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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夫人李力群：苦難教我寬容

點擊：  作者：記者    來源：史料研究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3-13 12:36:22

 

我和高崗結婚，毛澤東是媒人

 

我是江蘇邳州人，1920年出生。我父親做過國民政府的縣長，我二叔卻是中共黨員。二叔比父親還疼我，我考上徐州女子師范后，他常來看我。

 

1937年“七七事變”后，學生們紛紛參加抗日救國運動，二叔對我說：“要抗日救國，最好去延安。如果你和同學愿意去，我可以請我的領導朱瑞給你們寫介紹信。”

 

于是，我拿著朱瑞寫給林伯渠的介紹信，和四個女同學一起去了延安。我被分配到陜北公學學習。在那里，我入了黨。我總盼著能上前線，為收復家園出力，可是總不能如愿。

 

1939年10月，我從中央黨校畢業，在中組部部長陳云的辦公室，他問我：“你畢業后想到哪里工作？”我回答：“想與同學們去前方打日本鬼子。”陳云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問：“你在中央黨校時知道講黨建的人是誰嗎？”我說：“不認識，只記得是個高個子。”陳云說：“他就是陜甘寧邊區創始人之一高崗同志，現在就要將你分配到他那里工作。”

 

我聽了之后，心里一下子泄氣了。不是去前線我挺不樂意；另外，我覺得給我們講課的那個陜北人有點土氣，我也不喜歡。但共產黨員要服從組織分配，這是黨的紀律。我只得說：“我服從分配。”

 

于是，我就到了邊區黨委秘書處工作。一天傍晚，高崗來到我的房間，約我去楊家嶺看望毛澤東。聽說能見到毛主席，我非常高興。那時候，我和高崗還不熟。

 

到了楊家嶺，毛澤東不與高崗說話，而是一個勁地問我是哪里人、誰介紹來延安的、多大歲數。接著又向我介紹高崗是陜甘寧邊區創始人之一，說高崗與劉志丹是陜北人民的領袖，我們都要向他們學習。因為他們，我們長征過來才有落腳點。

 

毛澤東問我：“高崗的話你能聽懂嗎？”

 

我說：“聽不懂。”

 

毛澤東就說：“你現在被分配到邊區黨委工作很好，你要向他學習。以后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相處會很幸福的。”

 

聽了這話，我心里一愣，不知毛主席說我與高崗相處、生活很幸福是什么意思。

 

毛澤東留高崗和我在他家吃飯，桌上有一盤辣椒炒雞蛋、一盆炒土豆和小米干飯。我只顧埋頭吃飯，也不敢夾菜，都是毛澤東不時給我夾菜。毛澤東對高崗說：“這個女同志是個很純潔的青年學生，跑到延安參加革命，你要好好培養她，愛護她。”

 

當時我對高崗很尊重，但我們之間談不上感情，我對他還有些害怕。所以，離開楊家嶺后，我就不去想毛主席的話，一心一意工作。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王明、王若飛、習仲勛等幾個人來，說有個晚會要我去參加。我不想去，他們說你一定要參加，王若飛還過來拉我。我知道他們會拿我和高崗開玩笑，還是不想去。習仲勛就說：“你這個女娃怎么這么不懂事？”

 

我不敢堅持，只好跟他們去了。

 

到了高崗辦公室，他們將我按在高崗身邊坐下。王若飛說：“今天我們是來為高崗辦喜事的。毛主席說在楊家嶺已經請了你們兩個了，也宣布你們的結合是幸福的。祝你們白頭到老。”

 

我一聽這話，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連什么叫結婚都不懂，害怕得直想哭——

 

他們吃完、說完就走了，高崗拉著我一起送他們。直到走到我住的窯洞門口，我才放聲大哭。高崗說：“你與我結婚，我會愛你，會把你當小妹妹一樣保護、培養的。”

 

那是1940年元旦。與高崗結婚時，他35歲，我不到20歲。到1954年8月17日高崗自殺，我們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15年。

 

高崗在延安做的兩件大事

 

