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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烏克蘭危機升級兩年多來，圍繞俄烏沖突原因，學界有多種解讀。2023年4月，俄國家杜馬網站發布“調查美國專家在烏克蘭境內建立生物實驗室相關情況的議會委員會最終報告”，從生物安全視角闡釋了俄羅斯采取軍事行動的原因。“最終報告”認為，美國軍事生物計劃已有80余年歷史，其海內外軍事生物活動對人類安全構成威脅；美國在烏克蘭從事軍事生物活動，目的是收集當地生物信息，服務美國軍事利益，將烏克蘭變成美國海外軍事生物基地。美烏軍事生物活動違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及國際人道主義法規，對俄羅斯及周邊國家生物安全構成直接威脅；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是反對“外國代理人”的斗爭。該報告證據基本確鑿，分析理性全面。這是全球第一個官方生物安全報告，有助于深入了解當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勢，全面認識俄烏沖突的發生。同時，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極其復雜，應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著國家間平等原則，加強并完善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框架下的監督、監查機制，通過共商共治等途徑解決面臨的各種問題。

引  言

烏克蘭危機升級已有兩年多，有關其發生的原因，學界有多種分析。代表性的觀點，一種是從地緣政治視角，將俄烏沖突置于俄羅斯與西方爭奪勢力范圍大背景下分析。如，有學者認為，表面看沖突發生在兩個東斯拉夫國家之間，實質是俄羅斯與北約長期對峙形成的結構性矛盾總爆發，烏克蘭成了大國地緣爭斗的犧牲品。有學者從俄羅斯與北約之間不斷惡化的安全困境入手分析俄烏沖突的發生。一種從歷史和民族矛盾視角，分析俄羅斯國家觀念與西方認識的差異和結構性矛盾及影響。還有一種是綜合視角，強調俄烏沖突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因素，俄方意欲去除烏克蘭獨立發展、融入歐洲、加入北約的可能性，將其重新納入俄方戰略軌道和勢力范圍，同時“逼和”美歐，改變“后冷戰時代”歐洲安全秩序格局，并以外部矛盾緩解國內壓力。隨著沖突擴大，掌握材料增加，學界研究也在深化。有學者從“地位信號”理論出發，認為俄方軍事行動是基于“斗爭型”國際地位尋求策略，由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促成的結果。還有學者綜合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等俄羅斯頂級智庫觀點，從俄羅斯與北約關系、俄烏“無界之域”關系角度分析俄方行動起因。這些分析證明，俄烏沖突原因復雜。盡管雙方并未正式宣戰，實際上就是一場現代意義的局部戰爭，要從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理解。不過，無論怎樣分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介入都是一個重要因素，并且隨著沖突延宕，該因素越來越明顯。

2023年4月12日，俄聯邦議會兩院，即國家杜馬和聯邦委員會批準了“調查美國專家在烏克蘭境內建立生物實驗室相關情況的議會委員會最終報告”（下簡稱“最終報告”），并在俄議會網站發布。進入新世紀以來，俄羅斯關注美國在后蘇聯空間的生物活動，注意收集相關資料。2022年烏克蘭危機升級后，俄國防部不斷曝光美國在烏克蘭從事軍事生物活動的證據，引發諸多討論和猜測。在此情況下，俄議會組織專門調查，對美國軍事生物活動歷史、美國在烏克蘭的軍事生物活動的事實、性質、影響等做了全面調查分析，并形成“最終報告”，“記錄了美國在烏克蘭‘犯罪活動’的所有事實”。“最終報告”明確，生物安全問題與俄羅斯采取軍事行動有密切關聯，其直接威脅來自美國和西方。盡管“最終報告”未明確地將美烏軍事生物活動作為俄烏沖突的直接導因，但就其內容看，可視為現實導因之一。

一、俄羅斯發布“最終報告”的背景與材料來源

俄羅斯之所以要組織調查并在烏克蘭危機升級一年之際公布“最終報告”，有自蘇聯解體以來生物安全問題的歷史背景和俄羅斯國家安全威脅的現實問題，還有俄烏沖突這個直接導因。

（一）俄羅斯始終關注并力圖解決歐亞空間生物安全問題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和歐亞生物安全問題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且外部影響不容忽視，這是俄羅斯開展生物安全調查并發布該報告的總體歷史背景。蘇聯時期，“政府確信，西方打算把細菌武器作為對付這個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工具”，政府在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公共醫療體系同時，也開展軍事生物實驗。在半個多世紀時間里，蘇聯在全國各地建立了一批生物實驗室，開展炭疽病、鼠疫、口蹄疫、霍亂等病毒研究和實驗，并研制相應疫苗。蘇聯解體后，原有生物實驗室大體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在俄境內，另一部分在后蘇聯空間其他國家。還在蘇聯解體之初，美國與西方就開始介入后蘇聯空間生物安全領域。進入新世紀前后，美國打著“降低生物威脅”和無害化處理旗號，“幫助”相關國家處理蘇聯遺留的生物實驗室，結果是，歐亞空間多數國家原有生物實驗室的管理權限從本國政府“移交”給美方，美國還以資金、技術、人員“援助”形式，在歐亞空間新建了一批實驗室，其設施條件、技術裝備、等級越來越高，多為秘密研究，有的實驗室專門收集斯拉夫人種信息，那些國家成了俄羅斯“危險的鄰居”。根據俄方信息，美、英和北約、歐盟主要在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國改建和新建了一系列生物實驗室。其中，無論從實驗室數量及合作研究范圍看，烏克蘭都是最多的。

還在新世紀初，就有俄學者提出生物武器和生物安全問題。2009年頒布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和其他國家規劃中明確，流行病和大規模疫情等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之一。2013年前后，俄羅斯生物安全規劃開始公開提到周邊國家生物安全問題。2014年后，俄羅斯政府把“美國實驗室”作為涉及生物安全的外交政策重要問題單列，提出要加強跟蹤監測，并在2019年起草《俄羅斯聯邦生物安全法》，希冀以立法加以規范。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后，圍繞該法案及俄聯邦國家生物安全的討論驟然增加。與此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拒絕與俄方就生物安全問題展開溝通，并指責俄方散布“虛假信息”，沿襲了蘇聯時期的“信息戰”手段。鑒于溝通不暢，俄方不得不投入軍事力量開展調查。烏克蘭危機升級后，收集美國和西方在烏克蘭從事軍事生物活動的證據成了目標之一。

（二）俄烏沖突的發生是直接導因

俄方選擇在烏克蘭危機升級一年多之際發布“最終報告”，一個直接導因是在輿論宣傳上配合普京2023年國情咨文演說。俄方開始軍事行動后，面臨各種壓力和批評，烏方稱之“俄羅斯的侵略”，美西方媒體也大肆指責俄“全面入侵烏克蘭”，加上“布恰事件”等“人道主義事件”渲染，國際輿論對俄方十分不利。2023年2月21日，普京發布國情咨文，談及軍事行動的目的、進展，提到“近年來美國和北約在我國邊境附近快速部署軍事基地和秘密生物實驗室”，這是俄羅斯總統首次在國情咨文中公開提及美國生物實驗室。普京直言，俄烏沖突“是美西方挑起的戰爭”，“他們毫不隱瞞滅絕俄羅斯的想法，還希望將這場地區性危機變成全球性對抗”。普京還指出，美國在境外建設數百個軍事基地，“安插在全世界”。西方準備將烏克蘭打造成攻擊俄羅斯的“武器發射場”，“俄羅斯必須先發制人”。他分析美西方行為的邏輯，“西方支持2014年政變，其意識形態基礎是俄羅斯恐懼癥、極端民族主義”，而“‘反俄’活動是俄烏兩國邊界不穩定和沖突的溫床。美西方目的是在歐洲點燃戰火，通過代理人戰爭消滅競爭對手。”普京明確，俄方“不是與烏克蘭人民交戰。烏克蘭人民己成為基輔政權及其西方主子的人質，那些人實際上已在政治、軍事、經濟意義上占領了該國，摧毀了烏克蘭工業，掠奪自然資源。”“西方將烏克蘭作為對抗俄羅斯的攻城錘和試驗場。”普京講話在國內外引發很大反響，俄政治學家鮑里斯·亞克緬科說：“最近的事件表明，我們實際上是在與北約作戰，而不是與烏克蘭作戰。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和北約沒有宣戰，但實際沖突明顯可見。”阿拉伯專家艾哈邁德·穆薩·霍馬尼也認為，普京親睹蘇東劇變，主動出擊，先發制人，宣布采取軍事行動，是“首位與美國開戰的人”（Первый нанёс удар в схватке с США），正是普京給瓦解俄羅斯的“美國夢”致命一擊。 “最終報告”有關美國生物戰規劃、美國在全球部署生物實驗室、美國對烏國家生物安全系統的操控等內容，從生物安全角度強化美國對烏克蘭事務的介入以及俄方軍事行動的“正義性”，與普京國情咨文中的觀點相互映襯相互印證。

