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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金華：兩相對照天差地別 ——張大成案分析

點擊：4848 作者：劉金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1-04-04 07: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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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談的另一個重大案件，是張大成騙取貸款案。昆侖策研究院發文問：《一個被美制裁的大型國企：從千億市值到破產僅2年，真相究竟是什么?！》

昆侖策研究院的幾篇文章都正面肯定張大成。2014年9月20日新浪博客的《黑龍江省副省長馬淑潔被爆其與哈工大集團總裁張大成通奸(轉載)》，則把張大成說得十惡不赦。2021年1月28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露《關于工大高新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資金占用和擔保情況的專項說明》，律師指張大成可能涉嫌“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我不具體了解情況，不能對張大成個人做評判。對張大成案，我也沒有看到司法部門的資料，了解不全面，但根據昆侖策網站的資料，已經可以基本認為張大成案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

張大成同意公司資金部提出的以企業商票承兌匯票票據融資的方式為企業進行融資，是融資常規操作，屬于真實債權債務關系；擁有240億元資產、千億市值的上市公司開出的票據，完全有還款保障；全部融資實際用于企業經營，不是張大成個人占有，是真實交易。據此，“票據詐騙罪”不能成立。實際上，公訴機關已否定了這個指控，改為“騙取貸款罪”起訴，根據刑法，這也不能成立。

刑法第175條規定，“騙取貸款罪”是“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張大成在銀行突然抽貸36億后，被迫進行融資解決資金短缺，是企業經營需要，無犯罪故意。哈工大集團的240億元資產，完全保障貸款銀行或金融機構不可能產生收不回貸款的重大損失。“騙取貸款罪”的兩個構成要件都不具備。

本案是由郵儲銀行武威市文昌支行原行長王建中和金融掮客勾結實施犯罪引發的。這里，需要融資的哈工大集團，是王建中團伙實施犯罪的對象，在沒有證據證明張大成參與趙曉清、王建中的勾結，沒有證據證明張大成參與7000萬“居間費用”分贓的情況下，僅僅開具商業承兌匯票交由趙曉清進行融資，不能認定張大成是同犯?，F在，起訴機關改涉嫌票據詐騙罪為騙取貸款罪，已經否定張大成是王建中涉嫌票據詐騙罪的同犯。

張大成案沒有立案，檢察院講是因為張大成作為王建中的同案犯，現在，“票據詐騙罪”改為“騙取貸款罪”，表明與王建中不屬于同一案件，不單獨立案繼續進行刑偵，程序上是否合法？

嚴重的問題是，2017年，王建中票據融資事發，2018年1月，蘭州警方找到哈工大集團及張大成，稱該公司出具的商業承兌匯票涉嫌“票據詐騙案”，要求歸還5億元票據融資。哈工大集團因未按計劃把款項歸還，2018年7月，警方抓捕張大成。2018年9月21日《哈爾濱工大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張大成先生因個人身體原因申請辭去公司董事長、董事、董事會戰略委員會主任委員等所有職務”，從此，哈工大集團一蹶不振。我查了股市記錄，

工大高新2018年3月中旬停牌，2018年8月下旬復牌后，股票市場價值從9.22元一路高臺跳水式直落至10月19日的1.76元，現在即將退市，市場價值僅為0.41元，凈資產為負4.78億。

