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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勝利1962：中印邊界問題的歷史回顧（全文）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wǎng)【作者授權】發(fā)布時間:2020-06-27 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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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尼赫魯：“中國和印度都有成為強國的潛力，但在現(xiàn)實中，印度顯然更勝一籌。”

最近，由于中印邊境發(fā)生沖突，很多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1962年發(fā)生的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

對于這場發(fā)生在58年前的戰(zhàn)爭，中國邊防軍在軍事上取得了輝煌勝利，這已經(jīng)是歷史定論，除了印度寶萊塢，已經(jīng)沒有任何人對此提出質疑。但中國是不是因為“過于慷慨”的撤軍而導致了大面積領土損失，尤其是失去了對藏南的控制？則有很多人懷有疑慮。

自由派-新右派喜歡談論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是想嘲弄新中國的勝利是徒有虛名的，很多愛國者也覺得遺憾甚至憋氣。

筆者的看法是，1962年中國對印進行的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的勝利以及其后的及時撤軍，在當時可能的條件下，不僅最大限度地維護了中國利益，而且使中印關系攻守易勢，中國對印度形成了有效鉗制，使印度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處于某種無法言說但又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強大威懾之下，而印度卻陷入了試圖牽制中國卻始終有力使不上的困局當中。

這是對中國極為有利的局面，今天的中國仍然受益于這個局面。

其實，新中國成立后，直到1959年西藏平叛并開始民主改革之前，中印之間的爭端，根本不是邊界問題，或什么藏南問題，而是誰能控制西藏的問題。

西藏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即便是我們的固有領土，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有可能被分離出去，比如外蒙古就是這樣。由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腐敗無能，迫于美蘇壓力接受了“雅爾塔協(xié)議”，導致了今天的現(xiàn)狀。

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同樣是由于民國政府的腐敗無能，西藏的狀況甚至比外蒙古更危險。

首先，在整個民國存續(xù)的38年間（1911-1949），中央政府在西藏沒有一兵一卒的駐軍；

其次，民國時代中央派駐西藏的駐藏代表，比清朝皇帝派駐的駐藏大臣的權力要小得多。

按照乾隆晚期頒布的《欽定藏內善后章程》，朝廷在西藏設置駐藏大臣總攬全藏，賜封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名號，并確定了金瓶掣簽制度，確立了西藏地方涉外事務、邊境國防的決定權歸中央等原則，并劃分了駐藏大臣直轄區(qū)等。

但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國民政府駐藏代表由于沒有軍隊的支持，自身安全都成問題，自然談不上有效管治西藏。1947年，曾任西藏“攝政王”，又比較親國民政府的熱振活佛被達札推翻、毒死，蔣介石雖然極為不滿，但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

正是由于國民政府極端無能，還在1944年抗日戰(zhàn)爭期間，英印當局就侵占了瓦弄、噶拉塘、德讓宗等大量中國領土。對此，蔣介石毫無辦法，采取了默認的態(tài)度。

與此相似的還有中緬邊界問題，1941年抗戰(zhàn)期間，國民黨在邊界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把大量的領土割讓給當時的英屬緬甸。現(xiàn)在被吹到天上的“中國遠征軍”，雖然為英軍火中取栗，但沒有在中緬邊界領土劃分上給中國帶來任何好處。

由于西藏的這種狀況，1947年印度獨立后，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就一直在覬覦西藏。

在尼赫魯?shù)挠^念中，中國只對西藏擁有宗主權，而西藏則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的一個“緩沖國”。

尼赫魯認為，歷史上印度與西藏的聯(lián)系比中國與西藏的聯(lián)系要密切的多。印度和西藏有相近的文化、宗教、風俗習慣。有這樣一個友好、弱小的“鄰國”，當然要比與中國這樣強大的國家為鄰要安全。

此外，青藏高原號稱“世界屋脊”，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尼赫魯認為，喜馬拉雅山構成了“有效屏障，即使是飛行大隊也不能從那個方向飛來”。但如果中國“占領”了西藏，印度與中國就會有長達1700公里的邊界線，而這一邊界卻又是從來沒有正式劃定的，歷屆中國政府均未承認，這樣一來，印度的國防壓力就會驟然增加。

