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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語：年年歲歲，送舊迎新。201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5周年。黨和人民依然深切緬懷自己的領袖，然而“非毛反毛”的政治丑類尚未得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清算，故將兩年前撰寫的聲討李銳檄文，略作微改，重新發表，這既是鞭撻黨內蠹蟲如李銳之流，也是為了捍衛黨的旗幟毛澤東。）

李銳何許人？此叟原來曾擔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是黨內高干中一位反毛澤東干將。他的出名，按他自己在文中所吹噓“國內外都有人研究他”，無疑是與他在黨內“非毛”、“反毛”且身居高位的博眼球有很大關系。看來，丑類出名也不難，挑戰公理，向偉人潑墨，倒是一條捷徑。當然，能象李銳那樣一邊享受著毛澤東那代人打下的江山紅利，受用著遠比毛澤東“有紅燒肉吃足矣”不知高幾倍的待遇，卻一邊詛咒創黨建軍立國領袖毛澤東的能有幾人？偉人離世已四十二年，再不能開口說話，我等后人實在看不下去，故管你李銳什么資格老不老，叟齡長不長，也要出來為毛澤東說幾句公道話。開篇之前，先請潑污罵祖的政治小丑記住《克雷諾夫寓言》中的一句銘語：

【“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但雞永遠飛不到象鷹那樣高”。】

（一）

被李銳自稱是其“精神家園”的“炎H春Q”（此刊現已被徹底整頓改組，扭轉了辦刊政治方向），2016年第4期刊登了一篇掛名李銳，但不知是其本人撰寫還是找人“捉刀”的“百年回首”，初始以為寫的是黨國大事，一看原來又是篇褒己惡人污黨的簡要自傳。李銳從其父輩“光榮史”說起，后又大談自己的“革命史”、“功勞史”、“蒙難史”，在文章最后收筆之處，反毛澤東的畫龍點睛之作終于“匕首見”了。估計是囿于當下正氣上升的大勢，李銳惡寫了幾句詆毀偉人、不倫不類的“歪詩”，卻隱去了毛澤東之名。但一看內容，誰都知道是劍指毛澤東，其良苦用心，卑劣手法，不由人義憤填膺。在其詩旁，我也順手謅了兩句“反毛初心不改，文末終見其心”。如何解析李“詩”，且看下回分解。

李銳在自褒文中，先大談一番其先父與國民黨元老誰誰誰是好友，與共產黨元老某某人又是好友，拉名人添彩頭，涂油脂顯光亮，目的無非是要突出自己血統高貴，以便為其后的“非毛、黑毛”作鋪墊而不被譴責和追究。李銳一開篇就吹噓自己有80年黨齡、紅軍輩分的老資格，莫非要眾人對其肅然起敬、洗耳恭聽？說實在的，卑人年齡、黨齡不及你長，但是共產黨人、中國公民的血性倒多少還有一點。在我眼中，什么忽悠大眾的“專家權威”、掛羊頭賣狗肉的“公知大V”、包括象你這樣位居廟堂的“砍旗”高官，均一錢不值，不屑不齒。共產黨人信真理，服真理，不看你什么來頭，頂何種光環，尤其鄙視那些混跡于黨內“吃奶罵娘”、“吃飯砸鍋”、背叛信仰、晚節不保的卑劣政治小人。

李銳的文章從初始就大談“憲政”，甚至罔顧歷史，杜撰出一個所謂“那個時候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追求是相同的，都要在中國實行憲政，實現民主”，文章最后又自稱：“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看來李銳和那些右派公知一樣，也是個“憲政迷”。然而你雖活百歲，但就政治和歷史而言，卻是十分的無知可笑。

