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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斌強：對香港局勢的一點思考

點擊：5756 作者：蘭斌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08-28 09: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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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持續兩個多月的香港騷亂，有許多問題引發社會大眾的關注和思考。如港府能在短時間內切實落實中央提出的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嗎？這次騷亂對“一國兩制”有多大沖擊？這次騷亂是否突破了《基本法》的底線？等等。當然，對這些問題，應該由有關部門負責人以及相關問題的專家學者來判斷，并拿出具體的應對辦法。

8月24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深圳召開了“重溫鄧小平重要講話”專題座談會，全國香港問題的頂級專家和有關部門的領導參加了會議，應該是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從媒體披露的情況來看，中聯辦法律部負責人王先生的一段講話，體現了這次會議的主要精神。

【“重溫鄧小平重要講話”座談會截圖】

筆者以為，王先生的四點講話主要講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再次強調鄧小平及中央歷屆領導對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重視；二是對當前騷亂對香港發展影響的基本判斷；三是強調中央對香港局勢管控的決心。

王先生既是中聯辦的領導，也是香港問題的法律專家，他的講話很全面，觀點也很鮮明，應該對港府執行中央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精神有指導性意義。

作為關心香港問題的一介布衣，筆者試圖對王先生講話中的某些觀點談一點看法。

一、騷亂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嚴格貫徹《基本法》

對這次回歸20多年來最大、最嚴重的騷亂原因，不少專家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筆者在前面多篇文章中也提出過自己的觀點，除開外部原因，就香港內部來說，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在教育體系上沒有解決去殖民化問題；二是司法體系內審判系統沒有進行必要的改革。

這兩點造成的后果是香港市民國家意識、國民意識極端淡薄，致使“港獨”思潮蔓延，并形成勢力，同時司法上的不公、不平現象讓市民無處說理。

王先生在講話中指出：

“1997年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根據基本法對香港原有法律進行了全面審查，港英年代制定的絕大部分法律被允許過渡到1997年以后，采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這形成了‘一國兩制’的法治體系，成為維護‘一國兩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法治保障。”

王先生說：

“如果街頭暴力不斷升級，持久化，深入全港各個地方，今天圍攻政總，明天攻占立法會，攻擊警察，襲擊無辜平民和游客，癱瘓機場、癱瘓金融，破壞香港安定；攻擊中央駐港機構、侮辱國旗國徽，傷害全國人民的感情；最可怕的是，沒有人再把違法犯罪當回事，法不責眾，私行泛濫，法律面前不再人人平等，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蕩然無存......”

王先生說的這些都是事實，但香港的騷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又是如何發展成暴亂的呢？

其實，只要我們把思路往回拉一些就可以發現，香港的幾次騷亂正是從有關國家安全和國民教育方面的問題引起的：2003年，反對派因不滿《基本法》第23條立法，而發起大規模游行示威；2012年反對派因不滿推行國民教育而發起大規模游行示威；2014年反對派因不滿選舉辦法而發起長達79天違法“占中”；這次自6月9日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依然沒有結束的“反修例”騷亂。幾乎每一次騷亂事件后，騷亂分子并沒有真正受到法律的制裁。特別是“占中”事件造成香港全方位的損失，可至今為止，事件中的主謀和騷亂分子，要么受到輕判，要么輕易逃亡國外，要么逍遙法外。而這次騷亂，至今甚至影響較大的暴力事件的暴徒，幾乎全部輕易獲得保釋，沒有一個受到法律的制裁（等著吧）。

如果有人將上述香港現象認為這是因香港司法程序所致，是正常的的話，那么，為何在不久前，8月18日一內地男子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大門噴涂“中國必勝”四個字，兩天之后，即8月20日就被香港法院以損壞罪判處四周監禁，并不得保釋？而向中聯辦投擲墨泡，玷污國徽、在中聯辦大門及院墻上打量涂抹侮辱性字跡的暴徒，卻很輕易以1000元港幣獲得保釋，至今沒有審判。這是公平、公正的法治體現嗎？這與王先生在講話中所稱的“香港過去一直是國家的也是世界的‘優等生’，是文明法治的表率，也是內地很多改革尤其是法治、司法改革學習的標桿。”相差是多么的之大！

如果內地法治都向香港這樣的標桿看齊，內地恐怕早已陷入騷亂之中！

自2003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無法正進行開始，到國民教育推行失敗，再到“占中”，直到現在的“反修例”，哪一項不是違反《基本法》？哪一項是體現“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對這樣原則性的問題不提高到應該有的高度重視，不把這樣根本的問題解決，即使這次騷亂平息了，未來很難保障不發生另外的騷亂。因為過往的歷史已經讓社會大眾看到的是，在香港違法只要是針對港府的，只要是針對中央政府的一定不會受到法律的嚴懲，這樣的犯法成本低到讓絕大多數罪犯毫不在乎！

