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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成vs俞力工：關于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的對話

點擊：作者：俞力工和袁大成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1-01-29 10: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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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根據作者袁大成提供的二人微信對話原始記錄整理，僅供研究參考。

俞力工： 黃在這個討論會上沒有接觸到一個問題，即民營企業的利潤是否遠低于國營企業？而且，是否尤其是銀行獲得了大部分的利潤？如果國家整體的經商活動最大的受益者是國營企業，其稅負比例當然應該是最高。如果民營企業處于慘淡經營的狀態，還要增加他們的稅負，是否對國民經濟有利？（推薦閱讀《黃奇帆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

郎咸平近年來似乎一直在討伐銀行的超比例利潤，以及其貸款政策的不公。

袁大成： 您搞社會學，也要對經濟學或者各國的稅務政策多了解一下，不能只把自媒體上的流言蜚語當成信息資源。

先說銀行政策，是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考慮，不愿意貸款給民營企業，現在銀行貸款都是終身負責制，如果貸款出去要不回來，貸款銀行的負責人全部負責任。民營企業信譽不好，賴賬太多，所以銀行給民企貸款，一定要有抵押和擔保才行，很少憑信用貸款給民企。實際上，國家的政策是硬壓各銀行給中小企業貸款，這讓各銀行頭疼不已。

再說稅收。企業所得稅在全世界都是累進稅率，不存在慘淡經營的民企與經營好的國企交稅一樣多的這樣的問題。實際上，在中國，即使民營企業經營的很好，也是設法一分錢稅不繳。這些民營企業家，一方面做假賬，一方面拉官員下水，就是為了少交稅不交稅。國有企業，沒有逃稅的必要，因為逃稅也不會逃到個人私囊，所以，他們最多只是給自己多開點工資而已。

國有企業除了照章納稅，還要上繳稅后的利潤，這當然是應該的，因為國有企業的股東是國家，利潤當然要歸國家。讓國家財政開支出去，否則花不出去的貨幣就會沉淀出經濟循環。

那些攻擊國企的人經常自相矛盾，他們一方面說國企經營不善，虧損嚴重，憑國家養活，所以趕快私有化，靚女先嫁。另一方面，他們卻又說國企利潤太大，多交稅是應該的。他們到底想說什么呢？

在市場經濟中，一個企業經營的好壞主要是靠企業自己，國家無需多言。企業可以追求自己的利潤最大化，這是企業的自然本性，無可厚非。國家不必為此多操心，國家是管理宏觀經濟的，宏觀經濟關注的是平衡，是貨幣循環，至于企業利潤的事，讓企業主們自己去操心去，只要他們在合法的框架內經營，利潤多大都可以。

從企業家們的角度看，他們辦企業就是為了贏利，越多越好。但國家和經濟學家們就不能這樣看問題。在真正的經濟學家們看來，企業這樣的產業部門的社會功能有三：（1）向市場提供有償產品和服務；（2）向社會提供就業崗位；（3）向國家提供稅收，以供國家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就業人員正在從產業部門中被排出來。所以企業上述第二個功能即提供就業崗位將越來越少；相應地，企業第三個功能即稅收必須越來越大，才能保持貨幣循環，讓國民經濟能夠周而復始地運行下去。所以，真正的經濟學家們不應該把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如何討得企業家們的笑臉上，而應該關注社會宏觀經濟的整體平衡。

上面這段話來自我的《平衡與增長》一文，過去已經給你發過了的。

社會學家也應該從社會的宏觀層次看問題，要看到問題的本質。社會經濟問題的本質，就是增加全體社會成員的福祉，而不是只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

俞力工：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出現大量的放貸中介公司，即是從國家銀行獲得低息貸款，轉手以高利貸方式貸款給有急需的中小企業。中間的差額則內部分贓。盡管如此，國家銀行還是最賺錢企業，靠的又是什麼手段？我的戶頭設在上海，從廈門同一銀行提款還要支付手續費，這在全球聞所未聞。國家銀行即是利用其壟斷地位，雁過拔毛，為所欲為，哪有什么國家福祉可言？這些行為與操守，不會比民企好到哪里。民企至少還要承擔投資風險。沒有民企，改開就是笑話一場。至于國企，包括地方政府，無效投資無論規模與社會損失，都遠遠超過民企。這都是自媒體的消息？