其一，中共從建黨之日起，信奉馬克思主義，以共產主義為旗幟，為工農勞苦大眾翻身解放而奮斗，何來與國民黨“追求是相同的”？

其二，“憲政”和“民主”一樣，本身是個中性概念，但其內涵卻大大不同，是資本的“憲政”、“民主”？還是人民為本、人民作主的國體、政體？本質完全不同。那些崇洋媚外、唯美歐馬首是瞻的右翼“帶路黨”、“推墻派”，幾番數次喋喋不休，要在中國實行西方的“憲政主義”，以為這才是“普世價值”、“上帝保佑”。卻不知美歐的“憲政”，是有其特定的階級內涵、政治內涵，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乃南轅北轍，內核相異。以我昏昏，卻想使人昭昭，或是本意就想販賣西方私貨，顛覆中國發展之路，人未可知。然而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絲毫不提“憲政”概念，闡述的是中國特色的法治理念，徹底打碎了右派公知們的“憲政”美夢，豈不悲乎？

其三，中國歷史上并非沒有所謂的“憲政”實踐，但其結果卻是以失敗告終。1911年辛亥革命后，也曾“憲政立國”，甚至超越西方“三權分立”，搞了“五權分立”，然而國家與人民的境遇如何？在中國大地上，西方的租界、外國洋大人，依然享受著特殊的“治外法權”，十一個國家的外軍大兵依然駐扎在我國領土上；軍閥割據、連年混戰，人民哀鴻遍野、家破人亡。回看外部世界，二戰前的德意日法西斯，哪一個不是通過“憲政”、“民主”走上獨裁統治、侵略擴張的道路？再看今日海峽對岸，臺灣不也實行了西方“憲政”、“民主”？如今卻政黨惡斗、經濟慘淡、民怨載道、前景堪憂。

2016年我去臺灣，回大陸時一計程車司機送我去機場，他說十多年前到過大陸，感覺大陸比臺灣落后十五年，前兩年又去一次，感到臺灣反而比大陸落后十五年，這是生活在臺灣“憲政”、“民主”體制下一個普通百姓的心聲。即使被一些人頂禮膜拜、懷有原教旨主義情結的“美國民主”，不也爆發了“華爾街運動”和“民主之春”？突顯了99%民眾與1%豪富們的階級矛盾和階級對立，揭示出美國制度“金錢政治”的本質？從1828年美國總統安德魯·杰克遜確立起政治分贓制以后，金權結合已成為“美國民主”的一種社會生態。

據瑞典某些專家學者研究得出的結論，1%富豪擁有的財產甚至已超過了99%群體財富的總和。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在他“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追蹤西方列強國家的歷史軌跡，以翔實的數據，向世人透析了當今世界資本與勞動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不是縮小而是更加擴大化了，引發國際輿論的轟動；再將中國道路與實行西方“憲政”，并被西方譽為“民主櫥窗”和“樣板”的印度、菲律賓比，誰優誰劣？一目了然。甚至連美歐日等西方列強，都被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所震撼乃至焦慮不安；而那些被美國西方“民主”、“憲政”改造著的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也門等中東阿拉伯諸國，更是炮火連天、內亂不斷、兵禍連結、家破人亡，僅敘利亞逃亡難民就高達480萬。

綜上所述，奉勸李銳之流再也不要癡迷什么美國西方的“憲政夢”了，老老實實回到人民的“中國夢”上來，才是唯一的理念正道。

（二）

李銳在其文末，自稱想出了兩首詩，實錄如下：

【“‘雙百’方針剛起頭，忽然反右乃‘陽謀’。自夸無法無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

“階級斗爭狠狠抓，秦皇馬列管中華。個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國家”。】

這些詩句雖未指名道姓，然而矛頭對誰，不但中國人心知肚明，外國人也能看懂，簡析如下：

其一關于反右。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需要回答兩個問題。

一是究竟有無“右派”？回答是肯定的。我們黨從來沒有全盤否定過當年的反右。當時社會上確實存在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小平同志時任黨的總書記，在一線主持黨的日常工作。在80年代，晚年的他仍然堅持“確有右派”的觀點。不擊退右派進攻，勢必造成黨和國家思想上、政治上的嚴重混亂；近日看到有人披露，1957年反右時被定為右派的茅于軾，80年代后公然叫囂，當年定他右派沒有錯，他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公開向黨和人民、向社會主義叫板。此案例清楚表明，不但1957年有右派，在今天乃至今后仍將會有堅持搞資本主義的右派存在。

