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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在中國竄犯流變三年之后，中國的抗疫斗爭變得空前復雜化了。現如今的問題已經不是病毒多么危險可怕，而是公權濫用與資本肆虐給社會穩定帶來不可忽視的風險。

幾天來，有關湖南瀏陽市街道干部入室打人的事情被炒得沸沸揚揚。要說這件事本身有多大、多嚴重，倒也不見得。但正所謂殺人可恕、清理難容，幾個大男人，闖進一戶居民家里，當著人家小孩子的面野蠻動手打人，性質極其惡劣，是可忍孰不可忍！網上的視頻錄像廣泛傳播，嚴重觸及了底層社會的心靈，嚴重傷害老百姓的感情，其惡劣社會影響簡直比一個貪腐大老虎都嚴重得多。

同樣沸反盈天的是有關私營核酸檢測公司弄虛作假的問題。網上輿論鋪天蓋地，說有一家法人代表名為張姍姍的私人公司，短時間內在中國以極快的速度膨脹擴張起來，在承擔各地的核酸檢測任務過程中弄虛作假、欺騙政府、百姓和社會，以空前惡劣的手段攫取巨額利潤。于是，人們在猛烈抨擊這家公司的同時，廣泛深入揭露和批判核酸檢測資本化、私有化的罪惡及其安全危險，強烈要求清查核酸檢測資本瘋狂擴張背后的利益鏈，并要求國家全面接管核酸檢測工作，實行國有化。但也有人把輿論引向極端，全面否定核酸檢測的必要性與合法性，認為大規模強制性檢測就是侵犯公民的自由權。

這樣一來，不但核酸檢測這件事的合法性與道義性因受到懷疑而大打折扣，甚至連抗疫事業本身都受到強烈沖擊。

第一種現象不是個例。在瀏陽事件以前，類似的事情已經屢屢發生。譬如北京某社區工作者討論如何收拾該社區居民的對話，什么“他的軟肋其實是他兒子”，商量著如何來收拾人家，怎樣把人家拘留起來；西安城管被爆向商戶收保護費的事件；牡丹江市一服裝店因老板在店內睡覺時沒戴口罩被貼黃牌警告事件；大慶市肇州縣奶茶店事件，等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可謂花樣翻新、琳瑯滿目，這些都是是典型的公權濫用。至于抗疫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更是無孔不入、比比皆是（參閱筆者文章《官僚主義在抗疫中的表演真丑陋》、《抗疫斗爭不是為了保住某人的烏紗帽》）。可以說，在抗疫斗爭中公權濫用的問題相當普遍，尤其是街道、居委會這樣的基層，以及物業、保安、城管這些非正式執法單位，表現得更十分突出。

第二類問題很嚴重。資本無序擴張在中國由來已久，此次新冠疫情又給資本泛濫提供了可乘之機。從道理上講，病毒侵襲的時艱之際，本應該是資本服務人民、服務社會、樹立自身形象的天賜良機，可資本的邏輯完全不是這樣。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私人資本把疫情當做攫取超級利潤的戰略機遇，為此不擇手段、不顧起碼的天理良心，更完全背離當代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政治準則，而赤裸裸地把盤剝榨取利潤發揮到最大化、極端化。

類似的情形不只發生在核酸檢測上，其它還有疫苗研發應用、醫療方艙建設等，資本也都大舉進軍介入，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給人們造成的印象是，在抗疫斗爭中，中國新興私人資本不但再一次狂歡泛濫，而且還空前地荼毒肆虐了一場。

上述這些以利潤為核心追求的私人資本及其相關勢力，在其運作過程中極力拉攏腐蝕公權單位與人員，內外勾結、沆瀣一氣，所謂“一條魚腥了一鍋湯”，所帶來的社會反響就是引起廣大民眾極大的心理反感與思想抗拒。事實證明，無論在哪里，也無論是什么事情，只要讓資本當主導、起支配作用，就一概都要出大亂子，這是基本規律，也是屢試不爽的經驗教訓。

公權濫用和資本肆虐給社會穩定及政治生態帶來巨大的風險，危害甚大。可以開誠布公地說，把局面搞砸的并不是天災，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人禍。正是因為公權濫用與資本肆虐，有人就以此為理由和根據來猛烈抨擊中國的抗疫政策與抗疫斗爭，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是利用民眾這樣的心理情緒來詆毀中國的抗疫成績，妄圖從根本上否定和顛覆中國偉大的抗疫斗爭。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才是抗疫斗爭發生穩定危機與政治問題的內因。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敵對勢力客觀存在，國內國外都是這樣。因為今天的人類仍然是一個區分敵我的世界，即便自己不做這樣的區分，別人也要做這樣的區分。換句話說，即便中國不把別人當敵人，也并不妨礙別人把中國當敵人。事實上，世界上將中國當敵人的國家與勢力很多很強大，他們一直伺機而動，要利用中國的漏洞、空子與暫時的困難，在中國制造出他們所需要的事態。他們一直要在中國借機生事，全民抗疫這么復雜這么艱難的事情又怎能放過，又怎能不讓他們插手、干涉與煽動呢？這對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任何人都完全不必大驚小怪，也不用質疑發問，或者揣著明白裝糊涂。但正所謂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我們必須知所先后主次才行。

