特別高興，并鄭重吩咐，這是黨史研究上的突破性成果，應該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創刊號公開發表。

 

一大召開日期的考證是邵維正對中共黨史的拓展和貢獻，也是一個中共黨員對反共學者的有力回擊。

 

20年后，邵維正回憶對中共一大考證時說：事非經過不知難，個中甘苦有誰知。查資料要一頁一頁翻，收集資料要一個字一個字抄。常常是白天查資料、訪問，晚上整理到深夜。跑了多少路，沒法計算；熬了多少夜，無人知曉；流了多少汗，更無從稱量。

 

 

開辟黨史寫作通俗化的新路子

 

邵維正考證出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日期和出席的人數，在國內外一舉成名。在一般人眼中，這樣的老本夠吃一輩子了。但邵維正并沒有在這一“紅色的起點”上駐足停留，而是走向了黨史研究更加廣闊的“紅色的世界”。

 

以邵維正在建黨逢十周年發表或出版的成果為例：

 

建黨60周年，他將考證的文章進一步完善修改，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發表：《黨的誕生紀念日與“一大”的召開日期》；

建黨70周年，出版專著《中國共產黨創建史》；

建黨80周年，主編出版大型黨史讀物《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聚焦》；

建黨90周年，主編出版《中國共產黨90年創新實錄》......

 

由“點”到“面”，可以明顯地看出邵維正學術研究的兩個階段、兩個趨勢：

 

一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研究觸角向黨的各個歷史時期拓展：從黨的創建，到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直至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

 

二是從本世紀開始，推動黨史讀物走通俗化道路，從跳出章、節、目的敘史方式，通過擷取黨史主要事件、人物故事展現黨史，到以專題形式敘述黨史特定主題，再到運用多媒體技術，使黨史讀物的載體更加形象、多樣。

 

黨史通俗化，是胡喬木的一貫主張。胡喬木曾擔任毛澤東的秘書25年，長期領導黨史研究工作。他認為，黨史內容是非常豐富、生動的，我們不能把豐富、生動的黨史寫得平淡無奇、枯燥乏味，不能從會議、文件出發，寫成文山會海，而應當既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又有較高的可讀性。

 

在編寫《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時，胡喬木明確要求參考《蘇聯國內戰爭史》的寫法。這本書對十月革命的詳盡記載、細致描寫給胡喬木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段從1917年10月至11月短短約兩個月的歷史，卻寫了50多萬字，資料豐富、內容翔實、形象生動，成為描寫十月革命的許多小說、影視、繪畫作品的重要依據。

 

參加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的邵維正對胡喬木的主張深有體會。經過長期思考準備，在建黨80周年時，他決心編寫一部大型黨史通俗讀物。

 

在布置完編寫任務后，一位長期從事黨史研究的作者特意找到邵維正，表達了對這一黨史寫作模式的擔憂：您作為黨史界知名的專家，編寫這種故事性的黨史讀物，掉不掉價?。?/p>

 

邵維正耐心解釋說：黨史讀物不光是寫給我們這些從事黨史研究的人看的。全國的黨史工作者才上萬人，但是全國的黨員群眾有上千萬、十幾億。寫一本黨員群眾愿意讀的黨史，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啊!

 

在邵維正的精心策劃和參編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聚焦》終于面世。該書一經出版，立即在全國各大書店掀起了一股購書熱潮，解放軍出版社連續7次重印，共發行6萬余冊。

 

這本著作以創新的思路摒棄了以往編年體的傳統敘史方式，從黨的80年歷史中精選出100個有代表性的事件，凝聚于100個歷史焦點，并配有1000余張圖片，以點帶面，點面結合，文圖并茂，雅俗共賞，生動形象、全方位地再現了黨的發展歷史。開辟了“黨史寫作新路子”。

 

“新路子”的最大特點就是通俗化，它帶給人們最大的啟示是“黨史還可以這樣寫”。正因為通俗化，拉近了黨史與廣大讀者的距離，受到了男女老少的喜愛。一位部長對邵維正說，他“每天晚上睡覺前要看一件大事”。

 

當初那位不贊成寫黨史故事的學者，專門給邵維正打電話，誠懇地表示歉意，說：“實踐證明我的思想太保守了，看來我們黨史工作者要不斷創新，與時俱進，這是今后我們努力的方向。”

 

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90華誕，邵維正又主編了《中國共產黨90年創新實錄》一書。該書以創新為主題，以黨史為主線，圍繞中國共產黨人開辟的獨具中國特色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個方面，分設3編、26個專題，運用客觀翔實的史料和生動鮮活的語言，采取夾敘夾議的形式，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90周年的創新歷程。中央黨史研究室審稿后認為，該書“可讀性強，是一部較優秀的黨史讀物”。

 

