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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南農村新集體經濟的概念，有別于以往蘇南傳統集體經濟。“蘇南新集體經濟的發展，應當更注重經濟發展推動鄉村治理的文明進步，這要高于帶動鄉村致富。”

　　近年來，江蘇農村集體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成為了江蘇農村改革發展中的鮮明特色。

　　到2013年底，江蘇村級集體總資產達到2054億元，凈資產1333億元，分別是2000年的4.1倍和4倍，年平均增長11.5%和11.3%；村均經營性收入從2000年的26萬元，增長到2013年的159萬元，年遞增14.9%。

　　日前，江蘇省委專題調研組就“推進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在蘇南經濟發達的明星行政村進行了一輪深入調研。調研的目的，在于考察面臨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的情況下，如何繼續改革創新、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

　　從計劃經濟的合作社到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到調整改制期再到當下，蘇南集體經濟經過了多年的發展后，被江蘇省委再次總結為“新集體經濟”，這個“新”新在哪里？

　　調研組負責人、江蘇省委常委、副省長徐鳴認為，蘇南農村新集體經濟的概念，有別于以往蘇南傳統集體經濟。“蘇南新集體經濟的發展，應當更注重經濟發展推動鄉村治理的文明進步，這要高于帶動鄉村致富。”

　　21世紀宏觀研究院獲悉，以蘇州下屬太倉市的探索為基礎，目前國家民政部正在進行試點，探索鄉村經濟發展如何推動鄉村治理的文明進步。

　　21世紀宏觀研究院分析師得以觀察調研組部分行程，并與調研組成員進行了交流。在實地調研和交流的基礎上，21世紀宏觀研究院認為，近些年來蘇南農村在實踐中積極探索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新路徑已基本形成。

　　一、“集體”股東：農民有錢分

　　改革開放后，蘇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創造了以集體經濟為主、以鄉鎮企業為主和共同富裕為主要特征的“蘇南模式”，與以民營經濟為主、以市場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成為中國兩種最具代表性的農村發展路徑。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蘇南農村不斷探索集體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效實現形式，積極發展合作經濟和股份經濟，推進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為集體經濟注入新的動力。

　　與過去相比，當下的蘇南村級集體經濟形成了資產租賃型、企業股份型、農業開發型和聯合發展型等四種新類型。

　　其中，資產租賃型是目前蘇南地區村級集體經濟較為普遍的形式。如，張家港市村集體建成標準化廠房350萬平方米，年租金超過4億元；江陰市村集體2013年共收到土地租金3.94億元，村均153萬元。

　　企業股份型的發展則是在歷史上蘇南鄉鎮企業改制時部分集體經濟曾留下了一定的股份，這決定了“集體”的權益。如，常熟市夢蘭村擁有夢蘭集團30%的股份，2013年獲得分紅2000萬元。

　　農業開發型主要集中在土地的使用上，如太倉市東林村將農戶1200畝承包地進行流轉后，組建東林合作農場開展多種經營，2013年創收190多萬元。

　　聯合發展型以蘇州市吳中區長橋街道的探索為先。2011年5月由街道集體資產經營公司和7個社區共同出資1億元，組建了長橋集體有限公司，主要投資開發物業項目，目前集體經濟總資產達36億元，村均集體收入2952萬元。

　　從江蘇省委的調研來看，如今的蘇南農村新集體經濟，已普遍進行了制度創新，具有產權清晰、收入穩定、分配合理、民主管理的特征。

　　1、是較為清晰的產權制度，改變了過去“人人有份、人人沒份”的狀況。

　　現在，這些村大多進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通過清產核資、股權界定、股份量化，將集體經營性凈資產量化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明確農村集體資產權屬關系。

　　2、探索出風險小、收益穩的經營路子，新集體經濟已基本退出了競爭性領域和產業，主要以資本經營、資產資源租賃和承包經營，普遍的做法是興建標準化廠房、打工樓、商業用房等物業用于出租，如張家港市村級可支配收入中，房屋土地資產租賃收入達到63%。江陰市村級土地和房屋租金收入8.29億元，占村級經營性收入的31%。

　　3、在分配機制上探索讓農民獲益更多，主要實行按股分紅和福利分配相結合。比如， 2013年，常熟市勤豐村集體經濟給社員分紅，每股1200元，每戶分紅在4000-8000元左右。

　　4、探索出比較民主的管理機制。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中因為村民有股份，所以村民代表大會就成為了決策機構，改變了過去集體資產處置、使用由一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的狀況。

　　常熟市天字村股份合作社，完善議事、決策、分配、監督等制度，確定年初上交預算、年中檢查、年底結算，并在社員代表大會上公布集體資產經營情況，接受社員監督、評議。

　　21世紀宏觀研究院認為，新集體經濟相應增加了農民收入，促進了共同富裕，縮小了收入差距。將“集體股權”量化到農戶，既解決了集體資產產權虛置問題，又使農戶享有的集體資產收益分配權看得見、摸得著，農民通過按股分紅獲得資產收益。

　　實踐中發展出來的新集體經濟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傳統蘇南集體經濟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產權不清晰，分配不穩定，多數以管理費的形式上繳村級組織，村級收入分配也沒有形成制度等遺留問題。

　　二、從“致富”到“治理”

　　新集體經濟的實踐證明，集體經濟是農村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更為各類市場主體搭建了平臺，有利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而振興繁榮農村經濟。

　　比如，張家港市城郊的農聯村通過整合土地、房產等資源，建設農副產品交易市場和五金交電廣場，就吸引了各類經營主體投資創業，2013年全村工業經營收入28億元。其中，絕大部分經營主體來自外地。

　　21世紀宏觀研究院發現，蘇南許多經濟富裕村，村民集中居住社區的物業管理費大多是由村集體負擔。實踐中，在目前公共財政還難以全面覆蓋農村的情況下，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改善農村公共服務、加快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選擇。

　　2012年，太倉市村級集體資金支出中，超過80%的部分用在了基本公共服務及福利性支出。永聯村2013年1.25億元收入中，用于村民福利性開支8000萬元，社區物業費支出700萬元。

　　同時，蘇南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往往離不開一個好的帶頭人。實踐中，華西村、蔣巷村、長江村、永聯村、夢蘭村、山泉村等成為經濟明星村，村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許多都是優秀的黨務工作者、民營企業家。

　　21世紀宏觀研究院認為，經歷了歷史上的多次變化之后，當下蘇南農村新集體經濟發展的豐富實踐，有諸多值得借鑒的地方。

　　1、蘇南農村眾多集體經濟強大的鄉村，實際上也是民營經濟發達的鄉村。這些鄉村，集體經濟退出競爭領域，主要為民營企業提供不動產租賃服務，為民營經濟投資創業拓展空間、搭建平臺。

　　這也表明，集體經濟與民營經濟、市場競爭與政策扶持可以有效得到融合。

　　2、市場競爭與政策扶持相互結合。由于新集體經濟承擔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因此不能完全等同于企業，因此需要政府在用地、稅收等多方面給予政策扶持。

　　江蘇就明確，為了增加行政村的集體經濟發展資源，財政投資農村形成的資產，要盡可能交給集體經濟組織管護和經營。

　　21世紀宏觀研究院認為，新集體經濟對于農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發展集體經濟是為了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產條件，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而不是其他。

　　因此，建議要統籌推進村黨組織、村委會和村集體經濟組織建設，探索政經分離、政社互動，促進集體經濟做大做強。同時，要完善利益分配機制，擴大財政承擔村級公共服務的支出，減少集體公共服務和福利開支，增加村民的股份分紅。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