中國必須繼續抗擊疫情不動搖，抗疫斗爭還要堅持下去，這樣一個發展中的人口數量規模巨大的社會不能不抗疫，否則將有不堪之重。當然，抗疫也不是一成不變，但變化的只是策略方法，不變的是目標與方向，那就是要贏得這場斗爭的勝利，而不能指望“躺贏”，事實上也沒有什么“躺贏”一說。所謂“躺贏”，要么是愚蠢無知，要么就是無恥的欺騙。

要繼續抗疫去爭取勝利，那就必須嚴肅堅決處理公權濫用和資本肆虐這樣兩個突出的嚴重問題，當然，抗疫斗爭中還有不可忽視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弊端，這些問題也需要認真加以整改克服（參閱筆者文章《抗疫不能走回頭路，更不能奉行不抵抗政策》）。但公權濫用、資本肆虐同抗疫中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完全不同，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是工作作風問題，而公權濫用和資本肆虐是違紀犯法的問題。前者是非對抗性矛盾，后者是對抗性矛盾。對于這等對抗性矛盾，就必須采取最堅決的手段加以懲治。

第一，從維護抗疫大局出發，要堅決打擊私人資本的違法行徑

現在網絡輿情洶洶，人們開列了很多核酸作假案件，也扒出了私人資本利用疫情瘋狂擴張的許多不為人知的黑幕。對此應該本著人民至上的宗旨，嚴查深究，一查到底，絕不姑息，給世人一個清晰明白的交代。

而且，從根本上說，核酸檢測屬于全民防疫抗疫的公益性事業，事關人民生命和國家安全，本身就不應該交給所謂的第三方機構，讓疫情成為資本牟利的工具。國家應該下決心全面接管核酸檢測工作，由公立醫院和國家專門機構承擔此項任務。

第二，從維護政治公信力出發，要嚴厲處置公權濫用的違規違紀行為

一直以來都有兩種十分不好的傾向，一是在發生官民對立的時候，有關部門含糊其辭，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關文告充斥官方辭令，立場與傾向云山霧罩，表演得十分丑陋；二是動輒就拿什么臨時工來搪塞，好像只要是臨時工干了壞事，就同政府部門無關似的，表現得十分拙劣。應該說，基層公權濫用問題長期以來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更沒有得到有效的整肅，這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古往今來，吏、役之敗從來都是政治敗壞的根與始，不解決基層吏役之治，不管多么好的大政方針都將被搞壞、搞砸，這是一條深刻的歷史經驗。對于主要發生在基層的吏役之壞，光有教育說服不行，還必須遂行霹靂手段，須嚴懲不貸、狠下殺手，切不能因事小而姑息、高舉輕放。只有大面積懲治一批“害群之馬”，由這些人所敗壞的政治公信力才能得到迅速有效的恢復，抗疫斗爭尤其如此。這是繼續掌握抗疫斗爭主導權的關鍵一手。

第三，從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出發，要把基層政治建設作為一個緊迫而長期的戰略性任務來對待

“政治”一詞說起來高大上，其實真正的政治在基層，核心是民心問題。而民心的得與失，很大程度上系于那些在社區里巷與村頭鄉間穿各種制服的人，他們怎樣同老百姓打交道，直接關乎政治生態的優劣好壞。我們當然不能一棍子打死，或者一桿子打翻一船人，把基層講得一團漆黑、一塌糊涂。客觀全面地看，在這些年舉國抗疫的戰場上，我們基層一線工作隊伍總體上是好的，是非常辛苦的，許多同志為保護人民的安全、保衛共和國的平安，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有許許多多可歌可泣、可載史冊的故事，不應該被人民忘記。那種過河拆橋、不講良心的話，不是中國人的共識和美德，而只是某些人別有用心的挑唆。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由于多年市場化的環境，基層用工勞務化，思想政治教育淡薄甚至缺失，在某些地方某些單位某些人身上，“為人民服務”早已被“為錢服務”所取代，“給錢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敢干”，使得基層隊伍魚龍混雜，老百姓反映的“基層流氓化、流氓合法化”現象確實觸目驚心，已經到了亟需全面從嚴治理的時候。因此，加強基層政治建設應該成為一個緊迫而長期的戰略性任務。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好壞，抗擊疫情是一場空前浩大的全民斗爭，這場斗爭已經持續了較長時間，期間出現這樣那樣問題在所難免。盡管種種弊端確實給抗疫斗爭抹黑添堵，但中國抗疫的成績與輝煌不能否定，也不容否定。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必將排除一切困難與破壞，奪取抗疫斗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勝利。對此，我們應當樹立毫不動搖的堅定信心。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