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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羨菊：“我們被變了味的指標考核逼成了騙子”，那些為基層發聲呼吁的半月談稿件

點擊：6698 作者：段羨菊來源：半月談發布時間:2020-05-10 10:52:34

2007年，湘南某鄉為應付考核在鄉政府院里“湊數”建設的沼氣池。

從長沙前往貴陽的高鐵上，接到了半月談編輯友人的電話。“你是半月談的鐵桿作者，能否為半月談創刊40周年寫幾句？”我不假思索：“好啊，必須！”

這份與改革開放40年幾乎同步的刊物，雖然開本不大，但價值厚重。它應當是40年來中國最貼近基層、在反映基層實情方面產生最大影響力的公開刊物。它不僅值得我尊重、欽佩，更讓我深情、依戀。

如果說青春無悔，這青春離不開半月談平臺的托舉。我在這里學習優秀同事的作品，在這里感受編輯老師的風骨，在這里“心憂天下”，在這里刊發一篇篇為基層呼吁、火力四射的稿件。

段羨菊（左二，新華社貴州分社記者）和同事在貴州山區采訪

那篇直指“變味”考核將鄉鎮干部逼成騙子的報道

就像高考是全國千萬學子的指揮棒一樣，政績考核對基層工作導向影響非同小可。2007年前后，對政府績效考核開展多次調研的我，深感有的地方政績考核之不切實際、乃至弄虛作假，已到登峰造極地步，基層干部直接受害，間接殃及農民。

2007年，我就如何改革對基層考核走訪湘南某縣時，一位鄉長實事求是地長篇訴說，讓我心情沉重；隨后，當我走到鄉政府的院子里，看到為完成沼氣建設的考核，居然在院子里開挖“充數”的現場，更覺匪夷所思。回到長沙，在完成綜合性調研報道后，我覺得一定要把這個鄉的情況披露出來。

我聯系了半月談年輕編輯賀大為，由于內容比較尖銳，我想刊發可能會有困難。沒想到他以最快的速度，將編輯部的意見回復我：只要情況準確，半月談重點刊發。在他精心編輯后，《“我們被變了味的指標考核逼成了騙子”》在2007年第8期《半月談內部版》推出。

“（農民人均純收入）幾年前，我們鄉曾有一次報得比較實際，當時全鄉21個村中有8個排在全市倒數10位，鄉領導被縣領導批得狗血淋頭，第二年就只有壯著膽子虛報了。農民人均純收入數字虛高還有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導致自籌建設資金的壓力超過了農民的實際承受能力。”

“建沼氣池本是好事，能夠提供生態燃料，節約能源成本，但有一個前提：農民必須養豬。我們鄉很多農民不養豬，沒有沼氣原料，可是縣委、縣政府去年還是給我們鄉下達了建41個池的任務。”

“在統計部門匯總排列各種考核數據時，我們憑關系找熟人，刺探某項工作排到縣里第幾位。如果打聽到其他鄉鎮把分加上去了，名次超過我們，我們就得趕緊再找人‘公關’。我所在的是一個農業鄉，怎么可能跟那些有煤礦的鄉鎮比經濟總量、比工業產值？但考核政策卻是‘一刀切’。”

半月談這篇報道刊發后，引起一定社會關注，在基層干部當中激發強烈共鳴，也得到了中央領導批示。在此后的工作中，我在腦海里經常重溫這篇報道，深感形式主義如果發作，受害最直接的是基層；深感采訪對象的信任彌足珍貴，記者下筆應秉筆直書；深感半月談編輯部有膽有識，是記者的強大后盾。

那些為“三農”大聲疾呼、影響過決策的報道

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在半月談上發表了一系列為基層發聲的報道，出于對鄉土的使命感，那時年輕的我對“三農”報道幾乎是“走火入魔”。記得有一年中秋節，萬家團圓，別人都如歸巢之鳥，可覺得洞庭湖稻田拋荒嚴重、為之坐立不安的我，拔腿前往益陽市的沅江、南縣。

“土地對中國農民而言既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農民最可靠的生活依托。記者從湖南省國土資源廳了解到，今年前三個季度，農民來訪起數和人次比去年同期分別增長47%和46%。湖南農民赴京到國土資源部上訪，共35起87人次，居全國前列。農民來訪吶喊的焦點主要是征地引起的賠償、安置等問題，給他們的生存帶來挑戰。”