（三）材料收集歷時多年且有足夠證據

“最終報告”材料主要由俄輻射、化學和生物防護部隊（簡稱“三防部隊”）收集。該部隊是俄羅斯為應對越來越復雜的生化、核安全形勢而組建的，專門收集安全情報并處理國內外安全事件。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初，俄“三防部隊”就開始加大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歐亞地區生物活動的監測，對美國設在格魯吉亞、烏克蘭、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生物實驗室活動展開調查并部分曝光，普京總統也多次公開質疑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的目的。可以肯定，烏克蘭危機升級前俄方已掌握美烏軍事生物活動情況并在跟蹤調查，但不能確定實驗室具體數量，證據也不是很充分。多數證據是在軍事沖突開始后收集并予以公開的，主要是烏克蘭部分生物實驗室中未及銷毀的材料、文字證據、電腦文件等，還有被俘烏克蘭軍人及烏東地區居民的口述材料等。在烏克蘭危機升級的最初一個多月時間里，俄國防部發布了幾十份文件，揭示烏克蘭生物實驗室情況及美方“贊助者”工作細節。主要證據有：俄方在基輔附近的五個生物實驗室發現了烏衛生部2月24日命令，內容是要求緊急銷毀儲存危險毒株、用最危險病原體進行實驗的文件，向美國緊急轉移一系列病毒與研究成果的文件，還有多份工作文檔，如烏方給土耳其拜拉克塔爾無人機制造商的訂單等。隨著軍事行動推進，俄方不斷發現新證據。如，扎波羅熱州管委會成員披露，扎波羅熱境內至少有3個生物實驗室，軍事沖突開始后，那里抓緊疏散包括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公民在內的工作人員，拆除設備，加強安保。還有電子數據顯示，烏克蘭危機升級后，美方通過敖德薩轉走大量生物材料、危險病原體，以掩蓋生物武器研究痕跡。俄軍方還在軍事行動中獲得了多份名單。2022年4月，俄國防部發言人伊戈爾·基里洛夫中將公布了參與實施軍事生物計劃的各國官員姓名，包括擔任烏克蘭科技中心執董的美國人柯蒂斯·貝拉赫（Curtis Belach），來自歐盟的董事會主席邁耶（Eddie Arthur Mayer）。還有烏克蘭國家機構和私營公司代表謝爾蓋·莫根（Сергей Моргун）、謝爾蓋·利托夫卡（Сергей Литовка）、弗拉基米爾·庫爾皮塔（Владимир Курпита）等。俄國防部稱，已掌握一百多位兩用生物項目參與者的個人信息。隨著軍事行動進行，俄國防部一邊補充或收集新證據，一邊隨時曝光。伊戈爾·基里洛夫中將多次舉行新聞發布會，曝光新證據。由于俄國防部曝光的“美國生物實驗室”證據越來越多，生物安全一度成為俄烏沖突中的主要話題之一。

在諸多證據面前，美方“不得已”承認了其在烏克蘭有生物實驗室。同時，俄方繼續加緊收集材料，并組建“議會調查委員會”進行專門調查。俄方宣布，調查目的是“分析美國在烏克蘭進行生物活動的緣起與條件，向俄聯邦政府通報并向社會公布，協助聯邦政府清除威脅，保證本國公民健康和良好環境。”從動機看，其主要目標是揭開美國在烏克蘭部署生物軍事基地的完整面目，撥開美國海外軍事生物活動的“迷霧”，掌握輿論主動權，爭取在國際社會尤其是聯合國層面討論并解決該問題。同時，也不排除從生物安全視角為俄方采取軍事行動尋求合法性依據的因素。

二、“最終報告”主要觀點和內容

“最終報告”幾經壓縮，終稿全文207頁，共六個章節，分別是“美國制造全球生物威脅”、“五角大樓在烏克蘭的生物醫學活動是美國軍事生物計劃的一部分”、“美國和烏克蘭生物醫學活動的國際法評估”、“俄聯邦生物安全系統全面應對新的生物威脅挑戰”、“調查委員會的結論”、“關于加強俄聯邦生物安全系統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制度化的建議”。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介紹和分析最重要部分內容，即美國的軍事生物活動及美烏軍事生物合作。

（一）美國全球軍事生物活動嚴重威脅人類安全

“最終報告”對美國軍事生物規劃及演變歷程、美烏軍事生物合作內容與形式、美烏軍事生物活動后果等做了全面分析介紹，完整披露從二戰時至當今美國的全球軍事生物活動，基本觀點為美國憑借全球領先的生物技術與國家實力，在幾十年間不斷落實其軍事生物規劃，進入新世紀以來不斷向海外滲透，在世界各地部署生物實驗室。“美國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個既使用過核武器也使用過生物武器的國家”，“美國軍事生物活動已構成全球生物風險與威脅”。

1. 美國有全球軍事生物規劃，研制生物武器是其主要目標

“最終報告”首先回溯美國全球軍事生物規劃與演變過程。指出，早在1942-1943年美國就開始啟動生物武器計劃，先后在馬里蘭州、猶他州建設實驗室和大型實驗場，在亞利桑那州建造生物戰劑生產和存儲庫。二戰期間及戰后，美國中情局實施“回形針行動”，從德、日“引進”生物專家，其中不少是戰犯，他們被安排參與秘密軍事生物項目研究，并免于戰爭罪懲罰，這些人是美國早期生物武器專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已建成一個軍事生物武器庫，以炭疽、圖拉雷米亞、鼠疫、黃熱病、布魯氏菌病、馬腦炎等病毒為基礎研制新配方，同時研制軍用運載工具（改裝的小口徑炸彈、專門設計的集束彈和空中噴灑裝置），不僅可殺人，還可毀滅農作物。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美國都使用過生物武器。1969年，美國正式宣布停止生物武器研制，1975年批準《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但并未停止生物殺傷劑研究，且僅過幾年美國國防部就因專家“抗議”改變了對生物武器軍事價值的看法。

2001年“炭疽郵件”事件發生后，美國中情局借機組織媒體大肆渲染生物恐怖威脅。當年10月，布什總統簽署《國土安全總統令》，以加強特別危險新病毒開發試驗，并著手研發具有高抗藥性的轉基因病原體。2002年起，美國生物武器研發投入明顯增加，帶起一波高等級實驗室（BSL-3和BSL-4）建設熱潮。2005年以后，美國政府不再公開生物防御計劃信息，資金投入卻穩步增加，處理危險病毒的技術能力也快速提升，且始終將軍事生物能力建設納入國家政策文件。2022年10月18日，美國政府公布了一項涉及880億美元的“應對生物威脅新戰略”，一個重要導向是深入研究特定地區特別危險傳染病病毒，升級美軍個人和集體生物保護手段。在此過程中，美國軍事生物活動不僅沒停止，還在生物防御計劃掩護下得以加強，其舉措包括升級本國生物實驗室，重建德特里克堡的國防部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將其作為病毒學、細菌學和遺傳學研究基地，還模擬作戰環境，研究將生物制劑改為氣溶膠的方法。2001年美國專家“仿效蘇聯科學家”制造轉基因炭疽病毒，2002年人工合成脊髓灰質炎病毒，重組殺傷力達100%的鼠疫天花病毒等。美國尤其關注合成生物研究。2014年美國國防部設立生物技術辦公室，負責基因編輯研究。此外，美國國防部還啟動了“昆蟲聯盟”（Insect Allies）項目，評估各類昆蟲傳播轉基因病毒的可能性。“最終報告”認為，前述情況證實，“美國在研究進攻性生物病毒”，不斷提升自身生物設施現代化水平，在技術上不斷改進升級，將炭疽、瘟疫、圖拉雷米亞、肉毒桿菌等最敏感的危險病毒研究放在高度機密的實驗室，還研究高致病性出血熱病毒的空氣傳播，并模擬作戰使用，生物研究的軍民兩用性質越來越明顯。但由于研究材料不受限，若不深入實驗室，根本無法核查其真實用途。