77年來，我每年回國一趟，可親自觀察兌換人民幣的花樣層出不窮。人民銀行大廳里就是黃牛，直接從柜臺領取人民幣，使用的是銀行的點鈔機，給我們的是高于官價的人民幣。國營與社會主義不過是抽象概念。誰在利用公器尋租有目共睹。經濟學與社會發展的根本是人文問題，不是數字演算。

袁大成： 對銀行的某些收費可以提出異議，這些收費大都從國外學來的。這與銀行是國企還是民企無關。國內也有民營的金融機構，其利息和收費方式更是古怪，有的已經不合理了。比如砍頭息，就是說，如果你從民營金融機構貸款一個億，是拿不到一個億的，而是先付利息，叫砍頭息。有的要先付一年的利息，而民營金融機構的貸款利息是24%，你先付一年的利息，打一個億的欠條，實際到手只拿到7600萬。

按照國家法律，這種砍頭息是非法的，但是民間借貸很多都這么做。

俞力工：改開以來，騎樓下的小販（如補毛線衣，賣春卷）林立，解決了諸多民生問題，但也都可以解釋為為了發財。去年幾大都市則一夜之間將上百萬小生產掃地出門。其理論根據可能就是從你這兒得來的。

袁大成： 你這樣說就不是嚴肅的學術討論了。我什么時候這樣主張過？或者從我的哪個理論可以做出這樣的推論？

小販們的事是市長們應該關心的。我歷來沒有討論過這樣無關宏旨的細小問題，只是關注宏觀經濟運行的機制。

俞力工：你的問題在于把民企給妖魔化，央企、國企給美化。

袁大成：我只講了一點事實，你就認為是妖魔化了。那么你要了解更多的事實，那就超過了妖魔。

俞力工：整個前三十年個人的創造力受到壓制，都是因為“無關宏旨”。恰好就是解放了創造力，社會蓬勃發展。

袁大成：中國的假藥假酒毒奶粉假蜂蜜等等層出不窮，都是民企們的創造力所創造出來的。

中國的大飛機，超級計算機，高鐵，萬噸輪等等都是國企搞出來的。

俞力工：作假是因為有市場沒管理，或說沒管理能力。最近出現個視頻，責問為何稻種都讓外國企業控制？這不是單單稻種問題，而是全國性的物種，品種的極度萎縮問題，更是農業凋零，農民失去自主權，失去土地支配權，失去改良品種的毅力與恒心而導致的問題。你要是歌頌國營企業的能力最好就回到改開之前。那時代100%都是國企制造。

袁大成：私有制出了問題，就推說是政府沒有管理好。你難道不知道，私有化的倡導者反對的就是政府管理，他們認為只要有了自由市場這樣看不見的手，會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討論問題，一定要邏輯上前后一致，否則就無法自圓其說。

迄今為止，我的經濟學討論只集中在討論經濟的機制，并沒有涉及所有制問題。實際上私有制在中國導致的問題叢生，可以說是罄竹難書。中國的腐敗與私有化密不可分，實際上，中國的腐敗過程就是一個私有化的過程。

俞力工：私有化的國家比比皆是，中西歐，北歐卻少見腐敗問題。最近奧地利一部長涉嫌論文抄襲五分之一，立即辭職。而中國，別說是黨校就是文憑印刷廠，甚至清華都在干這些事。你知道我指誰。

自古以來，有市場（集市）就有管理。為什么到了新中國就手足無措？要么有管理沒市場，要么相反。這是黨文化問題。

袁大成：私有化的國家比比皆是不假，其中腐敗的居多，比如印尼首富的蘇哈托家族的印度尼西亞可就是一個私有制國家。

另外在中國是誰在反對市場管理，不正是你所推崇的民營企業家和他們所豢養的喉舌們嗎？

俞力工：別說是消滅小生產，即便對小生產宣傳共產主義列寧都認為是犯罪行為。中國直到目前還沒擺脫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之外還加點歷時一百年的吃大戶文化傳統。