二是反右錯在哪里？錯在犯了擴大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原來估計右派15萬左右，結果劃了55萬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98%以上的錯劃右派予以了改正。回顧這段歷史，一方面要看到當年中國確實存在要不要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斗爭，另一方面黨對階級斗爭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判斷，造成許多個人和家庭的悲劇，給黨和國家事業帶來重大損失。時至今日，我們既要記取反右的深刻歷史教訓，防止再犯左的擴大化錯誤；同時又要充分看到，在改革開放與世界交融的過程中，國內外依然存在著要不要堅持共產黨領導、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較量和政治博弈。

在互聯網時代，一些黨內外右派公知、網絡大V以及民運分子、敵對勢力屢屢興風作浪，挑戰黨和國家的政治底線，企圖顛覆和改變中國道路，極個別貨真價實的“老右派”，如今依舊上躥下跳，十分活躍，肆無忌憚地反對黨和社會主義，對此，黨和人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

其二關于文革。中央已在《關于建國后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了闡述。2016年恰逢文革發動五十周年，也是文革結束四十周年，不同視角解讀文革，一時成為輿論焦點。文革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是社會主義實踐探索中的一次重大挫折，付出了沉重代價，作為政治運動的文革，理應否定。

盡管如此，在文革十年期間，中國繼續打下和奠定了工農業發展體系的堅實物質基礎；“星”、“彈”發射爆炸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核大國，有了自己的核盾牌；1974年的西沙之戰，更是毛澤東生前決策的最后一仗。小艇打大艦，取得1840年以來，首次對外海戰完勝，收復西沙被外敵控占的島礁，使中國在南海有了牢固的立足之地；毛澤東還確立了三個世界的戰略理論，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聯合國大會上首次響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音。

總之，文革的發生有其客觀、難以避免的原因和歷史局限性，也有其主觀錯誤、國內外形勢研判失誤、體制制度上的缺失等綜合因素。因此，僅僅把文革的錯誤簡單歸咎于某個人，是膚淺表象的，也是不實事求是，不科學的，違反了從具體歷史條件出發分析具體事物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而那種借反思、批判文革，意欲全盤否定中國道路，砍倒毛澤東旗幟，質疑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企圖則更是包藏著不可告人的險惡禍心。

其三，關于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并不是馬克思的發明，早在馬恩之前，很多資產階級學者、歷史學家就發現并闡述了階級斗爭的現象及理論，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就在于科學地論證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發展趨勢。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國道路”以及世界上多國爆發革命，誕生社會主義國家的史實，充分印證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預言。甚至美國總統的大選，民主黨競選人桑德斯也自我標榜是“社會主義者”，大談其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愿景。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本國歷史和國情，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本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所謂“民主專政”，它包含了“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和“對敵人實行專政”的雙重內涵。我們的黨章黨綱和中國憲法，對此都作了明確的定位和表述。過去在階級斗爭、包括文革“全面專政”理論上所犯的錯誤，在于不適當甚至過于極端地強調了“斗爭”和“專政”，使黨和人民、國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傷害。究其原因，既有歷史上我黨經歷的殘酷國內外戰爭、白色恐怖、你死我活階級斗爭的思維記憶和習慣使然，也有國際風云變幻，帝國主義對我封鎖包圍、“和平演變”、政權顛覆的威脅，還有我黨對尖銳復雜形勢的分析判斷主觀失誤，總之是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

回顧新中國發展史，黨和國家就是在正確與錯誤、經驗與教訓、成功與失敗、輝煌與低谷的交織過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和勝利。當下我們既不能重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也不能走向全盤否定階級斗爭的另一個極端。至于近兩年來，有些人一聽說“階級斗爭”、“人民民主專政”就跳腳罵娘的神經過敏，則更是不科學、不理性的了。

