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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美國政府進入特朗普2.0時代以后，旋即揮舞起關稅大棒砸向世界市場。在“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的霸權主義旗幡下，不僅要對“主要競爭對手”中國強征疊加式關稅，而且對美國“最親密的東北亞盟友”日韓兩國也毫不留情，高懸起令其膽寒的關稅大棒。由于美國在外部所施加的泰山壓力，迫使中日韓近來開始協調關系，有望通過加強三方經貿合作來共同應對來自美國的嚴峻挑戰。有鑒于此，應當借助于地緣關系優勢，首先在涉海領域加強市場化深度合作，以求可持續地獲得共同的更大的市場利益。著眼于可期前景，不僅必須做好關于中日韓涉海經濟合作的機遇把握，評估關于中日韓涉海經濟合作的戰略價值，認定關于中日韓涉海經濟合作的進取方向，明確關于中日韓涉海經濟合作的路徑倡導，而且還要謀劃關于中日韓海洋科研和環境保護的合作策略，推出關于中日韓漁業和旅游業合作的對策創意，采取關于中日韓海洋能源領域合作的務實舉措，安排關于中日韓遠洋捕撈合作合理分享經濟魚類配額的對策創意，加強關于推動中日韓形成全面自貿區的動力灌注，提出關于中日韓涉海領域需要解決矛盾的友好建議，進而形成和落實關于構建中日韓社會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推進構想。只有這樣攜手努力下去，中日韓才能合力在短期內逃過特朗普關稅大棒一劫，才能在實施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獲得長遠的區域合作前景。

迫于特朗普2.0時代高舉關稅大棒的共同壓力，中日韓三方捐棄前嫌開始合作接觸，已經商定近期在日本舉行中日韓外長會談，并且還要協商安排三國元首在2025年內進行會晤，以求全面加強三方合作關系，從而也會為推進區域性海洋合作創造條件，特別是能夠為構建中日韓涉海命運共同體開辟道路，所以有必要在此試作戰略推進構想。也就是說，新時代中日韓三方應時因勢加強海洋合作，大有可為，前景可期。

著眼于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論述精神，研究如何通過經略海洋，對沖美日韓等對我國的圍堵，服務我國對美斗爭大局和發展大局，應當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和中韓建交30周年為契機，開始研究如何加強與日、韓海洋經濟合作策略。特別是2025年在韓國和日本相繼更換領導人之后，中日韓關系將會迎來新的合作契機。

有鑒于此，要應時因勢首先推動RCEP框架下互利貿易合作，確保中日韓汽車和船舶產業的供應鏈穩定。其次是要加強遠洋漁業合作，爭取中日韓合理的金槍魚和南極磷蝦配額。我國遼寧營口和廣東汕尾可以規劃建設遠洋漁業加工基地，優化我國遠洋漁業產業布局。

在海洋科研、海洋氣候與環境保護、電子通訊等領域，中日韓三國之間擁有較好的合作基礎和較大的合作空間，可以選擇汽車芯片作為合作重點。在臨港工業方面，可以在遼寧沿海設立進口石油先進煉化工藝為代表的石化基地和新能源汽車出口基地。要力挺在中日韓三國共建新能源汽車產業鏈，重點加強合作汽車芯片領域。韓國具備較強的高端芯片制造能力，日本具有半導體設備和光刻膠等技術優勢，中國新能源汽車整車制造和動力電池力拔頭籌，能夠形成優勢互補關系。此外，中國汽車芯片需求量大，每年進口1400億元左右，通過多贏合作的市場關系，可以逐步實現我國汽車芯片國產替代。

中日韓不僅可以在海洋石油和天然氣領域加強合作，而且可以重點推進黃海和日本海、南海深遠海風能開發。依據我國深遠海風能資源與技術，可以開發量超12億千瓦的新能源；再加上在日本海域將超過20億千瓦，我國海洋風電設備制造和施工技術能夠問句國際領先地位，可以幫助日本和韓國解決清潔能源供應問題，開拓三方共贏的市場合作開發前景。

與此同時，中日韓之間加強涉海旅游合作，不僅有利于三方國內經濟發展，而且有利于擴大人文交流，推動加快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進程，也有利于加強區域性的金融合作，期待打破美元霸權主義的壟斷地位。

可以確信，通過加強海洋經濟合作，擴大中日韓的共享利益，有利于三方應對特朗普政府關稅大棒挑戰增強共識；通過中日韓海洋合作的示范效應，還能夠吸引印度參與區域性的海洋經濟合作，有利于逐步形成亞洲命運共同體。