同樣通俗易懂的還有《日出東方——中國共產黨創建紀實》，從不同視角解讀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該書入選中宣部、中組部向黨員干部推薦的第五批學習書目。

 

他還主編了《中國共產黨90年地圖集》，首次用地圖這種特殊的形象手段，反映黨的歷史進程，是黨史讀物的一種新探索。邵維正在黨史研究通俗化路上又邁出了嶄新的一步。

 

讓歷史起到最好營養劑的作用

 

2003年1月16日，中央電視臺播新聞聯播報道了“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署通令”，其中就有給在軍隊院校政治理論教學和研究中作出突出貢獻的邵維正記三等功的新聞。

 

邵維正入伍60年，當教員時間最長，黨史黨建教學是他的主要工作，三尺講臺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

 

上世紀80年代初，邵維正完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課題組的任務后，回到后勤學院開始了教學工作。

 

面對由“戰斗員”到“新教員”的轉變，邵維正付出了巨大努力。一是過好備課關。他把備課看作一個合格教員必備的基本功，常常以“臺上十分鐘，臺下百日功”來勉勵自己。他認為，要給別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而且這不是“一桶死水”，必須是“一桶活水”。為了備好課，他特別注意資料的積累，每當看到有用的資料，總是隨手收集，分類整理。講起課來信手拈來、如數家珍。二是過好口頭表達關。為了克服南方口音，他經常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對著鏡子，對照口型，逐字逐句地糾正自己的發音，或是朗誦詩詞、散文。直到現在，他還能熟練背誦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七律·長征》等詩詞，字正腔圓，一氣呵成，令人驚詫不已。

 

中級指揮院校的政治理論教學到底怎么搞？帶著這一問題，邵維正與教研室的同志一起，對課程體系作了認真的探索。他率先提出政治理論課教學要走“專題式教學”的改革方案，著力構建政治理論課的課程體系：以為主修課為框架，輔之若干選修課，構成政治理論課的大系統；每門課程突破原有章節界限，分設前后呼應、內在相關的若干專題，構成政治理論課的小系統；大小系統互相聯系，力求解決課程中存在的學科領域窄、理論內容舊、距離現實遠的問題。這種“專題式教學模式”被總部肯定，為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模式在全軍中級指揮院校中推廣應用，推動了黨史軍史的教學。

 

1992年，總后勤部成立干部輪訓大隊，主要負責總后師以上領導干部政治理論輪訓，是總后系統最高層次的理論學習班。面對教學對象、教學任務的變化，為適應高中級領導干部理論學習的需要，邵維正把教學科研的重點轉向黨的最新創新理論成果。他運用豐富的黨史軍史知識作為最好的營養劑，善于把歷史和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史為鑒，資政育人，每課都留下深刻啟迪。

 

邵維正還多次擔任全軍講師團成員，應邀外出宣講黨的創新理論。他連續三次參加全軍建黨80周年、黨的十六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宣講團，為總部、軍兵種及軍區等單位作了幾十場輔導報告，直接聽眾數萬人。他的講課還被制作成教學錄相帶和光盤，許多基層官兵稱他是“沒有見過面的老師”。

 

因為有邵維正這樣的專家，2000年后勤政治工作專業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2006年后勤指揮學院又成為全國首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學科碩士學位授權單位。邵維正擔任導師組組長，為學院這兩個學科的建設和碩士研究生的培養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邵維正十分注重啟發、引導式教學，強調“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掌握了方法，終生受用。”10年中，他帶研究生20余名，多人被評為優秀學員，3人的學位論文被評為學院優秀論文。

 

作為中央直接聯系的著名專家、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主要成員、國家社會科學規劃學科組成員，邵維正經常參加各類社會活動和學術會議，參與了許多高層決策咨詢，為資政做了大量工作，讓歷史起到最好營養劑的作用。

 

他多次承擔或參與國家和軍委總部交給的任務或組織的活動。他是“五個一工程”評委，并代表評委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的評獎大會上發言；他參加了中宣部組織的《科學發展觀學習讀本》、《理論熱點面對面》、《六個“為什么”——對幾個重大問題的回答》等讀本編寫審讀的工作，連續20多年參加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評審；他是首屆全軍政治理論教學系列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副主任，主持了全軍首批政治理論專業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評審；連續三屆參加全軍政治理論教材編審委員會工作，主編了多本全軍統編教材；參與全軍院校第一、二、三屆政治理論優秀成果評獎，并擔任評委會副主任；參加首屆全軍政治理論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第一屆軍隊科技創新群體和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獎評審，等等。

 

學者資政的最高境界，莫過于其學術觀點受到中央重視并被采納。在建黨80周年之際，邵維正發表了“近現代中國兩個80年的比較”，這篇論文創造性地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為中點，對前后兩個80年的不同境遇、不同命運進行對比，通過生動的史實和深刻的說理，令人信服地得出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論，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這篇論文被中央讀報小組摘編呈報給中央領導，“兩個80年”的觀點被江澤民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所吸收。