事實上放眼國內外，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是一種客觀存在，正視也好，回避也好，現實就擺在那里，利益博弈、思想交鋒、戰略攻防、誰勝誰負的道路之爭、制度之爭、理論之爭、話語權之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過去如此、現在如此，今后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也將如此，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然而在中國，有一條底線必須遵守，即黨章黨綱、中國憲法所明確規定的，我國是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一切“破線出界”的言行都是錯誤的，其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無疑要受到黨紀國法的追究。

其四，關于毛澤東。李銳“歪詩”的要害在于“砍旗毀毛”。文革結束以來，李銳“非毛反毛”的言論連續不斷、一以貫之，幾乎接近“偏執狂”的地步。在“百年回首”文章中發表的“詩作”，更是打著所謂英語詞義相同幌子，把毛澤東比喻為“邪教治國”，“砍旗毀毛”之張狂似乎達到了一個頂點。“邪教”這一概念，國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法輪功”。那些逃亡國外、冥頑不化的“法輪功”分子，在西方敵對勢力、美國中情局的庇護下，已成為一支融“邪教”與“反共”為一體的政治別動隊。這樣一個被人當作工具利用的邪惡團體，反誣共產黨為“邪教組織”。

李銳把世人用于“法輪功”的專屬語言挪用到毛澤東身上，可見其用心之陰險與歹毒，暴露其對毛澤東的仇恨之深。李銳視毛澤東為“邪教”治國的教主，“法輪功”視共產黨為“邪教組織”，二者同流合污、沆瀣一氣，從中人民即可看到，一個身居要職、位列中共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的高官，在政治上究竟墮落沉淪到何種卑鄙無恥的地步？！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毛澤東一生創黨建軍、立國強國，他生也為民，死也為民，無私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他在戰爭年代提出的“為人民服務”，至今仍是全黨和各級政府公務員所要遵循的座右銘；他一生清廉儉樸，生前曾說，“誰搞腐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腐敗，人民割我的腦袋”；他沒有給子孫后代留下錢財，卻為中華民族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遺產；毛澤東也犯過錯，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甚至在他發動文革的時候，他還堅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為了黨不變質、國不變色、人民不遭二遍苦。

毛澤東無疑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即使在他風燭殘年的夕陽余暉中，依然吟唱“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的”的國際悲歌，堅信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告誡全黨要搞馬列主義，要團結，要光明正大，終其一生信仰彌堅，不改“糞土當年萬戶侯”之初心。而你李銳算什么東西？看到太陽中的斑點，天才偉人的缺失就手舞足蹈，放蕩無形，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你和英雄偉人相比，毛澤東如同偉岸的高山巔峰，你不過是其腳下的一坯黃土，毛澤東一生面世的詩詞不過三、四十首，卻字字句句經典珠璣，而你自我吹噓的幾百首爛詩，上千萬文字，以我推斷，多半是些浪費讀者時間的人間垃圾。

（三）

李銳在文中，還兩次在敘事中借題發揮，揶揄嘰諷中共并為自己貼金：“黨犯錯誤，我不能跟著犯錯誤”，又說“黨性與人性發生矛盾，我服從人性”，似要突顯中共哪有我李銳英明、正確、偉大，并在其粉飾自己人生軌跡時，大談過五關斬六將，少有自省和檢討誠意，甚至惡言污語攻訐老同志“不要老狗擋道”，點名歷數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正英的所謂“劣政”，直至詆毀黨的領袖毛澤東。

其所謂“黨性與人性發生矛盾，我服從人性”一說，又把自己打扮成“高大上”。請問，黨性和人性是截然對立的嗎？共產黨就不講人性嗎？革命先烈在屠刀下，刑場上，面對敵人用兒女親情恐嚇脅迫、誓不投降變節是不懂人性嗎？毛澤東一家為國為民犧牲了六位親人，難道是他不懂人性嗎？莫非背棄理想信仰、當叛徒走狗才是遵從你所謂的“人性道義”嗎？你的所謂“人性”屢屢以穢惡之言抹黑早已去世的偉人毛澤東，污辱咒罵輩分年齡均比你尊長的老人，哪還有半點中國傳統“尊老”、“敬老”的“人倫德行”？說實在的，卑人缺乏“諸葛亮罵死王朗”之水平能耐，不然，也定會將那些置黨于對立面為自己擺顯；污名建黨領袖為自己泄私憤、博眼球；對他人、老人穢言惡語的不肖之徒罵個狗血噴頭，氣死不仁不義、無良無德的老朽“黨蠹”、國賊“王朗”。

