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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胡錫進表現得非常有涵養、有風度，用事實依據、正確邏輯很理智地對陶杰和主持人的一些荒唐的觀點和胡攪蠻纏進行了有力的駁斥。這場對話在臉書上進行全程直播，共用時一個多小時，讓香港社會第一次在香港地界上聽到了內地官方媒體的聲音，對香港社會傳播的一些觀點必將產生極大的影響。

胡錫進（右）與陶杰（左）

關于這場對話的具體內容，大家可以到胡錫進的微博進行了解，這不是本文要講的主要內容。

本文要講述的是這場對話的另一主角——陶杰。因為他不僅在香港社會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稱，在香港騷亂中可以呼風喚雨，更是內地公知們一直吹捧的“民主斗士”。

那么，這個陶杰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為何受到內地公知們的膜拜？

陶杰，1958年8月17日生于香港，祖籍為廣西，原名曹捷，筆名楊非怯、蔣一樵，為華文作家和傳媒工作者，也是多家媒體的專欄作家、評論家，居住英國16年，目前仍擁有英國國籍，是一個政治觀點鮮明的哈西方和哈日派。

陶杰雖然在香港社會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稱，但又是一個極為爭議的人物，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他的政治傾向上，也體現在他的為人上。

陶杰在平常的一些言論中，對自己身為黃皮膚的中國人血統表現出一種厭惡、甚至仇恨的態度。這一點從他在2016年8月14日臉書上發表的一段小文就可看得非常清楚：

陶杰臉書截圖

“中國人是要管的，這一點篤定，但只對了一半—中國人沒人管，是災難，中國人給中國人管，更是十倍的災難：其中的欺詐、貪污、自相吞噬，中國人管中國人，殘酷惡毒的行為，千百樣做絕。

 

中國人只配給外國人管，譬如：如果中國高鐵由日本人來管，食物給法國人來管，酒店給瑞士人來管，法治給英國人來管，機械工程給德國人來管，中國人什麼也別管，就像中國的王光亞港澳辦主任說—讓洋人來培訓，把你骨子里的奴性，用在良性的渠道，一切只管執行，中國人就會安居樂業。

中國人瞎吹什麼民族愛國主義呢？中國人真的要把民族主義實踐到衣食住行之上，自己人毒死自己人，自己人玩死自己人，‘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是人類最駭人的恐怖劇。

 

中國的憤青，先不要開罵，想一想吧：這是你們嘴巴里永遠不敢承認的常識。愛國？哈哈，準備用你自己的一條命做試驗品吧。”

上述這些言論實在不值花更多的筆墨予以駁斥，因為事實已經對他的這番胡說八道予以了很有力的回擊：中國的高鐵并沒有“由日本人來管”，相反不少外國打算或引進高鐵項目時選擇的是中國而不是日本；中國絕大多數的酒店更不是“交給瑞士人來管”，相反中國的酒店還開到了西方，包括美國；現在中國的制造業不僅德國人感到驚嘆，更讓不少西方國家前來取經等等。

與其他崇洋迷外還不一樣，陶杰是用中國人DNA“低下”的觀點來表達他對中國人的蔑視和厭惡。所以，他才會發出“中國人給中國人管，是十倍的災難”、“中國人只配給外國人管”的犬吠。他將中國發生的個案視為中國的全部，將“中國人民當家做主”比喻成“是人類最駭人的恐怖劇”，目的是要將中國人貶低到極致方可解恨。至于西方的個案他絕對不會這樣看待，因為在他的腦子里只要是白色人種就是高人一等。所以他狠、狠自己長著一副中國人的面孔，生著一身中國人的黃皮膚。所以，在這次與胡錫進對話中，他支持“反逃犯條例”更多強調的是“會損害外國人的利益”。

上述陶杰的臉書文，將他自己“洋奴”的丑陋嘴臉刻畫的入木三分，說他是從骨子里就是一個“洋奴”不僅不為過，而且恰如其分！

陶杰的父母曾是左翼人士，父親曹驥云曾是《大公報》副總編，母親常婷婷是編輯。1949年陶杰的父母移居香港。在香港出生的陶杰，少年時期就讀于左翼學校培華中學。其弟弟曹輝在中國投資公司工作。