二、關于中日韓涉海經濟合作的戰略價值

應當認定，海洋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海洋安全事關國家總體安全和長遠發展。中日韓三國隔海相望，海洋命運休戚與共。隨著海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共同威脅和挑戰逐漸增多，海洋安全合作很有必要。近年來,中日韓在有關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災害防治、海上運輸、海洋科考、海洋監測與觀測、海上執法等海洋事務各領域進行了深入溝通與合作，取得了諸多建設性成果。

2.1 中日韓海洋安全合作

必須看到，中日韓海洋安全合作的最大阻礙，是美日軍事同盟和美韓軍事同盟，還有中日韓之間的海洋領土爭議和歷史遺留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吳昊同志提出了中日韓海洋安全事務與合作的基本思路：中日韓三國應在“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導下，加強海洋能源安全、海洋通道安全、海洋自然災害防治等方面的海洋安全合作，進而要從理念和機制等多方面開展合作對接，并探索建立“中日韓三國海洋智庫聯盟”，以促進三國海洋科技、經濟、戰略等方面的綜合發展，為中日韓海洋安全與經濟合作提供助推力，推動“東北亞海洋圈”與“東北亞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特別是通過擴大中日韓之間海洋能源合作和產業合作，擴大共同利益，而后才能有效推進海洋安全合作。而在海上安全通道領域，也要可以合作，保護中日韓海上運輸安全，共同打擊海盜行為，共同破解海洋霸權主義勢力干擾。

中日韓在海洋經濟領域加強合作，有利于亞洲的和平和穩定。通過海洋經濟合作，能夠力挺建立中日韓自貿區，有利于亞洲和平和穩定，有利于滿足中日韓的安全需求。

2.2 中日韓海洋經濟合作

我國人口超過14億，進口額逐步增加。據海關統計， 2023年，我國海洋生產總值達9.9萬億元。2024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43.85萬億元,同比增長5%。中國市場規模巨大，對于日本和韓國來講，中國市場關系日韓的出口企業利益。

十分明顯，中日韓之間在經濟合作上互補性很強。雖然在船舶、汽車等產業領域存在著競爭關系，但是從總體上看合作前景廣闊；在高鐵領域，中日兩國曾經是合作伙伴，目前存在競爭并不是大問題。

中日韓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分歧，三國非常有必要加強海洋經濟合作，分享共同合作的利益：一是通過合作可以共同獲得金槍魚等經濟魚類配額，攜手把握南北極海洋資源的開采權；二是中日韓作為濱海國家，都需要海洋漁業，都在建設海上牧場，可以協調滿足本國人民的食物需求；三是中日韓加強海洋經濟合作，有利于在世界工業中占據更大份額。中日韓都是汽車產業和船舶產業大國，具有產業合作的共同需求。在船舶領域，韓國企業重點研發建造液化天然氣船和低排放船，主攻高附加值船舶市場。而日本另辟蹊徑，全力研發環保智能的新船型。從長遠來看，中國、日本、韓國以及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船企加強合作，能夠面向未來共同構成全球完整的船舶產業鏈。這一產業鏈，可以涵蓋從原材料供應、船舶設計、船舶制造與航運、維修等各個環節，能夠為全球船舶產業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為了在海洋合作領域逐漸全面地構建起產業鏈，在起步階段就要注重遵守國際法和海洋相關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據此，先要加強海洋經濟統計領域和航運領域、臨港工業合作，擴大共同利益。

3.1 要按照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則，開展中日韓海洋科研合作，加快啟動中日韓和東盟國家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項目。

3.2 要在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在以我為主、主權在我的原則基礎上，落實與推進海洋區域經濟合作特別是油氣資源合作開發模式。在海域主權主張重疊的海域范圍內，可以采用聯合投資模式，共同開發海上經濟區，共享經濟利益，和平解決爭議區問題，逐步化解爭議。

3.3 要采取具體問題具體解決的方式。對于中日釣魚島領土沖突，要采用擱置爭議、建立共識的推進方式。對于中韓蘇巖礁的劃界分歧，要采取積極溝通的方式，逐步增加共識。

3.4 要注重共同維護海洋生態安全。當IAEA最新監測報告確認日本核電站排放水放射性指標符合標準后，日本政府在2024年底主動邀請中國專家團進駐東電公司實驗室，并開放所有實時監測數據。這種"透明化溝通"的步驟，使得持續兩年的外交僵局出現轉機。中國海關總署近日宣布恢復進口宮城縣水產品，首批38噸扇貝已通過天津港入境。