從時間上看，明顯地與警方抓捕張大成相關，而其后果是非常嚴重的。要說犯罪，這才是最大的犯罪。

我看到一個資料說，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工大集團積極引進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國防尖端科研項目11項，張大成主持了系列航天科技引進、吸收、攻關。包括單兵無人機系統、地效翼船、烏克蘭經濟型JIΦ3600A等項目，其中地效飛行器，已取得了具有戰略突襲兼戰術反制能力的‘DE四代’試驗成果，其XS地面衛星接收站及DG工業4.0技術亦為國防建設所亟需，填補了國家多項高科技空白。擁有60多名外籍專家在內的數百名高科技人才了隊伍，對此，國家給予了充分肯定。十八大以后，張大成主持下的工大集團，把工業制造2025做為長期戰略布局的核心，其中包括人工智能、信息服務業及國防尖端武器研發。其信息產業如旗下全資子公司‘漢柏科技’，在基于人工智能的人臉識別算法，研發全系列產品方面，已制定了可用于公安、交通、地產、教育行業的閘機、單屏、門禁，人證指紋合一驗證(人臉對比速度達1000萬次/秒，抓拍率達國際領先的99.9%)。已提出了人工智能——模式識別業務板塊，向智能駕駛、人機交互、機器視覺和人臉識別深入，已提出一系列基于人臉識別技術的行業應用解決方案。并重拳出擊人臉識別市場，其可見光和近紅外的雙融合算法實力填補了人工智能的國內空白，躋身國家網絡與信息安全通報機制核心技術支撐單位。”（中國發展網2020年9月6日《創業千億兩袖清風，難能可貴的掌門》）

搞垮這樣的國有企業，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昆侖策研究院的質問直擊要害：

“一個被美制裁的大型國企：從千億市值到破產僅2年，真相究竟是什么?！”

“哈工大原黨委書記是否確實推進過校辦企業私有化進程，他究竟進行了哪些操作？張大成指稱哈工大集團的240億元資產近年來遭到惡意低價賤賣，且有關聯方暗中接盤，究竟賣了多少？買家都是誰？”

“當前，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民營企業家的司法保護，出臺了很多政策，被告人張大成作為一心為公的國有企業的領導干部難道不是更加應當予以保護嗎？”

哈工大集團沒有被美國制裁搞垮，卻被自己國家的一個有問題的司法，搞垮了！這個重大案件，必須搞清楚。

對于昆侖策研究院的前兩問，需要用確鑿事實來回答，我沒有條件做這件事，這件事也應當由紀檢機關來做。對于第三問，我想與2018年對張文中案的推翻相比較。

最高法院對于張文中案的推翻，我于2018年6月12日、15日和19日，連續給全國人大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紀委、中國監察部官網、中國最高檢察院官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信箱”、中國政府網等官網寫了三封信信：《質疑張文中案再審判決》、《正確理解和實踐保護產權》《評張文中案再審判決“標桿”說》，提出質疑。

改判張文中案的(2018)最高法刑再3號判決書17000字（這樣長的判決書，在中國少見），很長，我的質疑信也長，不適宜全文轉錄，這里僅根據本文的議題，略談最高法院對張文中“詐騙罪”的否定。

最高法院改判書認為：

“物美集團在申報國債技改貼息項目時，國債技改貼息政策已有所調整，民營企業具有申報資格，且物美集團所申報的物流項目和信息化項目均屬于國債技改貼息重點支持對象，符合國家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和產業政策。原審被告人張文中、張偉春在物美集團申報項目過程中，雖然存在違規行為，但未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以騙取國債技改貼息資金的詐騙行為，并無非法占有3190萬元國債技改貼息資金的主觀故意，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故原判認定張文中、張偉春的行為構成詐騙罪，屬于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錯誤，應當依法予以糾正。”

我質疑說：

“《中國國債技改貼息將對各所有制一視同仁》，是中國新聞網對李榮融2001年11月15日講話的新聞報道；而2002年2月27日的《關于組織申報2002年國債技術改造項目的通知》仍然明確國債技改貼息支持的對象是‘國有和國有控股的大型骨干企業’，并無‘中國國債技改貼息將對各所有制一視同仁’的規定或表述。法院不能以一篇新聞報道、一個政府部門負責人的講話為據，以言代法?！蛾P于促進連鎖經營發展的若干意見》是關于對發展連鎖經營的認識、規范和管理的政策，不涉及國債貼息技改項目。”

“財政部將3190萬元國債技改貼息資金撥付到誠通公司，而不是撥付給物美公司這個事實，不支持改判書認為的‘作為民營企業具有申報國債技改項目的資格’”。

“物美公司作為民營企業，以國有企業誠通公司下屬企業的名義申報，具有欺騙性。判決書說‘其以誠通公司下屬企業名義申報，并未使負責審批的主管部門產生錯誤認識’，是強詞奪理，無視客觀事實。”

