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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兩會仍在有序進行中。由于中央深改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穆虹在政協聯組會上披露國務院已組建國企改革領導小組的信息，且政府工作報告將推進國企混改列為今年國企改革重頭戲，如何推進混改再度成為兩會會內會外被關注的焦點話題。

　　筆者一直在按自己的方式和渠道關注混改，私以為，與穆虹發聲前后腳公布的中石化首宗混改案例，已在很大程度上提前回答了社會輿論對混改的擔心和焦慮。

　　3月6日晚間，中石化向資本市場發布公告宣布，其經由首輪混改新組建的“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銷售公司”），已順利完成去年9月簽署的增資協議，25家合規投資者已向“銷售公司”繳納購股資金1050.44億元人民幣。
　　由于其中有家認購企業在資金籌措環節掉了“鏈子”（也許是為顧及“掉鏈”企業面子，中石化沒有公布究竟是哪家認購企業未足額繳納購股價款。從之前公布的名單來看，超過20.5億元增資的機構有17家，其中民營的復星控股為排名第17家的民企，原簽約認購價款為21.53億元），實際到賬增資額比計劃減少了20.5億元人民幣，致使增資完成率離百分之百尚缺了1.9個百分點。盡管存此“小缺憾”，可此次千億元增資操作之順利、高效，依然令關注央企首宗混改試點的國內外輿論大出所料。
　　據公開信源，此增資方案（大單）已趕在去年底前“經由國家發改委與商務部批準”。這段有點“含蓄”的表述，很可能意味著增資工作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就已提前搞定。中石化之所以選擇在中央深改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穆虹宣布國務院已成立國企改革領導小組（3月7日）前一天發布公告，很可能并非巧合，而是受命要為業已形成的“混改大氛圍”再燒一把火。
　　油品銷售業務原屬中石化贏利能力及現金流皆十分穩定的“直屬業務板塊”。之所以將其從中石化集團公司剝離出來，單獨組建具有獨立法人資質的“銷售公司”，既向市場暗示了央企混改的價值取向，亦昭示央企混改的操作套路。千億社會資本進入后，占“銷售公司”總股本的29.9%，由此倒推，原中石化油品業務板塊的總資產折（溢）價已超過2000余億元人民幣，國資在“銷售公司”依然處于絕對控股地位（國有股占比超過70%）。
　　鑒于新增的千億元資本將主要利用“銷售公司”現有3萬余家加油站和2.4萬余家站內便利店作平臺，用來拓展非油品銷售新業務，此宗混改無疑于一宗碩大的“空手套白狼”式的直接融資。萬一所規劃的一系列新業務拓展不夠順暢，甚至最壞情形下千億元社會增資被“燒光”，“銷售公司”原有的油品業務依然可以“屹立不倒”。反之，如果新業務開拓順利，無疑于進一步拓展了中石化的業務范圍，平添中石化的贏利能力，使中石化由油品業務銷售商向市場綜合服務商轉身。
　　可以肯定的是，中石化對“銷售公司”之“野心”，決不會僅僅滿足于新增千億元社會資本，在IPO注冊備案制今年下半年有望正式實施的前置條件下，中石化的更大“野心”，肯定是爭取讓“銷售公司”整體上市，以“圈”獲更巨量的社會資本用于新業務開拓和發展。毋庸諱言的是，拿出油品業務混改只是手段，使“銷售公司”國有控股資產整體證券化才是下一個更大目標。中石化首宗混改如此，面上的國企混改目標何嘗不是如此？

　　如果筆者的判斷成立，就中石化混改案例，至少有如下幾條值得全社會、尤其是擔心混改會造成國有資產再度流失，甚至把此輪混改與變相私有化相混淆的網友們細細品味：

　　第一，國企“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混改”的奇談怪論已不攻自破。從中央混改決定公布后，國企“不得不通過混改維持生計”說就甚囂塵上。迄今，于那些對國企總體現狀尤其是中國入世后這十數年國企十分“爭氣”現狀缺乏基本了解的國人（各年齡段皆有），這種奇談怪論仍具有相當的迷惑性。然而，自中石化發布混改公告起，參與油品業務混改的消息卻令國內外投資者趨之若鶩，以至于中石化不得不按市場規矩進行前后三輪篩選。
　　第一輪資質審查篩選掉約一半投資者。第二輪非約束性競價（擬投資者若毀約，雙方皆無須承擔法律責任和毀約經濟損失）選出37家入圍投資者。第三輪通過約束性競價（擬投資者除反悔要承擔法律責任和相應的毀約賠償外，還須秉持每股購買報價高者才能最終勝出的競價規矩）才最終鎖定25家企業法人和財團投資法人。這足以說明，中石化“銷售公司”的股本“很金貴”，是溢價競賣，出價高者得，是搶購，并非腰包鼓者就可入圍——也并非有錢即可“任性”，決非某些人臆想中的按“白菜價”甩賣。一言以蔽之，中石化代表國家始終牢牢掌控了整個混改過程挑挑撿撿的主導權。由是，那些斷言中石化首宗混改必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人，明顯先入為主了。

