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錢鐘書(1910-1998),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江蘇無錫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鐘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他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面的成就卓越,特別是在科學地揚棄中國傳統文化和有選擇地借鑒外來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1946年8月,錢鐘書受聘于暨南大學外文系,講授《文學批評》、《歐美文學名著選讀》等課程。任教期間,他的課堂頗受好評,學生評價他的講課風格“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貫通中西,縱橫對比”。他淡泊名利,超凡脫俗,不少人會以“狂狷”評價他,然而在暨南學子的眼中,他卻是一個平易近人的“熱心腸”。
悉心聽取學生意見
改動《圍城》細節
錢鐘書先生于1946年8月受聘于暨南大學,1947年《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付梓發行,一時間校內評論如潮。
當時的暨大學生很幸運地成為了第一批讀者。有同學請問此書的背景,錢鐘書正色回答:“不好講。”但接著又暗示說:“你可看看所謂訓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啰!”
正當校內風靡時,一位名叫俞晶的同學向錢鐘書指出,說經李梅亭帶到內地的百寶箱里不會有“般尼西林”,因為那時這種藥物還沒有發明。于是,今天的《圍城》里,這一情節中只有“原瓶封口的消治龍、藥特林、金雞納霜、福美明達片,應有盡有”,沒有再出現“般尼西林”。校友吳全韜評價錢鐘書“從善如流,聽得進下輩的意見,不見名人的架子。”
1947年出版的《圍城》
聽他講英語本身就是享受
但想聽懂他的課程“委實不容易”
1947年下半年,錢鐘書常在寶山路的暨大文法學院東大樓下第四教室里講課。
寶山路文法學院教學樓舊照
據1945級校友章學良回憶,當時為了隔音,課室的門是緊閉的。在明亮的玻璃窗下,有20位左右的外文系高年級同學坐在講臺下。國務院原副總理、外交部原部長吳學謙校友,當時也曾是聽課同學中的一員。
講臺上的錢鐘書“常穿一套深棕色的條花呢西裝,面色潤白,頭發漆亮,前額寬闊,戴一副黑邊眼鏡,目光炯炯”,一派文質彬彬的學者派頭。但開始講課之后,他“一口清脆的牛津英語,兩手常常倚在講臺上,滔滔不絕,邊講邊板書”,“聲如洪鐘,眉飛色舞,他在黑板上寫字不多,但字大有力,鏗鏘有聲,黑板震動”。講累了,還會“一屁股坐在講臺上,把雙腳放在前排的空桌子上”。
當時的上海解放不久,短暫的歡欣之后,國內的時局又蒙上了陰影,愛國民主運動潮流此起彼伏。據吳學謙回憶,暨大校友們積極參與解放戰爭時期的愛國群眾運動。
在動蕩的時局里,楊絳回憶,她與錢鐘書始終保持廣泛性閱讀,所以“人心惶惶”時,他們并不惶惶然。學生眼中的錢鐘書“臉上永遠掛著笑容,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錢鐘書 楊絳 一家三口合照 《我們仨》
錢鐘書主講《文學批評》與《歐美文學名著選》兩門課程,后來又增加了一門《現代文學》。可他并非只講西方文學,也并非只談文學。當時的學生回憶道,“錢老師的教學就是學貫中西,旁征博引,深入淺出,有比較性,有啟發性,可以擴大眼界,破除坐井觀天、執于一見的僵化思想。” “他既深刻地分析作品,尤善于發揮聯想,每當他抓住一個話題時,便溯源窮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貫通中西,縱橫對比,莊諧間出,如萬斛泉,隨地涌起。”
