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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誰是蘇聯解體最大的受害者？

點擊：4806 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0-07-23 10:26:21

“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后一兩年里，俄羅斯民族主義異軍突起，給了蘇聯致命一擊！”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蘇聯解體，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地緣政治事件，要詳盡而全面地分析導致蘇聯解體的各種原因，恐怕需要一本厚厚的學術專著，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夠勝任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對其中的一些具體原因進行分析。比如，在蘇聯的最后階段，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就是一個重要因素。它以追求俄羅斯民族自身利益最大化相號召，以俄羅斯民族成為蘇聯解體的最大受害者而告一段落。

前蘇聯共有123個民族，其中俄羅斯人占68％，是絕對的主體民族。

蘇聯的前身是沙皇俄國，本身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帝國。

從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稱沙皇（即俄語“凱撒”）建立沙皇俄國開始，到1917年在二月革命中被推翻，在長達370多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亞、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其版圖擴張了8倍，征服的民族達120多個。

為了維持、鞏固其野蠻統治，歷代沙皇均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殘酷壓迫，同時極力煽動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情緒，實行所謂“俄羅斯化”政策——非俄羅斯地區的一切重要職務都由俄羅斯人擔任，俄語為官方語言，禁止用非俄羅斯語出版書報，學校禁止用非俄羅斯語授課，非俄羅斯民族還經常遭到蹂躪和屠殺，致使沙皇俄國成為民族矛盾最尖銳的國家之一。法國作家和旅行家阿道夫·德·居斯蒂納在其所著的《1839年的俄國》一書中說：

“這個帝國雖然幅員遼闊，其實卻是一座牢獄，牢門的鑰匙握在沙皇手中。”

列寧后來在《關于民族政策》一文中引用了這句話并將沙皇俄國稱為“各族人民的牢獄”。

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沙皇——這一維系俄羅斯帝國統一的象征和紐帶垮臺之后，整個原沙皇俄國的都處于土崩瓦解的狀態。

在動蕩的1917年，乃至十月革命后的國內戰爭期間，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巴什基爾、立陶宛、遠東等地都有強烈的自治甚至獨立要求，在烏克蘭、波蘭、芬蘭等地已經出現了地方政治權力機構。在這樣的背景下，列寧根據他一貫倡導的“民族自決權”主張，認為必須

“取消（沙皇時代）強制的、封建的和軍事的聯系，代之以自愿的聯系，才有利于各民族工人的階級團結。”

即先給予原沙俄境內各民族完全的自決權，然后再在自愿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聯盟國家。

在這一思路的引領下，蘇維埃政權在前沙皇俄國的版圖內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州。1922年12月29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外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先簽署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并公布了《蘇聯成立宣言》。

現在一些膚淺的、習慣于用刻舟求劍方式“研究”歷史的人，把蘇聯解體的責任推到列寧頭上，說什么承認“民族自決權”是導致解體的主要原因，他們不明白（或假裝不明白）的是，不承認民族自決權，就根本不會有蘇聯。經歷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洗禮的原沙皇俄國境內的各族人民，不可能愿意重新返回“牢獄”。

而對蘇聯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并不在于各民族有沒有“自決權”，而在于各民族如何相處——這才是決定蘇聯命運的決定性因素。

蘇聯在其存在的69年時間里，對民族問題的處理，應該說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

1936年宣布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后，蘇共便否認蘇聯存在民族問題，開始實行實質上的民族同化政策，鼓勵異族通婚，提倡族際主義，在語言文化上推行俄羅斯化政策等。 1972年，勃列日涅夫在慶祝蘇聯成立50周年大會上宣布：

“過去遺留給我們的那種狀況的民族問題，已經完全解決，已經徹底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

甚至到了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蘇共領導層對民族問題仍然是樂觀的，1987年公布的《蘇聯共產黨綱領新修訂本》中這樣宣布：

“過去遺留下來的民族問題在蘇聯已經得到圓滿解決。我國民族關系的特點是：各大小民族進一步繁榮昌盛，他們在自愿、平等和兄弟合作的基礎上不斷接近。”

當然，蘇聯民族問題的實際狀況遠非這樣美好，不僅各少數民族之間存在矛盾，在作為主體民族的俄羅斯族和各少數民族之間，也存在矛盾，只是這種矛盾遠沒有達到危及蘇聯存在的地步。

但是，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后一兩年里，俄羅斯民族主義異軍突起，給了蘇聯致命一擊。

在蘇聯的政治體系中，俄羅斯聯邦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

俄羅斯聯邦沒有自己的“俄共”（現在的俄共是蘇聯解體后成立的），這在15個加盟共和國中是唯一的。此外，俄羅斯聯邦雖然也有自己的“部長會議”，但在俄羅斯聯邦下屬的各個州和邊疆區委都直接隸屬于蘇共中央的情況下，俄聯邦“部長會議”幾乎無事可做。俄羅斯聯邦也沒有自己的共和國一級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內務部、科學院，也沒有自己的電視頻道和廣播站，而這些其他加盟共和國都有。 但是，蘇共中央、蘇聯政府的領導人和蘇軍的高級將領，絕大多數都是俄羅斯人。

這樣的權力架構，實際上是以俄羅斯聯邦“中央”代行蘇聯中央的職權，使蘇聯成了一個俄羅斯人做當家人的“大家庭”。

這同時也意味著，蘇聯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俄羅斯的選擇。

蘇聯后期，在戈爾巴喬夫所謂“新思維”、“公開性”的影響下，主流意識形態迅速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倒退到民族主義，無論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統統變成了民族主義派的尾巴，沒有人敢站在全蘇的立場上提出問題。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都從本民族本地區的立場來看待全黨和全國性的問題，階級的觀念、全黨一致的觀念、“聯盟”的觀念蕩然無存。

