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慶齡絕對是近代最厲害的女性。
做為孫中山先生的妻子,宋慶齡是民國的國母,做為革命家,宋慶齡參與締造新中國,晚年還出任國家名譽主席。以女子之身奔走亂世,并做出這么大的成就,古今中外都是少見的。
但她為什么能做出這么大的成就,大部分資料都說的不多,今天我們就從秘密戰線的角度說說宋慶齡的厲害之處。
孫中山革命大半輩子沒有起色,還因為思想超前被人罵成“孫大炮”,但生命的最后幾年,孫中山卻造出國共大革命的大勢,開啟民國歷史的新階段,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三大政策”: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三大政策是孫中山革命的方法論,也是孫中山的革命路線。所以1925年孫中山去世前,立的三份遺囑里就有一份是《致蘇聯遺書》:
“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并進以取得勝利。”
可以說,孫中山希望用共產黨輔助國民黨,借蘇聯抵抗美日歐等列強,將來成立以國民黨為主、共產黨為輔、向蘇聯一邊倒的新中國。
而陪同孫中山革命的宋慶齡,親眼見證了“三大政策”的成功,再加上她是孫中山的夫人,關系非一般人可比,所以在孫中山去世后,宋慶齡便成為“三大政策”的守護者、繼承者。
但是事情變化太快。
隨著國共北伐成功,蔣介石在1927年4月發動反革命政變,血腥清洗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聯合國民黨右派、江浙財閥、地主、軍閥等烏合之眾,投入英美的懷抱,成立了買辦性質的南京國民政府。
這是對孫中山革命路線的背叛,做為孫中山遺產的守護者和繼承者,宋慶齡立即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痛斥蔣介石走上歧途,和蔣介石決裂。
不過那時宋慶齡太年輕,對革命有一些不成熟的觀點。
她認為政變后的國民黨太保守、共產黨的政策太激進,于是宋慶齡和譚平山、鄧演達等人準備成立獨立于國共之外的“第三黨”,依靠蘇聯的支持,用正確而緩和的手段改造中國。
1927年9月,宋慶齡前往莫斯科,著手落實“第三黨”的事。
但他們顯然低估了斯大林的立場。
斯大林做為蘇聯的領袖,首先要考慮蘇聯的利益,而蘇聯要在中國實現利益最大化,便是扶持一個穩定且服從命令的政府,做為蘇聯的地緣緩沖區,阻擋日本和美國的進攻,守護蘇聯的亞洲邊境。
斯大林認為,中國的各黨派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唯獨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可以。
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獨立于國共之外的第三黨,便不符合蘇聯的利益。
于是斯大林拒絕支持宋慶齡、鄧演達等人的主張,說所謂的第三黨是孟什維克、蔣介石的馴服工具,由于他們嫌共產黨的革命政策太激進,所以向忠發也在莫斯科攻擊他們。
受到左右兩派的攻擊,又得不到蘇聯的支持,宋慶齡等人成立第三黨的行動很快夭折,他們這些核心人員也被邊緣化,甚至遭到嚴密監視。
經過這次折騰,宋慶齡徹底成熟了。
1928年初,鄧演達、譚平山等人成立以“中華革命黨”為名的第三黨時,仍在國外的宋慶齡就知道:
“這一團體希望不大,因為它對南京和北京以及共產黨都要斗爭。”
一句話,樹敵太多,不能團結大多數的力量。
認識到這一點,宋慶齡便完成華麗的轉身。
他要繼承孫中山的“聯俄聯共”路線,不認同國民黨右派的買辦投降路線,那么在世界上非資即社、國內非國即共的大環境下,便決定和蘇聯、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走社會主義革命路線。
這次轉身,奠定了宋慶齡畢生功業的基礎,而這份功業完全屬于宋慶齡個人,孫中山夫人的身份只是錦上添花。
2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重要領導人顧順章被捕,隨即叛變革命,導致上海的地下黨完全破壞,很多革命骨干被捕殺害。
共產國際在上海也有情報局,和上海的地下黨聯系非常緊密,不僅每年提供2.5萬美元的經費,還負責傳遞莫斯科的指示、指導中國革命的進程。
顧順章做為中央特科的重要領導,對共產國際的情報局非常熟悉,于是在叛變后,向國民黨供出共產國際情報局的負責人——牛蘭夫婦。
得到顧順章提供的地址,國民黨特務隨即抓捕牛蘭夫婦。
消息傳到莫斯科,共產國際炸鍋了。
牛蘭夫婦做為情報局的負責人,掌管共產國際在東亞的情報系統,藏著大量不為人知的秘密情報、絕密文件、活動經費,屬于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人物。
一旦牛蘭夫婦經不住嚴刑拷打,也和顧順章似的叛變革命,共產國際的東亞情報系統便要癱瘓,很多人要死,很多事要黃,而且共產國際不可能短時間內重建情報系統,那么就要失去對各國共產黨的指導。
共產國際非常著急,命令不惜一切代價營救牛蘭夫婦。
但是情報局負責人都被抓了,情報系統的力量就不能全部調動起來,紅色特工佐爾格費盡心思,也只得到一張牛蘭夫婦報平安的字條,表示我們沒有犧牲,也沒有叛變,請組織放心。
至于如何救出來,佐爾格沒辦法。
共產國際想到,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正在蘇聯留學,便想和蔣介石談判,用蔣經國換牛蘭夫婦。
唯一的問題是如何聯系蔣介石?