　　第二，“混改”誰改誰的爭議在事實面前是何等的不著邊際。“銷售公司”董事會由11名董事組成，其中占股70.1%的中石化只派4名董事，占股29.9%的社會投資者卻擁有3名董事。中石化在董事比例上如此“開明”，正好從不同層面映照出中石化對“銷售公司”控股權的絕對自信。筆者依據事實所得出的“絕對自信”，決非僅僅是指中石化的“自信”，務必還要看到其背后是國家對推進“混改”的高度自信。有意參與混改的民企中誰若還不信，就是“不講政治”，甚至是“無視政治”。而民企若無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關于“混改”的明確“政治表述”，參與“混改”時注定帶有盲目性。

　　第三，股權結構安排確保了國家繼續牢牢掌控對國有資產的實際控股權。請看：在“銷售公司”引進的25家社會投資者中，全部11家民企的入股總金額是382.9億元人民幣，相當于全部增資額的1/3稍強。這等于說，在“銷售公司”董事會中，11家民企可推薦的“聯合董事”至多只有1個名額。這意味著，日后即使382.9億元民企股本金全部通過轉讓“集中”到個別民企名下（若公司章程允許的話），其依然只能充當公司經營的參與者而非拍板者。而提前對股權所有者作此“結構性安排”，很可能是面上“混改”推開后的一種“普遍性安排”。

　　第四，“銷售公司”中“惠及民生的投資者”雖只占到4家，但投資金額高達320億元人民幣，占比高達29.9%（逼近千億元社會總資本的1/3）。這恰恰體現了“混改”的另一個政治取向，即利于民生改善。
　　那么，誰是“惠及民生的投資者”？公告并未明示，但肯定是諸如社保基金之類的代表百姓和國家利益的社會法人。不管“銷售公司”日后如何運作，在需要董事會投票時，這類代表百姓和國家利益的社會法人，將毫無懸念與代表國家的中石化站在一起。尤其是在習大大反復重申并重塑政治原則、政治立場和政治規矩的“新常態”之下，這類社會法人斷不敢再陽奉陰違。

　　第五，社會資本包括民企對中石化首宗混改持爭先恐后狀態，昭示出能明事理、察國情、順大勢的民企已不在少數；說明全社會積存的、此前困于缺乏好的投資渠道的民營資本的確數量可觀；印證著經歷了多輪改革的今日中國國企，在資本市場上的話語權、市場地位和市場號召力皆今非昔比。何為隱藏在混改背后且支撐混改有序進行的“大勢”？這就是國有資本通過混改“招安”和“收編”市場剩余民資為國家所用，在國資統領下，從容編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經濟統一戰線”。

　　可以提前想定，一旦混改在中央和各級地方國企全面推開，不可避免會出現國資直接或變相流失的個案。但值得慶幸抑或說人們可以淡定的是，此次混改與此前歷次混改最大的不同有四：

　　一是混改與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國企“關停并轉”和“抓大放小”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市場背景全然不同。那年月，國企改革甩包袱是為了輕裝前進，不得不支付國資流失和員工下崗慘痛代價；這一回，則是主動出擊，搶占進一步做大做強國企的時代制高點。

　　二是這一次混改，有新世紀前十年國有銀行、通信、電力、鋼鐵、軍工、重要裝備制造業重組上市總體相當成功的寶貴經驗可依。

　　三是這次混改看似由國務院操盤，但背后由中央深改組統領，深改組則由習大大親自擔綱的體制加政治定力之保障，以往十數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困惑局面，已有相當程度的改觀并仍將持續改觀，有人想通過混改渾水摸魚，空間已大為壓縮。由是，筆者作一并非盲目樂觀的預估，這輪混改雖不敢說將獲空前成功，至少會比新世紀初年的第二輪混改更有成效。這一預估結論有望在2020年前得到驗證。

　　有鑒于此，提請民企務必想清楚，參與此輪“混改”，一定要自我抑制各種不切實際的“想入非非”。更不該被各種似是而非的“雜音”作左右。若決定參與，務必抱定與國有經濟同舟共濟之決心。

　　（作者是《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