因此，印度獨立后，在許多重大場合，尼赫魯都將西藏稱為一個“國家”，并往往將它與中國并列。

面對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中國，尼赫魯信心滿滿。印度獨立時，無論是鐵路等基礎設施還是鋼鐵等工業(yè)產量均遠遠在中國之上。尼赫魯在《印度的發(fā)現(xiàn)》一書中毫不掩飾的表示：“中國和印度都有成為強國的潛力，但在現(xiàn)實中，印度顯然更勝一籌”。

印度獨立后，尼赫魯即向國民政府提出要繼承英印當局在西藏的一切特權，包括印度在亞東、江孜派駐軍隊，設立軍營倉庫、享有郵政、電報及驛站等特殊設施的控制權，其在亞東、江孜、噶大克等地派有比領事職權還大的商務代表，并在拉薩派駐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員，印度商人也享有種種特權。

對這些無理要求，蔣介石竟欣然接受。但尼赫魯并不以此為滿足，而繼續(xù)向北推進，占領藏南地區(qū)的大片領土，到1951年2月占領達旺為止，印度已經(jīng)基本上侵占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整個藏南地區(qū)。

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國與印度爭端的核心問題其實不是邊界問題，而是西藏問題。印度一直在慫恿西藏獨立，使之成為中印之間的“緩沖國”，而蔣介石政府對于印度操縱的分裂活動卻完全沒有任何反制。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使印度在西藏問題上步步緊逼，中國步步后退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當時，尼赫魯根據(jù)他對從晚清到民國這100多年來舊中國歷屆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表現(xiàn)，判斷時間仍然在他這一邊，但他沒有想到的是，毛主席決定不給他留任何時間。

1949年11月23日，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個多月，毛主席就解決西藏問題致電彭德懷，要求西北局擔負進軍西藏的主要的責任。彭德懷隨即派人調查了解進軍路線的情況，結論是如果從青海、新疆入藏困難甚大，完成入藏準備，需要兩年。

毛主席接到彭德懷的電報時，正在蘇聯(lián)訪問，他即于1950年1月2日從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彭德懷并轉鄧小平、劉伯承、賀龍，決定改派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的任務。

根據(jù)毛主席的指示，著名的十八軍于1950年夏季開始向西藏進軍，當年10月在昌都戰(zhàn)役中消滅藏軍主力，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問題與中央談判，并最終達成和平解放西方西藏的“十七條協(xié)議”。

1951年5月，西藏宣告和平解放，10月，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

西藏的和平解放，以及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的相繼通車，尤其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廢除農奴制的民主改革，徹底摧毀了西藏分裂勢力的政治基礎，也根本改變了舊中國100多年來在西藏問題上的被動局面。

西藏平叛之后，印度在西藏的種種特權被一概取締，西藏分裂活動也在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印之間的問題，才真正從“西藏問題”轉為“邊界問題”——而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由于舊中國的中央政府在西藏毫無實際影響力，所以中印邊界沖突完全取決于西藏地方當局和印度之間的交易。

需要強調的是，在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的局面下，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在東西兩線同時出手，東線，取得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將美軍驅趕至三八線以南；西線，將西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將印度及其背后的美英勢力趕下青藏高原，趕過喜馬拉雅山，以中國歷史的標準看，這是遠超盛唐的偉業(yè)——唐高宗時，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吐蕃，不得不放棄了大部分滅高句麗戰(zhàn)果——僅此一項，就足以彪炳史冊。

下篇

“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農奴的身上。現(xiàn)在達賴的太陽下山了，我們的太陽升起來了。”

本文的上半部分提到中印在“西藏問題”上的競爭，導致中方重獲優(yōu)勢的三大因素分別是西藏和平解放、川藏、青藏公路的相繼通車，以及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而尤以最后一件事最為關鍵。

在民主改革前，舊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等農奴主，占有西藏幾乎全部耕地、牧場和絕大部分牲畜，農奴超過舊西藏人口的90%。農奴主占有農奴的人身，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

舊西藏通行了數(shù)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明確規(guī)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農奴主可以用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極為殘酷野蠻的刑罰鎮(zhèn)壓農奴。

