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活在中緬邊界的果敢人是明代皇帝和官兵的后裔，清朝國力衰弱后果敢地區(qū)被劃入緬甸。作為中緬邊境的果敢人與我國云南邊境人民說一樣的云南方言，用人民幣看中國電視臺，雖然在緬甸境內，卻過著在中國一樣的生活。與母國的頻繁交往互動使得果敢人的民族認同更加深化，雖然在法律上已經是緬甸人，但很多果敢人卻仍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無法融入緬甸文化。除了歷史原因使果敢人被迫劃入緬甸沒有主動接受的意愿，緬甸政府也沒有積極引導少數民族建立正確的國家認同。緬甸獨立后大緬族主義傾向嚴重，在對待少數民族時并沒有給予承諾的優(yōu)待，導致了緬甸境內一系列的民族分裂活動。果敢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起開始與緬甸政府的武裝對抗，期間也出現了二十年的和諧共存期間，但現在仍在沖突不斷。究其原因就是果敢人在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失調，果敢人在文化經濟上對母國的依賴使得他們將民族身份至于國家身份之上，錯誤的將民族身份與國族身份混淆，且緬甸政府頒發(fā)的“二等公民”身份證也阻礙了他們建立對緬甸的國家認同。但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并不是矛盾不可調和的，目前主要采用的有三種方式，分別是同化主義，國族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緬甸政府采取的強硬同化主義并沒有成功讓果敢融入緬甸這個多民族國家，反而激發(fā)了少數民族成員的自我保護和民族危機意識，強化了其民族認同。目前緬甸政府也在及時的調整政策采取更加溫和的同化手段，在果敢地區(qū)推行緬語讓果敢人更好的融入緬甸文化。無論是采取哪種民族政策，實現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和諧統(tǒng)一才是最終目的。果敢地區(qū)位于中國云南省與緬甸撣邦交界處，自秦朝至清朝都屬于中國領土，但該地區(qū)在明末之前一直是無人居住的原始森林，直至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榔及其官兵就逃亡此處定居。但此地天高皇帝遠，使得中央政府的管轄鞭長莫及，在清朝時期該地區(qū)一直是地方土司自治，與中原地區(qū)聯系較少，具有地區(qū)武裝的基礎。在英國殖民緬甸時期，1894年英國還在《中緬邊界條約》中承認了果敢屬于中國的事實，但在1897年英國就憑借其強大的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續(xù)議緬甸條約》，將果敢地區(qū)劃入了緬甸領土。1948年緬甸獨立后，果敢當地土司為了自己的私利，在首屆國會上提出“果敢系緬甸領土，果敢人民應當享受緬甸的合法公民權益”的議案，后經國會通過被載入緬甸憲法（羅圣榮，汪愛平，2011）。這便是著名的彬龍會議，這一議案的通過也使得果敢人在法律意義上成為了緬甸人。但當時緬甸政府分心于打擊克倫等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在果敢地區(qū)繼續(xù)實行原有的土司制，中央政府沒有進行直接管轄。因此在緬甸獨立初期，果敢地區(qū)自主權較大，保留了抗日時期的武裝力量基礎，并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一是楊振聲的反緬武裝，其中一部分在泰國由楊振業(yè)領導；二是羅星漢受政府扶持的‘自衛(wèi)隊’武裝；三是彭家聲領導的由年輕人組成的反緬武裝”（梁晉云，2001）。1962年吳奈溫將軍推翻了吳努政府，建立了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政府，即現在的軍政府。為鞏固自身政權，吳奈溫政府對地方武裝力量進行清理，1963年下令抓捕果敢地區(qū)的頭面人物楊振材、羅星漢和彭家聲等人，自此果敢地區(qū)開始了與軍政府的武裝對抗，也開啟了沖突的第一個階段。1965年緬甸政府軍進駐果敢，彭家聲成立了果敢人民革命軍進行反抗，兵敗三年后，彭家聲重新以緬甸共產黨人民革命軍的旗號再返果敢，次年將政府軍趕出果敢地區(qū)，從此緬共開始實際統(tǒng)治果敢地區(qū)。