結婚后，我和高崗一起到基層做調查研究。記得一次去安塞，他不住招待所，卻住進一個鄉長家里。了解情況時，他們就盤腿坐在火炕上，裝上一桿子長煙袋，鄉長吸一口，高崗就接過來吸一口。我心里暗暗想：他怎么這樣不講衛生？

 

后來我問高崗：你怎么不開會、不做報告，就這樣聽匯報就完了？他說：這樣與他們在炕上拉話，才能了解真實的情況，這就是我們共產黨的工作作風。

 

高崗待我很好，讓我有了依靠。有了家，也感受到家人的溫暖，我對他也慢慢地由害怕變成好感，開始關心他的生活。慢慢地，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革命經歷。知道他與劉志丹、謝子長一同戰斗，多次死里逃生，建立了陜甘寧邊區根據地。

 

高崗是陜甘寧邊區黨委書記、西北局書記。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一時間大家的生活十分困難。在邊區政府召開緊急會議期間，有—天打雷，延川縣代理縣長李彩云在會堂里被雷劈至死。有個老農就說，怎么沒把老毛劈死？話一傳開，延安公安處把這個老農抓了起來，說他是反革命，要槍斃他。高崗得知后說，不能殺，我來問問是什么原因。

 

陜甘寧邊區原有150萬人口，中央紅軍來了后，加上各地干部、青年齊聚延安，最多時增加了12萬張吃飯的嘴。邊區農民的救國公糧任務逐年增長，到1942年，陜北農民已經身負20萬擔公糧的重任。邊區本就地瘠民貧，老百姓種的糧食自己都不夠吃，自然會抱怨征糧任務太重，一時便說出氣話。

 

高崗把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匯報，說農民不是反對你，確實是負擔太重了。高崗向毛澤東提出，是不是把救國公糧從20萬擔減到16萬擔，4萬擔缺口可以通過搞大生產，號召軍、民、黨政干部開荒種地，自力更生，這樣可以緩解陜北農民的負擔。毛澤東接受了這個建議，那位老農也獲得了自由。高崗回來后，立即制訂生產計劃，帶頭上山開荒，延安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高崗除了給農民減負，還制止了“搶救運動”。

 

1942年，由中央部署、康生領導的“搶救運動”，把一萬多人打成特務、奸細。當時延安機關和學校“全線突擊”日夜搶救，一時“特務”如麻，人人自危，有人被逼瘋，有人被整得自殺。

 

這時，西北局機關一個公務員被打成日本特務，準備執行槍斃。高崗知道了，就去找毛澤東。他說，我不相信一個農村放羊娃出身的人也是日本特務，像這樣“搶救”的話，誰都有可能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就再沒人把心思放在工作和生產上了。 

 

這時，毛澤東也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即對康生說：停止“搶救”，不準再斗。毛澤東在黨校鞠躬檢討，“搶救運動”才算慢慢平息。

 

毛澤東說：你去東北，不要擔心我的安全

 

1945年，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談判破裂后，改變了戰略方針。中央在沈陽成立了東北局，書記是彭真。

 

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后，找高崗和張聞天去談話。毛澤東說：“老高，你是否可以暫時離開西北，去東北創建根據地？在陜北，你與劉志丹、謝子長對創建根據地是有經驗的，東北的環境比西北更艱苦，日本人在那里統治多年，土匪遍地都是，氣候寒冷。你年輕，身體好，到那里也是對你的考驗。在西北，我毛澤東及黨中央的安全問題你放心，這里還有賀龍、林伯渠、徐向前。你與張聞天一起去，你倆一個是建立根據地的專家，一個是黨內的理論家，到東北后，前方有林彪、羅榮桓，后方有你們倆，我就放心了。”

 

高崗從楊家嶺回來后，連夜召開西北局委員緊急會議，并調習仲勛來西北局機關主持日常工作。

 

高崗和張聞天乘飛機去東北，但我們這些家屬是走陸路去的。幾經輾轉，我帶著孩子到了哈爾濱南崗的馬家溝高崗住處，卻沒見到高崗。到了半夜高崗才回來，我都快認不出他了。他戴著皮帽，穿著羊皮大氅，腳上綁著烏拉草，一身雪花，胡子拉碴，簡直就跟東北胡子（土匪）差不多。高崗衣服未脫就去抱孩子，嚇得兩個孩子哭著直往我懷里躲。我說：“你也洗洗臉再看孩子，他們都不認得你這個爸爸了。”