我質疑說：

“‘物流項目并非虛構’與‘物美集團申報的物流項目和信息化項目并非虛構’是兩回事。……已經認定‘報材料中的企業基本情況表和物流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均有不實內容’，‘物流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所附的土地規劃意見書及附圖不規范且不具有法定效力’，已顯示項目存在虛假內容……‘物美集團與和康友聯公司簽訂虛假設備采購合同，開具虛假發票，獲得信息化項目貸款1.3億元，后用于公司經營’，是清楚的事實;觸犯了《刑法》第175條——‘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是確定的。……3190萬元不是一般貸款，而是國債技改貼息資金。雖然物美集團在財務賬目上一直將其列為‘應付人民政府款項’，具有隨時歸還該筆資金的能力，還未直接侵吞國家財產，但是占有了國家為國債付出的利息，數額每年達百萬元。綜上，物美集團是民營企業，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假冒國有企業騙得國債技改貼息資金，用于歸還公司其他貸款，不僅占用國家資金謀利，同時占有了國家的貼息，數額巨大。詐騙罪所有構成要件具備，成立。”

兩相對照，同在2018年，《刑法》第175條對張大成和張文中，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明顯是天差地別的不同對待。

我們看到，2018年，張文中案再審改判，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負責人就張文中案改判答記者問說：

“張文中案件的改判，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產權保護、加強企業家合法權益保護的堅定決心;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各類所有制經濟平等對待，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精神；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戰略要求。張文中案件，是人民法院落實黨中央產權保護和企業家合法權益保護政策的一個‘標桿’案件。”

《人民法院網》、《律師周刊》、《新華網》評論稱：

“張文中案再審改判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案件本身。”“一是同類型冤假錯案平反的標桿，二是企業家產權保護的標桿。”“所謂‘標桿’案件，就是具有標志性、示范性、引領性作用和地位的案件。”“這起案件的再審不只是個司法問題，更具有鮮明的導向—它對提升中國企業家的信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最高法經過再審張文中案，依法糾正了原判決把企業一些不規范行為當作犯罪來處理的錯誤，依法保護了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合法權利，有利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

對此，我也要重復昆侖策研究院問：

“當前，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民營企業家的司法保護，出臺了很多政策，被告人張大成作為一心為公的國有企業的領導干部難道不是更加應當予以保護嗎？”

在同一時間，司法對“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對張文中案與張大成案的不同對待，是“體現了黨中央對各類所有制經濟平等對待”嗎？這個不平等司法實踐的“標志性、示范性、引領性”是什么？這個重大問題，必須搞清楚。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非常強調依法治國，提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習近平講的“提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當是這個意思，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制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具體運用。

所以，依法治國，也就是按統治階級的意志、需要治國。事實也是如此。沒有一個國家不是按統治階級的意志治國。因此，我們對于一個國家的性質，可以通過法律來認識。立法保護“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社會，必定是私有制社會，是剝削者的社會，因為被剝削者沒有財產需要保護；“刑不上大夫”的社會是封建社會，法律維護資本家剝削工人權利的社會的是資本主義社會，法律維護勞動者不受剝削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

所以，“依法治國”不能抽象地講，而要講清楚維護哪個階級的利益，體現國家本質。

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司法形式，是法律制定后的實踐形式，不是法律實質，法律實質是一個階級鎮壓一個階級的手段，對不同階級是不平等的。對此，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講的很清楚，很透徹。人民民主專政的民主權利只屬于人民，對反動階級則只能專政；“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于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于違法者，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可判實刑可判緩刑的，判緩刑。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貫的司法實踐，不是張軍檢察長說的，只是在當前形勢下，國際經濟下行壓力下，對民營企業家的一個“司法政策的調節”。如果這種司法實踐只用于民營企業，而不適用于國有企業，這就不是司法實踐形式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依法治國”體現的國家性質？對張大成案與張文中案的司法，是否已剝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標志性、示范性、引領性”地赤裸裸地表現出法治的階級本質？

我認為，張大成案件本身有嚴重問題，造成了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垮掉，后果是嚴重的；與張文中案相比較，表現出的司法問題更是嚴重的。昆侖策研究院的三問，不僅代表民眾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要求。國家領導層應當高度重視，國家紀檢部門應當深入介入調查，搞清楚這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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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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