二、不能嚴格執行《基本法》“一國兩制”就失去了意義

王先生在講話中強調：

“請不要問國家是否還會允許香港繼續實行‘一國兩制’，世界上沒有誰比國家更希望香港的‘一國兩制’可以繼續，沒有誰比國家對‘一國兩制’付出更多的真心真情和巨大努力，中央反復重申要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不會變。要問就請問你自己，你是否真的希望自己的明天是‘一國兩制’，而不是‘一國一制’？主動權在你的手里，不在中央手里。今天的因就是明天的果。你今天的所作所為才是決定香港‘一國兩制’前途命運最重要的因素。”

筆者完全認同王先生上述觀點。

香港這些年來發生的騷亂實質上針對的就是“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但真正將“港獨”、將外部勢力大張旗鼓引入香港騷亂是從“占中”開始的，而且越來越放肆，越來越膽大妄為。特別是在這次騷亂中，“港獨”勢力已成為主要的力量，與外部勢力接觸、串通已毫無顧忌，美英旗子、港英及各種分裂勢力的旗子公開在暴力事件中做引導。這已經突破了《基本法》的底線，徹底將“一國兩制”視為無物。如果這種現象不能制止，如果短時間內不能實現止暴制亂、恢復持續，中央完全可以啟動《基本法》第8條第四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也就是在香港實施與內地同樣的制度和法律。

必須指出的是，如果真有這么一天，有兩點是必須明確的，即，一是這樣做是香港反對派、“港獨”分子、騷亂分子、暴徒行為所造成的，也是香港社會對這些人破壞《基本法》無力制止所做出的選擇；二是這樣做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的。

《基本法》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是有期限的，即50年。如果在50年中香港社會按照《基本法》發展越來越好，甚至社會大眾認為“一國兩制”可以促進香港社會的繁榮和穩定，那么50年之后，“一國兩制”完全有理由繼續實施下去，這一點也是中央領導人多次作過的表態。

但是，像現在香港的局勢，香港不僅成了一個對市民安全造成危險的城市，成為中國最不安穩的城市，而且已成為外部勢力顛覆中國政府、危及國家安全的基地，長此以往，“一國兩制”怎么可以繼續在香港實施？

也就是說，“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期限，必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50年不變，但50年內不能出現第18條第四款的現象，至于50年之后，也必須視當時香港社會的局勢狀況而定，不是現在可以決定的。《基本法》這樣規定，實際上是給香港市民的一個選擇，即認為“一國兩制”好就好好珍惜，努力維護，如果認為不合適也可以到時不要。如果選擇不要，正常的情況下可能由兩種原因造成，一種原因是就像現在這樣，反對派企圖將香港變成美英的勢力范圍，甚至實施“港獨”，使香港成為一個騷亂、動亂頻發、市民安全受到威脅的城市；另一種原因是香港發展遠遠落后于內地，香港的社會制度明顯不如內地的社會制度。

因此，無論是現在的50年之內，還是50年之后，無論做出怎么樣的選擇，都需要全體香港市民的努力，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王先生講話中卻是這樣描繪的：

“需知，如果‘一國兩制’不復存在，如果香港被毀了，國家自然損失慘重，但終究可以承受，無非中央直接接管香港，在香港實行內地法律和社會主義制度！但對香港所有市民、對所有持份者，這是滅頂之災，是百分之百、毀滅性的損失，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要街頭暴力不立即停止，這個結局是完全可以預見得到的。”

這就讓人看不懂了。在香港實行內地的法律和社會主義制度怎么就成了香港市民的“滅頂之災”、“毀滅性的損失”、“不可承受之重”？若真如此，那現在香港的騷亂又是在什么制度、怎樣的法律下發生的？難道只有讓香港永遠保持殖民者留下的法律和社會制度對香港市民就是“萬福”？就是“慶幸”？這不是將內地的社會制度與法律看成是“洪水猛獸”么？這與這次“反修例”的觀點不是很契合嗎？難道我們對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法律就這么沒自信？

筆者當然知道王先生講這段話的用意，但這樣的說法顯然不妥，也不會起到其原本想要達到的效果，甚至相反。當前首要解決是止暴制亂，恢復持續，但作為要害部門的負責人，在執行中央決策時一定要嚴謹，絕不可讓反對派勢力抓住把柄、占空子，致使日后在解決原則問題時無法自圓其說。

就內在原因，筆者以為，香港的騷亂很大程度與其社會制度有關，暴徒的猖狂更與香港保留的法律與法官有關。通過香港的騷亂，我們對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法律更有自信！

如何盡快落實中央止暴制亂、恢復秩序，說到底必須回到《基本法》上來，嚴格按照《基本法》和香港現有法律辦事，盡快將騷亂中的暴徒繩之以法，必須在審判中體現“一國兩制”中“一國”的原則精神，對“恐龍”審判必須予以大力揭露和撻伐，撕去其虛偽的面具，讓“恐龍”法官道德信譽掃地，讓真正公平、公正的正義審判得到弘揚。

從宏觀上來說，香港騷亂主要由內外兩方面原因引起，本文主要從內因方面作上述兩點分析，僅供參考。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蘭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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