 

久久為功煉成大家風范

 

凡是和邵維正有過接觸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他為人師表、謙誠待人，不僅學問做得好，為人也特別好，很有大家風范。

 

邵維正堪稱嚴謹篤學的典范。他之所以在學術上取得眾多高質量的成果，與其嚴謹篤學的態度是分不開的。中共一大考證期間，面對大量的史實，他運用橫向與縱向、直接與間接、順證與反證等多種方法，從各個角度加以比較、鑒別和判斷，以及相互印證和推斷；他多次走訪當時健在的一大代表，查證當年長沙至上海輪船的航速，查對當時滬杭行車時刻表，查找了1921年7、8月間上海的幾家報紙，甚至對一大紀念館作實地考察時，看著手表步測從一大會址李書城家到代表住宿的博文女校，再到商討去南湖開會的碰頭地點所需的時間，使結論更具說服力。在日常工作中，無論是上級委托他審閱的課題項目，還是學生的論文，邵維正都會仔細閱讀，認真負責地作出評閱意見，甚至逐字逐句地修改?！吨袊伯a黨80年大事聚焦》一書的提綱，他就推敲了大半年時間，對100個大標題、幾百個小標題逐一進行了敲定，從內容、配圖到版面設計、裝楨都一一過問，處處體現了精益求精的作風。

 

邵維正堪稱愛崗敬業的典范。在他看來，既然選擇了當一名教員，走上了教學崗位，就要把它當作一項事業，義無反顧地堅持下去。每一次講課，他總是認真備課，一絲不茍。提前20分鐘來到教室，幾十年如一日。無論聽課對象職務高低，新課還是舊課，他都力求常講常新。他常說：“我是一名教員，首要的職責就把課講好，這是對學員最大的尊重和負責。”邵維正有幾次在別人看來是更好的發展機會，一次是中央機關想調他，還有一次是總部機關要安排他擔任研究室主任或更高的領導職務。都被他婉言謝絕。2002年3月，67歲高齡的邵維正剛做完心臟“搭橋”手術不到兩個月，他就硬撐著尚未康復的身體走上講臺，為總后軍師職領導干部授課，以實際行動，展現了一個老戰士、老黨員、老教員愛崗敬業的崇高品質。

 

邵維正堪稱為人師表的典范。謙和、儒雅，是邵維正給人的第一印象。接觸的時間越長，就越會感到這一印象越發真實。他待人熱情真誠，從不居功自傲；他嚴格要求自己，歷來以身作則。他的社會活動很多，每次外出前和歸來后，都主動請銷假和匯報。對學員給他帶的土特產，總是堅決退還，實在礙于情面無法拒絕的，他就回送禮品。他經常對學生說:“我們是師生關系，這種關系最純潔，你取得好的學習成績和學術成果是對我的最好回報。”在學術成果署名和稿費分配問題上，他同樣表現出很高的風格。凡是與別人合作完成的論文或教材，他往往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凡是別人找他指導的論文或教材，不管付出多少心血，一概不署名。

 

作為黨史黨建、軍隊政治工作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領軍人物，邵維正胸懷寬闊，志存高遠。在他的帶領和培養下，一批優秀中青年教研人員脫穎而出。

 

邵維正經常說，我個人沒什么本事，是靠事業來凝聚人，通過工作實踐來培養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讓青年人盡快成長起來。在他周圍，凝聚著一群充滿活力、奮發向上的年青人。作為老教授，他十分關心青年教員的成長。除了在工作上、作風上為他們做出榜樣外，他還結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給年輕教員講做人與求知的道理，把幾十年來積累的教研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年輕教員。他承擔多項國家和軍隊級課題，總是想方設法多讓年青人加入?！吨袊伯a黨80年大事聚焦》的編委會有17人、《中國共產黨90年創新實錄》有12人參與了編寫，吸收了多個單位和軍隊院校的作者參加，其中是年青人。為加強對中青年教研人員的培養，經他提議并牽頭，成立了政治理論創新研究小組，通過開展富有特色的研究活動，促進了人才的成長。

 

他把助人看作人生的一種快樂。當得知學院青年論壇經費緊張時，當即拿出1萬元給予資助。每次向災區捐款，他都主動多捐，“我也不是想表現什么，就是想為災區人民盡一份心意。”每當身邊的同志遇到困難，他總是盡最大努力給予關心幫助，既是良師，又是益友。

 