1959年西藏平叛后進行的民主改革，不僅徹底恢復了農奴的人身自由，并且同時進行了土地改革，這是遠比美國南北戰(zhàn)爭后解放黑奴要徹底得多的民主革命。

1959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區(qū)籌委會通過了《關于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決議》，根據(jù)這一決議，共沒收和贖買農奴主土地280多萬畝，分給20萬戶、80萬農奴和奴隸，農奴和奴隸人均分得土地3.5畝多。

世代為奴的藏族人民在屬于自己的土地上徹夜狂歡，他們歡呼：“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農奴的身上。現(xiàn)在達賴的太陽下山了，我們的太陽升起來了。”

廢除黑暗野蠻的農奴制，這是西藏千年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相對于沒有進行過民主革命，仍然盛行種姓制度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印度，西藏不僅在地理上是高地，在政治文明方面也躍上了高地，這是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中，中國邊防軍取得摧枯拉朽勝利的基礎性原因，也是我軍高漲士氣的來源。

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我軍以犧牲722人，負傷1697人，合計2419人的代價，取得了擊斃印軍4885人，俘虜3968人，合計8853人，敵我交換比4:1的輝煌戰(zhàn)果。【點擊閱讀】

在輝煌戰(zhàn)果的背后，是西藏翻身農奴的踴躍支前。

中印邊境地區(qū)地廣人稀、氣候惡劣、交通條件極差，如果沒有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僅靠部隊自行保障是很難取得戰(zhàn)爭勝利的。

在整個作戰(zhàn)中，共有32237名翻身農奴參加支前，他們役使民畜10575匹(主要是牦牛)，汽車876輛，向前線運送糌粑112萬公斤、酥油3萬公斤、牛羊肉16萬公斤、柴火150萬公斤、馬料48萬公斤、蔬菜15萬公斤等。

西藏軍區(qū)司令員張國華中將在戰(zhàn)后總結時說：

“民工的作用很大，如果沒有這些隨軍支前民工，要定下戰(zhàn)役決心、保證戰(zhàn)役全勝，將是很困難的。”

在最后討論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得失之前，還請允許再把話題稍稍岔開一點。

在評論電影《南征北戰(zhàn)》的系列文章中，我曾經(jīng)說過，克勞塞維茨把主力決戰(zhàn)視為戰(zhàn)爭最重要的行動，對很多將軍形成了誤導，因為決戰(zhàn)其實并不是最重要的，創(chuàng)造于我有利于敵不利的決戰(zhàn)條件才是最重要的，這個條件形成之后，決戰(zhàn)反而是一件相對簡單的事。

同樣道理，對一位卓越的軍事統(tǒng)帥而言，勝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清楚勝利的邊界在哪里？否則的話一旦越界，“戰(zhàn)神就會走到對面去”，勝利就會轉化為失敗。

舉個例子。

今天（6月25日）是朝鮮的“祖國解放戰(zhàn)爭”（韓國稱“六二五戰(zhàn)爭”）爆發(fā)70周年。

戰(zhàn)爭爆發(fā)后，朝鮮人民軍一度勢如破竹，到八月份，已占領朝鮮半島90%的土地，92%的人口。美韓軍隊困守釜山一隅，被趕下大海似乎已經(jīng)指日可待。

但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進入陣地戰(zhàn)階段之后，毛主席有一次會見金日成將軍時對他說，現(xiàn)在情況比較好了，那個時候（指人民軍到達釜山外圍時），你們最危險。

為什么呢？因為此時朝鮮人民軍的補給線已經(jīng)拉得很長，且朝鮮是半島地形，人民軍又沒有足夠的兵力防守海岸，阻止美軍登陸，所以是一個一觸即潰的局面。

麥克阿瑟指揮美軍仁川登陸后，朝鮮人民軍果然全線瓦解，不僅前期的戰(zhàn)果全部喪失，連半島北半部也無法防守，只好一路退向鴨綠江。

諷刺的是，志得意滿的麥克阿瑟很快就犯了同樣錯誤，他被美國輿論對他的吹捧沖昏了頭腦，不顧中國嚴厲警告，越過三八線后向中朝邊境猛撲，結果招致了他漫長軍事生涯中最大、最可恥、并且再也無法挽回的歷史性失敗，黯然謝幕。