就這樣,共產國際想起了宋慶齡。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在中國地位尊崇,人脈極廣。迎娶宋美齡的蔣介石,是宋慶齡的妹夫。宋慶齡傾向革命,是政治上可以信任的人。
于是共產國際決定,請宋慶齡營救牛蘭夫婦。而在共產國際和宋慶齡談的時候,宋慶齡請求加入共產黨。
從后來的種種事件來看,宋慶齡極有可能在1931年就是黨員了,不過她不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而是共產國際的國際黨員。
中國的前一個國際黨員是李大釗。
當時各國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而國際黨員可以繞過一國的中央,和共產國際直接聯系,在國際共運風起云涌的時代,可以說地位非常高了,比本地黨員重要得多。
這就是宋慶齡在30年代初的地位。
獲得國際黨員的身份,1931年8月,宋慶齡回上海給母親奔喪,準備妥當后便開始工作。
各國的政經名流幾乎同時給宋慶齡發電報,請她營救牛蘭夫婦,并且組成史沫特萊為書記的營救委員會。
宋慶齡以此為理由,去找妹夫蔣介石談判,提出用蔣經國換牛蘭夫婦。
出現這種事情,我們基本可以斷定,那些發聲的政經名流都和共產國際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已經確定是佐爾格培養的共產國際情報人員。
聽到宋慶齡的條件,蔣介石馬上就明白了:
南京國民政府扣押牛蘭夫婦,蘇聯政府也隨時可以扣押蔣經國,如果牛蘭夫婦死了,用不了多久,蔣經國也會死于一場意外。
蔣經國很重要,破解共產國際的情報網也很重要,怎么抉擇?
面對類似選擇的時候,斯大林不愿意用德國俘虜換兒子,教員把毛岸英送到生死未卜的朝鮮,但蔣介石是個假革命者,沒有這么高的覺悟,既不愿意犧牲蔣經國,也不愿意釋放牛蘭夫婦。
糾結到最后,蔣介石下令,牛蘭夫婦免除死刑,改為無期徒刑。牛蘭夫婦知道不用死了,便沒有必要出賣共產國際換取生路。
蔣介石給自己一個臺階下,也給共產國際一個臺階下,雙方都得到滿意的結果。
而營救牛蘭夫婦基本成功,也讓共產國際看到宋慶齡的能力,逐漸把上海的情報工作和資金交給宋慶齡。
從此以后,掌握情報和資金的宋慶齡,便成為直接對共產國際負責、協助中國革命的秘密戰線大佬。
廖承志回憶過一件事。
1933年5月,宋慶齡到廖承志家做客,和何香凝談笑一會,便找機會單獨和廖承志說:“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
所謂最高方面,指的是共產國際。宋慶齡代表共產國際問廖承志,上海秘密工作能否堅持下去,以及中國黨內叛徒的名單。
廖承志說上海的秘密工作堅持不下去了,算是給共產國際做了回復,然后用十分鐘時間寫下叛徒的全部名單。
十分鐘后,宋慶齡把一支香煙的煙絲撥出來,又把廖承志寫的名單卷起來塞進去,隨后香煙放進背包,宋慶齡出門。
整個過程干凈利落,沒有絲毫拖泥帶水。
宋慶齡做秘密工作的風采,給廖承志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80年代回憶起來,都為之折服。
3
明白了宋慶齡的地位,就能理解30年代的很多事了。
1932年陳獨秀被捕,宋慶齡發動名流營救。
1933年陳賡被捕,宋慶齡組織營救。
1936年魯迅病重,宋慶齡寫信勸他入院治療:
“你的生命并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于中國和中國革命的。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如果不知道宋慶齡的真實身份,看到這些事只會覺得,宋慶齡是借孫中山名氣的愛國人士,知道了她的真實身份再看這些事,就知道這是她的本職工作。
而且不論營救陳獨秀和陳賡,還是給魯迅寫信的語氣,都遠遠超出朋友的范疇,那是革命同志才能產生的情誼。
紅軍長征結束,宋慶齡也做了挽救中國革命的工作。
那時上海地下黨的電臺被破壞,陜北的中央無法和上海、莫斯科取得聯系。
我們現在知道,張浩很快帶著國際指示到了陜北,但當時在上海的宋慶齡不知道。
于是宋慶齡通過姐夫孔祥熙的關系,拿到去西北巡查的通行證,派牧師董健吾到陜北,接通陜北、上海、莫斯科的交通線。
董健吾奔波幾個月才到陜北,恢復了中央和上海的聯系,也恢復了和莫斯科聯系的另一條線。
這份覺悟,遠不是另立中央、爭奪國際交通密碼本的張國燾之流能比的。
陜北是窮苦的地方,紅軍極其缺少醫生和藥品,教員請宋慶齡幫忙,看能不能介紹醫生過來。
宋慶齡答應下來,馬上想到美國醫生馬海德。
同時她想到紅軍和外界斷絕交流,全國各地都不知道紅軍到底是什么人,過去和將來準備做什么。
于是另外找到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讓他和馬海德一起去陜北。
后來的結果遠超教員和宋慶齡的預料。
馬海德成為陜北的知名醫生,做了陜甘寧邊區的衛生部顧問,新中國成立后,馬海德又成了第一個獲得新中國國籍的外國人士。而埃德加·斯諾做了半年采訪,寫出震驚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把紅軍和中國革命宣傳到全世界。
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后,陜北紅軍達到4萬人,窮困的陜北根本養活不了,紅軍面臨缺衣少食的困境,如何度過1936年的冬天都是問題。
教員又向宋慶齡求助,宋慶齡從掌管的活動經費里,取出5萬美元送到陜北,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
用這筆錢,陜北的紅軍買了小米、棉衣等物資,度過抗戰前的最后一個寒冬。
在長征前后的生死關頭,教員直接挽救了黨和紅軍,宋慶齡在外線,為挽救黨和紅軍做了大量工作。
這算不算巨大的功勞?