按說這樣的家庭背景，陶杰不應該是一個對祖國有仇恨的人，更不應該是一個“洋奴”。但1975年，陶杰在17歲時因會考未達到中學六年級要求，便選擇到英國報讀GCE Ordinary Level（普通中學），畢業后考入華威大學，之后又到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國際關系，畢業后在英國廣播公司任職8年，并在英國生活了16年。

正是在英國就讀、工作、生活了16年之后，陶杰的價值觀發生了徹底改變，與其父母原來的傾向已完全不同。1991年，回到香港之后，他在《明報》擔任副刊副總編，為《泰晤士河畔》、《黃金冒險號》寫專欄，后又在《華僑日報》擔任副總編，英文日報《東方訊》擔任政治編輯。再到黎智英的壹傳媒《蘋果日報》、《壹周刊》、《爽報》等媒體開辦專欄，并在香港電臺主持《講東講西》節目。

無論是在英國廣播公司還是在香港媒體任職、寫文章，陶杰的政治觀點都非常鮮明，他不僅崇尚日歐文化，而且極端反感中國文化。在他的文章中，常見的是贊頌西方文化的偉大和對中國文化的貶低。他常以“小農社會”、“小農DNA”、“大唐人街”及“醬缸”等詞描述現代中國人生百態、民族情緒及政治生態，言辭極端。

他經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毛主席進行極端歪曲、詆毀和丑化，對內地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指手畫腳，大肆污蔑，對中華民族情感和內地的愛國熱情極端嘲諷和詆毀。也正是如此，在他上面的臉書文中才會出現“中國人瞎吹什麼民族愛國主義呢？”“愛國？哈哈”這樣的詞語。

陶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洋奴”不以為恥，卻將中國百姓的愛國情感比喻成“奴性”，這是海外反華勢力、反中國黨和政府的所謂“民主人士”、邪教XX功慣用的手段，這也是為什么他能獲得內地公知吹捧的關鍵原因。

陶杰在香港社會影響力很大，所以他的言論和觀點對香港政治生態起著不小的作用。他與黎智英的壹傳媒有著深厚的關系，目前又是《蘋果日報》的專欄政治評論家，所以他的許多觀點實際上體現了反對派的意志。

香港回歸后，陶杰從董建華任特首開始，就一直對任何一任特首就進行攻擊。他攻擊首任特首董建華、要求董建華下臺時，開始明確提出“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做不到”的觀點。這次又是他竭力鼓動要求林鄭月娥辭職。他為所謂“五大訴求”搖旗吶喊，其言行與反對派沒有任何差別。他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當然是企圖特首由反對派心儀的人來擔任。按照陶杰的意愿，香港特首最好是由英國人來擔任，最好是讓香港回到英殖民時代！

當特朗普將香港問題與中美貿易戰相聯系，發出流氓式威脅時，陶杰欣喜如狂，他在臉書上發文稱：

陶杰臉書截圖

“公正持平而論，川普和美國的宣示，絕對合理。中國人普遍相信美國正在衰落，或已經衰落。十年來我不斷聽見：香港經濟的前景完全倚賴中國，香港人下一代不必再去學好英文，只要學好普通話即可。十年來閣下一定聽過身邊的三姑六婆、大媽大叔，眉開眼笑的將港幣轉為人民幣存款，聲稱人民幣不斷升值，而且利息高。”

誰見過港府和中央政府要求過“香港人下一代不必再去學好英文，只要學好普通話即可”？這種舔美連帶造謠式的文章無疑對社會大眾有著極大的煽動性和蠱惑性。其實，陶杰正是“反國民教育”的積極推手和煽動者。

在陶杰的臉書上可以看到類似這樣造謠、煽動的文章很多。當香港亂局發展到危機時刻，有人呼吁啟動《緊急法》時，陶杰馬上跳出來煽動，香港政府無權啟動“緊急法”：

陶杰臉書截圖

“英治時代 1967 年港督引用緊急法例，因為英女皇是統治香港的全權代表。當時的香港，最高憲政是《皇室制誥》，并無《基本法》。

 

英國撤走之后，留下的任何緊急法例，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后，都應該受到其上的《基本法》約束。

 

基本法保障香港人言論、行動、集會、不受任意拘禁等各項基本人權。并以第 18 條和第 48 條另行規定，香港有特區政府無法管治的動亂事，中國軍隊可以出動。

但今日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基本法》是香港的最高大法，任何香港法例，不可以與基本法有抵觸。