值得一提的是，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15個國家，在2020年底正式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標志著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正式達成。簽署RCEP，是地區國家以實際行動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重要一步，對于深化中日韓區域經濟一體化、穩定全球經濟具有標志性意義。特別是對于中日韓海洋經濟合作鋪展了推進路徑。

4.1 中國加入RCEP有利于打破美國經濟圍堵，加快中日韓自貿區進程

應當認定，RCEP是我國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平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區域自貿協定，RCEP運行規則涉及到若干經貿規則的改變，將會對中日韓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有利于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特別是有利于我國高端制造業包括海洋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有利于我國的電子通訊和工程機械、新能源汽車電池等產品出口到日韓和其他十五個成員國。這樣做，有利于韓國現代從我國福建省寧德時代訂購500億元的動力電池；有利于日本豐田公司計劃采用我國深圳比亞迪集團的刀片電池。我國的稀土產品是日本和韓國最需要的原料產品，三國合作有利于我國的外循環穩定。

特別是RCEP有利于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促進區域產業合作轉型升級。由于RCEP協定涵蓋關稅見面、貿易便利化、服務投資開放、知識產權保護等眾多領域，所以協定生效后，區域內90%的貨物能夠逐步實現零關稅，推動我國更高水平的市場開發。

4.2 日本裝備行業和韓國芯片，可以占據中國和東盟國家等更大市場份額

日本是全球先進的設備制造大國，尤其是先進機床、自動化設備、機器人等領域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同時，日本也是我國傳統的設備進口國，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市場優勢。以機床行業為例，我國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機床進口國。據日本機械工業協會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10月份完成的機床訂單總額達到了1225億日元，與2022年同期相比增長了9%。更令人矚目的是，來自中國的機床訂單增幅高達49%，達290億日元。

根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數據，2024年日本對華出口額為18.8651萬億日元，換算為1450億美元。在對華出口的商品中，日本半導體等制造裝置的增長顯著，較上年增加27.2%，達到4.4962萬億日元。日本汽車出口也有所增長，對美混合動力車（HV）等出口額達到17.9094萬億日元，其中也包含了對中國市場的貢獻。因此，2024年對華業務增長，導致相關日本企業股票全線飄紅。到2025年初，日本經產省同步宣布解除對華半導體材料出口的14項限制；還撤回原定提交國會的《特定重要技術保護法案》，該法案被普遍視為針對中國科技企業的隱形壁壘。

應當看到，韓國的存儲芯片等占據中國市場也有較大份額。據了解，韓國三星在西安的NAND閃存工廠從2012年9月開始建設，投資額達到了150億美元。到2022年，三星西安NAND閃存工廠全面投產，占全球總產量超10%。三星存儲芯片在全球市場占據40%份額，在中國市場占有率為第一名，獲得利潤更高。2024年，韓國對華出口額為1330億美元，同比增長6.6%，中國繼續保持韓國最大出口市場地位。

4.3 關稅成本降低和免簽政策，有利于增加中日韓貿易量和投資

預計在RCEP實施后，中日韓三國企業在對外貿易中，將享受到新增降稅的優惠待遇。RECP還將會顯著降低區域內企業的經營成本，帶動企業重構區域內的供應鏈和價值鏈，優化區域內的商品流動、技術流動、服務流動和資本流動，推動中日韓邁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嶄新時代。

由于中日和中韓貿易量增加，還會有利于三國航運業發展和壯大。2024年，中韓貿易額為2.33萬億元，占貿易總額的5.32%。同期，我國對韓貿易逆差2516億元，韓國成為我國第四大貿易逆差國。2024年，中日貿易總額為2.19萬億元人民幣，兩國貿易量占據中國外貿的5%份額。在出口方面，中國對日本的出口額為1.08萬億元人民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4.25%；從日本的進口額為1.11萬億元，占中國進口總額的5.1%。再從投資規模來看，日韓是對華投資重要來源地。數據顯示，截止2024年初，日本累計在華投資設立企業5.6萬家，實際在華投資超過1400億美元，每年營收約為2600億美元，是中國的第二大外資來源國。截至2024年5月底,韓國對華實際投資累計達1013.3億美元。因此，中國的青島港、鹽田港以及日本的大阪、東京灣港口、釜山港口等一大批港口從中受益。以大阪港口為例，70%的貨物來自中國的轉口貿易服務。

我國在2024年底推出240小時免簽政策，也在刺激中日韓投資和貿易量增加。有鑒于此，我國還需要加大職業教育，通過完善的基礎設施和高素質的職業工人群體，爭取日本和韓國在華加大投資力度，并和東盟國家進行合理競爭。