李銳在文中還借新中國建立之初，周總理從安全考慮，安排黨中央、毛主席進駐中南海一事大做文章，借別人之口說“這不是太平天國嗎”？“干掉一個皇帝又出一個皇帝”，公然把共產黨比喻為又一代封建王朝，毛澤東是又一個獨裁皇帝，根本抹煞了共產黨與封建王朝的本質區別。李銳又說，文革期間“還不敢反思馬克思主義”，言外之意現在我敢了，不但要反思“馬列”，還敢“砍旗毀毛”。李銳還說道，“其實在西方馬克思只是一個學者，他的理論只是一個哲學流派”，話外之音沒必要把馬克思抬那么高。李某人的話只說對一半，卻還不全對。

馬克思終身從事理論研究，他的思想學說在其生前死后，早已成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精神武器，傳至中國更成為共產黨人的信仰火炬和精神高地，過去、現在、未來都將是引領中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行動指南。到2016年馬克思去世已133年，但他創立的主義依然是全世界勞動者掙脫鎖鏈、贏得解放的燈塔和“圣經”，許多次民調都反映出馬克思的思想至今仍對人類社會發展影響至偉。且馬克思主義是由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版塊組成，而在所謂有80年黨齡的李銳“反思”中，卻似乎連馬克思的ABC都不懂，將其改造世界的偉大思想和精神力量，降格為僅僅是一個“哲學流派”而已。看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到貶低再到否定，也只有一步之遙了。

平心而論，李銳在參加革命和新中國建立以后，想必也為黨和國家做了一些有益之事，然而，保持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堅守信仰，矢志馬列，“不墜青云之志”才令世人和后人尊崇。但李銳卻不，僅從我的記憶印象和其這篇自傳短文中，他與中國共產黨的立黨宗旨、與共產主義的信仰追求已漸行漸遠。晚節不保，背叛信仰的歷史案例有的是。君不見汪精衛早年投身革命成為風云人物，后來卻淪為日寇卵翼下的漢奸賣國賊；李登輝早年也曾加入過共產黨，如今卻成了媚日、“臺獨”教父的巖里政男；當年受我黨派遣去臺灣擔任省委書記的蔡孝乾，也是根正苗紅、歷經長征、比李銳更有資格的老紅軍，卻叛黨投敵出賣同志，導致我臺灣地下黨被一網打盡。故歷來棄暗投明的有之，從正道走向反面，遺臭歷史的人物也有之。晚節不忠者，不足為訓也。李銳雖然還未蓋棺論定，但從其種種非毛、反毛、毀毛的劣跡來看，能否迷途知返，抑或一意孤行，在政治上墮落為共產黨的叛臣逆子尚未可知，作為后人，我衷心期望李銳“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李銳在文中還談到，《炎H春Q》1991年創刊，其受邀擔任編委，從2006年起擔任顧問，不久前有人勸其不要再當這個顧問，被“我堅決拒絕了”，還聲稱“我擔任顧問就是要發揮余熱”。李銳如此癡迷于為《炎H春Q》效力，究竟何因？人們又要問，此刊物何來如此魔力，竟讓百歲李銳入邪途而不知返？

在此我談點己見。我退休以后，訂閱了《炎H春Q》，不料看了幾期，發現這竟是一本有嚴重政治錯誤，辦刊思想背離主流價值導向，渙散黨心民心，傳播負能量的期刊，所刊登文章充斥著大量抹黑、污化、詆毀、否定共產黨、毛澤東、社會主義和黨史國史的內容。某種程度上，該刊已成為國內右翼勢力同氣相求、精神互撐、向黨和國家發難的平臺，也是右派陣營招兵買馬、聚集能量，與社會主義主流價值博弈較量的一面旗幟。