2. 美國不斷強化海外軍事生物活動，給所在地帶來嚴重生物安全風險

進入新世紀后，美國軍事生物活動發生了“轉向”——重心轉到海外，其原因：一可在海外就地進行人類基因和其他生物實驗，不必擔心本國公眾抗議和違憲；二可利用海外實驗室收集和研發能攻擊人、動植物特定基因的病毒，并在真實氣候條件下研究微生物傳播行為；三可對美方感興趣的生物制劑進行現場測試，研究其致病性、毒性、可能的“靶點”與其他潛在用途；四是美國專家可通過外交渠道將收集到的霍亂、炭疽等極危險病原體和遺傳材料運回國，以便在國防部封閉實驗室繼續研究，避開材料所屬國監督；五是可借機研究美國感興趣的國家境內帶天然病原體的特別危險病毒，需要時將其偽裝成傳染病自然爆發加以傳播。秉持上述理念，美國打著“降低生物威脅計劃”（Biologic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BTRP]）旗號，主要由國防部立項資助，其下屬機構或公司具體落實，先后在后蘇聯空間國家、中東、東南亞和非洲建立了約400個兩用生物實驗室，加緊在海外進行傳染病軍事生物研究。多數海外實驗室由美專家實控，不受當地政府管控，研究結果和實驗材料可“直送美國”。

“最終報告”分析美國海外軍事生物活動的后果：通過國外生物實驗室網，美國力圖掌控他國生物發展和流行病傳播，還研究影響人體對各種疾病的抵抗力的遺傳因素，用他國作為軍事生物試驗場，“導致數百萬人不知不覺中成了美國致命生物威脅的人質”，其事例很多，如，美國生物實驗室經常發生危險病毒處理不當的事故，還有通風系統和防護設備故障等，僅2001年以來就發生了上千起生物材料失蹤或被盜案。美國境內外實驗室還不時出現病毒泄漏。2022年11月，美刊Intercept對國家衛生研究所（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有關生物實驗室安全漏洞文件進行綜合分析，發現，過去18年，已審事故報告達5500多頁，包括華盛頓大學等大學的三、四級實驗室存在感染和傳播轉基因病毒、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疾病和感染風險，還有200多起通風和保護設備故障等事故。“最終報告”判斷，此為官方統計數字，僅涵蓋政府資助的實驗室，而私人實驗室安全風險更高且未列入。這說明，美國存在高危險生物病毒安全儲存水平低、處理時缺乏安全監督等系統性問題。美國生物實驗室經常出現安全問題或病毒泄露，給所在國及周邊地區帶來生物威脅。

3. 美國在后蘇聯空間大肆從事軍事生物活動

“最終報告”指出，美國以應對生物恐怖威脅和加強生物安全為借口，籌劃在后蘇聯空間建立一個單一封閉的生物實驗室和流行病監測機構網絡體系。其主要目標是，掌握地區流行病情況，研究當地病原體；收集靠近俄羅斯邊界的生物材料；研究后蘇聯空間國家居民對各種傳染病的易感性及治療方法；利用當地人測試新藥。具體實施路徑是：在一國或一個區域建造至少一座中央參考實驗室，以此為中心設立多個環境監測和傳染病實驗室，再將所有生物實驗室按美國標準整合到一個系統中。全部實驗室的美國軍事生物專家都享有外交豁免權，實驗室活動和結果保密，只向五角大樓匯報，研究結果報送美國傳染病醫學研究所、沃爾特·里德研究所和美國海軍醫學研究中心等軍事機構，而東道國機構只能從事次級研究。美國專家還可隨意抽取當地人的血液，包括傳染病感染者的血液，用封閉渠道送回美國，由相關實驗室深入分析。美方由此可取得當地人遺傳密碼及免疫系統特征的準確數據，為各種傳染病病毒實驗創造條件，甚至還研究如何攻破當地居民的免疫系統。“最終報告”強調，由于現有國際組織和國際法不限制病原體跨界轉移，美國專家可從后蘇聯空間大量收集傳染病材料。該情況在烏克蘭尤為突出：據悉，美國及其盟友從烏克蘭轉出至少1.6萬個生物樣本，俄方已掌握多個從烏克蘭向境外轉移人體組織和血清樣本及危險病原體或載體的案例。

（二）美烏軍事生物合作威脅地區與全球安全

“最終報告”的核心是第二、三章，即美國在烏克蘭的軍事生物活動以及美烏軍事生物合作，重點闡析美國通過軍事生物活動操控烏克蘭國家醫療衛生系統及生物安全體系，說明烏克蘭現政府已成“傀儡”，美烏軍事生物活動給烏克蘭及其周邊國家生物安全帶來極大安全風險，對俄羅斯生物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也是全球生物威脅。

1. 美烏生物安全合作是不平等合作，有意忽略烏國家利益

“最終報告”回顧了美國介入烏克蘭生物安全的歷史過程，指出，烏克蘭是圖拉雷米亞、鼠疫、蜱蟲腦炎、鉤端螺旋菌病、禽流感、剛果-克里米亞出血熱等傳染病的自然發源地。蘇聯解體前，該加盟共和國有多個瘟疫研究所和諸多專業人士，利沃夫、基輔和敖德薩的生物實驗室存有過去七八十年間收集的特別危險毒株。1993年，美烏簽署《合作降低生物威脅計劃》（CTR），這是美國1991年開始實施的“納恩-盧格計劃”的一部分，任務是開展聯合研究，推動烏克蘭生物實驗室與美國為主的西方生物研究組織一體化。作為出資方，美國國防部要求參與項目的烏克蘭實驗室全部活動對美方透明，結果提交美方。為落實并擴展該計劃，當年10月，烏克蘭與美、加、瑞典簽署政府間協議，建立烏克蘭科技中心（UNTC），1998年歐盟加入。1995-2021年，烏克蘭科技中心在后蘇聯國家落實了2000多個項目。中心成立以來，美方已為其項目投入3.5億多美元，出資者有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也有美國環保署和農業部、衛生部、能源部。俄方認為，該中心與波蘭軍事醫學和流行病研究所及美國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等西方軍事組織合作，從事埃博拉病毒和生物反恐研究，實際被視同美國和北約所屬軍事政治機構。該中心還與后蘇聯空間的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等國簽署合作協議，共同完成美方任務。

2005年8月，美國國防部和烏克蘭衛生部簽署《關于在防止可用于發展生物武器的技術、病原體和知識擴散領域開展合作的協定》，美烏就此開展聯合研究，調查生物制劑威脅，處理烏克蘭實驗室的危險病毒。該協議還規定，烏方收集的所有病毒樣本和傳染病監測數據都需提交美國，危險病原體必須存放在美國軍方援助的實驗室，且研究過程及結果保密，美國國防部代表及承包商有權參與和落實該協議相關活動。全部活動均由美方控制，但美國代表有外交豁免權，對活動后果不負法律責任。2008年8月，美烏再次簽署意向協議，美國向烏克蘭衛生部提供技術援助，計劃2014年前建造兩個可收集儲藏病原體的中央參考實驗室，完成其余28個實驗室的改造升級，項目總預算1.83億多美元。在美方堅持下，烏克蘭政府頒令其衛生部門所有機構及國家科學院都可參與項目，以開展數據庫建設、收集材料并提供專家信息，美國軍事專家有權公開出入在烏各種生物設施。該協議奠定了美烏全面生物合作的基礎，此后，美烏合作全面展開。上述三個主要協議的簽署及落實，使美國國防部得以在烏克蘭建立起一個中央控制系統，把烏克蘭生物研究納入到美國生物安全國家計劃中，且“全部條款有意忽略烏國家利益”。