袁大成：我從沒有說過消滅小生產，甚至也沒有討論過大生產。我一再強調，企業經濟屬于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是兩回事。中國人老是搞不清楚這個區別，所以，在我討論宏觀經濟問題時，他們老是要把討論拉回到微觀經濟或者心理學、人性學等等別的問題上去。

俞力工：我有個觀察，就是從走街串巷小販的管理可以看出一個政府的能力。建議你去意大利看看。你的宏觀缺少人文概念。

袁大成：我一再強調過，社會主義應該是建立在理科學基礎上的宏觀經濟學，而不是建立在價值觀念或者道德情操的基礎上人文主義或信仰的問題。盡管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所弄出來的偷工減料，假冒偽劣，見死不救等等案例層出不窮，但是這并不是我否定資本主義的根本理由。我認為，資本主義根本問題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機制在數理邏輯上是無法行得通的。而我的社會主義正是要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和方法學。

但是一般人很難進入理科思維，加上假社會主義曾極大地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所以，現在的中國人普遍反感社會主義，甚至于提到社會主義就聞虎色變。這次美國大選，為什么海外華人普遍支持川普，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川普指責民主黨要搞社會主義，所以海外華人大都支持川普，甚至希望川普能把競選的對手抓起來，實際上就是為了資本主義而不惜以暴力手段顛覆民主選舉結果。

我認為，社會主義是科學思維在經濟學理論上的成就。當人類社會還在愚昧的泥潭中掙扎時，社會主義就沒有希望。

俞力工：風雞村其實就是指中國。早在三千年前，由于這個沖積平原沼澤地復雜，農耕技術發達，個體農戶，即自由農便形成了社會的主流，不只是廢除了封建井田制，還依憑文字的優勢，創造了數千年領先全球的燦爛農業文化。

這一切，歐洲直到五百年前才開始有所突破。中國數千年所培養出來的物種，菜蔬瓜果品種極為豐富。共產之前隨便一個村都有數十品種的豬、牛、羊、雞、鴨等等，為什麼到了今天面臨固有品種凋零、消失問題？答案只有一個，就是把全民的創造性和安身立命的土地，隨著打走資一并打掉了。

改開之后為何不能有所改善？問題在于當局眼睛盯著利潤，死命地引進國外“先進”品種。把原來奄奄一息的文化再死命踩上一腳。客觀結果，就是替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文化侵略充當幫傭。

這些事，西方會提出異議嗎？絕對不會，而是樂見其成。但是，一旦中國想超車，越軌，對不起，你們黃種人最好永遠停留在國際產業鏈中端、低端地位。

中國的問題不在于汪洋大海的小生產與慘淡經營的企業家，而是在于貪得無厭、毫無管理能力的機構，以及那些把一切失誤推諉在“走資”身上的“理論家”。

袁大成：學者要用數據說話，而不能編故事。不管機構多么貪婪無厭，但事實是中國稅收占GDP之比，卻比不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更遠遠比不上歐美國家。以2019年為例，中國的稅收只占中國GDP的15%左右，其中公司所得稅只占中國GDP的3.5%而已。而財政支出卻有對企業的出口補貼等等。這樣的財政結構實在起不到維持貨幣循環和經濟平衡的作用，導致了中國這樣偌大一個國家不能靠自身內需平衡，成為了一個對外出口的工廠化經濟體。特朗普一打貿易戰，中國經濟馬上出現了問題，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經濟在企業式的微觀經濟觀念的指導下，導致了中國財政失去了維持貨幣循環和調節經濟平衡的功能。

中國人大都囿于日常生活經驗，以為只有節省才可以積累財富致富。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沒有看到高稅收~高福利制度所具有的重大經濟學意義。

實際上，高稅收~高福利制度對維持貨幣循環，實現經濟平衡非常重要。在市場經濟中，貨幣是流向供給側的，而且一般并不會全部作為工資又回流到需求側，會有一部分做為利潤而從流通中沉淀下來，這個部分造就了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如此周而復始，供給側的富翁越來越富，所積累的貨幣也越來越多，導致了流通中的貨幣緊縮，市場疲軟，銷售困難，產品過剩，工人失業，工廠關門。這就是歷史上周而復始的生產過剩危機，它并不是生產無計劃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邏輯結果。