該刊何以如此囂張？一看“顧問”、“編委會”名單終于明白，在有60多位龐大陣容的“顧問”、“編委”中，有相當數量的是重量級人物。如曾擔任黨總書記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早年參加革命的省部級離退休黨政高官、知識界的名人大V、部分紅二代等等。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拉大旗，作虎皮”，掛上這些人大名，其重要作用就是找靠山、撐保護傘，如同社會上的黑惡勢力，總要在黨政軍警內部尋求保護傘的道理類同。由此，人們可以理解，要責令該刊糾偏轉向或停刊問責，難度何其之大，蓋因投鼠忌器也。

《炎H春Q》有一個突出特征:打著學術爭鳴、史海鉤沉、言論自由、春秋筆書的招牌幌子，而包藏夾帶的觀點私貨卻往往有著鮮明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換言之，此刊的底色基調是以挖掘渲染黨和國家的陰暗面、負面“史實”為主旨，公然違背中央反復強調以正面宣傳為主、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與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唱反調。

該刊的另一特點是：很多文章或口述的“史實”，采取的手法或表現形式往往是：斷章取義、隨意裁剪；偷梁換柱、移花接木；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夸大事實；甚至不惜無中生有、編造謊言、混淆視聽。為了達到某種政治意圖不惜使用卑劣手段，客觀公正的學術風范蕩然無存。

本人曾于2014年針對《炎H春Q》誣陷列寧是“德國間諜”一文，寫過“為列寧同志正名”寄文該刊，結果石沉大海、毫無音訊；同年針對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歪曲、否定中共中央肯定的浙江“楓橋經驗”（2013年中央專此召開紀念“楓橋經驗”誕生五十周年大會，習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撰寫了“‘楓橋經驗’兩種根本不同的解讀”寄往該刊，也如泥牛入海、有去無回；2015年，針對該刊編委、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以及該刊顧問江平（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郭道暉（現任北大博導，最高檢咨詢委員）等人就中國法治建設的錯誤言論提出質疑辯駁，分別撰寫了“也談法治建設”、“關于‘五人談’之我見”等文，又在第一時間寄往《炎H春Q》，但如我所料，又與前兩稿命運一樣，不理不睬。前稿標題后改為“‘82憲法’序言不容否定”，去年發表于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期刊上（2015年第9期），類似我的文稿被拒，其他學者也多有同樣遭遇。

綜上所述，《炎H春Q》實質上是一本具有濃厚政治意蘊和導向錯誤的刊物，辦刊用稿具有非常鮮明的政治反對派立場和傾向性選擇，就同樣的“現實”和“史實”題材，只允許一面倒的右翼觀點發表，非我族類，概拒門外。什么“學術爭論”、“言論自由”、“客觀公允”，全是忽悠世人，沽名釣譽的欺人之談，所謂的“百家爭鳴”等說辭，掩蓋的卻是“推墻”禍心的辦刊真諦。（注：從2016年9月起，該刊編輯班子改組，辦刊導向撥亂反正）

（四）

李銳是中共黨內攻擊抹黑、詆毀毛澤東的一個典型人物，“李銳現象”應引起什么樣的深刻反思？涉及到全黨思想意志的統一，以及黨的步調能否團結一致、共同奮斗？對于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領導人民實現“中國夢”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鑒于他曾參與黨內高層的某些歷史事件，又曾是身居要職的高官，因此，他對重大歷史事件從個人好惡的情感立場出發，品頭論足，說三道四，他所說的一些有違事實，不負責任，誣蔑詆毀毛澤東的錯誤言論，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背離黨的有關決議精神，在黨內外、國內外所造成的影響是極為惡劣和難以挽回的，對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其破壞性也是十分大的，遠不是畢福劍、任志強、賀衛方之流所能比及的。