2. 美烏生物安全合作具有明顯軍事生物特征

美國在烏克蘭軍事生物活動主要形式是按“美標”升級或新建生物實驗室，實施“UP”系列研究項目，帶來嚴重生物安全風險。“最終報告”詳細梳理美烏合作內容，指出，依美烏合作計劃，美方打算對烏克蘭約50個國家和州兩級生物實驗室進行現代化改造，使全部實驗室達到二級以上標準且實現并網。改造和后期管理均由美方負責，資金由五角大樓直接撥付。第一階段（2007年3月至2009年3月）將基輔中央衛生防疫站、敖德薩衛生流行病研究所和利沃夫流行病醫學研究所按五角大樓二級實驗室標準全面改裝且并網。2008年10月，美國國防部為烏克蘭實驗室現代化招標投入約1.75億美元，布萊克威奇公司（Black&Veatch Special Projects Corp）競標成功。美國國防部下屬其他承包商如雷神公司（Raytheon）、邁塔生物公司（Metabiota）和西圖公司（CH2M Hill）也有參與，負責基礎設施建設或提供設備。“最終報告”指出，美國引入私營機構和組織參與兩用生物項目，違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4條和聯合國安理會第1540（2004）號決議，即所有國家不得向有開發、獲取、制造、運輸、轉移或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意圖的非國家行為者提供任何支持。

2010年6月15日，以梅奇尼科夫（I.I.Mechnikov）生物研究所為基礎的烏克蘭敖德薩臨時中央參考實驗室落成，項目總投入約300萬美元，為三級實驗室，是“研究恐怖分子所用危險病原體的主要機構”。美方要求，烏克蘭全國危險傳染病毒株盡可能集中于此，計劃到2020年建成病原體訪問控制系統，通過給微生物貼上獨特代碼來管控所有活動。俄專家指出，自蘇聯時代起烏克蘭一直實行病原體分散儲存制，眼下這種集中儲存不僅違背防疫原則，還威脅當地居民安全，增加了生物風險。2014年前，美國對烏克蘭15個生物實驗室進行了現代化改造，2014年，美國又游說在哈爾科夫州梅雷法市再建一個三級永久性中央參考實驗室，可研究炭疽、鼠疫、禽流感、口蹄疫等特別危險動物疾病，配備大型現代化倉庫，以方便集中儲存所有傳染病菌株樣本。建造和裝備資金由五角大樓負擔，美烏雙方人員一起工作。俄方認為，該實驗室位于頓河最大支流附近，若發生病毒泄露事故，不僅危及整個烏東，還殃及俄羅斯的羅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覆蓋頓河全域。

“最終報告”認定，上述實驗室都有兩用特征，美方不能確保實驗室安全達標。實驗室建設不僅存在腐敗現象，在改造中還有嚴重違反技術安全情況，如梅奇尼科夫研究所不遵守環保標準，使用劣質材料和設備，無法保證存儲危險病毒的安全性，改造者也沒考慮敖德薩位于地震帶。此類設施還成了恐怖分子的目標。這完全背離了美向烏提供人道主義生物醫學援助的說法，令民眾面臨不可測風險。

關于美烏軍事生物活動的落實，“最終報告”描述比較全面詳盡，指出，其主要以“UP”（Ukrainian Project）系列研究項目及其“子項目”形式落實，報告列舉了UP-1至UP-10項目中與軍事生物活動有關的內容。UP-1項目（后升級為UP-6）研究傳導性立克次體（трансмиссионный риккетсиоз）和庫熱病（Ку-лихорадка），主要評估感染病原體的蚊子、蜱蟲和虱子在烏境內傳播情況；UP-2項目模擬西伯利亞等人畜重感染區情況，專門關注動物傳染病的病原體及傳播范圍，目標是建立一個炭疽病數據庫和動態地理信息跟蹤監測系統；UP-3項目是“烏克蘭不明原因嚴重發熱疾病鑒別和流行病分子診斷方法”，重點在醫療診斷；UP-4項目研究候鳥傳播禽流感、紐卡斯爾病（болезнь Ньюкасла）等危險傳染病的可能性，由基輔、哈爾科夫和敖德薩的實驗室實施。該項目框架下有一系列“子項目”，如P-781“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食蟲蝙蝠感染新風險”，著重研究蝙蝠可向人傳播的鼠疫、鉤端螺旋體（лептоспироз）、布魯氏菌病（бруцеллез）、冠狀病毒和絲狀病毒（коронавирус и филовирус）等細菌和病毒。此為系統研究，還包括P-382、P-344和P-568等項目，最晚從2009年開始實施，北約軍事專家監督。參與并落實上述項目的有美國疾控中心、美國海軍醫學研究中心、美國國防部傳染病研究所、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沃爾特·里德研究所、佛羅里達大學和堪薩斯大學及約翰·霍普金斯公共食品研究院，以及路易斯維爾大學、盧布爾雅那大學、布萊克威奇公司等，烏克蘭梅奇尼科夫研究所的專家、慕尼黑微生物研究所的德國軍方代表也有參與。

UP-8項目尤為引人注意。俄軍方所獲文件證實，該項目從烏軍人和精神病患者等群體收集生物材料，如，在利沃夫、哈爾科夫、敖德薩和基輔等實驗室對4000名烏軍人進行漢坦病毒抗體檢測，用400名烏軍人進行剛果-克里米亞出血熱抗體檢測，評估其抵抗力。有保加利亞媒體披露，僅哈爾科夫市的實驗中就有20名烏軍人死亡，另有200人住院。美國專家由此獲得當地人遺傳及免疫系統數據，為針對不同感染源進行有針對性的實驗創造條件。烏克蘭軍事病毒學家也有參與；UP-9項目主要研究非洲豬瘟在烏傳播過程及遺傳圖譜，目的疑似為尋找傳播有經濟價值的傳染病病毒途徑和感染家畜的機制；UP-10項目研究非洲豬瘟如何傳播，并實施帶有“TAP”密碼的獸醫項目。尤其“TAP-3”，追蹤野豬在烏遷徙路線，研究非洲豬瘟通過野生動物傳播情況。在烏克蘭的沃倫、羅夫諾、日托米爾和切爾尼戈夫州及與俄、白兩國接壤的邊境研究危險病毒攜帶種群。“TAP-6”甚至將研究擴展到東歐。這些都對烏克蘭和周邊地區農業構成嚴重威脅。此外，美國還撥款培訓烏生物專家。主要由亞特蘭大疾控中心負責，美國軍事醫學院提供教材。選拔受訓者時，要提取公民信息，進行心理測試，評估能力，甚至直接招募其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烏專家出國學習后可獲相應證書，有資質參與某些工作。烏衛生防疫服務中心專家也在國外接受培訓，根據專業在不同國家實驗室實習1-2個月。美方對烏專家培訓側重病原體監測和初步鑒定，而不是深入研究生物制劑。

“最終報告”認定：自2005年以來，美國在烏克蘭生物項目總投入超2.5億美元，僅2015-2020年項目資金就達約3200萬美元。美國打著“降低生物威脅”旗號在烏克蘭實施多領域深度軍事生物研究，具有全方位戰略性質，意在分步驟全面控制烏克蘭生物安全系統，并在技術上為必要時在俄烏邊界的俄方進行經濟破壞創造條件。一切都服務美國利益，直接受益者是五角大樓。

3. 美烏軍事生物活動給烏克蘭國家衛生系統和流行病形勢帶來嚴重后果

“最終報告”強調，近年來，烏克蘭衛生醫療條件惡化，人畜流行病多發，對外界藥品和疫苗等依賴越來越大，畜牧業和農業損失慘重，都與美烏軍事生物活動不無干系，尤其與“蘇普倫醫改”直接相關。蘇普倫（У.Супрун）是烏裔美國公民，她在2013年底烏局勢動蕩時來到基輔，積極參加抗議活動。“廣場革命”后，她被波羅申科任命為烏衛生部副部長，后任代理衛生部長。她到任后即帶領團隊對烏醫療衛生系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將國家流行病醫學服務系統職能由衛生部轉歸食品安全和消費者保護局，取消了國家艾滋病專家培訓系統和居民體檢制度及強制接種疫苗制度。這場“大改革”直接后果是烏各地麻疹、脊髓灰質炎和結核病、艾滋病、白喉等傳染病集中爆發和流行。烏麻疹發病率甚至“領跑全球”：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數據，2017-2018年間，烏有3萬多人感染麻疹，僅2019年上半年就發現5萬多例。而全國疫苗覆蓋率明顯降低，特別是兒童中。烏衛生部公共衛生中心數據顯示，烏克蘭兒童麻疹疫苗接種率按世衛組織標準不足40%，實際至少應為95%。從前烏方可從俄羅斯進口低價疫苗，現因政府阻撓，俄羅斯疫苗被禁止，烏方只能從西方進口高價藥品和疫苗。2014年以后，圖拉雷米亞病毒在沃倫、蘇梅和切爾尼戈夫等州大肆傳播。2015年，烏克蘭脊髓灰質炎發病率上升，同年出現了鉤端螺旋體病毒死亡報告。2016年，敖德薩州伊茲邁爾市爆發腸道感染，兒童尤甚，原因不明。2017年，基輔市和赫爾松州大規模爆發肉毒桿菌病。烏衛生部統計，2021年全境首次報告結核病病例數增長4%強，達到每10萬人44例。“蘇普倫醫改”遭到烏多位專家質疑，甚至被起訴，她本人被稱“死亡醫生”，2019年被迫下臺。