這就需要政府通過征稅，把沉淀在生產端所積累的錢財征收上去，再以政府開支的形式重新注入經濟體系，恢復貨幣循環和經濟平衡，才能使社會生產周而復始地持續進行下去。圖示如下：

在上圖的左小角，代表著社會經濟的產業系統，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都是市場上貨幣的流向，如果沒有不停地擴大生產再投資，它們追求利潤積累的結果，必然會使貨幣越來越多地積累在產業端，從而使市場上通貨步步緊縮，導致市場蕭條，經濟衰退。

實際上，貨幣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如同血液在人體中一樣，要保持不停的循環流動，以把養分帶到各個需要的部位。如果讓血液積累在身體某一處，身體就會出現問題。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就是財富積累在了富人端，導致流通中的貨幣緊縮。這就需要政府介入，實行高稅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以便恢復貨幣循環，經濟才能周而復始地持續運行。政府的財政功能，就是經濟系統的心臟功能，要保證貨幣如同血液一樣循環流動。

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悖論，就是每一個資本主義微觀經濟單元在壓低工資，追逐利潤最大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在壓縮其產品銷售的市場的容量，結果必然導致市場蕭條，產品過剩，經濟下行。

所以，在我看來，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不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正確的問題。不是一個人文領域的問題，更是一個理科學的問題，一個系統論的課題。

俞力工：你提到過的兩極化數字遠遠比我接觸的更極端，而同時你一再用些不著邊際的數字來證明公營企業與官方的清白。你想建議的無非是，所有一切罪惡都是民資所造成。我不太清楚，你為什麼要掩蓋95%以上億萬富豪皆是官僚與其家屬的事實（當然不會有官方數字）？你的理想世界其實就是杜絕一切資本活動，甚至連國家資本主義都讓你難過。其次，你的眼里只有幾個數字，擺設出來的就是你想得到的廢止私有的結論。這個世界健康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你不愿意接受罷了。一個財產不肯公布的政府，如何介入促進社會公正？這點中國做不到，做得到的國家你卻不承認。社會學不是數字游戲，首先是觀察與比較，更重要的是批判精神。

袁大成：你上邊所說的當局緊盯著企業利潤，企業家們慘淡經營云云，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如果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盯著企業利潤，那是唯恐企業利潤少了，因為企業利潤多少，一直是中國經濟好壞的晴雨表，一旦少了，當局及經濟學家們就會緊張，設法扭轉。中國財富積累到一小撮人手中的速度，在短短的40年超過了歐美國家400年的速度，這怎能能會是中國的企業家都在慘淡經營呢？邏輯不通，也與事實不符。

俞力工：中國的企業平均壽命大概是全球最短，不是慘淡經營的結果，難道是相反？

袁大成：中國企業壽命短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因為中國人熱衷于注冊公司，大多數就根本沒有開業經營，不續期自然黃了。即使開業了而很快倒閉的，大都也是因為競爭太多太激烈，以至于根本沒有交過一分錢的稅就倒閉了，所以并非是稅負太重而倒閉的，而是市場競爭太激烈了。

至于那些造假的公司，如三鹿奶粉公司等等，就應該倒閉。我看倒的還是太少了。不讓那些圖財害命、污染環境的公司倒掉，就會讓這些公司劣幣驅逐良幣，中國就成了資本主義的天堂，人民的地獄。

另外，我的討論并沒有觸及小生產還是大生產的問題，你就先別拉小生產說話了。生產大小是生產的規模問題，與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無關。

至于你講的過去中國經濟的活力和創造性，培育出來了什么雞種的事，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我只知道中國幾千年的私有制，只有過所謂的四大發明。一只手就可以數過來了。

俞力工：不談小企業可以，生來就是大企業的都是官二代。這種特權承襲制中國已在兩千年前就揚棄了。

袁大成：我前面說過，不管中國的資本家是官二代還是黑磚窯主或煤老板，都是資本家，沒有不同。

俞力工：你這種掩蓋貪官的行為已經接近犯罪了。

袁大成：我掩蓋貪官？我真佩服你的認知能力。我認為，私有化正是中國腐敗的溫床，正是張維迎們那些靚女先嫁的私有化改革，才給了中國官員們化公為私的機會，出現了嚴重的腐敗現象。而公有制正是對腐敗的釜底抽薪。