4.4 有利于促進三國知識產權保護、跨境電商與綠色金融合作

為此，中日韓應當共同把握RCEP帶來的機遇，包括擴大綠色金融合作以助推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應當賦能跨境電商便利化，共同制定跨境電商糾紛的妥善處理方法，保護商家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以進一步釋放雙邊貿易潛力，持續投資海洋供應鏈創新，以加速產業鏈整合進程。

應當珍視，中日韓在海洋科研領域擁有一定的合作基礎。早在1994年中韓兩國就簽署了《海洋科學技術合作諒解備忘錄》，1995年便在青島成立了“中韓海洋科學共同研究中心”，作為兩國政府間海洋科學合作與交流的主要推進機構。這是中韓第一個政府間海洋合作平臺，由中國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韓國海洋科學技術院共同負責運營。雙方借助中韓海洋科學共同研究中心，不僅促進了黃海領域的科研合作，還開展了一系列大洋、基地科考和海洋執法合作。2024年石破茂擔任日本首相后，日本主動邀請中國專家監督日本核污染水排放達標，采取了合作姿態，促進了中日海產品貿易領域的合作。可以說，中日韓的海洋經濟合作是互利多贏的。

5.1 應當注重推動中日韓三國海洋科研合作

新時代在RCEP框架下，中日韓三方應當協商設立海洋科研共同基金，面對黃海、東海海域及全球性的海洋問題，協力解決集約節約利用海洋資源、減輕海洋環境壓力、保護海洋生態系統、生態多樣性等問題，進一步加強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和海洋可再生能源合作。具體涉及：海洋經濟學、海洋生態環境、海洋資源開發、海洋減災防災、數據共享服務等領域。

特別是在海洋能源領域，可以作為中日韓合作的重點進取方向，加大力度服務海洋能源的裝備制造，并且把海洋風電、風電制氫等作為合作重點項目。

5.2 應當注重中日韓在海洋裝備領域形成產業鏈

在造船和海洋裝備領域，韓國擁有一批世界性大企業，具有較強競爭力。大宇造船海洋株式會社在 LNG船技術品質上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年產銷量占整個世界1/3以上，排名世界第一位。煙臺大宇造船廠是韓國大宇在煙臺市投資建設的造船基地，是煙臺造船工業的主力。因此，大宇造船海洋（山東）有限公司，已經成為山東省出口100強企業。三星重工業株式會社系全球第二大造船企業，而三星重工業（榮成）有限公司是其在中國的兩大造船基地之一，主要經營大型集裝箱船、液化氣船、鉆井船、大型油輪等高附加值船舶的分段制造和海上石油鉆井平臺等海洋結構物制造，年生產能力達30萬噸，產品全部出口。

中國企業在造船和集裝箱制造領域，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在海洋裝備領域也在快速發展，不僅已經具備了海洋石油鉆井平臺“藍鯨2號”研發和生產能力，而且在載人深潛領域，還相繼研發了“蛟龍號”，“潛龍號”，“奮斗號”萬米深度載人潛水設備。近年來，中國船企在FPSO（自浮儲油裝置）市場上迅速崛起，包括中遠海運重工、外高橋造船、大船集團、招商工業、海油工程等在內的中國船企，正在拓展FPSO項目的EPCI總包能力。據悉，目前在建20艘FPSO訂單中，就有17艘的部分或全部由中國船廠建造。

目前，日本SBM Offshore在中國大量發展上部模塊設備供應商，三井海洋公司（Modec）MV30的上部模塊幾乎包攬分配給中遠海運重工和博邁科。以上情況說明，中日韓在海洋裝備領域正在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今后還應進一步加以鞏固與完善，共同應對來自美國的霸權主義挑戰。

5.3 應當注重加強中日韓三方海洋環保和執法合作

中日韓三國作為近鄰，在海洋生態環保合作方面，首先要注重解決海洋塑料廢棄物與微塑料這一全世界面臨的難題。與此同時，西太平洋海域的風暴潮、赤潮、綠潮問題，還有海洋生物資源開發保護問題，也需要中日韓共同應對。

圍繞著中日韓三方共同關心的海洋生態環保問題，加強我國與日本、韓國的科技創新合作，構建RECP海洋科技創新體系，并使之成為降低污染、推動區域海洋生態發展的重要手段，所以必須協調加強執法合作，以求區域性海洋經濟合作的可持續發展。