除了醫改，烏公眾輿論還質疑各種疑似疫情與生物實驗室的關系。2010年，敖德薩臨時中央參考實驗室啟動，當年克里米亞就爆發禽流感，家禽養殖場和私人農場損失慘重。當地居民還被采集血清類生物材料。2014年，烏爆發非洲豬瘟，第二年，基輔教區“加利塔”農產品公司（агрокомбинат «Калита»）就因疫情銷毀6萬多頭存欄豬，全國銷毀10萬多頭豬。2019年，敖德薩州因豬瘟采取隔離措施。時任全烏市場安全運營商協會主席沙波夫塔披露，烏官方統計數據隱瞞非洲豬瘟流行程度，還將病豬屠宰加工出售。

“人體醫學實驗”和在頓巴斯地區的生物恐怖活動是俄方強調的又一重要證據。“最終報告”舉證，還在特別軍事行動開始前，美國專家就在UP-8項目框架下用成百上千名烏軍人進行實驗，在本人不知情情況下采集樣本，檢驗結果也不告知本人。特別軍事行動中，俄專家檢測180多名投降并接受治療的烏軍人血液樣本，結果30%多有甲肝，14%有剛果-克里米亞出血熱，21%有西尼羅河出血熱感染。俄專家判斷，烏軍人感染者實際還要多。還有文件證實，美國用烏軍測試尚未獲批的藥物。另有公開報道稱，美國正大力研究提高軍人戰斗力的辦法，要用人體植入芯片或其他基因改造技術創造“超級戰士”、“機器人士兵”，且“由國防部對此類合成技術進行統一監督”。俄軍還在烏軍陣地上發現了包含美沙酮、可待因等阿片類藥物及苯丙胺和三聯苯丙胺等麻黃堿類麻醉劑，俄軍方懷疑這可能在測試戰斗中使用麻醉和精神藥物的作用，而部分烏軍對平民和戰俘施暴或因藥物副作用導致。

4. 美烏軍事生物活動違反了相關國際法規，也部分違反本國法律

“最終報告”從國際法角度審視美烏軍事生物活動，認為其已違反了相關國際和國內法規。

首先是違反了《日內瓦議定書》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1925年由38國代表簽署的《日內瓦議定書》是國際社會首次宣布戰爭期間禁用生物武器，現已有146國加入。美國1925年簽署了該協議，但直到1975年才批準。簽署《日內瓦議定書》時，包括美國在內有37國提出一項保留，即，如果敵方（個別情況下可能是盟友）違反該協議，則己方保留報復性打擊權利。“保留還擊權”意味著自身有權擁有生物武器，這成為后來生物武器存在的一個理由。《日內瓦議定書》漏洞很多，如，沒規定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保留生物武器，沒規定核查程序，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僅限于國家間戰爭條件下，不涉及國內沖突。1972年通過、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做出了較大調整，其第1條規定，締約國承諾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決不發展、生產、儲積或用其他方式獲取或保留生物武器。1996年第四次審查會議確認不得使用生物武器。締約國還承諾完全放棄發展一整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是首個有法律約束的此類國際條約，截至2023年3月，已有185國批準。“最終報告”指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也存在一些“先天缺陷”，如，“生物武器”一詞沒有明確定義；未明確規定用于預防、保護或其他和平目的生物制劑具體種類和數量，締約國可任意解釋；沒有限制兩用技術研發新生物武器的機制；對《公約》落實沒有明確的監督機制，也沒有對違反《公約》行為進行國際核查的機制。1995-2001年間，締約國曾推動形成核查機制的議案，但被美方阻攔，導致核查機制沒能落實，拖延至今，而美國正可鉆空子，不受核查，無障礙實施自己的軍事生物計劃。同時，美國還將軍事生物活動包裝成科研項目，讓私人公司或組織落實，以規避國際法。美國在烏軍事生物活動主導者是國防部，其將大量軍事生物項目偽裝成生物醫學發展規劃分包給布萊克威奇公司（Black&Veatch）、邁塔生物公司（Metabiota）和西圖公司（CH2M Hill）等。烏克蘭科技中心是美國項目的管理和執行者，僅2014-2022年間，該中心在后蘇聯空間實施了500多個研究項目，其中多數是研究可能用作生物武器的材料（如鼠疫、圖拉雷米亞等病原體）和有經濟意義的傳染病原體（如禽流感、非洲豬瘟等）。盡管美方承諾研究僅為民用，但多方材料已證實為兩用項目。“最終報告”指出，美國政府機構、官員和商業公司等非國家行為者都參與資助、組織和支持烏境內軍事生物活動，明顯違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其次，美烏軍事生物合作部分違反了美國法律。“最終報告”指出，1975年福特總統第11850號令規定美軍“可使用非致命生化武器作為戰爭武器”，據此，軍方可酌情自行決定“非致命性程度”。《美國憲法》第1520a條禁止國防部從事人體生化試驗，如用于醫療、制藥、工業生產等和平目的，須征得本人同意。2001年《美國愛國者法》規定任何人不得擁有殺傷性生物制劑和運載系統，否則將處罰款或10年以下監禁，但又標注“本規定不適用于官方批準的活動”。由此，政府保留了“官方批準”的生物武器開發權，所有參與者可免刑責，為軍方從事軍事生物活動留下了可鉆的空子。2014年，奧巴馬政府曾暫停資助本土致命病毒和病原體相關研究，但2017年底該命令即被廢止。受到公眾壓力，美國將人體試驗轉到境外，UP-8項目是美國從事人體試驗的直接證據。美國法律還限定兩用研究范圍，但隨著生物技術升級，政府不斷“修正”范圍，包括合成生物學在內的兩用研究幾乎不再受控。俄羅斯開始特別軍事行動后，越來越多的證據被曝光，美國官員不得不承認其在烏克蘭的軍事生物活動。2022年3月8日美國副國務卿紐蘭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回答參議員馬可·魯比奧質疑時，承認烏克蘭存在生物研究設施，還擔憂其可能落入俄軍之手。2022年6月9日，美國國防部在聲明中公開承認在烏的軍事生物活動。

再次，美烏合作違反烏克蘭相關法律法規。烏國防部2004年“有關國家監督兩用商品國際物流程序的決定”、2009年“批準在開放系統中對轉基因生物開展國家試驗程序的決定”，還有2021年通過的生物安全和生物保護戰略都對保護生物安全做出規定。2007年《轉基因生物研發、試驗、運輸和使用的國家生物安全系統法》及2009年《烏克蘭生物安全法》也對生物研究做了限定。2014年1月，烏議會還提出一項法律草案，禁止他國、超國家實體及組織或個人在烏境內設立三、四級生物實驗室，關閉外國實驗室，限制境內生產和儲存致命病毒。但這些政策隨后被新政府廢止。2005年美烏生物合作協議規定，烏方需配合美方調查應對生物威脅，病原體只能存放在美國軍方管控的中央實驗室，研究過程和結果都保密。美國國防部還可開列清單，要求烏政府刪除公開信息等，“這些不透明做法及信息封閉，都在為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創造條件”。而烏方為美國國防部研究中心和生物實驗室提供用地，允許其運回最新生物材料，更引發人們對美國收集某些族裔遺傳信息的嚴重關切。

