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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把怎樣的一個世界交給下一代？

點擊：4674 作者：弘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2-14 08:23:36

把怎樣的一個世界交給下一代？

——春節片《第二十條》火爆的深層責任倫理

現實主義影片《第二十條》以“昆山反殺案、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為原型，上演第二天便火爆，向社會彰顯“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正當防衛理念。2023年3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指導辦理‘昆山反殺案'等一批正當防衛案，連續三年發布17件典型案例，引領、重塑正當防衛理念。認定屬正當防衛不捕不訴1370人，是前五年的5.8倍”，鼓勵公民見義勇為、弘揚社會正氣。“昆山反殺案”作為“正當防衛”的里程碑案例，激活了長達20余年“特殊防衛”的沉睡法條，改變著“對見義勇為望而卻步、對不法侵害拒不還手”的沉重現實，給于社會的深刻思考是：以怎樣的深層“法律責任倫理、職業責任倫理、國家的責任倫理”，將“怎樣的一個世界交給下一代”的“時代責任倫理”？

一、“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法律責任倫理

從1979年《刑法》第十七條規定“正當防衛”制度，到1997年《刑法》增設“特殊防衛”制度以后相當長的時間，被認定為“正當防衛”的案件極少，公民見義勇為、弘揚正氣的主動性受到重要遏制。2018年“8·27昆山反殺案”，在“正當防衛”制度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不僅警示了那些惡意滋事者，更重要的是向社會傳遞了‘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價值理念，發出的鏗鏘之音激蕩人心……仿佛一聲‘春雷'，對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起到了‘融冰解封'的作用，給正當防衛案件的辦理帶來了震撼性的啟示”（《昆山反殺案：法不能向不法讓步》，最高人民檢察院，2023-02-06 ）。

《刑法》第二十條第一款對“正當防衛”予以界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第二款對“防衛過當”予以限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防衛超過必要限度應承擔法律后果。由于對“正當防衛”認定非常嚴苛保守，尤其證據往往有限、缺乏具體認定標準等，大多被判定為“防衛過當”。

《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確定了“特殊防衛”的構成：“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但是，長達20余年“特殊防衛”法條處于僵尸沉睡狀態，在司法實踐中極少被使用，即便符合條件也傾向被認定“防衛過當”。2018年“8·27昆山反殺案”將“特殊防衛”法條激活，向人民群眾清晰解釋什么是“正當防衛”，成為民眾與司法良性互動的公開法治課典范。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2018年12月第十二批指導性案例，2019年福州趙宇案對趙宇作出“正當防衛”、無罪不起訴決定；2019年淶源反殺案認定王新元、趙印芝屬于“正當防衛”、無罪不起訴。如上案例守護公平正義，弘揚美德善行，實現著“法、理、情”統一。

電影《第二十條》以主辦檢察官韓明在聽證會上慷慨激昂的陳詞，向社會宣示著“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法律責任倫理：

1.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把防衛者利益作為法律保護的優先利益、首要利益。

2. 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國法是人情。不相信沒有天理的國法，也不相信沒有人情的天理。

3. 法律是讓壞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讓好人出手的成本更大。

4. 法律的權威來自哪里？來自老百姓最樸素的情感期待。

二、“我們辦的不是案子，是別人的人生”的職業責任倫理

女檢察官呂玲玲，堪稱電影《第二十條》的“正義之光”，永不放棄的“軸勁兒”和“韌勁兒”，成為公平正義與弘揚正氣最終到來的堅守力量，也成為新時代司法工作者“察微析疑、敢于擔當，注重法理情融合”的真實寫照。在過往的所有類似防衛案件中，受害人幾乎都被判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認定王永強屬于“正當防衛”，也就意味著推翻過去所有類似案件的判決，“這些判罰真的合理嗎？對嗎？”“不對！”但是，推翻過去所有案例需要勇氣，甚至可能需要付出代價。“是否要推翻？”“需要推翻！”因為“我們辦的不是案子，是別人的人生！”因為檢察官職業承載著“為了公平正義、為了百姓人民、為了職業尊嚴”的責任倫理！

如果習慣性機械化地套用法條，法律就成了冰冷的邏輯；如果遵循延續過往案件，受害者將繼續枷鎖加身。對現實屈從還是勇于擔當，成為對韓明的重大考驗：“我知道改變一些事情很困難，追求公平正義要付出代價，但這個代價誰來承擔？老百姓嗎？難道讓他們用自己的命運、用整個家庭的命運、甚至是幾代人的命運，去承擔這個公平正義的代價嗎？”檢察官呂玲玲眼含熱淚：“是什么讓一個聾啞母親，拋下殘疾的孩子，拋下獄中的丈夫，選擇獨自去死？是她的絕望！是她對法治的絕望，是她對公平的絕望，是她對我們的絕望，如果我們不能拯救一個絕望的母親，如果我們不能讓這個母親重燃希望，我們有什么資格穿這身衣服？法，不能向不法讓步！”