俞力工：那是因為前三十年的資源充公給后四十年的貪腐提供了一切方便。尋租的概念即來自官員如何從可支配公共財產獲得私利。這方面，中國第一，所以兩極化速度最快。

袁大成：我們的討論開始于稅收政策的經濟學的理論意義，卻被你不停地轉移話題，你還需要更多的學術訓練，才能不偏離話題。

俞力工：你的稅收數據不能說明尋租問題，所以唯一效果就是替央企打掩護。

袁大成：我替央企打什么掩護啊？請說明一下。

難道央企偷稅漏稅成風，或者拖欠工資？或者996累死了職員？

還是你們所憎恨的央企大鍋飯，沒有人干活，都在偷懶，全靠民企養活？

俞力工：你說央企比民企貢獻大，健康，能促進再循環等等，都是在掩飾尋租問題。你們的理論說到底就是世界最終肯定是公有制，因此最好即刻廢止一切私有制。這是斯毛的智慧。

袁大成：不是我說的央企比民企貢獻大，而是統計數據說的。隨著經濟改制，今天國企占中國經濟比重不到中國經濟總量的30%，但是國企納稅占企業所得稅收的60%，還沒有算國企稅后所上繳的利潤。

今天的中國，不要說各級政府的各種直接補貼私企的開支，即使用于老百姓的社會保障開支，也是國企補貼著私企，因為今天中國財政收入大部分來自國企上繳的的稅利和居民們的消費稅及員工們繳的個人工資所得稅，那么由于私企偷稅漏稅嚴重，很多私企，就不給員工繳三金，這就意味著私企員工退休后的養老金必然有一部分是靠國企所繳的利潤等來源補貼。

俞力工：改開前該比例更大，不是嗎？那為什么要改革？你該知道國營企業的比重在大多北歐，中西歐國家都比私企大。只有在工業產值上私營超過公營領域。但他們沒有那么多罪惡，甚至官員逃稅500美元都心驚膽戰。

袁大成：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在大多數中西歐國家都比私企大，這實際上證明了我的觀點，即國有制并不是問題所在，因為中西歐國家的國企比重這么大，也搞得很好，并沒有什么腐敗問題。

俞力工：你完全看不到國營企業如何在國際市場亂投資與揮霍，更看不見國家財產如何讓“小核心”分包給一個個圈內成員抄買國外的房地產與股權。歐洲國企健康是因為其受法律、國會、在野黨與輿論約束。

袁大成：這是法制不彰的問題，不是國有制的問題。奧地利國企比重就很大，超過了經濟總量的70%，但是奧地利卻是一個政府廉潔、社會保障健全、人民生活無憂無慮的國家。

而那個被特朗普當賊防的墨西哥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呢？

墨西哥是一個幅員遼闊，礦產資源豐富，氣候溫暖，人口密度不到中國一半的大國。它的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等等都很豐富，又靠近美國這樣一個大市場，卻有十分之一的國民偷渡到美國，因為什么？因為貧窮！

要知道，墨西哥不但有著豐富的礦藏，遼闊的領土，溫和的氣候，也有中國右派經濟學人所追求的全面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與最開放的對外經濟關系等等所有元素，但卻仍然是一個貧富懸殊、社會腐敗、人民貧窮的國家。這么一個人均GDP稍高于中國的窮國卻出了一個可以取代比爾·蓋茨的世界首富，真是國家的恥辱，因為其50%人口仍生活貧困之中，而富人們偷稅漏稅嚴重，國家財政甚至無法給警察、公務員、教師一個像樣的工資，還不如中國的水平，所以公務員很容易被販毒集團收買。

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所追求的自由經濟所有元素在墨西哥都應有盡有，那么中國經濟私有化改革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墨西哥今天這個樣子了，甚至可能還不如墨西哥，因為中國的人均資源等等還遠不如墨西哥。

俞力工：墨西哥很糟，但不要拿來做遮羞布，也不要認為健全的社會民主都是這種歸宿。

袁大成：墨西哥遠不是私有制國家搞得最糟的，比墨西哥更糟的私有制國家還多的是，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我們在討論經濟學，至于法律和政治問題，可以另找一個題目討論。經濟學是理科，理科思維就是要把研究對象簡單化，一個一個地討論。要不然話題東拉西扯沒有邊際，失去了討論的焦點。