（三）結論：美烏軍事生物合作是地區和全球生物威脅

“最終報告”從目的、性質、后果及影響幾個方面對美國在烏克蘭的軍事生物活動做出總體結論。

關于美國在烏克蘭軍事生物活動目的：美國在烏軍事生物活動有系統性，與在其他國家的活動一致，主要目的是將烏拉入美國主導的軍事軌道，從外部操控其流行病風險。烏實際上成了美國軍事生物試驗的主要基地；全部事實證明，美國在烏生物醫學項目從形式、內容到方法都不符合烏實際情況，與美方宣揚的人道主義宗旨相悖，目標指向俄，服務美國軍事利益；“蘇普倫改革”導致烏諸多傳染病災難性流行，美國在實際操控烏流行病走向；美國在烏生物研究不是為援助和解決烏克蘭醫療衛生領域緊迫問題，而是收集并運回傳染病病原體和居民生物材料，完成自身軍事應用任務。

關于美烏軍事生物活動的性質：美烏軍事生物活動違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及國際人道主義法。只是在特別軍事行動開始后，美方才不得不收手并向他國和地區轉移設備、樣本等材料，銷毀在烏從事危險軍事生物活動的證據。這說明，美仍竭力對國內外公眾隱瞞其活動的真正目的和性質；有足夠證據和材料證實，在近俄邊界的烏領土上事實存在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軍事生物活動，目的是破壞后蘇聯空間流行病穩定性。另外，美國還投資耐藥性亞洲結核病病原體試驗，是為從事生物恐怖主義預演；烏出現非典型疾病爆發情況，政府不得不緊急購入西方國家的新疫苗和藥品，說明美在烏軍事生物活動謀求經濟利益；在烏的美國實驗室儲存大量危險和特別危險病原體，尤其是不同實驗室存放大量同類毒株試管，說明美烏所謂儲存生物制劑和毒素是用于預防、保護或其他和平目的，根本不可信。可以認定，美在烏生物活動方案有明顯軍事目的。

關于美烏軍事生物合作后果：美在烏境內進行傳染病綜合電子監測系統測試，覆蓋國家、州和地方各級生物實驗室，收集全部危險傳染病信息。由此，美方可實時監測烏傳染病情況與未知病原體對人的影響，并繪制感染分布圖和人口免疫狀況圖。美不僅掌握了模擬當地和全球流行病傳播的能力，也有能力操控疫情；美在烏生物項目側重研究被視為病毒潛在攜帶者的候鳥和蝙蝠傳播危險病毒的可能性，在地域上不僅包括靠近俄方的烏邊界，也覆蓋俄領土，在烏境內已發現用于敵對目的的設備和運載工具，威脅俄方；由于自然環境相似，美在烏邊界實施生物研究方案，收集生物樣本，部署軍事生物基地，對俄公民和自然環境構成直接威脅；美烏兩國政府都自行放棄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框架下國際信任措施中的透明度工具。美國對國際社會隱瞞軍事生物活動，并以在境外為借口，不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信任措施提供信息。烏政府則隱瞞生物研究服務美國利益，回避建立信任措施，拒絕提供軍事生物活動報告。烏多年未見的傳染病大規模爆發，情況可疑。

關于美國軍事生物活動的地區與全球影響：“最終報告”特別強調美在后蘇聯空間的軍事生物活動帶來的地區危害，指出，當前美也在后蘇聯空間其他國家加緊活動，做法與在烏如出一轍，如，按“美標”對各國生物實驗室進行現代化升級改造，美方掌控所有美國實驗室活動，美專家利用當地居民進行免疫反應測試，從當地人身上收集生物材料運回美國等等。美專家還將收集的毒株按國別集中收藏，隨時取用并保證成果最終送到美國。美國防部在后蘇聯空間部分國家的生物醫學項目還集中研究候鳥、蝙蝠和節肢動物傳播危險帶菌病原體的可能性，將其視為危險微生物的潛在自然“載體”。俄專家認為，美專家在后蘇聯空間的軍事生物活動，是“為其在后蘇聯空間部署大批美軍做流行病準備”。由于歐亞經濟聯盟、獨聯體和集安組織框架下運輸、物流、務工高度自由，若美在后蘇聯空間生物計劃繼續落實，生物威脅還會上升，破壞性顯而易見。

蘇聯解體以來，俄烏兩國圍繞歷史、意識形態、經濟、外交、語言文化、地緣政治等問題矛盾不斷，而美國與部分西方國家推波助瀾，不斷拱火，加劇雙方矛盾，最終釀成2022年初的軍事沖突。俄方多次揭露美西方在俄烏沖突中起到的消極作用，尤其在烏克蘭危機升級后，俄聯邦政府和俄羅斯國防部代表多次舉證，指責美國介入烏克蘭沖突，并不斷曝光美烏軍事生物活動的事實。這些情況揭開了美國海外軍事生物活動的面紗，產生了極大輿論反響。中國媒體也有報道。不過，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其他國家，都沒有對美國海外軍事生物活動完整、系統的權威論斷。俄方發布“最終報告”，就是要曝光美國在烏克蘭、在后蘇聯空間、在全球的生物戰規劃，明確美烏軍事生物活動是地區和全球安全的威脅。同時，俄羅斯發布該報告，強調“代理人戰爭”，也有意強化其軍事行動的合法性，不過，從實際效果看，該問題和平解決更合理。

（一）美國全球軍事生物活動威脅人類，必須堅決反對“生物技術霸權”

“最終報告”從源頭回顧美國“生物戰”歷史，指出其在包括歐亞空間多國的全球30多國和地區設立約400個生物實驗室，開展兩用研究，系統實施其生物戰規劃，全面揭示了美國向海外輸出生物實驗室、人為制造生物風險的情況。“最終報告”認為，掌握高效生物武器是改變現代武裝沖突性質的先決條件，美軍方將海外生物實驗室作為制造高效生物武器的主要途徑。美計劃在境外建立廣泛的生物實驗室網，在世界各地以生物醫學項目名義從事軍事生物研究，可隨意獲取東道國醫學、微生物和生物信息，這實際上是對全球的“軍事生物占領”。他國領土被美軍方用作試驗場，研究當地氣候條件下的傳染病病原體，監測其傳播和變異，測試破壞性潛能，分析影響特定地區人和動植物抗藥性的遺傳因素。美方尤其重視研究昆蟲、哺乳動物、野生鳥類等向人傳播病毒的機理及其遷移路徑，研究結果為軍事生物專家所用，不僅可模擬當地疫情傳播情況，還可掌控疫情。他們還開發了通過第三國將非典型疾病引入感興趣國境的“生物路徑”。分析美國國防安全戰略文件可知，其生物實驗室目的是為美軍創造潛在軍事優勢，并利用合成生物學制造的病原體作戰。美在他國“生物存在”擴大，得以幾乎不受控地接近地緣政治對手，為運用生物武器做準備，形成美軍海外作戰有利的流行病條件。“最終報告”斷定，美方實施的所謂和平生物項目，實質是要規避《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秘密研制新型生物戰劑，悄悄發動生物戰，“美國專家根據人類基因組測序研制的生物武器正在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地緣政治軍事局勢”。

的確，當前在生物安全領域，美國無論是戰略部署還是體系建設方面都明顯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美國在全球最早開展生物領域科研、進行生物安全立法。2001年“炭疽郵件”事件后，美國把生物武器防御和反生物恐怖為重點的生物防御納入國家安全戰略范疇。自1988年起，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發布的與生物安全相關的重要法律法規有約30項，其內容涵蓋威脅感知、預防和保護、監測和檢測、應對和恢復等全部各領域，由國土安全部、國防部、國務院、司法部、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等十幾個機構統籌協調落實。不斷完善的生物安全管理體系構成“軍民結合，拒絕外部威脅輸入和控制內部威脅苗頭形成相結合，集威懾、預防、降低威脅和消除危害于一體的多層次生物安全戰略體系”，體現出高度的戰略性和規劃性，也有很強的實用性和有效性。美國擁有全球最多的高等級生物實驗室數量、掌握的生物科技資源也居于全球領先地位，無論在國家實力、生物技術水平還是全球影響力、生物安全話語權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但也正是該國，利用海外的幾百個生物實驗室，竊取他國生物信息，在生物技術武器化及防范措施等領域投資最多、研究最久。美國一國阻撓，就使得全球幾十個國家推動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沒能確立，其用意就是不希望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利用核查機制監督其海外軍事生物活動。從蘇聯解體之初，美國就打著降低生物威脅的旗號，插手歐亞空間生物安全問題，在除俄羅斯和土庫曼之外的歐亞空間幾乎所有國家都建立了生物實驗室，并通過智庫和媒體建立起國內和國際強大的生物安全話語權與影響力。現在，俄以官方報告形式，描述當今國際關系中個別國家利用科技優勢建立霸權，在別國或落后國家及地區打著“援助”旗號從事與“援助”不符的事，給當地人民帶來生物威脅乃至生物災難的情況，宣布美的軍事生物活動為“全球威脅”。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一國議會正式發布的全球生物安全調查報告，公開在全球范圍內提出了美國生物技術霸權問題，用歷史主義寫法，揭開了美國與北約追求生物霸權、“反人類”的本來面目，對于推動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建立完善規范的生物安全核查監督機制無疑是一個積極的正面力量，對破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與市場壟斷也有積極意義。