 

在陜北，我曾跟在高崗身邊，親眼看著他怎么聯絡群眾，怎樣做宣傳工作。到了東北，他也是這樣，和農民交朋友，講解黨的政策。他們在東北僅用了兩年多時間就消滅了土匪8萬多人，農民分到土地，戶均一頭耕畜，一下子使東北人民心向共產黨，我軍兵力猛地增到23萬人，比初進東北時增加了一倍多。

 

1946年，東北局改組，彭真被調回中央，林彪任東北局書記，高崗任副書記。林彪在前方打仗，把葉群和女兒留在家。有時葉群去前方看丈夫，就把女兒交給我帶著。林彪不太愛說話，不抽煙，也不喝酒，他指揮打仗時愛吃炒黃豆，所以就給女兒起名豆豆。林彪非常疼愛這個女兒。后來，林豆豆因為父母的問題受了很大委屈，但她也挺了過來，非常不容易。她有空就來看看我，至今沒斷過。

 

林彪主政東北局后，非常信任高崗。第一副書記羅榮桓因病去蘇聯治療，林彪在前方打仗，后方的工作都交給高崗負責。他們合作得非常愉快，林彪常在一些將領面前講：“沒有高崗的配合，我打不了勝仗。”

 

1948年，我與東北局一同到了沈陽。東北解放后，林彪率領第四野戰軍進關打仗，高崗接任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以及東北人民政府主席職務。東北局進駐沈陽。

 

四野走了，他們的子弟不能隨軍，東北局決定創辦一所學校培養這些孩子。張聞天找我談話，要我做這項工作。當時我毫無思想準備，自己又沒有辦學經驗，不敢接。張聞天說：“不會可以學。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學校就叫第一育才學校。”聽了張聞天的指示，我就去找校址，到各地請老師。到北京找老師的時候，我見到了徐特立老先生，他聽說我辦學，為我介紹了優秀教師，并鼓勵我好好干。

 

1949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育才學校辦了起來。自1952年10月我離開學校后，至今這么多年，許多曾從育才學校畢業的學生常來看我，這對我是很大的安慰。

 

彭德懷說：高麻子，我真正認識了你的聰明能干

 

1949年10月，高崗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那一年他44歲。高崗雖任國家副主席，但仍兼東北局黨政軍一把手。3年時間，東北的制造業增長6倍。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彭德懷臨危受命，出任志愿軍司令員。高崗被任命主管志愿軍后勤工作。彭德懷到了沈陽，跟高崗開玩笑說：向你這個地方首長報到。

 

在朝鮮戰爭中犧牲的志愿軍戰士都是就地掩埋，受傷的戰士則從戰場上抬下來送到鴨綠江邊，讓后方接收。我當時抽空去做一些救助傷員的工作，由于受傷的戰士太多，后方根本接不過來，有許多戰士就這么靜靜地躺在江邊，因得不到及時救治而閉上了雙眼。

 

當時我們住的沈陽三經路二號曾是杜聿明的家，金日成、彭德懷常到我們家開會。高崗在沈陽單獨給彭德懷準備了一套房子，但他在我們家開會開到深夜，往沙發上一躺就睡了。

 

彭德懷生活簡單，炒個辣椒就能吃飯。但他脾氣不好，在我們家，彭德懷是用無線電聯系前方的，我常能聽見他大聲罵人：“他媽的！他媽的！你怎么搞的？給我滾下去！”我問秘書：“彭老總罵誰呢？”秘書搖搖手說：“我們誰也不敢問。”

 

1951年，抗美援朝戰局初定，彭德懷回國述職時路過我們家，我們留他吃飯。飯桌上，彭德懷說：“高麻子，我真正認識了你的聰明能干，干起事來不僅果斷，也有戰爭經驗。”

 

彭德懷回到沈陽時在干部群眾面前一再講：“抗美援朝勝利，功勞有高崗的一半，洪學智的一半。”到了北京，彭德懷也這么講，尤其是在軍委會上講，還推薦高崗任總參謀長。這在后來都成了彭德懷、高崗“陰謀反黨”的“罪證”。