俞力工：這是你的偏見，想用數學取代人文問題。從我們的角度看，你在東扯西拉，完全脫離人性。數字不會貪腐，貪腐出現就不是數學。

袁大成：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討論人性這個話題。我討論的是經濟科學，不是人性問題，也不打算討論天文學等等等問題。

當然你的專業不是經濟科學，但是我勸你要學點經濟科學，否則沒有經濟學的正確性分辨，也就不容易在社會學很多問題上做出正確的判斷。

以我們現在談的稅收為例，有些文人就以人性為出發點，說稅收越少越好，從而可以贏得了富翁資本家一片喝彩，這些文人也就自以為他們代表了正義，感覺飄飄然了。

俞力工：你學了半天還是剩余價值論。《資本論》1972年我在柏林就讀過了。

袁大成：我感覺你根本沒有弄懂我的觀點，所以建議您好好把我的文章再讀一遍，不帶情緒地讀一遍，讀懂了再說。否則你就不是與我的觀點對話，而是與別人的什么觀點對話了。

俞力工：所有這些問題涉及管理不當。中國步入市場經濟，如從周宣王廢井田開始，至少2800年。全球獨一無二。經過數千年經驗積累，尤其是有文字，竹簡、紙張記載，文化教育發達，全民都已培養出單打獨斗的企業精神（其靈活性比比白種人的笨拙就一目了然）。這也是集體主義必然約束經濟發展，而改開后吸引各地投資，經濟蓬勃發展，一枝獨秀的真正原因。凡華夏地區，只要不違背國人創業精神與糟蹋商貿文化基因，都能蓬勃發展（新港臺，甚至包括日韓的儒家文化圈無一例外）。國內問題堆積如山，應該看到管理機構的素質問題，而不要把民族文化優勢給妖魔化。就像醫學，在歐洲還不知道制造紙張的文藝復興之前的時代，不可能依靠羊皮記錄而產生文化，而中醫的經驗積累早已贏阿拉伯醫學（他們從8世紀學會造紙，10世紀達到文明高潮），而阿拉伯醫學經典直到19世紀還是歐洲的主要醫學知識來源。你想用剩余價值論來概括人類經濟文化運動，非常怪誕。

袁大成：我連價值論都沒有興趣，談何剩余價值？所以說，你沒有看懂我的文章。

你說的“管理不當“，我也同意。但怎么才可以管理得當呢？在高度市場化的今天，就需要正確的經濟理論為宏觀經濟管理編程。而那些自由經濟的倡導者們，根本就不主張管理，因為他們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可以發揮每一個人的積極性，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管理，當然更談不上是否管理得當的問題了。

另外，按你所說，既然中國在2800年前的周宣王時代就步入了市場經濟了，也出過陶朱公、呂不韋那樣的富商，但是為什么到了2800年后的清朝，人民還是過著衣不遮體的窮困生活呢？這樣算下來，私有制的2800年間，中國的人均GDP每年均增長還不到0.01%？

俞力工：你的價值論就是國營企業創造的價值可造成良性循環，而私人資本則遠走高飛。如果有一點點真理，那就是改開后，上行下效，成為社會普遍現象。

2500年前陶朱公有條商訓：務完物，審貴賤，無息幣。意思是說，貨物的品質要完美，要注意價格變化規律，莫要使貨幣停止流動。

這是真正的中國經驗，幾千年來生意人的座右銘，即資金要保持流動，流通，才能繼續創造價值。反倒是國營企業在這方面的靈活性遠不及私人資本。

馬克思時代，德國經濟落后，封建割據，貴族階級當權，因此才會抬出階級斗爭論與剩余價值論。他本人就不懂中國，而且相當地歐洲中心論。中國的左派那懂得這么多，把歐洲階級斗爭史生吞活剝地套用在中國身上，作孽延續至今。再添加幾個數學公式也改變不了糟蹋國家的后果。