從1989年到1991年，蘇聯新成立的各種“民主派”組織基本都是以民族或地區為標志的，成員局限于一個共和國甚至更小的區域內(例如，烏克蘭的“魯赫”、立陶宛的“薩尤季斯”等)，沒有出現橫跨幾個共和國的政治組織，更不用說全蘇性的政治組織了。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民族主義以“悲情”面目出現，在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和機會主義政客、野心家的煽動下迅速興起，其基本敘述是俄羅斯做了全聯盟的“大奶牛”，吃了虧。客觀地說，“吃虧”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因為俄羅斯聯邦承擔了聯盟開支的主要部分。據統計，俄羅斯每年輸出到其他加盟共和國的產品要比輸入的多300億盧布，1988年俄羅斯全部利潤的61%都上繳中央，用于全蘇和其他共和國的發展。但“吃虧”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各加盟共和國的農產品、能源和工業品等，也回饋了俄羅斯，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和俄聯邦境內的企業構成了統一的蘇聯經濟體系和國內大市場，更不用說蘇聯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了。此外，隨著一些重要的加盟共和國（如烏克蘭、白俄羅斯等）經濟水平的提高，蘇聯中央從俄聯邦的汲取也在逐漸減少，并且這個問題本身也可以在蘇聯的框架內，通過調整計劃的方式得到緩解。

但是，在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驅使下，俄羅斯的選擇是“分家”。1990年,《俄羅斯文學報》等報刊首先發出了要求俄羅斯與其他共和國分家的呼聲，這種要求迅速成為俄羅斯境內非常強勢的聲音，任何膽敢反對這種主張的人都會被激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指為“出賣俄羅斯利益”。

在蘇聯解體已經塵埃落定后，俄羅斯媒體感慨地評論說，俄羅斯人當年急于擺脫蘇聯，簡直就像“因為飯桌的位置不合適就要拆掉整座房子”一樣荒唐，

“蘇聯就是俄羅斯的影子，俄羅斯和蘇聯搏斗，受傷害最大的俄羅斯自己。”

但在九十年代初期，冷靜考慮這個問題的人并不多。1991年6月12日，葉利欽當選俄羅斯總統。為了使自己這個俄羅斯總統之上不再有蘇聯總統這個更高一層的行政權威，葉利欽積極推動了蘇聯解體。 1991年12月7日，葉利欽前往白俄羅斯，瞞著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獨自與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在別洛韋日簽署了協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取而代之。

蘇聯解體之后，不再充當“奶牛”的俄羅斯，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的“牛奶”留給自己喝，從而過的更好呢？

顯然不是。 俄羅斯的版圖，幾乎退回到了300年前伊凡雷帝的時期。 蘇聯解體，使昔日環環相扣的蘇聯經濟體系開始瓦解，各加盟共和國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開始被中斷，原來可以由中央計劃委員會免費調撥到物資，俄羅斯都必須支付硬通貨，僅此一項，就遠遠超過了“每年300億盧布”。

俄羅斯人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以莫斯科為例，1990年莫斯科人均消費各種肉制品、奶和奶制品、蔬菜水果分別是105公斤、436公斤、121公斤；2001年分別減少到60公斤、270公斤和70公斤。

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及俄勞動和社會發展部公布的資料，俄羅斯1998年人口出生率為8.8‰，死亡率為13.6‰，死亡率比歐洲發達國家高2至4倍，新生嬰兒的死亡率比1988年前增加了一倍。

俄羅斯民族自誕生以來，人口不斷增長。但從1992年起，俄出現了民族史上從未有過的非戰爭性人口危機。1914年，俄羅斯有人口8990萬，1992年達到歷史最高點，為1.48億，2001年減少到1.44億，預計到2050年，俄羅斯人口將減少到8000萬，比1914年還要少990萬。

在人口自然增長率持續下降，人口質量也在不斷惡化。由于酗酒人數越來越多，每年冬天僅在莫斯科醉臥街頭被凍死的人就有二三百人，俄羅斯2/3的男性和1/3的女性是“煙民”。因酗酒、吸煙、吸毒、性病等各種原因導致雙親健康出現問題，致使嬰兒出生時就有殘疾的數量在不斷增加，2001年，俄羅斯殘疾人數已經超過600萬。犯罪人數也在急劇增加，許多監獄人滿為患，有的監獄因床鋪緊張，犯人在床上睡覺要白天夜晚分批輪換。

根據俄羅斯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列瓦達中心”所做的調查，2018年，懷念蘇聯的俄羅斯民眾達到近10年來的新高，約有66%的被調查者表示，他們對蘇聯的解體感到惋惜不已。蘇聯解體之后，他們喪失了作為一個偉大強國一分子的歸屬感，這對他們而言無比重要。

60%的被調查者認為，上世紀90年代初葉，蘇聯的決策層未盡到應負的責任（蘇聯領導層背叛了民眾），國家的崩潰其實可以避免。 但這些惋惜和遺憾都不能使時光倒流，俄羅斯現在的經濟規模，只相當于中國的一個省，普京雖然由很強的領導能力，但在形勢比人強的格局下，并不能使俄羅斯重新走向振興。歷史上反復出現這樣的情況：最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恰恰成為給本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人。俄羅斯從蘇聯“出走”的歷史，再次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