設想一下，如果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成功后，能夠止步于三八線，則他無疑將會以美國歷史上最明智將軍的稱號被載入史冊。

要評論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得失，還要再問一個問題：毛主席發(fā)起此次作戰(zhàn)的目的是什么？

是為了徹底解決邊界問題嗎？如果這是主要目的的話，那么由于沒有收復藏南、達旺等地，這場戰(zhàn)爭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但是，如果作戰(zhàn)的主要目的是要打消印度覬覦西藏的念頭，并且創(chuàng)造一種令印度不能輕舉妄動的局面，以便中國能夠把主要精力與國防資源轉到東部和北部這些距離我政治經(jīng)濟中心很近，并且真正有可能遭到大規(guī)模入侵的方向，那么毛主席的目的就完全達到了。

毛主席在決心發(fā)起反擊時說，這一仗不打則已，打了就要確保三十年和平。

為什么需要三十年呢？因為至少需要三十年的時間消化、整合西藏，改變近代以來西藏名義上屬于中國，但政治、軍事上相對獨立，中央難以置喙，經(jīng)濟、文化上與內地迥異的“懸浮”狀態(tài)，使西藏成為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使藏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現(xiàn)在，中印之間的和平時間大大超過毛主席提出的“三十年”的目標，馬上就達到六十年了，青藏鐵路早就修到了拉薩，大批內地干部、教師入藏，大批藏族青年在內地接受教育，講普通話在西藏工作、旅行都暢行無阻，甚至比在香港都方便……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的構想完全實現(xiàn)了。

在1962年的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中，中國邊防軍沒有在已經(jīng)占領的地方，尤其是藏南和達旺，就地駐守下來，而是在印軍仍然無力反擊的情況下，撤回到了“實際控制線”以北，是不是吃虧了呢？

事實并非如此。

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對中國而言，這場戰(zhàn)爭必須是一場速決戰(zhàn)，必須在印度的兩個重要“盟友”介入之前結束戰(zhàn)斗。

這兩個重要“盟友”，一個是國際反華勢力，主要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再一個就是喜馬拉雅山地區(qū)嚴酷的氣候條件。

我們要知道，中印邊境的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并不是單純中印兩國對決。中印都內在于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中印發(fā)生戰(zhàn)爭，世界頭號霸權國家美國一定會介入，并且出于意識形態(tài)和地緣政治的考慮，一定會站在印度一方。

當年另一個不利因素是中蘇關系也迅速惡化，蘇聯(lián)偏袒印度的態(tài)度十分明顯。

如果中國邊防軍占領了藏南，則戰(zhàn)爭必然會長期化。

印度是一個有數(shù)億人口的巨型國家，爆發(fā)力不行，戰(zhàn)爭潛力卻很大，盡管它動員起來像一臺老舊柴油機那樣遲緩、發(fā)出很大的聲響、冒出黑煙并經(jīng)常熄火，但在自己家門口進行長期消耗性戰(zhàn)爭的能力還是有的。

從我軍的角度來看，藏南的地形易攻難守。南部與印度平原地帶相連接，便于印軍展開大規(guī)模進攻，北部則是喜馬拉雅山脈連綿不斷的雪山，靠藏族同胞趕著牦牛提供補給，根本不可能滿足我軍長期大規(guī)模作戰(zhàn)的需要。

此外，我軍在藏南由進攻轉入防御，則意味著戰(zhàn)略主動權的喪失和長期消耗戰(zhàn)的開始，必然會把我有限的國防資源大量吸引到這一對我相當不利的方向，如果此時美蘇在我東部、北部或朝鮮半島有所動作，則我必然陷入兩線、三線作戰(zhàn)的不利局面，前期取得戰(zhàn)果也可能會喪失。

從時間上看，印度的另一個“盟友”——嚴酷的氣象條件也快要開始配合印度作戰(zhàn)了，大雪封山的時刻馬上就要到來。

如果我軍大部隊滯留藏南，則意味著未來八個月左右的時間不可能獲得可靠的后勤保障——一支部隊，無論如何英勇善戰(zhàn)，沒有后勤保障都不能保持戰(zhàn)斗力，并且在中印邊境地區(qū)作戰(zhàn)和當年解放戰(zhàn)爭的情況不一樣，也不可能靠繳獲和俘虜在前線補充部隊。