由于緬共的內部腐敗問題日益突出，階級斗爭嚴重，左傾思想盛行，1989年彭家聲宣布脫離緬共領導，成立了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并與軍政府簽訂了停火協(xié)定，軍政府命名同盟軍轄區(qū)為撣邦第一特別行政區(qū)。果敢也是第一個與軍政府簽到停火協(xié)定的少數民族地區(qū)武裝，為其他十多個地區(qū)武裝與軍政府的和談開了頭，給緬甸局勢帶來了大致穩(wěn)定。此次停火協(xié)定規(guī)定果敢特區(qū)名義上歸屬緬甸中央政府，但擁有獨立的政府、軍隊、稅收和法律制度，對中央政府不承擔任何義務。至此，果敢地區(qū)開始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高度自治性地方政權的歷史（張偉玉，2012）。這一時期果敢地區(qū)與政府和諧共存，但在這段甜蜜期內，軍政府從未放棄鏟除果敢地區(qū)武裝的企圖。
之前果敢地方武裝能和軍政府長期相持是因為實力相當，果敢地區(qū)位于山區(qū)，易守難攻，且背靠中國，很容易引發(fā)邊境沖突，稍有不慎就會影響中緬關系，因此雙方均無絕對的優(yōu)勢來打破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平衡態(tài)勢。但緬甸軍政府在這20年和平發(fā)展時間中提高了軍事力量，更新了武器裝備，果敢部隊卻出現了訓練不足，部隊家族化和個人化問題嚴重，戰(zhàn)斗力明顯下降（羅圣榮，汪愛平，2009），這種勢均力敵的局面也終于在2009年8月被打破，2008年緬甸軍政府頒布了新憲法，其中第7章第338條規(guī)定：“全國范圍內的武裝力量統(tǒng)一歸國防軍指揮”（李晨陽，古龍駒，2009），該憲法旨在收歸地方武裝力量為政府所有，而地方武裝力量又是果敢地區(qū)高度自治的基礎，因此彭家聲毫不例外的拒絕了軍政府五次的游說。2009年8月，緬甸政府軍以搜查毒品為借口包圍了老街果敢特區(qū)的軍械修理廠，遭拒絕后政府軍與果敢同盟軍形成對峙，經過近一個月的對峙，彭家聲兵敗逃亡，果敢地區(qū)被緬甸中央政府解除武裝后，也結束了實質性的自治。因此在經歷了這近一年的沖突后，果敢地區(qū)第一次被政府實質性掌控，但這一次的共存并不是和諧甜蜜的，而是伴隨著沖突的陣痛。
2014年12月逃亡的彭家聲又顯身稱他領導的果敢同盟軍已經復出，并伏擊了緬甸政府軍（付永麗，楊文濤，2018）。并于次年2月實施“光復果敢”行動，試圖收復被政府軍占領的首府老街。該沖突持續(xù)了四個月之久，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最后同盟軍戰(zhàn)敗，退至邊境線的紅巖地區(qū)。2017年果敢地區(qū)又爆發(fā)3.06事件，此后一直沖突不斷。2021年緬甸政變后，民盟成立民主團結政府和人民國防軍，為對抗政府軍支持鼓動地方武裝攻擊政府軍，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又得到發(fā)展，現果敢同盟軍與德昂民族解放軍、阿拉干軍形成了兄弟聯盟，公開支持緬族人民解放軍。民族國家興起前，領土范圍由一國中央權力大小和實際控制能力決定，現代國家則以法律條文形式嚴格和精確地劃分和勘定國界，法律條文的簽訂使出生或長期生活在該國境內的社會成員自然獲得所屬國的法律身份，取得國籍，這造成了跨界民族文化身份認同與政治身份認同相互分離（谷禾,譚慶莉，2009）。果敢地區(qū)由于清政府國力衰退被劃入緬甸領土，但他們與云南邊境的漢族屬同一文化區(qū)，擁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其中90%的居民為漢族，這些漢族主要是由六次移民浪潮帶來，一是追隨南明皇帝朱由榔逃緬并流落該地的明末官兵的后裔；二是因留戀這片土地而落地生根的古代“南方絲綢之路”上的一些馬幫商賈；三是明末遷居大理清初又由大理遷居果敢并成為果敢第一代土司的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柳樹灣大石板人楊高學的后裔；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國民黨遠征軍以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活躍于“金三角”的國民黨殘軍中被打散而流落此地定居的國民黨老兵；五是在緬共統(tǒng)治時期入緬參加緬共的中國知青及其他人員；六是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種種原因來到此地的中國移民（王士錄，2005）。?