中日韓三國加起來人口眾多，協調發展海洋漁業，可以滿足百姓的飲食需求。為此，要積極擴大海水養殖產品貿易額，推進中日韓合作建設海洋牧場，共同打造國際性的藍色糧倉。而把海洋建設成人類獲取優質蛋白的巨大“藍色糧倉”，這是我國幾代海洋科學家的夢想。作為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在海洋牧場建設原理、關鍵裝備設施研發、建立資源評估與養護、生態安全與環境保障技術體系等方面取得全面突破。

經過無數次的研討和論證后，我國海洋牧場領域的專家學者在2019年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第230期雙清論壇上，確定了海洋牧場的概念和內涵，即基于生態學原理，充分利用自然生產力，運用現代工程技術和管理模式，通過生境修復和人工增殖，在適宜海域構建兼具環境保護、資源養護和漁業持續產出功能的生態系統。據中國海洋大學韓立民教授主持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海洋事業發展中‘藍色糧倉’戰略研究”（項目批準號：14ZDA）課題成果表明，我國2013年養殖水產品總量達4542萬噸，占世界養殖水產品總量的65.3％；水產品出口額首次突破200億美元，達到202.6億美元，占世界水產品出口總額的15.6％。中國2023年的海產品產量為7100萬噸，較2022年的5565萬噸增長了3.5%。其中野生海產品產量為1,288萬噸，同比下降1%‌‌。盡管總體產量有所下降，但水產養殖量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口。水產養殖量同比增長4.4%，達到5812萬噸‌。中國水產品主要出口國為韓國、日本、美國和歐洲；2019年，我國海水養殖產值為3575.29億元，占全部漁業產值的27.64%。

日本早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建設海洋牧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日本于1999年制定了《可持續生產養殖確保法》，明確要求各地區制訂漁場改善計劃，要求各漁場改善養殖環境，通過減少釋放入海水中的有機物,減少漁場的環境負荷。2014年,日本又出臺了《內海漁業振興相關法律》及實施細則，將恢復生態環境及漁業環境提高到國家立法層面。2023年,日本海產品總產量為84.9萬噸。具體來說，銀鮭和黃尾鰤的產量分別增長了9%和8%，達到22,100噸和12.3萬噸，而藍鰭金槍魚和扇貝的產量分別為16,200噸和15.13萬噸‌。為了進一步推進海洋漁業的發展，韓國政府于1998年開始在沿岸建設5個不同類型的海洋牧場示范區，其中有3個示范區為“觀光型”或“捕撈+觀光”型。2023年,韓國野生海產品的總產量為360萬噸。具體到各個種類，遠洋水域的產量降幅最大，為8.9%，而內陸水域產量有14%的增長‌。因此在同年，韓國從各國的海產品進口量排名中，中國排名第二，占進口總額的21.8%‌。具體到品種，中國供應的產品主要是冷凍安康魚‌。

【韓國海洋牧場示范分布‌】

中日韓海域相連，共同交流海上牧場技術，協調保護黃海和東海的海洋環境，有利于中日韓保障糧食安全，有利于維護亞洲海洋秩序。為此，應當進一步論證和準備工作，待時機成熟時聯合布局海上牧場。中日韓要協調投資在東海、釣魚島海域和美濟礁附近建設國家級別的海上牧場，并且將海上執法與遠洋漁業養殖結合起來。

目前，我國已實施了以養護型、增殖型、休閑型為主要類別，覆蓋渤海、黃海、東海與南海四大海域的110個國家級海洋牧場示范區建設。2025年，我國計劃建成178個國家級海洋牧場示范區，將成為我國解決糧食安全、保證動物蛋白可持續供給的有效應對方案。粵港澳大灣區正在成為海洋牧場發展的重點區域，無論在海洋牧場裝備制造，還是種苗培育都走在全國前列，能夠為中日韓在這方面合作提供示范。

在國際法的框架下，中日韓遠洋捕撈漁業補貼政策方面要加強協調，盡量采取同等的漁業補貼政策。特別是在經濟魚類遠洋捕撈上，要注重加強合作，合理分享配額。其中，主要是涉及金槍魚、南極磷蝦等經濟魚類的遠洋捕撈合作事宜。

一是關于南極磷蝦的捕撈合作。南極磷蝦具有的大規模開發潛力，日韓等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捕撈。我國從2009年進入南極捕撈業，2014年捕獲量為5.4萬噸，預計2034年可以達到50萬噸。為了避免盲目競爭，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展開國際談判。中日韓可以合作研究南極磷蝦的捕撈配額問題，做到合理配額，利益共享。