對中國來說，極為幸運的是，毛主席在運籌、指揮這場戰(zhàn)爭時，抓住了電光石火一般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把印度這兩個“盟友”完全排除在戰(zhàn)局之外，沒有給他們任何介入的機會——

1962年10月22日，古巴導彈危機爆發(fā)，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決定封鎖古巴，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就像好萊塢電影中兩個對決的牛仔一樣，互相用手槍頂住對方的腦門，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當天，中國邊防軍對印軍發(fā)起全線反擊，以摧枯拉朽之勢突破印軍防線。

11月20日，赫魯曉夫妥協(xié)，美國宣布解除對古巴的封鎖，古巴導彈危機結束。

11月21日零時，中國政府發(fā)表聲明，宣布于次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

這里需要順便提一點，在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期間，蔣介石罔顧民族大義，竟以為反攻大陸的時機到了，派出多股武裝匪特竄犯東南沿海，均被我沿海軍民全殲。

有人替蔣介石洗地，說什么他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從蔣的實際行為看，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漢奸。【點擊閱讀】

及時停火，不僅是為了不給印度兩個“盟友”介入的機會，同時也是因為中國邊防軍進展神速，已經(jīng)完全達成了預期的戰(zhàn)略目標。

通過這場戰(zhàn)爭，中國在中印邊境東段，收復了1959年11月中央政府接管中印邊界后被印度蠶食的全部失地，西段邊界則“清除了印度入侵軍隊的全部據(jù)點”，幾乎控制了全部爭議地區(qū)。

同時，更重要的是，中國控制了中印邊界地帶的幾乎所有制高點，取得戰(zhàn)略上的有利地位。

也就是說，中國恢復了1959年11月的實際控制線，而尼赫魯提出的雙方各自撤到1962年8月的實際控制線以及所謂“分水嶺原則”——按喜馬拉雅山的制高點劃分兩國邊界的要求，則直接被無視了。

中國方面撤軍時，外交聲明的慷慨大度與軍事戰(zhàn)略上的深思熟慮是同時存在的，我軍雖然撤出了藏南，但卻把阿克賽欽牢牢控制在手中。

阿克賽欽的重要性，只要看看地圖就知道了。

它居于中亞的制高點，對中國來說是遙遠神秘的邊陲，但對印度來說，是不折不扣的“臥榻之側”，緊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孟買這樣的中心城市，如果說藏南和達旺是兩塊肥肉，而阿克賽欽就是一柄時刻指向印度心臟的短劍。

這意味著，一旦中印發(fā)生全面戰(zhàn)爭，中國的重裝部隊從阿克賽欽像山洪爆發(fā)一樣沖下來，可以輕易而舉的進入印度首都新德里，再以席卷之勢橫掃孟買等印度經(jīng)濟中心地區(qū)，令印度遭到全面的失敗。

中國對阿克賽欽的掌控，使印度在和中國的對抗中再也不可能擺脫被動防御的態(tài)勢了。打一個形象的比方，正如兩個人搏斗，印度必須用右手拿一塊沉重的盾牌，時時護住心臟，只能用左手出拳，而我則可以左右開弓，揮灑自如。

也許有人一定要問，那么藏南問題究竟何時解決呢？

對此我只能說，從歷史上看，印度一直是一個地理名詞，很少出現(xiàn)強大統(tǒng)一的王朝，如果說中國的歷史，統(tǒng)一是主流，那么印度次大陸的歷史，則是以分裂為主流。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曾經(jīng)是一個統(tǒng)一的巴基斯坦，現(xiàn)在變成了兩個國家，未來，印度會步巴基斯坦的后塵嗎？

那種情況一旦出現(xiàn)，就是藏南、達旺問題徹底解決的時候了。

通過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毛主席為中國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地緣政治態(tài)勢（他老人家的特點，是努力把自己能解決的問題盡量在自己生前解決，不把難題留給后人），同時，毛主席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也值得我們在處理中印關系以及一切國際關系時學習、繼承并發(fā)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