壓垮弱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僅是苦難、是黑惡勢力，而是絕望，“是被逼到懸崖卻孤立無援的絕望，是別人相幫卻力有不逮的絕望，是明明身為受害者卻枷鎖加身的絕望，是法律也無法拯救、唯有一死才能解脫的絕望”（《妻子被強奸，丈夫怒殺人，〈第二十條〉究竟想表達什么？》，燕梳樓 2024-02-12 ）。所以，即使路途坎坷，也要有人為了公平正義不斷前行，社會必須有那么一群堅守正義的人！2018年“昆山8·27反殺案”檢察官王勇，被評為“CCTV2018年度十大法治人物”，頒獎詞：“逞兇者步步緊逼，無辜者退無可退，生死一線間，法律是武器，不是羈絆，正當防衛是你給出的鏗鏘答案。善良不再是善良者的墓志銘，邪惡更不再是邪惡者的通行證，你讓正義不僅寫在條文里面，而是鮮活在巷陌之間！”

電影《第二十條》的檢察官群像，詮釋著檢察機關“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為法治擔當”的價值追求，也詮釋著檢察官“我們辦的不是案子，是別人的人生”的職業責任倫理：

1. 我們辦的不是案子，是別人的人生。為弱者鳴冤，為蒼生請命！

2. 所有正確的事情都有代價，但不能因為有代價就不去做。

3. 一次犯罪污染是一條河流，一次錯誤的裁決污染的是整個水源。

4. 不能為老百姓說話，不能替老百姓討回公道，要我們檢察官有什么用？

5. 用真正的公平正義去回應每一個老百姓的訴求、情感和最樸素的期待。

三、“制止不法侵害，弘揚正義和見義勇為”的國家責任倫理

“正當防衛”問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反映了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的普遍訴求。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通過影片《第二十條》的策劃、制作，著力體現：“我們在創作之初就是想弘揚‘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理念，激活沉睡的法條，制止不法侵害，弘揚正義和見義勇為精神”（《電影〈第二十條〉的主人公原型找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 2024-02-11）。“法不能向不法讓步”，主張的是一種勇氣，一種敢于擔當的道義力量，一種凜然之氣，一種社會正氣。維護一個世界的美好，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更是國家責任倫理“制止不法侵害，弘揚正義和見義勇為”的根本追求。

2018年12月19日，最高檢發布第十二批指導性案例，“8·27昆山反殺案”等四個與“正當防衛”相關的案例被納入，并以此專門闡釋“正當防衛”的界限和把握標準，進一步明確對“正當防衛權”的保護，積極解決“正當防衛”適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如果國家支持法的態度不清晰、不明確，法就不敢堅決地對不法說不，就可能對不法讓步和妥協，正義將無法得到弘揚。只有激活“正當防衛”制度，尤其“特殊防衛”法條，才能警示惡意滋事者，才能讓公民敢于行使正當防衛權，保證公民面對兇殘暴徒時無需畏手畏腳。讓大多數人都敢于出手、敢于管事，司法機關就要堅定不移、始終如一地支持正當防衛和見義勇為。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出臺：“正當防衛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要切實防止‘誰能鬧誰有理'‘誰死傷誰有理'的錯誤做法，堅決捍衛‘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法治精神”。法律更加趨向于保障防衛人的權益，鼓勵群眾自力救濟、見義勇為，積極同不法侵害作斗爭，弘揚社會正氣。每個人都渴望生活在公平正義的環境中，法律自然是維護公平正義的基本制度，需要“讓任何人在面對糾紛或沖突時，都有信心可以通過公平、公開、透明的程序獲得公正的裁決。這是我們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來源，也是我們見義勇為、不平則鳴的驅動力（曾于里《第二十條》：現實主義的千鈞之力》，澎湃新聞 2024-02-11）。

除了《刑法》第二十條，是否還存在其他沉睡法條，能否勇于嘗試、勇敢激活，需要成為與“制止不法侵害，弘揚正義和見義勇為”并行的國家責任倫理：

1. 公平正義，對老百姓是多么重要。絕對不可以“難以做到”！

2. 如果追求正義一定要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國家承擔！

3. 堅定不移、始終如一地支持正當防衛和見義勇為。

4. 讓法對不法一步不讓，不法才會寸步難行；不法沒有市場，正義才能大行其道。

四、“把怎樣的一個世界交到下一代手里”的時代責任

魯迅曾說：“今日若我冷眼旁觀，他日禍臨己身，則無人為我吶喊”。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每一個人都不應是冷眼旁觀者。見義勇為但被判三年出獄的張貴軍，在最后一次上訪途中，被大卡車撞上，當場死亡。支持父親上訪的女兒撕碎了自己寫的所有上訪信，顫抖著問檢察官韓明：“我父親是壞人嗎？如果當初公交車上的是你，你會選擇見義勇為嗎？”韓明沉默不語！因為“多說一個字都是蒼白無力的，沒有辦法拿著法條逐字逐句去解釋，因為不能說服不了她，也說服不了自己”。

韓明父子送李茂娟去拘留所的路上，兒子韓雨辰問父親：“如果我當初去道歉，就不會發生后來的這一切，我是不是真的做錯了？”韓明再次選擇了沉默！孩子長大了，以勇敢與善良書寫人生，成為不躲事、不怕事、有擔當的人，而不是膽小怕事、冷眼旁觀、回避責任，難道不是我們的期待嗎？

王永貴的五歲殘疾女孩，寫給檢察官韓明的紙條是“我爸爸是好人”，應該如何跟5歲的殘疾女孩解釋這一切？能說“這是我們的司法慣例？改變案件定性的阻力很大，我同情你吧，我認為你爸沒錯，但是我還要把他判成殺人犯”？當十幾年后女孩步入社會，再看到“我爸爸是好人”的紙條，還會認為自己父親是好人嗎？當這些未成年人步入社會，我們究竟要把怎樣的一個世界交到下一代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