二是關于金槍魚的捕撈合作。金槍魚是最重要的海洋魚種之一，以罐裝、生魚片等各種形式為人們提供豐富的蛋白質。金槍魚漁業由于具有較大的生產價值，對于沿海國和遠洋漁業國來說，尤其是依賴漁業經濟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日本、韓國、美國等遠洋漁業大國的推動下，金槍魚漁業從傳統的竿釣拓展到延繩釣，特別是采取了圍網等捕撈效率較高的作業方式。隨著人工集魚裝置、直升機等現代技術的應用，金槍魚漁獲量得到迅速提升。然而，隨之而來的是資源衰退、捕撈能力過剩、過度捕撈、非法捕撈、兼捕漁獲物大量上岸等問題，不僅導致魚類種群資源和生態環境惡化，還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

有鑒于此，在國際范圍內，漁業資源管理逐漸形成了系統的法律框架，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執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和管理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的規定的協定》、《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和管理措施的協定》、《關于港口國預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報告、不管制捕魚的措施協定》、《負責任漁業行為守則》。除此之外，還有糧農組織四個國際行動計劃，為金槍魚漁業資源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據。

由于資源分配不合理而帶來的諸多管理問題，所以必須根據金槍魚魚類種群高度洄游的特性，中日韓要在這方面加強合作，并且與其他國家一起建立合理的資源分配機制。還可以考慮采取聯合捕撈行動，聯合海上救助，這樣做有利于實現金槍魚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毫無疑問，通過中日韓涉海旅游業合作，可以使三國共同獲益。因此，應當協調發展涉海旅游業，加強人文交流，以求凝聚共識，提高彼此的認同感和接受度。為此，早在2006年，三國旅游部長會議就簽訂了《中日韓旅游交流計劃》，闡明加強旅游交流與合作十分必要，應當使之日趨活躍和相互促進。據統計，在新冠疫情蔓延前的2019年，全年訪日外國游客人數，同比增加2.2%，為3188.21萬人。其中，來自中國兩岸三地的訪日游客達1677.56萬人，占全體訪日外國人的52.6%。中國大陸游客為959.43萬人，中國臺灣訪日人數為489.06萬人，中國香港訪日客達229.07萬人，均創歷史新高。2019年，赴韓旅客84.62萬人次，同比增長30.09%。目前，中國已開通的游輪旅游航線，大多是以中、日、韓為目的地的航線，有利于三國旅游業的進一步興旺發達。

2024年，日本接待海外游客數量為3687萬人次，創下歷史新紀錄。其中，中國是日本的重要客源國之一。在這3687萬人次中，來自中國的游客數量位居第二，為698.1萬人次，較2023年增加187.9%。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3年11月17日起，中國對54個國家實施72/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2024年，在又宣布對多個國家游客實行放寬過境240小時免簽政策后，我國接待外國游客數量為6488.2萬人次，同比增長82.9%。其中，日本和韓國游客占有較大比例，預計今后中日韓三國旅游規模還會繼續擴大。為此，應當利用RCEP的規則，加快整合三國旅游資源，從開發機制和聯合防疫入手，推動中日韓三國旅游業差異化發展。

據世界旅游組織預計，亞太地區將成為未來郵輪經濟發展最快的市場，可產生10億-15億美元的消費金額，每年至少可創下100萬人的搭乘人數，中日韓將在旅游合作力拔頭籌。包括擴大郵輪合作，探索多元航線，建設海上旅游立體交通體系，這對于中日韓之間擴大人文交流，都是勢在必行的，應當協調安排，加強引導與推進。

近年來，中國在海上風電領域技術進步較快，日韓兩國與中國海上風電領域合作意愿明顯。中日韓三國在海上風電領域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特別是在東北亞海域。然而，具體合作的海域和可能的規模，還需要綜合考慮地理條件、風能資源、政策取向、技術實力以及市場需求等因素，應當對這些問題進行詳細論證，才能有利于采取務實舉措，進而以建立中日韓海洋風電合作為龍頭，驅動更大范圍的區域合作關系。

9.1 東北亞海域的風能資源

在東北亞海域，包括中國黃海、渤海、東海以及日本海等區域，擁有豐富的風能資源。這些資源，為海上風電開發提供了堅實的合作基礎。同時，在日本和韓國的海域，也具備一定的風能資源開發潛力。據國家氣候中心最新評估結果，我國150米高度近海風能資源技術可開發量超15億千瓦，深遠海風能資源技術可開發量超12億千瓦，能夠為東北亞海域的風能資源有效開發提供技術支撐。