居住在中緬邊境的果敢人與中國邊境居民一直同居一座山，同飲一江水，同奉一尊佛，和中國邊民一樣說云南方言，日常生活中也使用人民幣結算，很多貨物也是中國商品，電視節(jié)目能收看中國的地方頻道，例如湖南衛(wèi)視、四川衛(wèi)視、上海衛(wèi)視等，連手機號都是使用的中國云南臨滄的區(qū)號。果敢人從小接受的也是漢族文化，使用云南義務教育課本，學校還會聘請云南教師去授課，有90%以上的教員來自中國（張君宏，2008）。因此從民族認同上來說，絕大多數果敢人都認同自己是華人，并引以為豪，他們保存著較為完整的漢族文化，他們雖然在緬甸的領土上，卻與在中國生活無異。
相同的民族歷史淵源使得很多果敢人與云南邊境居民保持著親屬關系，對于果敢人來說，跨越邊境走親訪友是很尋常的事，在果敢沖突爆發(fā)時許多果敢人都會前往中國境內的親屬家避難，境內的中國人大多數也不排斥這些果敢難民，其原因當然不是果敢人緬甸難民的身份，而是同為漢族的民族認同。因此可以說，除了法律意義上果敢人是緬甸人，在經濟文化思想屬性上他們都與中國漢族無異。王士錄就指出，果敢人與生活在緬甸其他地區(qū)的眾多華僑、華人一樣，都是漢族，而將原本是同一個民族的人劃分成兩個民族（即“華僑、華人”和“果敢族”），這本身就是不科學的，不符合公認的人種學和民族學的原理（王士錄，2005）。不過果敢人成為緬甸少數民族并不是無心之舉，其中也有各方的推動，首先，英國殖民統(tǒng)治時期，為了進一步控制緬甸，英國就對緬甸采取了“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策略，故意制造和利用民族矛盾，進一步擴大了緬人地區(qū)與少數民族地區(qū)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距，加劇了民族隔閡和少數民族對緬甸國家的離心傾向，為日后的民族糾紛埋下了禍根（劉稚，1997）。而后果敢土司楊文炳為尋私利，作為果敢族為代表在《彬龍協(xié)議》上簽字，緬甸中央政府法律上承認了一直不被承認的果敢族為境內合法少數民族（梁晉云，2001）。不同于其他海外華人，作為緬甸法定的少數民族，果敢族能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和特殊的政治地位，這也是國際上其他地區(qū)華人難以做到的，少數民族的政治角色也使得他們獲得更多的關注，果敢人也企圖采取這種方式來擴大華人對緬甸的影響，強化該族群的存在，他們也確實成為了在緬華僑華人中族群意識最為強烈、社會影響最為突出的華人族群，也是緬甸法律正式承認的緬甸華人少數族群（張君宏，2008）。這一少數民族的身份也使果敢人成為緬甸華人的風向標，果敢人與軍政府發(fā)生沖突時輕則影響華人在緬待遇，重則影響中緬外交關系。而緬甸政府承認果敢為少數民族的初衷是希望果敢人成為一個新的民族，一個脫離中國漢文化的民族，融入緬甸社會，并將他們和其他華人區(qū)別開來，使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失去對母國的依賴以及尋求母國保護的可能，以利于對他們實施管理。但顯然果敢的發(fā)展走向并不如緬甸政府所料。現在果敢地區(qū)的發(fā)展情況已經超出了當初的預期，果敢人不僅沒有脫離漢族文化的影響，還在其自治時間內壯大了武裝力量割據一方，建立高度自治的特區(qū)與中央政府對抗。緬甸獨立初期，以吳努為首、以緬人為主的緬甸中央政府并未真正執(zhí)行民族平等，反而對少數民族的權利做了限制，并且企圖在一個種族(緬甸族)、一種語言(緬甸語)、一個宗教(佛教)的理念下，通過“民族建構”過程實現民族強制同化，建立一個同質國家（連·H沙空，2012）。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手段強硬，大緬族主義傾向嚴重，因此在這一時期，不止果敢族，緬甸其他少數民族也與政府軍展開了武裝對抗，緬甸有多少個少數民族就有多少支反政府武裝（韋紅，2002），而后在長期的武裝對立和地區(qū)自治中，軍政府甚至控制了對果敢地區(qū)身份證的發(fā)放，對新增人口頒發(fā)B級身份證，獲得“特殊”身份證的果敢人成為了緬甸二等公民，他們的身份證上更是被特意注明“持證人不屬于本國國民，也不能作為出入緬甸軍政府管轄區(qū)的有效證明。”