 

抗美援朝結束后，我隨高崗一起到了北京。剛進北京時，毛澤東要他住進中南海，高崗說，因為經常和計委的同志研究工作，來往中南海不方便。毛澤東說，可以找個大一點的院子。就這樣，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我們一家搬到了東交民巷8號，原法國駐華使館的院子。

 

剛看到房子時，高崗有顧慮，覺得院子太大了，以自己的身份住在這里不合適。周恩來說再也找不到更合適的房子了，再說這也是毛澤東的指示。

 

1953年，周恩來見高崗太忙，家里沒有人照應，就叫我不要工作了，把家里的事管一下。高崗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會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有時周總理還親自來與高崗研究工作。周恩來對高崗的生活很關心，怕高崗工作繁忙無法休息，就讓總政治部組織文工團到東交民巷8號跳舞。我對此事不滿意，對總理說這樣高崗就更累了，得不到休息。總理說，一個禮拜一次，這樣可以讓高崗換換腦子休息一下。

 

1954年，毛主席去杭州，布置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召開四中全會，要求在會議上各自作自我批評。

 

但在四中全會上，高崗的自我檢查沒通過。一夜之間，高崗在東交民巷的住所“門前車水馬龍，形成一個陰謀反黨的司令部”，同時宣布高崗的政治生涯走到了盡頭，這時他到北京才14個月。

 

2月15日，高崗參加座談會。座談會結束后，他回到家中不吃飯，不睡覺，只抽煙，一直趴在桌子上寫。2月17日，備感冤屈的高崗申訴無門，他給周恩來留下一封托孤信后欲開槍自殺，被身邊人及時阻攔。中央立即成立“高崗管教組”，徹底限制了他的自由。高崗幾次對我說，像這樣活著不如死了算了，但就是放心不下我和幾個孩子。

 

7月下旬，中央辦公廳有位領導找我去中南海談話，那時我正懷孕五六個月。到了中南海，那位領導對我說：“去醫院做個手術，小孩就不要了。高崗就要搬走，你不能再跟他了。你要出去工作，要為自己前途著想。”

 

與這位領導人的一席談話使我的心情愈加沉重。當晚，高崗知道了內情，露出了絕望的神情。他流著淚對我說：“我是冤枉的。我對不起你，你很年輕就和我結婚生了幾個孩子……不要把孩子打掉，不要離開我。將來生活困難時，將孩子送到延安，讓我妹妹撫養。”

 

8月17日早上，我發現高崗情況有些不對，怎么推他也推不醒。我馬上叫小女兒去喊秘書，并立即給北京醫院打電話，醫生遲遲沒來，也沒人把高崗往醫院送，就這樣一直耗著。我眼睜睜看著高崗的呼嚕聲由重變輕，再到無聲無息，直至死亡。這一年，高崗49歲，我34歲，小兒子還在腹中。

 

高崗去世7個月后，他和饒漱石被定為“陰謀分裂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及“反黨聯盟”，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樁“反黨集團”案件。

 

林彪說：沒有高崗，我在東北打不了勝仗

 

毛澤東知道高崗去世的消息時在杭州，他的秘書葉子龍后來告訴我說：主席得知高崗死了，心情極其沉重，寡言少語，給周恩來打電話說要厚葬，要買最好的棺木，要土葬，不要火葬。

 

毛澤東還特別交代：高崗的幾個孩子讓中央組織部管，由國家撫養長大；要找個像樣的四合院，配給一個廚師、一個看門的，讓李力群帶著幾個孩子住。

 

高崗去世第二天，我和孩子就從東交民巷8號搬出來，幾乎兩手空空地搬到新街口一處舊四合院。生下小兒子后，我將四個大一點的孩子送到住宿學校，帶著小兒子一起在家。沒有暖氣，夜里孩子凍得渾身發抖，直往我懷里鉆。

 

搬到新家后，有一天，忽然有位解放軍來看我，問我和孩子怎么樣，生活上有什么困難。我問他是誰，他不說，只說有一個老頭子與你在沈陽一起吃過飯，還住過你們家，是他讓我來問的。