在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下，應當錨定中日韓適于合作的海域加大開發力度。特別是東北亞海域的黃海和日本海多個區域，都具備開發海上風電的天然優勢。這些區域通常具有水深適中、風能資源豐富、靠近電力需求中心等特點，有利于海上風電項目的建設和運營。

在實際合作中，中日韓三國可以根據各自的海域條件、風能資源分布、電網接入情況等因素，共同規劃海上風電開發區域，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

9.2 從實際需要出發把握合作規模

從全球海上風電發展的趨勢來看，中日韓三國的合作規模有望不斷擴大。以我國為例，在“十四五”期間，我國規劃山東半島、長三角、閩南、粵東、北部灣五大千萬千瓦級海上風電基地集群，海上風電正在實現跨越式發展。到2025年，我國海上風電累計裝機并網容量將超過64GW。這一趨勢表明，海上風電作為清潔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投資。

對于中日韓三國來說，通過加強合作，共同推動海上風電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可以進一步提升區域海上風電的開發規模和效率。與此同時，通過共享市場信息和資源，能夠降低開發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實現互利共贏。

9.3 擴展中日韓和東盟國家的合作利益

早在2018年10月26日，中日雙方就簽署了《關于建立中日創新合作機制的備忘錄》。雙方同意在中日高層對話框架下，建立跨部門的“中日創新合作機制”，以求促進包括產業領域在內的創新知識產權等具體合作。目前，日本的大企業伊藤忠、丸紅、三菱、三井都在研究如何加強與中方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涵蓋基礎設施、農業、加工制造業、新能源開發等多領域合作。

在此導向下，還應進一步擴大有關的共同利益。中日韓可以在海洋油氣能源領域，與東盟國家開展互利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中緬油氣管道項目，是由中、緬、韓、印4個國家的6家公司共同參與投資建設的，已經成為國際化的合作工程。其中包括中緬原油管道、中緬天然氣管道和配套原油碼頭工程。合資公司均采用股東會/董事會管理模式，對重要事務共同決策，以求實現更大的共同利益。

9.4 共同合作開發可燃冰新能源，擴大共同利益

在可燃冰領域，要以中國為龍頭，可以帶動日韓通過企業股份制合作方式，共同開采和利用可燃冰資源。應當指出，可燃冰作為超級能源，一直以來都備受各國關注。這是一種高效清潔，儲量巨大，并且在短期能夠替代油氣資源的新型能源。根據估量，可燃冰的總資源量，是全球石油、煤炭、天然氣總量的兩倍以上。由于可燃冰儲存的能量是巨大的，一立方的可燃冰就能釋放出160立方的天然氣，所以對可燃冰的技術開發和開采，誰領先誰受益，這也是為什么各個國家都展開競爭的原因。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可燃冰領域的第一，有條件圍繞可燃冰發電開展國際合作。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可燃冰領域的第一，主要是因為在可持續開發的資源和技術上遙遙領先的日韓等國，曾經在6天的時間里就在可燃冰中開采了12萬立方的天然氣。而這次中國在可持續一周的時間里，已經開采出12萬立方的可燃冰，平均日產超過一萬立方，最高日產層達到了3.5萬立方。

中日韓都有巨大的能源需求，可以圍繞可燃冰發電廠建設進行合作。在起步階段，中國重點負責可燃冰開采和運輸，未來技術成熟后便在三國沿海區域建立可燃冰發電廠，以滿足三國的能源需求。預計正式合作五年以后，可以產生1000億美元以上產值。

由于RCEP的簽署，必定能夠為各成員國以太平洋為紐帶形成更多機遇與發展空間。太平洋地區和中日韓的港口群如何互利互通，海洋產業包括船舶制造、海洋生物等如何合作開發，海洋科學研究如何進一步深化，海洋生態如何進一步修護與保護等一系列問題正被納入RCEP各成員國的討論范圍。通過RCEP進行的中韓合作、中日合作，將會促進中日韓自貿區的建成。 鑒于新能源汽車的飛速發展，中日韓還可以加強電子信息領域的合作，汽車芯片可以作為突破口。

歐美處于芯片產業的第一方陣，在汽車高端芯片占據壟斷地位。日本和韓國都是美國的盟國，處于附屬地位，但是在芯片領域也擁有自己的利益訴求。鑒于日本在半導體制造設備和材料領域擁有優勢，韓國在芯片制造和存儲芯片領域擁有優勢，中國在成熟制程芯片領域擁有優勢，中日韓可以共同擴大汽車芯片研發和制造，以滿足新能源汽車產量快速增加的市場需求，進而打破歐美在這一領域的壟斷地位。目前，日本正在大規模向中國出口半導體設備。例如，2024面向中國市場的出口額，連續三個季度占總體比重超過50%左右。