邵維正的拼搏精神也令人贊嘆。90年代中期，當他完成一部書稿最后一個句號時，突然眼前發黑，眼看就要昏倒……正巧通訊員遇見，急忙把他扶到醫院，一量血壓低壓只有40！因勞累過度，腦血栓復發。醫生給他開了“全休”一月的假條并“警告”：千萬不能再玩命了，否則后果不堪設想。可3天后，邵維正把假條放在兜里趕往北戴河總后骨干班講課，一去便是兩周多。他走后，老伴在洗衣服時發現了病假條，打電話責怪他：“都60歲的人了，還要不要老命啦？”2005年9月，邵維正帶領專家組參加總參7所院校學員思想政治教育檢查評估，歷時17天、行程幾千里。做過心臟搭橋手術、70歲高齡的他硬是一邊吸著氧、一邊吃著藥完成了檢查評估任務，受到交口稱贊。

 

生命不息傳承紅色基因不止

 

十八大后進入習近平新時代，新時代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傳承紅色基因，確保國不變色。傳承紅色基因，習主席身體力行，走到哪里就把光榮傳統講到哪里，就把紅色基因傳到哪里。一大會址、井岡山、古田、遵義、延安、西柏坡、臨沂華東革命烈士陵園、撫順雷鋒紀念館、于都長征出發紀念碑前……到處都留下了習主席的身影。習主席反復強調“共和國的顏色是紅色的”，讓紅色精神放射出新的時代光芒。統帥的言行，對邵維正是極大的鼓舞，深感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他不顧耄耋之年，繼續奮斗在傳承紅色基因的第一線。他寫文章、作報告、參加紀念活動，老驥伏櫪，志在讓紅色基因深深扎根。

 

2011年5月，邵維正75歲了，正式退出現役。退休后的他，比以前更忙了，作為高級專家，單位專門在家屬院給他保留了辦公室。九年來，他除了外出參加活動，就是在辦公室，經常為趕寫文章和書稿，忘了節假日、忘了星期天；他沒有白天黑夜之分，連夫人做了股骨頭壞死手術，都顧不上陪同去秦皇島休養。他說，“作為軍人有退休之說，作為黨員沒有退休之理。為黨工作，沒有期限。”“寫文章、搞研究，沒有年齡大小之說，只要我還有正常思維，就不會停下手中的筆。”“為黨和人民做事，苦中有樂，樂在苦中。”“我做事沒有功利思想，沒人催促，能干多少干多少，干不動了就算了。”退休以來，他已出書十幾本，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學習時報》、《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等發表文章幾十篇 ，深入學校、部隊、企業，作報告和參加各種研討會  幾十場（次）。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2015年，在建黨94周年之際，中央組織部黨員教育中心、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共同策劃，在“百家講壇”欄目重磅推出系列節目——《黨史故事100講》，集中展現了我們黨90多年來的典型事例、重要人物和精彩故事。邵維正作為總撰稿人、主講人，為這一節目嘔心瀝血。新民主主義革命部分的36講中，他一人就承擔了21講。北大紅樓、一大會址、延河之濱、寶塔山下，全國許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他那充滿真情、鏗鏘激昂的聲音。

 

青少年是祖國和民族的未來，是傳承紅色基因的重點人群。如何把紅色基因根植于青少年的靈魂，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夢的關鍵所在。邵維正組成一個精干寫作團隊，歷時兩年，完成了《寫給孩子的黨史》六卷本叢書。這套叢書主題鮮明，構思新穎，設計了60個對青少年來說容易產生模糊認識的黨史重點、難點、熱點問題，以問答形式展開論述，構成了一部簡明中共黨史，是對黨史敘述方式的一種嶄新嘗試。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組織專家審核后認為該書“政治導向正確，重大史實準確”。叢書入選“2020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同時獲國家出版基金資助。

 

建黨99周年前夕，邵維正接受《中國領導科學》記者程冠軍的專訪，就黨的危機領導力展開論述。他把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之所以能夠不斷地化“危機”為“機遇”，歸結為黨在大轉折中的危機領導力，指出：危機是客觀存在的，黨的近百年歷史，每一次重大轉折關頭都充滿了危和機，包括民族危機、革命危機、軍事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自然危機等。只要我們認清危機的規律性，抓住“機”來化解“危”，就能變危機為機遇，把黨和國家事業不斷推向前進。訪談錄發表后產生了不小的社會反響。

 

為迎接建黨100周年，邵維正以習主席關于傳承紅色基因的系列講話精神為指導，對自己在不同時期策劃、主持、編著的代表作重新進行審視、構思和再創作，組成一套叢書，包括《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中國共產黨100年盛會要覽》、《中國共產黨100年大事》、《中國共產黨100年創新實錄》等，既有學術代表作，也有黨史通俗讀物代表作，還有黨史專題讀物以及軍史著作，是對邵維正畢生學術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2019年4月經軍委政治部批準立項。目前，邵維正正組織編寫組成員連續奮戰，各項工作進展順利，我們期待這套叢書如期與讀者見面，向黨的百年華誕獻禮。

 

（來源昆侖策網 【作者授權】原載：2020年《中華魂》第八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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