這樣的身份讓果敢人的生活受到極大阻礙，有的果敢人沒有身份證，沒有國籍，沒法辦理護照，加之被緬甸政府禁止果敢人隨意進出緬甸，也不能去緬甸內地較發(fā)達地區(qū)工作學習生活，只能在果敢周圍一帶地區(qū)活動，用果敢人自己的說法是“我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緬甸人，我們是果敢人”（張鑫焱，2016）。民族和國家等詞的概念是近代才出現的，因此國家、民族和族群的定義與劃分并不清晰。如何定義民族一直有著不同的解釋，因為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以來，亞洲國家以族群模式的“民族”模式為主，在這種模式中，亞洲國家很容易把族群稱作民族，因此族群成員出現跨境而居的現象時就有了“跨境民族”的說法。（安東尼·史密斯，2006）因此此文采用族群模式上的民族涵義來探討民族身份與國家身份的認同危機。民族認同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認知和情感依附，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認同，而國家認同則是一種政治認同。果敢人作為緬甸人的國家身份是毋庸置疑的，1962年2月，中緬兩國正式劃定邊界時明確了果敢劃入緬甸的事實，兩國對該地區(qū)不再存在爭議。但果敢人并沒有成功的構建起自己的國家身份，反而是把自己的民族身份置于國家身份之上。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經濟、文化三大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一方面中國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且中國通過構建中華民族這一國族實現了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的統(tǒng)一，漢族的文化傳統(tǒng)在國族中是主要構成部分。而中華民族在近代的民族主義思潮中通過民族自決實現了民族國家獨立的政治運動，因此有著漢族血脈的果敢人很容易將民族與國族混淆，將漢族的民族身份錯誤的等同于中國的國族身份。另一方面則是緬甸政府在幫助果敢人構建國家身份時的缺位，不給果敢人頒發(fā)正常的身份證，沒有給予合理的少數民族待遇。國家身份的構建不是由國民自身獨立完成的，他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對于國家而言，在保障民族成員作為個體享有的自由參政、社會安全和經濟福利權利的同時，還要保障民族作為一種異質性要素延續(xù)本民族集體及其文化的權利，這不僅是國家合法性的來源，而且也是民族成員國家認同建立的基礎。（高永久、朱軍）因此緬甸政府在果敢人構建國家身份過程中的缺失使得果敢人無法構建正確的國家認同，而在長期的戰(zhàn)亂沖突中中國為邊境難民提供了庇護，導致一部分果敢人增強了對原母國的依賴。其次不是所有的果敢人都是混淆了國家身份和民族身份，部分果敢政客故意利用漢族華人身份以謀求自身政治利益。例如，果敢同盟軍曾在社交平臺上發(fā)布“告全球華人書”，在各大網絡平臺更新戰(zhàn)事照片，煽動華人的民族情緒，博得華人的憐憫和同情，借此募集基金以支持他們在緬甸的軍事行動。目前國內各視頻平臺，社交平臺都能看到果敢地區(qū)最新情況，例如果敢資訊網、果敢大眾網、果敢民族之聲、緬甸果敢網、平安果敢等，這些社交平臺上大多是高呼自己華人身份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的果敢人。在經濟上，長期以來果敢人都使用人民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高，而緬甸政府又不允許他們進入緬甸發(fā)達地區(qū)，在經濟利益上逐漸與中國掛鉤。兩國的經濟實力也影響著果敢人的身份認同，究其根本果敢人是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發(fā)展，早期中國一窮二白，果敢地處邊境不受重視，被劃入緬甸少數民族對該族群來說可以有力的提升政治話語權，這也是他們當時自己的選擇。但緬甸政府的并沒有給予他們期待的待遇，于是在中國的經濟騰飛過后，果敢人在邊境貿易中獲利，于是心理身份偏向經濟實力更強的母國。