這種情勢下，中國可以積極推動三國在汽車芯片研發和芯片制造領域的互利合作。面對全球汽車芯片的短缺，中方可以在沈陽臨空經濟區、大連金普新區以及青島相關區域，設立中日韓汽車芯片園區，加大汽車芯片的設計和制造，擴大中日韓汽車領域的共同利益，化解日韓芯片領域的利益沖突，共同形成完整的中日韓芯片產業鏈。與此同時，還要依托遼寧省港口群優勢和鞍山鋼鐵公司在營口的濱海鋼鐵生產基地優勢，籌劃在營口鲅魚圈區域設立我國新能源汽車制造出口基地，在錦州和葫蘆島設立新能源汽車零部件生產基地，以滿足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國家對新能源汽車的市場需求。

在電子通訊領域，中日韓可以加強5G領域的務實合作，并且在此基礎上共同參與6G的標準制定，共同促進中日韓形成強大的電子通訊產業集群。展望未來，中日韓區域合作對全球經濟合作發展具有示范意義，特別是在全球海洋經濟領域合作，可望力拔頭籌。

中國海洋大學韓立民教授著眼于完善東北亞親緣關系，闡明了中日韓合作的主要制約因素：一是東海劃界分歧。中國與日本、韓國在東海劃界問題上分歧明顯，難以在短期內達成共識。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中韓在蘇巖礁問題上的立場仍然對立。二是近幾年來中日關系仍不穩定。在美國的拉攏下，日本參與給我國統一臺灣設置障礙，充當美國軍事干涉我國統一臺灣的馬前卒。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對華立場強硬，中韓關系不如文在寅擔任總統時期友好與穩定。三是俄烏沖突加劇了中日、中韓之間的國際對立。拜登執政時期，美國政府通過聯合盟友共同對抗中國，美日印澳“四國聯盟”仍在作祟，并且極力加強美日韓“三國聯盟”，妄圖拉攏日韓對中國進行科技封鎖，日本和韓國跟隨美國圍堵中國傾向繼續發酵。有鑒于此，中日韓涉海經濟合作需要以我為主，在風險可以控制的前提下，加大中日韓合作力度，逐步打破美國的科技封堵。為了化解中日韓合作存在問題和矛盾，應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

一是要組建中日韓涉海經濟統計專家組，制定和執行合理合規的統計制度。在RCEP框架下，應當加強三方交流，探討出一條公認的統計口徑，使得對外公布的數據具有可比性，為海洋經濟領域的合作打開方便之門。

二是要通過中日韓海洋經濟合作，擴大共同利益，形成三方互利合作關系，打破美國的科技封鎖和戰略圍堵，進而在亞洲逐步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此，韓立民教授提出，要利用好我國沿海地區各種經貿平臺應當操作起來。

三是要利用好中韓、中日經濟合作示范區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各種經貿合作關系，深化與RCEP 成員國在海洋產業投資、國際貿易、航運物流、現代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加快推展貿易便利、服務開放、投資自由、監管安全、運作高效、輻射帶動作用強的RCEP經貿合作示范城市。

四是要共同維護黃海和東海海洋生態環境，并且聯合朝鮮、韓國以及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太平洋周邊其他國家，堅決反對日本向海洋傾倒不達標的核污染廢水，保障海域經濟帶健康發展。

五是要聯合更多國家民眾行動起來，特別是中日韓人民一起來保護海洋動物，共同維護地球生物多樣性，堅決反對日方無節制地捕殺鯨魚，確保海洋生物鏈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應當認定，中日韓三國為近鄰，是得天獨厚的一衣帶水關系，同為中華文化圈有事好商量，涉海領域存在的矛盾和問題能夠逐步地得到解決，進而形成和落實關于構建中日韓社會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推進構想。只有這樣攜手努力下去，中日韓才能合力在短期內逃過特朗普關稅大棒一劫，才能在實施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獲得長遠的區域合作前景。

【作者簡介】李靖宇教授，男，中共老黨員，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東北方向一帶一路開發研究院院長，涉海企業家產業創新聯盟主導者與創建人，中國海域經略大安全觀（國家重點項目批準號19FJLA001）》的創立者、踐行者和推廣者；楊寶民教授，男，深圳市新摩爾商業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國東北方向一帶一路研究院特聘教授，清華大學EMBA總裁班16年授課教授，遼寧省海洋經濟研究會產業顧問；蔡靜教授，女，大連海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