所以潘漢年評價宋慶齡:“她用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宋慶齡的工作也隨之轉型。
1938年6月,宋慶齡成立“保衛中國同盟”,名義上是民間組織,但從工作人員的身份能看出來,實際上這是為抗戰工作的我黨外圍組織。
原本宋慶齡選定的“保盟”秘書是李云。
李云是中央特科的老牌情報人員,在上海地下黨遭破壞時期,掌管著和中央聯系的電臺,后來在宋慶齡身邊工作兩年,負責傳遞中央和宋慶齡之間的文件情報。
“保盟”成立時,李云已經懷孕,不能做復雜的工作,于是秘密黨員廖夢醒做了宋慶齡和“保盟”的秘書,負責宋慶齡和周恩來、中央的聯系。
這兩個人是宋慶齡和中央共同選出來的。
所以從抗戰開始,國際黨員宋慶齡始終在為我黨工作,而不是國共合作之下的統戰人士。
整個抗戰時期,宋慶齡通過“保盟”給八路軍、新四軍根據地送去大量援助,包括醫療器材、藥品、食物等等,總價值超過百萬美元。此外積極抗日的人才,宋慶齡也通過“保盟”送到延安。
抗戰結束,“保盟”遷回上海,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
除了做慈善事業以外,基金會的另一項任務就是做秘密工作,因為工作人員有三分之一,是秘密工作出身的黨員。
如果中國福利基金會只是慈善機構,根本用不著這么多特殊性質的黨員參加。
正因為這樣,共產國際解散后失去國際黨員身份的宋慶齡,依然是上海手眼通天的秘密戰線大佬。
有次廖夢醒到地下黨聯絡點傳遞情報,被國民黨特務給發現了,廖夢醒剛回到宋慶齡家里,宋慶齡就告訴她:“你也上黑名單了,趕緊走。”
廖夢醒沒多想,立即和周恩來單線聯系,周恩來同意她去香港。
宋慶齡給廖夢醒買了船票,派人送到碼頭。
這個簡單的故事,說明宋慶齡獲取情報的速度非常快,地下黨都沒了解到的事,她就先知道了,并且能有條不紊的安排后事。
這份功力,不得不服啊。
通過錯綜復雜的情報網,解放戰爭時期,宋慶齡和基金會把價值400萬美元的醫藥送到山東解放區,購買美軍的醫療物資送到蘇北解放區,甚至在國民黨的眼皮子底下,在上海藏了300噸物資。
1949年解放軍進入上海,宋慶齡把300噸物資取出來,交給解放軍使用。
《建國大業》用“統戰人士”的角度講宋慶齡,用鏡頭和臺詞說她對解放軍進上海不以為然,見到解放軍戰士睡大街才深受感動,決定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
可能片方有難言之隱,但毫無疑問,這不是宋慶齡的真實心情。
為革命奔走27年,和蔣介石決裂22年,為共產國際和我黨工作18年,這樣的人怎么可能對解放軍進上海不以為然?
真實的宋慶齡,應該是露出老母親般欣慰的微笑:“我們的隊伍勝利了。”
4
1949年6月,蔣介石敗退臺灣,建立起國民黨反動派的割據政權,7個月后宋美齡從美國飛往臺灣,繼續以“第一夫人”的身份養尊處優。
同樣是1949年6月,中央委托鄧穎超赴上海,請宋慶齡到北京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3個月后,宋慶齡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孫中山留下的正統國民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為新中國8個參政的民主黨派之一。
這是宋慶齡革命生涯的勝利,也是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勝利,只是時移事易,國民黨成了輔助黨罷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宋慶齡守護了孫中山的政治路線,也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新中國認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在“孫中山夫人”的身份之外,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歷史的進程中。
唯有這樣的成就,包括教員在內的中國人說起宋慶齡時,才會尊稱一句:
“宋慶齡先生。”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 ;作者:溫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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