暨大的學生們常常能捕捉到錢老師癡迷于讀書的身影。從未有人見過錢老師去教授休息室里喝茶聊天。“或者在課間,或者是為了等候學校接送教授回家的吉普車,他總是一個人獨坐在東樓樓上大教室走廊北面的木窗臺上,手中捧著厚厚的、重重的原版書,孜孜不倦,旁若無人,看得是那么入神。”
愿意見暨大“老學生”
但對“吹捧”提出直率批評
常有傳聞錢鐘書性情高傲,不少人會以“狂狷”、“冷漠孤高”、“脾氣大”等詞形容他。大學畢業時,他曾說:“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成名后,又常將記者和不辭萬里專程來華拜訪的海外來客拒之門外。
但在暨大校友們的回憶中,錢鐘書在生活中與學生交流頗多,平易近人,“和今天傳聞中高不可攀有脾氣的老爺子不同,錢師是一個待人親切、關懷學生的長者。”校友吳全韜這樣回憶道。對學生的誠懇求教,錢老都會擠出時間作答。
1985年,當年校友、杭州大學教授任明耀要和人合譯Samuel Butler的《眾生之路》,便托人向先生詢問此書價值。先生竟然不顧第二天就要到日本講學,連夜復了一封長信,詳述此書價值,足見其對學生認真、負責的態度。
鮮為人知的是,任明耀跟錢老還有一段故事。1982年,幾經爭取,任終于到北京拜訪了當年的錢老師。事后,他激動地寫了一篇充滿贊譽的訪問記,詳細記述了這次難得的會見。
寫好以后寄呈錢先生審閱。沒想到,錢先生很快將稿子寄回來了,并附來一信,對“訪問記”作出了直率的批評。原信如下:
明耀學兄:
承過訪,甚感,前日得來信,我倒后悔這次會晤了。我常說:“一捧便俗”,“一吹便俗”;在這一點上,我們一對撅老夫婦和許多人的人生觀根本不同。
我們拒絕匯中外采訪者(包括電視記者)的事例,也許你有所風聞。不肯輕見生客,你這次來事先約定,還轉了李小姐那里的灣。蒙你過愛,要記錄印象,但朋友私人談話,公諸于世,便不是以朋友身份過訪,而是以記者身份采訪,犯了禁了。以后再難見面了。何況有些失實不妥的地方(我已用鉛筆批出),又違反了采訪的真實原則。直率陳詞,請你鑒諒。草稿奉還。即頌。
近祉!
鐘書上 楊絳同候
九日夜
“訪問記”開頭稱他是“蜚聲中外的學者”,結果錢老在“蜚聲中外”旁邊打上杠杠,還批了一句“什么蜚聲中外”。大師的淡泊名利、不喜吹捧,由此彰顯。為了緬懷恩師,任明耀一直把這篇“訪問記”放在抽屜里,不敢公開發表。
三度為暨大學生介紹工作
錢鐘書在暨南大學期間,除了授課,還會耐心指導學生的論文。
吳全韜回憶,1947年,受上海學生運動影響,學生對課業和畢業并不十分關心。有一回,吳全韜在暨大校內偶遇錢鐘書,錢鐘書主動問他:“指導老師請過嗎?”吳全韜邀請他,他應允,還要去了他一篇發表在報紙上的整版論文《論譯詩》。讀畢,便指導吳全韜以此為基礎,完成畢業論文。完成畢業論文的過程中,錢鐘書叮囑學生“寫論文必須寫自己獨立見解”。
除指導論文外,錢鐘書又主動為吳全韜聯系工作機會,把他介紹給文學院院長當助教。但吳全韜聽聞了系主任心中已有心儀人選,不愿搶朋友的飯碗,未有前往。
據楊絳回憶,1941年錢鐘書曾經向好友,也是暨南大學外文系系主任的陳麟瑞求職,但聽說是要頂替另一人的位置時,他“決不肯奪取別人的職位”,因而拒絕。
大概是有些感同身受,錢鐘書未有責怪,第二次為吳全韜介紹工作。這次,他聯系了《民主》周刊時任的編輯儲安平,“高高興興地拿來儲先生的復函”。結果,吳全韜依然沒有赴約,讓對方白白等了兩個小時。錢鐘書當時十分生氣,一問,才知道吳全韜原來是因為無法自理膳宿而未前往,于是,熱心的錢鐘書第三次為學生寫了介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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