（二）歐亞空間生物安全治理必須強化主權意識，反對“新殖民主義”

還在“最終報告”發布前，就有學者批評美國在歐亞空間的軍事生物活動性質是“新殖民主義”。白俄羅斯“知識”協會主席瓦迪姆·吉金（Vadim Gigin）指出，美國實驗室是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思想的產物。他認為，美國生物實驗室“這個系統很危險，到處惹人非議。近期我在黎巴嫩聽說那里也有生物實驗室。俄方批評得到多國共鳴，尤其是有實驗室的國家。”他認定，美國把有潛在風險的實驗室設在他國，“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美自視為大都市，將有害產業和有害研究布置到境外，將骯臟的技術用到境外，是新殖民主義的標志。他們自視甚高，將除盎撒人之外的人種（甚至德、波人）視為非人類。這些美國生物實驗室是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思想在新階段的產物。這是后現代帝國主義。”

“最終報告”沒有直接使用“新殖民主義”一詞，但對此做了全面闡釋，其對美烏軍事生物活動做出基本評估：一是肯定烏境內有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1條的生物活動。俄方獲取的烏衛生部檢查報告、特別軍事行動中收集的證據材料、美國官方表態都是證據。且美烏軍事生物活動帶來安全風險，也為病毒盜竊和秘密販運創造條件；二是美烏合作研究項目可能涉及生物戰劑。由于以炭疽病、剛果-克里米亞出血熱、鉤端螺旋體病等特別危險和有經濟意義的感染病原體為主要研究對象，美國國防部資助的“UP”系列項目（UP-2、UP-4、UP-6等）、烏克蘭科技中心資助的“P”項目（P-444、P-781等）生物武器跡象更明顯。此外，還有“物證”：2022年3月9日，俄軍在赫爾松州發現三架無人機，可載30升噴灑設備；2023年4月底，在卡霍夫卡附近又發現10架類似無人機。之前烏方曾要求土耳其拜拉克塔爾公司提供可載大于20升容量、能噴灑氣溶膠的無人機，最大飛行距離300公里（該請求被拒）。這些活動都違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1條第2款；三是美國生物實驗室侵犯烏主權。《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4條嚴格規定主權原則，締約國必須對本土生物實驗室活動負責。但美不對海外生物實驗室負責，烏克蘭等國也無權檢查監督美國實驗室，導致美國實驗室“兩不管”。“最終報告”認為，該模式是美方人為制造的，目的是回避國際社會指責其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從國際法角度看，烏存在主權喪失和治外法權問題；四是美烏軍事生物活動違反國際人道主義原則。國際紅十字會規定，禁止在軍事沖突中從事涉及個人健康的無必需醫學實驗和其他活動。俄方在軍事行動中發現美國生物實驗室利用精神病人和軍人做試驗，其行為明顯違反了國際人道主義原則，且存在軍事生物目的。在《紐倫堡法典》和《世界醫學協會赫爾辛基宣言》及1998年《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殘疾人權利公約》、聯合國大會1991年第46/119號決議“保護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則”中，都對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禁止人體實驗有明確規定。“最終報告”強調，對美烏軍事生物活動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給烏農業帶來的經濟損失，必須追究責任。

從區域生物安全治理視角看，俄對美烏軍事生物合作的指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生物安全領域的不平等，同時也反映了俄美在后蘇聯空間生物安全領域的博弈。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由于經濟衰退和政治動蕩，國力下降。在早期，俄羅斯政府曾倒向西方，加強與美西方合作。進入新千年后，隨著國力逐漸恢復，俄一方面繼續與美西方國家合作，推動蘇聯遺留生物實驗室和平轉型，另一方面啟動區域合作，重點應對人為傳染性疾病。2011年后，俄生物安全戰略轉向構建有自身特色的參與路徑，并力圖成為全球衛生治理的主導者。其具體行動，一是利用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擴散世衛組織有關生物安全的優先議題。二是在多邊場合維護世衛組織在全球衛生安全中的領導地位。三是以疫苗為載體擴大衛生安全朋友圈。由此，逐步搭建起自身主導的多層次全球衛生治理機制。俄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利益戰略布局，重視與周邊地區國家互動，通過不斷加大政府投入，保障生物安全領域的科技研發能力和相關產業生產能力等措施目標明確，同時，俄美博弈也越來越明顯。

不過，當前在全球和區域生物安全治理上俄羅斯還存在諸多困難，尤其在后蘇聯空間與美國的博弈中。從“最終報告”披露的情況看，俄方已清楚美國海內外軍事生物活動的性質、目標、方式、手段，也深知其害，但應對還是“有心無力”，這主要受到技術能力、經費保障、人才以及國際環境限制。其中，技術能力是關鍵因素。“隨著基因工程、生物技術、毒理學和合成生物學等的進步，這些技術被用于制造新一代生物戰劑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傳統監測方法很難發現其實際應用，且其生產可分散到不同工業設施中，偽裝成和平用途產品。天花、炭疽、圖拉雷米亞和鼠疫等生物戰劑也可通過升級提高殺傷力。”“美國意識到，傳統生物殺傷劑及運載工具已過時，當下若利用，不僅易被發現，還可能很快被識別，而生物戰具有秘密性和高效性，可通過使用鮮為人知的天然病毒以高致死率、長潛伏期和引起常規疾病來實現。美國目標是研制一種通用基因生物武器，不僅可攻擊人類，還可攻擊動物和農作物，給敵方造成大規模和不可彌補的經濟損失。由此，美國賦予新型生物武器以戰略意義，若直接軍事沖突不可避免，那么在發生‘核戰’前秘密和有針對性地使用生物戰劑，后果堪比‘核冬天’。”美生物技術優勢給俄跟蹤和監督監測帶來很大困難。在國際環境上，歐亞空間多國在生物安全領域與美西方展開合作，給俄主導歐亞空間生物安全問題的解決帶來很大阻礙，俄烏沖突更加劇了其困難，也影響到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國家間關系。

盡管存在諸多困難，俄羅斯通過發布“最終報告”，把美國海外軍事生物活動以官方文件形式擺到了地區和聯合國的臺面上，無論是美國、北約、歐盟還是與之合作的地區國家都不可能視而不見，就此意義看，“最終報告”無疑是“揭開了蓋子”，對解決該問題“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也是新冠疫情后在全球范圍內又一次明確提出了生物安全治理問題。

（三）俄烏沖突是一場俄羅斯反對“外國代理人”的斗爭

如前述，普京在2023年國情咨文演說中，對俄方開始軍事行動的目的、進展、性質等情況做了全面闡述，明確該軍事行動是俄反對“外國代理人”的斗爭。實際上，還在2022年9月21日，在對全國發表部分軍事動員講話時，普京就開始揭露西方“削弱、分裂并最終摧毀俄羅斯”的意圖，指出西方1991年分裂了蘇聯，現在又想讓歷史在俄重演。正是在此意圖下，西方“鼓勵高加索地區的國際恐怖主義分子團伙，促進北約靠近我國邊界的進攻性基礎設施”、“故意挑唆對俄仇恨”，把烏變成反俄“橋頭堡”，推動其對俄開戰。在2022年9月30日有關烏東四州公投入俄講話中，普京再次提到“西方集體”對俄發動了混合戰爭，在世界散布“恐俄癥”，維護新殖民主義體系，借助美元掠奪全世界、“收取霸權租金”。俄要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西方在世界發展生物武器，活體試驗，在烏進行“高高在上的醫學研究”。世界已進入了具有根本性革命性變革的時代，新的發展中心正在形成，代表著大多數人利益。在世界各地，包括歐美，有很多人支持俄羅斯。許多國家出現反對單極霸權、反殖民主義運動。正是這種力量決定未來的地緣政治現實。