近數十年，有了松動，經濟即刻蓬勃發展。至于農業、農村，充公土地正在讓農民步步走上絕路。再觀察幾個月，很可能發生一場國際集團停止提供農產品給中國的貿易戰爭。當局似已意識到危機所在，因此呼吁屯糧，節約。但耕者無其田，一切努力都是畫餅。

袁大成：你大概沒有看清楚吧。我說我對價值理論沒有興趣，那是初級經濟學的東西。

俞力工：你的國營企業利潤循環論給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所以比喻為你的“價值論”。該加上引號。照顧不周，抱歉。

袁大成：我的經濟理論與價值理論一毛錢關系都沒有。國有制也不是我的經濟理論建立的必要條件。我的經濟理論所編程的宏觀經濟運行軟件，在國有制和私有制的基礎上都可以運行，但是，在國有制的基礎上運行得更順暢，而在私有制的硬件基礎上則運行得磕磕絆絆，甚至導致社會的撕裂。

俞力工：你的經濟理論的結論與引申，必然是對資本恐懼，對公有迷信。不就是怎么回事嗎？你的任何一個發言都沒離開這條紅線。

袁大成：你這話只能表明你沒有看懂。好好看看我寫的《平衡與增長》吧！

俞力工：馬克思曾經這么說：現在它們（俄國農業公社）連種兩、三俄畝土地還缺乏各種必要的農具，難道把他們的耕地增加到十倍，他們的狀況就會變得好些嗎？”國有，公有，要看條件，看人民的意愿，看組織能力，看一切必須配備的物質條件。這些東西，不是你的編程可以考慮到的。這些問題，我在1980年就評論過了。

袁大成：我談的不是這些問題。

俞力工：脫離這些問題，你的編程就毫無意義。

袁大成：我說的問題是國家稅收和財政開支對維持貨幣循環和經濟平衡的重要性。因為，在市場經濟中，貨幣是流向市場供給側的，就像河流流向大海一樣。如果沒有太陽對海洋的蒸騰和降雨作用，那么河流就會干涸，不再有水流動。國家財政的二次分配作用，就如同太陽的蒸騰和降雨一樣，對維持貨幣循環至關重要，否則，隨著產業部門利潤的積累，會有越來越多地貨幣從流通中沉淀到社會經濟的供給側，造成了市場上通貨緊縮，市場蕭條，經濟下行。實際上，所謂的兩極分化的過程，從經濟學上來看，也就是通貨沉淀的過程，由于中國的財政沒有很好地發揮維持貨幣循環的作用，中國的兩極分化速度很快，中國的M2在銀行中已經200萬億以上，大多是企業和富人的存款，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導致了中國經濟內需不振，造成市場蕭條，經濟下行。所以，要維持社會生產能夠周而復始地持續進行下去，國家財政必須發揮太陽在地球大氣層的水循環作用一樣，以稅收把沉淀在供給側的貨幣蒸騰上去，重新注入社會經濟的需求側，保持貨幣循環不已，才能使社會生產活動周而復始地進行下去。認識到這個問題，才能認識到國家財政稅收應該以企業所得稅為主，而不征或少征消費稅，應該向可能沉淀下來的貨幣征稅，而不是向流通中的貨幣征稅，等等。這就是我在談的問題。你卻把問題拉扯到什么人文啦，小生產啦，私有制啦，央企啦，剩余價值啦等等，已經離題萬里。不是我談的問題。從貨幣循環角度看，理論上國有企業把利潤所得應該全部上繳給國家財政，通過國家的財政開支重新注入社會經濟的運行中去，所以國有企業的利潤不大會從流通中沉淀下來；私有企業不同，即使它們能照章交稅，稅后利潤的沉淀也會很大的，長此以往，不但造成了兩極分化，也造成了通貨緊縮，市場蕭條，經濟下行。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就是社會的總開支所形成的有效購買力的總和。國家財政要發揮維持貨幣循環的功能，把富人階級花不完的錢征收上去，重新注入社會經濟的消費側，從而維護社會總購買力不萎縮，方能防止因為通貨緊縮導致的經濟下行。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您如果還沒有弄懂，就好好看看我寫的《平衡與增長》吧！（推薦閱讀《袁大成：平衡與增長》）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經濟科學期刊”，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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