2002年，《半月談》內部版第一期封面文章刊發《叩問九億農民的命根子――從湖南征地矛盾透視征地改革（上、下）》。彼時，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由沿海向中西部地區迅猛發展，征地拆遷成為困擾中國社會相當長時間的“痛點”。但在2002年，這個問題還沒有在全社會引起足夠的重視。由于經常在基層跑，我比較敏銳地發現這個問題，像燕子壘窩，開始積累一手素材。

記得有一天晚上，接到內部版編輯周清印電話：“你對征地矛盾情況有一些了解嗎？”我像竹筒倒豆子，猛聊了一個多小時，電話筒都燙手。編輯部本準備組織幾個分社記者來研究，但了解情況者不多，發現我情況熟悉，拍板令我“單干”。

區分征地為“公”為“私”、錢不如給社會保障、不是權屬不清而是產權不明——報道沒有止于反映問題，而是提出了治本三思路。這篇前瞻深度反映征地問題的調研報道刊發不久，國土資源部一位副部長抵達湖南，對如何解決征地矛盾深入一線調研，他點名邀請我到湖南賓館會見，聽取對征地改革的意見。

2003年，新華社記者劉健和我參加“我國糧食安全問題調查”小分隊調研時，沿途在湖南、河南多地發現一片片田土里栽種了造紙用的速生林，成為威脅糧食生產、破壞耕地、基層政府認識混亂的重大新問題。我們采寫的“副產品”——《"良田種樹風"刮來隱憂》，在《半月談》發表后，得到中央領導批示，認為“反映了一個重大問題"，并派出調查組在全國調查，隨后國務院出臺了糾風保護基本農田的系列政策措施。"良田種樹風"，成為學者和官員探討糧食問題的一個特寫名詞。

我還參與寫作《鄉鎮財政尷尬事》《財政支農兩千億　農民收益毛毛雨》等一系列傳遞基層心聲、反映基層問題的一些調研報道，在《半月談》刊發。

那一個個“帶飛”我的編輯老師們

想起半月談，內心便柔軟。編輯部里，有多少讓我想起來會心一笑的老師啊。

長期主持半月談報道的原副總編張正憲老師，筆名“蘇北”的評論，名滿天下。啤酒高手的他，常自我調侃，只要眼前有“三個人”，他就想發表演說。然而，每當乳臭未干的我們利用到京出差機會跑到他辦公室聊天，他立即掏出小筆記本，盯著我們，邊聽，邊記。

已退休的高萍老師，視半月談為家為命，對待分社的我們就像溫暖呵護的大姐。還有多位一直堅守在雜志社的編輯老師們，都先后給予我很多報道上的指點、支持。

新媒體的出現，對傳統媒體造成強大的沖擊。作為發行量巨大的“中華第一刊”半月談，生存和發展不容置疑也受到嚴峻的挑戰。然而，半月談雜志社顯示了它驚人的變革能力。半月談找準了“推進基層治理”的獨特定位，刊發了大量反映基層動向的獨家報道，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揮了獨特作用。半月談打造了一支優秀的年輕編輯隊伍，培養了一大批分社鐵桿記者，構建了一批擁有眾多粉絲的新媒體平臺，擁有一個成功轉型的美好前景。

在信息奔涌、節奏空前加快的今天，我感動于半月談編輯部的耐心、信任。這兩年，我先后嘗試提出一些跨度大、宏觀性強的前瞻性的選題，比如“中國就近城鎮化是否到了拐點”“沿海勞動密集性產業是否在向中西部大規模轉移”等命題。半月談領導總是鼓勵我“大膽寫”“放手寫”，逼著我把自己的潛能激發出來。

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調研報道，本應去年1季度交稿。我和同事席敏跑了一些地方，因為覺得對調研積累不夠，思考還欠缺價值，一直在拖。編輯部老師們并不催稿，只是每一個季度來一次電話。謝天謝地，12月最后一期，我們終于交稿了。從“大勢已至”“轉移之困”到“未來三問”，《半月談內部版》整整給了我們20個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