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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4日，在印尼巴厘島G20峰會前，中美元首實現了近年來的首次面對面會晤，兩國元首就中美關系中的戰略性問題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坦誠深入交換了看法。

我們看到，拜登一路小跑，滿臉堆笑，跟我們習主席熱情握手，親切交談，甚至挨肩搭背，會談中表態也很積極動聽：我愿重申，一個穩定和發展的中國符合美國和世界的利益。美國尊重中國的體制，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系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無意同中國發生沖突；美方也無意尋求同中國“脫鉤”，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意圍堵中國；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尋求利用臺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中國，希望看到臺海和平穩定……

對于這次會晤，有些媒體給予高度評價，認為“中美關系開始全面解凍”，“是中美兩國關系全面恢復的開始”，甚至有評論認為“終于把兩國關系拉回到穩定和正常的發展軌道”……

不過筆者覺得，這樣的判定恐怕有些天真，或者言之過早，因為對拜登的承諾不能太當真。

筆者注意到，拜登話音剛落，11月16日，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伊利·拉特納 (Ely Ratner) 就在政治防務峰會（Politico Defense Summit）上發表講話說，2022年美國國防戰略將中國列為國防部面臨的優先挑戰，作為這一戰略的直接結果，印太地區是優先戰區，重點是整體綜合威懾，并與盟友和伙伴以整個政府的方式合作。關于臺灣問題，他表示，綜合威懾的目標是勸阻中國國家領導人，不要認為有一種快速、低成本的方式來實施“入侵”。

11月19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上發表講話時談到他的印太之行，是因為印太地區“是一個開放、安全和繁榮世界的關鍵”，“美國國防部面臨的優先挑戰是日益自信的中國，它正試圖重塑該地區和國際體系以適應其獨裁偏好”，奧斯汀特別強調，雖然拜登總統在巴厘島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時表示中美之間“不需要新冷戰”，但國防部必須對中國的威脅保持清醒的認識，他說：“北京和莫斯科一樣，尋求一個強權即正義、以武力解決爭端、獨裁者可以撲滅自由之火的世界……”

11月22日，正在菲律賓訪問的美國副總統哈里斯登上被美媒稱為“菲律賓與中國海上主權爭端的最前線”的巴拉望島，“拱火”南海問題，聲稱“美國與菲律賓站在一起，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海洋秩序、不受阻礙的合法貿易以及對國際法的尊重，包括航行和飛越自由……”

拜登作為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三軍統帥，為何他的手下不僅不堅決維護他的權威，與他“對標對表”，以確保“軍令政令暢通”，反而出現一些與“最高指示”明顯相抵觸的雜音呢？

第一，美國是所謂的“法治國家”，法大于權，政府堅持“依法行政”。拉特納非常明確地表示：美國堅定地致力于臺灣防御，因為這在《臺灣關系法》中有明確規定，該法案不僅包括要求向臺灣提供自衛所需的武器，還在非物質方面也有相當大的關注，包括培訓、軍民融合和全社會的努力……對于中方一再強調的、作為中美建交基礎的、要求美方必須恪守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其實只是行政文件，不具備法律地位，所以美方每次承諾都是這么說：“美國仍堅持以《臺灣關系法》、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為指導的‘一個中國’政策”，《臺灣關系法》是排在最前面的。

第二，拜登雖然是一國之君，但在美國，其權力是非常有限的。事實上他只能行使“三權分立”三分之一的行政權，還有立法權、執法權兩大部分他是鞭長莫及的，其中立法權屬于美國國會，執法權屬于美國最高法院，而且是“鐵打的國會高院、流水的總統”。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在他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這樣寫道：“美國總統沒有阻撓法律制定的權力，而執行法律的義務也是他擺脫不了的。他若能積極主動地合作，毋庸置疑會促進政府工作；可他若不這么做，政府也能繼續運轉，立法機關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掌控著他所有的要務。”

第三，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總統不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擺設”。因為法治國家依法行政，有一只無形的法律之手在操控著整臺社會機器，哪怕政府停擺關門，它也可以照常運轉。筆者于2004年首次提出了一個“鐵軌理論”：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法規好比“鐵軌”，國家機器好比“火車頭”，總統好比“火車司機”，一旦火車上了路，就得沿著鐵軌行駛，誰也無法改變它的方向。總統或許可以玩玩“臨時停車”或者“減速行駛”的把戲，但斷然不能改變方向和目的地。

第四，美國政府毫無國家信用可言，一貫是說一套做一套，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習主席在巴厘島會晤中指出：“總統先生多次講過不支持臺獨，無意將臺灣作為謀求對華競爭優勢或遏制中國的工具。”可是，拜登也多次講過“美軍要保衛臺灣”！而且20多次表示，無論俄烏戰爭打到什么程度，哪怕扔原子彈，美軍也不介入，美國的戰略重心在亞太地區，其核心目標是團結盟友伙伴對中國形成“綜合威懾”，全面遏制中國崛起，因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戰略競爭對手”，中國是“唯一一個有能力也有意愿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

第五，中美之間的矛盾是一個崛起大國和一個守成大國之間的不可妥協的結構性矛盾，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稱霸世界的美國夢”的直接戰略碰撞。美國對中國的圍堵、遏制和絞殺，是一場全時空的、全領域的、立體的、持久的“反華戰爭”，無孔不入，不擇手段，中美關系的任何緩和都是暫時的、策略性的。全面打壓中國和平崛起已經成為美國戰略國策、兩黨共識和舉國意志，即便是總統也不可能扭轉這種局面。

筆者認為，對于拜登的話，我們不能太當回事，當然也不能完全不當回事。

首先，針對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權架構特點，我們與美國政府打交道必須克服“集權思維”。不能只盯著白宮，還要關注國會和最高法，因為美國政府不是總統一人說了算。針對美國“立法便捷，缺乏控制”的制度弱點，我們可以有的放矢做工作，一方面要極力阻止不利于中國的法案出臺，一方面要積極推動有利于中國的法案出臺。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向以色列學習，他們通過在美猶太人政治捐款、參加選舉投票或直接參選、組織游說等三種方式維護美以同盟、確保美國對以色列的保護，他們的經驗值得借鑒。

其次，我們必須對拜登的幾句“軟話”保持幾分理性和警覺。不要被忽悠，不能對美國抱有任何幻想，不能盲目妥協，更不能無原則地搞利益輸送。我們不能光看他說得怎樣，更要看他做得怎樣。對于中美合作，必須堅持互利共贏的原則，不見兔子不撒鷹。當前美國國內通脹壓力山大，在經濟上有求于中國，我們不能再干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救美國就是救自己”的蠢事，《農夫和蛇》的故事、《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不能總是重演。

再次，雖然我們對拜登的話不能太當真，但也可以加以利用。以此給美國政府施加壓力，逼迫其重返中美關系發展正軌。我們可以利用拜登說的話大做文章，從正面規勸美國政府信守承諾。習主席在巴厘島會晤中說得好，“希望美方將總統先生的承諾落到實處”。在會晤中，兩國元首都責成兩國工作團隊及時跟進和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采取切實行動，推動中美關系重返穩定發展軌道。不管結果怎樣，我們工作還得這么做，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做99%的努力，即便中美關系只是暫時的緩和，對于中國也是機會。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