 

我問是不是彭老總，那人直擺手，示意說你知道就行了。彭老總那時也不如意，他還能想著我們一家，至今我都忘不了。“文革”中，有一次，我看見彭德懷被學生從四川抓回來，頭戴紙糊的高帽，綁在大卡車上，學生們一拳一腳將他打得鼻口出血。當時我覺得比打在自己身上還難過，心像裂開一樣疼，怕被人發現，只好偷偷躲進廁所流淚。

 

1962年春，一天上午，單位人事司突然通知我，讓我立刻回家，說有人找。當時我很驚訝，隨即又很害怕，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會不會又被關起來。

 

當我走到家門口時，看見一輛紅旗轎車停在那里，從車上下來—個人，是葉群。

 

見到葉群，我又驚又喜，我說你怎么知道我住這兒？她說從軍隊打聽到的。她說：101（林彪在東北打仗時的代號）從杭州回來，叫我接你和幾個孩子到毛家灣去，他想看看你和孩子們。遇到有人關心，我心頭一熱。

 

到了毛家灣林彪的住處，林彪正坐在客廳沙發上等著我們。林彪讓女兒帶我的兩個孩子去電影室看電影，客廳里就剩下林彪、葉群和我三個人。

 

林彪問我：老高是怎么死的？

 

我說：吃了過多安眠藥。

 

林彪又問：安眠藥是誰給高崗的？

 

我說：是秘書每天發給高崗的。不給高崗安眠藥，他睡不了。

 

林彪接著說：在東北，沒有老高在后方打土匪、搞土改、動員群眾支持前線，我打不了勝仗，部隊不可能由幾十萬人增加到一百多萬人。

 

林彪問我生活情況，問家里吃飯是否困難，他叫葉群給我帶些大米、食油。我說：林總，我和孩子們還行，主席、總理對我們都很照顧。

 

1959年，彭德懷受到批判，我被隔離了4個月，要我揭發彭德懷與高崗是如何一起進行反黨活動的。1962年下半年，習仲勛、賈拓夫被隔離審查，我又被軟禁3個月，讓我交代高崗與習仲勛的關系。1971年“批林批孔”期間，又讓我揭發和交代高崗與林彪的關系。我不明白，為什么黨內一有領導人受批判，就要聯系上高崗，就要我交代問題？

 

后來我被下放到安徽省鳳陽縣教育部辦的“五七干校”勞動。

 

1971年，毛主席、周總理兩次派人把我接回北京，回科教組（教育部改名為科教組）計劃司上班。不久，國慶節來臨，我突然接到參加國慶宴會和上天安門觀禮的請柬。后來，我被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相隔沒幾天，又被選為第五屆政協委員，政治生活待遇提高了很多。

 

我作為一名普通共產黨員，沒有為黨做出什么大的貢獻，從來沒想到自己會獲得這種種榮譽。作為高崗的未亡人，我承受了黨的深切關懷和愛護，其實這是黨對高崗幾十年為黨、為中國革命所做貢獻的肯定。每每想到這里，我就悲喜交加，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一齊涌上心頭。雖然受了那么多苦難，我們一家總算平安地過來了。

 

1981年，我被恢復到原來級別，1987年離職在家休養，按副部長級享受醫療等待遇。

 

高崗去世后葬在北京萬安公墓，當時周恩來說可以立個碑，寫上“高崗之墓”。最后雖立了塊碑，卻沒刻字。“文革”中，連這塊“無字碑”也被人砸成兩截。直到2006年，經組織批準，孩子們才給父親重新立了塊新碑，刻上了高崗的名字。

 

這么多年來，經歷過那么多苦難，我從不怪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處事原則和做人態度。那些整我的人也并不是和我有什么仇，只是一時思想不受自己控制，做出錯事罷了。我知道高崗不是完人，也犯過一些錯誤，也許當時他自己還感覺不到，但是我們后來人可以指出來，可以引以為戒，就像我們黨曾經走過一些彎路，現在不是正在一一改正嗎？

 

轉自公眾號：民國風文藝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