且緬甸政府又不允許他們進入緬甸發(fā)達地區(qū)，為了實現更好的經濟發(fā)展，使用人民幣，逐漸與中國經濟掛鉤是他們最好的選擇。在很多邊境民族都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例如朝鮮族受到母國壓迫移居中國，在中國過上了好生活后不愿再搬回母國，其主要原則就是新的國家身份帶來的經濟利益大于了原本的民族國家身份。最后在文化上，果敢人世世代代接受的是漢族文化，說漢語習漢字，由于族源上的共同性以及文化上的同質性，跨國民族之間的文化互動十分頻繁。探親訪友、節(jié)日聚會、邊民互市等日常交往活動也淡化了邊境民族的國家意識。因此從小接受的漢文化成為了他們和其他緬甸人之間的文化阻礙，無法從思想文化上融入緬甸，這也使得果敢人更難在文化接受自己是緬甸人的身份認同。緬甸政府在獨立以來采取大緬族主義政策企圖同化其他少數民族，這種強硬粗暴的手段反而激化了民族間矛盾，強化了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也就使得民族身份高于了國家身份。因此作為一個近代新興的人為劃分的少數民族，果敢族與原生民族聯系密切，互動頻繁，在血緣家族、歷史文化、經濟貿易上都沒有擺脫對原生民族的依賴，沒有建立起對新國家的認同，但法律身份又斷絕了果敢人回歸原生民族和母國的可能，在身份認同上就出現了國家身份和民族身份的沖突。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并非彼此孤立、非此即彼的存在，族群會根據不同的情景突出某一種身份認同，但在極端情況下，如戰(zhàn)爭，人們會只保留一種身份，其他身份則失去意義。因此在果敢地區(qū)連年的武裝沖突下，民族身份的意義高于了國家身份。自民族國家興起以來，跨境民族的出現并不少見，對于這些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沖突論，如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所說“要實現國家整合，就必須使得族群邊緣化，削減族群認同，拋棄族群特性，形成對國家統(tǒng)一的認同情感，這對國家合法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種沖突論認為國家身份和民族身份是對立的，尤其是在多民族國家，民族認同一旦僭越國家認同成為該群體的主體身份認同，就會影響國家內部民族關系威脅國家統(tǒng)一，因此該看法認為對于多民族國家來說必須磨滅少數民族的民族身份，強化國家身份。另一種是和諧共存論，認為在構建國家認同的過程中，要吸收各民族的認同因子，再根據國內外的現實環(huán)境狀況加以整合，重塑各民族都認可的國家認同（徐黎麗）。這樣融合了各民族民族認同基礎上所塑造出來的國家認同才能夠真正為國民所接受，更好的實現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的統(tǒng)一。在不同看法下對待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國族主義，二是多元文化主義，三是同化主義。我國采取的主要就是第一種方式，建構中華民族的國家民族身份，使得民族身份融入國家身份，政府支持和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的同時為全體國民建構統(tǒng)一的國族身份，讓少數民族感到自己的文化受到尊重的同時又愿意接受國族文化，在這種國族主義的引領下，五十六個民族共同構成了強有力的中華民族，增強了各民族的自豪感并鞏固了國家認同。第二種方式以加拿大為典型，多元化主義倡導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相互尊重包容，保護少數民族權利，在某種程度上放大鼓勵了少數民族的差異性，雖然聽起來是一個進步的理念，但也導致了種族歧視和政治正確等一系列問題。第三種便是緬甸政府采取的是同化主義，同化主義是主體民族文化同化其他少數民族文化，這種帶有排他性的民族政策旨在消除少數民族的民族特性，迫使其接受主體民族的文化。在緬甸的同化政策實施過程中采取了強硬粗暴的手段，激發(fā)了少數民族成員的自我保護和民族危機意識，民族認同反而得以強化，甚至誘發(fā)了緬甸內部的民族分裂運動，也進一步加劇了少數民族民族身份與國家身份的分崩離析。