對李銳之流“砍旗毀毛”，造成對黨的殺傷力、危害性務必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秉持黨紀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對李銳政治上的嚴重違紀，中紀委應該立案審查，以事實、黨紀為依據，對李銳作出嚴肅處理（近悉“廬山會議”彭德懷等被錯誤定為“反黨集團”，李銳在其中起了非常惡劣的誣告陷害作用，也應一并予以查清）。

李銳攻擊抹黑的主要對象是毛澤東同志，李銳反對、貶損毛澤東，與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致的。毛澤東是我們黨的創黨領袖，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旗幟和精神支柱，詆毀、褻瀆、砍掉毛澤東這面旗幟意味著什么？對我們黨將帶來什么樣的災難性后果？每個黨人都不難明白其中道理。毛澤東無私奉獻的一生，已讓他與黨和國家，與人民利益如血水、乳水一般融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分離。從共產黨內部反對、污化、抹黑毛澤東，恰恰起到了國內外敵對勢力難以或無法起到的破壞作用。如李銳頑固堅持錯誤不改，鄭重建議中央將其開除出黨。

共產黨員都應懂得一個道理，反對和否定毛澤東，就是反對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反對和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就是與全黨和全中國13億人民、與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為敵。“十月革命”的成果被毀，并非始于1991年的紅旗飄落，從思想根源上追溯，源于上世紀五十年代，赫魯曉夫作了一個全盤否定、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而當堅決反共反斯大林、著作《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仁尼琴從國外流亡重回俄羅斯時，看到的卻是蘇聯瓦解后一片破敗、凄涼、蕭條的景象，深感震驚。他臨死前懺悔“是我害了俄羅斯母親，是斯大林使俄羅斯強盛迅跑”，這多少還算有一點人類良知。

如今，當俄羅斯人民反思歷史，民調“誰是最偉大的俄羅斯人”時，斯大林始終高票當選，名列前茅。前不久，俄國列瓦達獨立調查中心作了一次民調，有56%的受訪民眾對蘇聯解體感到遺憾，有58%的人希望蘇聯和社會主義制度重新歸來，但其中又有44%的人感覺不現實。人往往有一種情結，擁有時并不感到珍惜，失去時才深感寶貴。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我們并不都認可，但社會主義在各國都是一個實踐、探索、改革、發展的過程，因歷史和國情不同，各國在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時，其具體制度、發展模式也各不相同，這是另一個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論課題。而蘇聯的前車之轍，不可不為后人所深思反省。

針對“李銳現象”黨何以因應？古人說，“上梁不正下梁歪”。當前全黨正在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及監督“條例”，不嚴肅處理“李銳現象”，何以膺服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何以落實習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論述？何以把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立起來？

解決“李銳現象”必須雙管齊下。

一是不回避矛盾，從積極的思想交鋒入手，對照黨章黨綱說事論理，以馬克思主義、黨性原則對錯誤思潮、立場、觀點展開認真而非敷衍的批評論戰。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真理只有在論辯中才能明晰確立起來，在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我們決不能“和稀泥”，當“老好人”，做“東郭先生”或臨陣退縮的逃兵。捍衛黨的思想燈塔，捍衛共產主義信仰，捍衛毛澤東旗幟是全體共產黨人，尤其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思想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政治職責。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們鐵腕懲治了經濟上貪腐和濫權的一大批高官，同樣，在政治上我們也必須動真碰硬，嚴肅處理那些破規矩、撞底線，在政治上墮落且屢屢播撒病菌毒素，戕害黨的肌體之人。西方和外部敵人對我國的“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不足懼，但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類似李銳這樣的黨內高官，屢屢出籠非毛、反毛、毀毛的言論，常以譏諷、褻瀆、誣詆之手段，抹黑黨和人民視為神圣的旗幟象征和精神支柱，何以使8800多萬黨員凝聚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的信仰燈塔周圍，何以讓全國軍民緊密團結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砍旗毀毛”的人和事不追究、不嚴處、不清除，黨心不平、軍心不平、民心不平，黨的核心領導力、戰斗力又何以體現？！反腐斗爭中，我們黨曾有一句擲地有聲的承諾，無論什么人，哪怕你資格再老、職務再高，在黨紀國法面前一律平等。同樣，在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面前，黨內也同樣不存在特殊黨員、“鐵帽子王”。