俄方對俄烏沖突性質的分析，尤其是“代理人戰爭”說法，越來越多地得到證實。有中國學者從技術角度分析美國對烏支持和援助：俄烏沖突中，美國及北約盟國向烏軍提供了全方位情報支持，空（偵察和觀測衛星）天（無人機和固定翼飛機）地（傳感器）海（水面和水下傳感器）人（開源情報和人力情報）網（網絡空間）等情報收集和分析手段皆有，使烏方在戰略、戰術、戰場態勢感知及通訊、情報收集、后勤保障系統等方面建立起對俄方的不對稱透明優勢，俄方戰略、戰術、通訊、后勤和軍隊調動對烏方都處于透明狀態,烏方軍事行動對俄方則處于半盲。這是第一場數字戰,也是第一次社交媒體全景直播的軍事行動。俄方在空天地海人網情報領域的系統性弱勢,嚴重削弱了其戰斗力和以國家實力為基礎的戰略優勢,使俄軍陷入漫長的消耗戰。一些西方媒體則從經濟收益、政治利益等角度分析美國及北約參與俄烏沖突的動機。有美國媒體披露，俄烏沖突給美國軍火商帶來了高額利潤，使得2022年美國國防股價格大漲，且將在未來幾年刺激美歐的武器采購。美國學者布蘭科·馬塞蒂奇（Branko Marcetic）稱沖突的挑起者和戰爭支持者在利用俄烏沖突做一筆“劃算交易”：西方只要投入金錢，讓烏“戰斗到最后一人”，這是一種見利忘義的算計。他還舉出美歐政客的言論為證：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主編贊尼·明頓·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說：“援烏是美增強自身安全的最具性價比的方式，參戰的是烏克蘭人，他們才是被殺戮者。”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ay Graham）稱援烏“是我們花過的最值的錢”。美國北達科他州州長道格·伯古姆（Doug Burgum）也認為“這是一筆很劃算的交易”。美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評論：“美國人沒有犧牲。烏克蘭人正在摧毀我們最大對手之一的軍隊。這沒什么不妥。”美民主黨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Richard Blumenthal）直言：“我們用了不到國家軍費預算的3%，讓烏克蘭把俄軍力削去一半，且沒有一個美國軍人傷亡”。美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原“今日俄羅斯”（RT）電視臺主持人克里斯·赫奇斯道出俄烏沖突延宕無解的原因是“美國不希望俄烏沖突結束”，因為美烏兩國政府的目標不一樣，烏方希望將俄軍從本土上趕出去，美方目標則是在俄境內和歐洲國家孤立普京并削弱俄軍實力，這種“代理人戰爭”“通過損害相關國家的利益來實現美國的目的。如今，烏克蘭滿目瘡痍，死傷數十萬，這是冷酷又充滿惡意的。”隨著俄烏沖突進行，俄美、俄羅斯與北約的矛盾和沖突還會繼續加劇，“代理人戰爭”性質將愈加明顯。

不過，從生物安全治理視角看，俄烏沖突實際上是個“悖論”：俄方收集并整理美烏軍事生物合作的證據，表明其要解除美烏軍事生物活動的威脅，保證民眾安全。但軍事沖突卻令一切走向“反面”：俄烏沖突造成幾百萬人死傷，上千萬烏克蘭民眾外逃，烏克蘭大部分醫療基礎設施被毀，各州基本醫療服務被破壞，平民患霍亂、麻疹和肺結核等疾病的風險極高。俄方邊境地區甚至內地也受到烏方無人機和導彈轟炸，恐怖襲擊威脅上升。隨著沖突升級和持續，當地民眾生命安全乃至全球衛生、環境、生物安全的影響難以估量。正因此，聯合國、世衛組織和全球多數國家都呼吁停止沖突。盡管生物安全問題不是俄烏沖突主要原因，但從實際后果看，沖突或戰爭手段絕不是實現生物安全治理的正確“打開模式”。

總體看，“最終報告”從生物安全視角理解俄烏關系、歐亞空間國家關系、全球生物治理下的國際關系，對美烏軍事生物活動給俄羅斯、地區其他國家和全球帶來的威脅進行了全面分析和披露，具有強烈的警示意義。生物安全問題對國家安全與穩定、對區域安全和全球安全意義重大。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生物安全與全球安全與發展關系越來越密切，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機遇與挑戰并存：生物技術進步推動生產力發展，人類福祉在不斷提升；傳統生物安全問題和新型生物安全風險疊加交織，全球生物安全形勢日趨復雜。加強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須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開展雙邊與多邊合作，支持聯合國、世衛組織等國際組織及地區組織發揮作用，統籌安全與發展，實現共同安全。

（一）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需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商共治

在百年變局、世紀疫情、強權政治、集團對抗等矛盾疊加交織背景下，美國一邊利用其國力與技術優勢，在世界各地開展軍事生物活動，制造全球生物安全風險，一邊極力推動北約東擴，挑動地區沖突，挑起軍備競賽，擴大全球安全赤字。西方治理理論與治理實踐實際上已瀕臨破產。在此情況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引領，秉持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理念，革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思維，創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機制，切實提高全球生物安全防范意識，消除全球范圍內不斷加劇的突發重大傳染病、生物技術誤用、生態危機等生物安全威脅，實現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成為解決當前全球生物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徑。中國政府提出的以“六個堅持”為核心要義的全球安全倡議，為維護世界和平、共同應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提供了新思路，為推進全球安全治理、應對全球安全挑戰貢獻了中國智慧。

（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需要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共同參與

過去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機制以聯合國、世衛組織及西方各大國基于自身利益所構建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體系為支撐，其涵蓋范圍、結構特性和治理效能已不適應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世界多極化條件下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訴求，因此，推動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體系根本性變革成為大勢所趨。當前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需明確參與主體，既要充分發揮聯合國、世衛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溝通、協調、領導作用，也要吸納更多新興經濟體、世界性組織、跨國公司、媒體機構、科研院所、智庫等行為體參與，構建多元、多邊、多級的全球生物安全綜合治理格局。同時，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須加強大國協調與合作。后蘇聯空間與俄羅斯、中國、美國等大國關系密切，歐盟、北約等也十分重視，諸多力量集聚，導致該地區成為大國博弈的場域，小規模沖突乃至地區沖突不斷，影響地區穩定和發展。大國介入不應只是博弈乃至斗爭，更應合作，共同推動地區發展。同樣，大國介入也不應是區域生物安全治理的破壞力量，應以改善當地生物安全環境為原則加強合作，共商共治，最終實現共贏。“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須秉持合作共贏原則，促進共同安全、整體安全。大國應有大國風范，強國應有強國責任。大國生物安全戰略必須既要重視自身安全，也要重視國際共同安全，通過多層次、多渠道的交流合作，打造國際社會的安全命運共同體。”

（三）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須不斷進行理論與實踐創新

首先，應加強國際合作，推動形成公開、透明的生物安全核查機制機制。美國之所以能在全球開展軍事生物活動，最主要原因是其利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漏洞并鉆國內法律的空子。對此，應在現有國際公約、法規、機制基礎上，推動構建集制度、組織、法律于一體的風險監測預警體系、風險調查評估體系、信息共享體系、信息發布體系、名錄和清單體系、標準體系、核查體系、應急體系、溯源體系、準入體系、聯合應對體系、技術和財政支持體系，提升各項安全核查機制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推動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機制的完善與落實。其次，在全球生物安全領域倡導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推進生物安全的國際共治。必須從國家、地區全球層面協商解決各種問題，加強交流合作，秉持友善合作共享理念，構建公平、公正、科學、合理的國際生物安全規則。最后，在區域生物安全治理中，應加強政府間和區域組織間溝通、對話，摒棄對抗和戰爭思維，以國家間、區域和國際協作形式，共同探索解決地區與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難題之道。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史學博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西伯利亞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