由于國家認同感的缺失，少數民族往往會將國家視為主體民族的國家，把在國家起主導作用的主體民族與國家等同起來，因而將其對國家的不滿轉嫁給主體民族。在緬甸國內，果敢武裝和其他少數民族武裝公開支持緬族人民解放軍就是為了消除大緬族主義，少數民族的與主體民族之間的沖突本身也是國家認同弱化的一種表現形式。無論是哪種民族政策，其中心都是求同還是存異，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就是一對矛盾體，既有相互排斥、相互制約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和諧共生的一面。在2009年接管果敢之后，緬甸政府也開始探索如何從沖突走向共存，積極改善于民眾關系，為了讓果敢族更好的融入緬甸，在果敢地區(qū)推行緬文教育，勒令所有的學校都開始教授緬文和緬語，近年來成效顯著，新生一代果敢人越來越多年輕人同時掌握了緬語和漢語。協(xié)調好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不僅有助于國家內部的穩(wěn)定統(tǒng)一鞏固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更有助于實現各民族之間的良性交流和尊重包容。因此在處理身份認同危機時，不僅采取合理恰當的民族政策，回應各民族的利益訴求，更要及時推進平等且公民化的愛國教育，增強國族建設，實現民族身份與國家身份的和諧統(tǒng)一。自1948年獨立以來，緬甸似乎一直在努力塑造一個反映其民族多樣性的國家身份，并實現其境內眾多民族的愿望。但長期以來的大緬族主義將緬族身份與更多的權利和更高的發(fā)展空間所綁定，同時限制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和民族身份的表達，且通過法律手段不斷強化，這讓緬甸境內的少數民族對緬族精英很難再信任，作為從境外大國主流民族演變而來的果敢民族的應激反應則再某些情境下可能會更為強烈。民族作為緬甸現代史上政治認同的主要決定因素，具有核心地位，這在有關緬甸研究的文獻中早已被反復論證。但果敢族的獨特歷史、其民族的溯源背景等，對于緬甸國家建構來說，是獨一無二的。為了更充分理解民族在當代緬甸政治中的作用，果敢族的種種特點和發(fā)展脈絡為緬甸構建國家認同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緬甸獨立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的原因讓其成為了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其自我設計和創(chuàng)建的民族認同的建構路徑矛盾重重、復雜繁瑣，很大程度上在果敢地區(qū)遭遇到了挑戰(zhàn)，緬甸也一直還掙扎在碎片化國家的泥淖中。身份認同的議題在緬甸不斷發(fā)酵，持續(xù)而廣泛地引發(fā)著權力、政治、和武裝力量的沖突。民族的分裂與政治的和平進程都在向前發(fā)展，緬甸應如何規(guī)劃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未來？如何設計與此配套的多元化的議程？這對于時下的緬甸而言并不容易，但果敢族案例，便是緬甸各方勢力的重要反思對象，也是一個可以期待的新時代的開端。緬甸領導人應從果敢族案例入手，精準、務實地重新規(guī)劃對民族性和國家認同的理解，設計更廣泛的機制，從根本改善緬甸的民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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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區(qū)域國別學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包括緬甸與老撾的歷史、政治與社會；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fā)】，轉編自“萬邦圖治區(qū)域國別學苑”微信公眾號，修訂發(fā)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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