其二，中央應加強對少數離退休高級干部的教育管理，使其珍惜革命經歷，維護好黨的領袖形象和全黨團結，以黨性嚴格要求約束自己，保持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決不允許其憑借資格老、地位高就可以肆意妄為。嚴肅糾正違背中央決定，擅自在境外發行個人公開出版物，尤其涉及到黨和國家的重大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但在黨內，可經批準，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出版發行個人回憶錄或重大事件的紀實經歷，然而同樣要注意和避免產生負面有害的作用。對于類似李銳那樣自行其事，在境外公開出版發行涉及黨史國史或重要歷史人物的書籍，尤其是涉及到違背歷史事實，損害黨和毛澤東同志的言論，破壞黨的團結統一的內容，必須責成其反省檢討，自我糾錯，消除負面惡劣影響，并作出相應的組織處理和紀律處分，以儆效尤。

由“李銳現象”還引發出一個重要聯想，即我們黨在選拔考察各級領導干部時，無論何時何地都應把信仰馬列、立場堅定、忠誠于黨的政治品德、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人以群分，物以類聚。蘇共亡黨亡國歷史上，曾發生一件教訓深刻的人事。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總書記時，提拔重用滿腦子西化思維的雅科夫列夫為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宣傳部長，全面統管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領域。雅科夫列夫不但提出“多黨制、民主化、公開性、總統制”等主張，成為戈氏的影子和改革設計師，而且通過權力運作，把許多報刊雜志、媒體宣傳的主管領導換上自己的人馬，鼓吹煽動蘇聯向西方道路急走，大大助推促進了蘇聯黨和國家的崩潰。盡管到1991年，蘇共監察委員會開除了雅科夫列夫的黨籍，但一切為時已晚，克里姆林宮上的紅旗落地，一個人類歷史上的強大國家解體謝幕了。而以非毛反毛著稱的李銳，在中共黨內曾被提拔到中組部所謂常務副部長這樣一個重要而關鍵性崗位上，這種人如手握干部人事重權，將其朋黨安排充斥于黨的各級領導崗位，可以預見，將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什么樣的災難性后果？！前車之鑒，當為后人警醒。

我的這篇文章源起于對李銳的不忠不孝之義憤。中華文化、中國人講究對國家和父母先祖的“忠孝之道”，李銳身為一名黨齡甚長的共產黨員，又曾身居中共高位，至今享受著高干優厚待遇，且對黨不忠誠，對創黨領袖、黨的旗幟毛澤東同志不“孝”（借用“孝”道之說，毛澤東亦可視為“立國之父”），不忠不孝之人，歷來為人鄙視不齒，故對李銳的痛斥，也表達了我和許多黨人共同而強烈的憤慨，在遣詞造句上，或多有情感色彩，敬請各位讀者諒解，而事實上，任何人的政治立場與其思想情感也是絕難分割的。所言不對之處，也敬請黨人及民眾批評指正。

（后注：曾聽說有關黨組織找李銳談話，其態度有所好轉。共產黨人允許犯錯誤，也歡迎改正錯誤。但人們至今始終不見李銳改正錯誤的片言只語。其他且不論，對李銳而言，正式聲明“百年回首”一文有錯誤收回，寫幾個字或請人代勞總是可以的吧。對李銳在“百年回首”和境外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中充斥的大量錯誤政治言論，黨的紀律檢查應依據黨規黨紀作出嚴肅處理，以充分體現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嚴治黨的政治決心和堅定意志。2018.12.25.凌晨三點三十分）

【朱志華，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國際關系學會理事，浙江省社科院特約研究員，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兼職研究員，浙江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