 

除非又有人大常委會另外“釋法”，但在現時的基本法條文中，并無一條提到與緊急法例的關係。

 

因此，英國人根據殖民地管治印度和馬來西亞是能做得到的，管治香港的中國人未必有資格模彷。”

陶杰再次采用造謠和歪曲的手段評論社會呼吁啟動《緊急法》一事。他在這條臉書文中鼓吹港府無權啟動《緊急法》的理由表面上看似很有法律依據，并且是在擁護《基本法》，實際上是徹頭徹尾的造謠和詭辯，更是耍兩面派的無賴。

香港回歸后，《基本法》第56條第2款規定，行政長官在“緊急情況下采取的措施”可以不用征詢行政會議的意見。這說明行政長官有緊急情況處置權。為此，香港立法會特別修改了《緊急規章條例》，改為《緊急情況規例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香港法例》第241章），授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發生緊急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時制定特別規例、采取特殊措施的權力。

這充分說明，如果啟動《緊急法》是完全有法律依據的，絕不是陶杰所稱的“無權動用”、與“基本法相抵觸”。

陶杰在社會呼吁啟動《緊急法》時想起了《基本法》，想起了“《基本法》是香港的最高大法，任何香港法例，不可以與基本法有抵觸。”可當初反對《基本法》第23條在香港落地立法時，陶杰可是積極反對者，那時他為何不提“《基本法》是香港的最高大法”？他把《基本法》當成了什么？對自己有利的就接受，對自己不利的就可以不認、不接受，這不是反對派一向對“一國兩制”的態度和做法：只認“兩制”而不認“一國”嗎？

陶杰這時提及《基本法》第18條和48條稱“香港有特區政府無法管治的動亂事，中國軍隊可以出動。”表面上看似維護《基本法》，實際上是煽動香港社會先不讓林鄭月娥啟動《緊急法》，然后提前挑唆香港社會對未來中央政府真要實施《基本法》第18條和48條時的不滿情緒。他的這套手法不僅拙劣，而且非常惡毒！

說到這里，不得不簡單說一下陶杰的人品。

陶杰不僅是一個卑鄙的“洋奴”，而且還是一個人品極差的“風流才子”。筆者只指出兩件事：

一件事是卑鄙的“兩頭賺”。陶杰在為多家媒體寫文章時，為了錢，他可以同時為兩家死對頭報社寫社論。如他曾分別為政治觀點完全相反的《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寫評論，表達出來的政見和意識形態完全南轅北轍。被香港輿論指責他為“毫無文人的風骨”。對此，他卻狡辯稱：他的文章觀點“只是代表報社立場，無不妥之處”。甚至他比喻：“就像律師上庭為一個人辯護，他必須把自己從自我的角色釋放出來，做好律師的本分。”媒體的公正、社會的正義，就是這樣被陶杰玩弄于股掌之間。難怪香港社會有一句名言：“做人不要太陶杰”！

二件事是為錢“播黃”。陶杰在黎智英壹傳媒的《爽報》副刊開辟專欄，用連載的形式寫小說，其內容及描寫多是大學生的性生活，被審查機構和社會公認是淫穢作品。他又辯稱“如果淫審處認為他的作品不雅，那么很多著名文學作品都屬不雅。”但之后，他還是結束了這類小說的連載，改成寫評論。如果真像所言，他為何要結束這樣的連載小說？還有，他與其他女子在鐘點酒店開房被媒體披露引發香港社會掀然大波也成為他不光彩的黑點。

這兩件事從一個側面說明，陶杰這個“風流才子”應該配上一個大大的黑點，令人不齒！

從上面筆者的論述，可以看出，陶杰不僅愧對于“香江第一才子”的稱號，更是一個從骨子里表現出來的“洋奴”！而就是這樣的“洋奴”卻被香港反對派捧為“民主旗手”，在香港騷亂中呼風喚雨，給騷亂引導方向，也被內地公知們膜拜。更為諷刺的是，與這次騷亂中其他幾個反對派、“港獨”“風云人物”一樣，陶杰實際上也是擁有英國國籍的，是可以隨時從香港溜之大吉的！

陶杰似的人物不僅可以對香港指手畫腳、下指導棋，甚至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社會。這是香港社會的恥辱還是悲哀？相信大眾自有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