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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各地兩會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與2014年相比，今年有26個省(區、市)下調了城鄉收入的同比增長目標，4省(區、市)保持不變，僅有西藏目標上調。在13個公布了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區、市)中，實際增速慢于該省去年地區生產總值(GDP)增速的有9個。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城鄉收入增長目標下調符合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但如何加大保障支出，確保低收入群體的利益，是確保收入分配公平的關鍵。

收入與GDP：同步下調，還需同步提質

以較發達省份江蘇為例，2012年、2013年、2014年該省GDP分別同比增長10.1%、9.6%、8.7%；城鎮居民收入分別名義增長12%、9.6%、8.7%。

收入與經濟增長目標下調趨一致。從各地情況看，僅有西藏將收入增長目標從去年的“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上調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3%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0%”。

陜西、江西、安徽、內蒙古的收入增長目標基本保持不變。其余26個省(區、市)均不同程度地下調了城鄉收入的同比增長目標。其中，重慶、江蘇、廣東、上海、遼寧5個省市去年與今年均提出，當地居民收入增長要與經濟增長同步或基本同步，但是這5個省市今年的GDP增長目標均較去年有所下調。

各省比較來看，吉林從去年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2%”下調至今年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8.5%左右”，下調幅度最為明顯。此外，天津、青海、甘肅、寧夏4個省(區、市)同步下調了城鄉收入增長目標各2個百分點。

對于城鄉收入增長目標普遍下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認為符合新常態下經濟形勢的客觀實際。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為正相關關系。目前中國正著眼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雙中高”要求收入增長目標進行科學調整。放慢腳步是為了走了更好。各地今年紛紛下調經濟增速，把重心放在升質增效和改善民生上。從長遠看，這恰恰有利于促進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

收入與CPI：風險抵消，還需完善社保

分析2014年收入與CPI可以看出，在收入增長放緩的同時，通脹水平也一同下降。相當一部分省區市的CPI在2%以下的低位——北京1.6%、天津1.9%、山西1.7%，內蒙古1.6%，遼寧1.7%，安徽1.6%，河南1.9%。超過2%的省區市包括上海2.7%、青海2.8%，廣西2.1%、甘肅2.1%等。

CPI增長的放緩體現了有利的一面，這使得居民收入實際購買力水平的增幅要大于名義收入對購買力水平的提升。但2015年的情形出現了新的變化。

從各地兩會透露的信息看，對CPI的預判值高于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重慶、內蒙古、遼寧、安徽、河南、福建、四川、云南、貴州等分別將2015年CPI調控目標定為“3%左右”。隨著相關省份居民收入目標的下調和CPI增幅的判斷，要防止物價等因素產生的不利影響，還需要完善相關社會保障，讓收入能持續穩定增長，增強應對風險的能力。

而從目前看，通縮的風險似乎更大。在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看來，隨著經濟增速的下降，農產品物價水平將顯著下降，這將降低農民經營性收入的增長速度，直接拉低低收入戶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相關專家也提出，在收入增長目標回落的同時，政府應該增加保障支出，以穩定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這既可以采用減稅的辦法，也可以擴大民生開支。

收入與基尼系數：貧富差距，還需打破固化

中國基尼系數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呈逐步回落趨勢。盡管如此，超越0.4警戒線的這一數值仍須引起高度重視。作為能以一個數值反映總體收入差距狀況的指標，基尼系數具有一定說服力，但由于中國特殊國情，基尼系數似乎不足以概括收入差距的真實。

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數據，2014后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比上年增長9.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8%。記者梳理發現，上海、北京、浙江、江蘇、廣東、天津、福建、山東、遼寧這9個地區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

從收入數額分析，2014年上海、北京、浙江、深圳等省市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過了4萬元大關，其中，上海最高，達47710元，北京43910元位居第二，深圳40948元，浙江40393元。

從東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十分顯著。2014年青海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2307元，甘肅暫排最后，為20804元。從城鄉居民收入的總體情況看，也體現了這種差距—-東部：2014年浙江32658元，江蘇27173元，廣東25685元；中部：湖北為18283元，河南15695元，湖南17622元；西部：甘肅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804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5736元。

從東中西部收入差距到城鄉收入差距，從行業間收入差距到不同職級收入差距，如何實現分配的公平考驗著中國，考驗著改革。在很多專家看來，關鍵是要打破貧富凝固，形成上下流動的通道，讓更多中低收入者實現收入增長，而中低收入群體正是拉動消費最有力的生力軍。機制的完善關鍵在于加快改革。提低、擴中、控高的六字方針需要有效落實。

提低——包括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大教育投資等。北京市近日宣布上調6項社保待遇標準。其中，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每月人均增加305元達到3355元；4月1日起，企業最低工資標準也將上調160元，達到1720元。6項標準調整后將惠及該市314.2萬人。限高——主要是對國企高管等高收入群體，通過對壟斷行業企業收入進行調控實現更公平的分配，目前正在深化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擴中——則需要通過各項措施擴大中等收入比重，形成橄欖形收入分配格局。

收入與最低工資標準：積極有為，還需量力而行

2014年，已經有19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這19個地區分別為：重慶、陜西、深圳、山東、北京、上海、天津、山西、青海、甘肅、云南、四川、江西、貴州、內蒙古、河南、浙江、江蘇、河北。調整之后，從最低工資標準的絕對數上來看，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仍然是上海，分別達到1820元和17元。

從最低工資增長幅度看，2014年最低工資平均漲幅較往年出現下降。人社部透露的數據顯示，去年19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在14.1%。雖然增長幅度達到了兩位數，但14.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據統計，2011年全國24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2%；2012年25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國27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7%。

“最低工資標準是一把‘雙刃劍’，并非調得越高越好，必須把握好度。”長期研究工資問題的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說，最低工資標準如果提高得過慢過少，就會影響低收入勞動者及其贍養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就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如果提高得過快過多，就會給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特別是在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情況下，還會影響就業。事實上，改革進展到今天，這樣的“兩難”問題越來越多。民生改革需要更多辯證思維，要積極而為，也要量力而行。

收入與失業率：結構矛盾，還需苦練內功

最近，北京大學市場與媒介研究中心和國內網站展開調查，并聯合發布了《90后畢業生飯碗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高校畢業生第一份工作起薪平均為2443元/月，高于去年畢業生起薪2119元/月的水平，但許多大學畢業生入不敷出，約四成畢業生仍需“啃老”。2003至2014年，我國GDP從1.64萬億美元，增長到10.17萬億美元，增長6倍多。同時，北京最低工資標準從495元/月漲到1560元/月，增長3倍多；大學生起薪由1550.7元/月增加到2443元/月，只增長了約一半。

地域對比：上海應屆畢業生起薪水平排名第一，為3241元/月；北京排名第二，為3109元/月；深圳排名第三，為2905元/月。除上述城市外，省會城市應屆畢業生起薪南京(2813元/月)、合肥(2717元/月)、杭州(2664元/月)、蘇州(2625元/月)在前十名中。

河南省某國企負責人介紹，雖然不同學歷在工資上仍有差距，但相差不大，新入職的本科生月薪為2800-2900元，碩士畢業生月薪為3000-3100元，但兩者在工作崗位、工作內容等方面并無明顯差異。

楊宜勇指出，產業結構發展不合理導致大學畢業生需求量增長緩慢，加之大學畢業生供給增加，兩者共同作用導致大學畢業生工資增長乏力。下一步，在經濟放慢腳步的同時，更應提質增效，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增加大學生就業門路，改變結構性失業增長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