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提及他的小說《生死疲勞》時，曾不無得意地說：
“諾貝爾獎評審團之所以將獎項授予我，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完整閱讀了《生死疲勞》這部作品。”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卻又超越這些進入一個國度，驢和豬的聲音淹沒人聲，愛與邪惡都呈現超乎自然的比例。莫言的幻想跳出人類生存現實。他善于描述自然;也徹底了解饑餓的含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尤其是堅強不屈的母親們，令20世紀中國的殘酷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現，向我們展示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憐憫的國度，以及那里魯莽、無助和荒唐的人們。……莫言的故事用神話和寓言做掩飾，將價值觀置于故事的主題。在莫言筆下沒有毛時代中國的“標準人民”，而是充滿活力、不惜用不道德的手段來滿足他們的生活，打破被命運和政治劃下的牢籠。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報里的快樂歷史。他用夸張、滑稽模仿加上變異的神話和民間故事，對50年來的宣傳進行修正，并令人信服。……他語言辛辣，在他描述的中國近100年的畫卷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和仙女，但他描述的豬圈式的生活，令人親歷其境。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人的自我和貪婪恒在。而莫言為所有小人物抱打不平，無論是日本侵華期間、毛式恐怖之下、還是今天的生產狂潮中面對不公的個體。
對這種評語，莫言很是贊同的，在致謝詞時，莫言說道：
“向瑞典皇家學院堅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摯的感謝。”
莫言所贊譽的瑞典文學院評委所謂堅守的信念，明擺著是抹黑中華民族的信念，可見其多么賣力地出賣中華民族！諾委會的頒獎詞就如同一份“DNA鑒定書”。DNA鑒定的是血緣關系，頒獎詞鑒定的是政治立場。措詞可以修改，結論是無法修改的。瑞典文學院頒獎詞說莫言的作品“對50年來的宣傳進行修正，并令人信服。”莫言在他最自鳴得意的小說《生死疲勞》中對共產黨的宣傳做了哪種“修正”呢？這種否定，與頒獎詞中的“毛式恐怖之下”評語是相契合的。按辨證法的觀點，現象有真象、假象之分，真象是指那些從正面直接表現本質的現象，假象是指那些以否定方式或從反面歪曲地表現本質的現象。更通俗地說，在現象中和本質完全相反的東西，就叫做假象，假象通常有很強的迷惑作用。莫言《生死疲勞》中所虛構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的高密東北鄉。當地的地主西門鬧修橋補路、接濟村民，是一個樸實善良，靠勤勞致富，以德服人的地主，他從未做過傷天害理之事。可是這樣的人也不行，只要是地主身份，不管是什么樣子的，一律一刀切。結果村民們非但不感激他，還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把他抄家，并且無故槍殺了他。到了陰間，他放不下前世恩怨，日夜鳴冤叫屈，拒絕投胎轉世。閻王見他執迷舊恨，便罰他墮入畜生道，歷經六世輪回之苦。
我焦干地趴在油汪里，身上發出肌肉爆裂的噼啪聲。我知道自己忍受痛苦的能力已經到達極限，如果不屈服，不知道這些貪官污吏們還會用什么樣的酷刑折磨我。但如果我就此屈服，前邊那些酷刑，豈不是白白忍受了嗎？我掙扎著仰起頭——頭顱似乎隨時會從脖子處折斷——往燭光里觀望，看到閻王和他身邊的判官們，臉上都汪著一層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氣，陡然從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寧愿在他們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寧愿在他們的鐵臼里被搗成肉醬，我也要喊叫：“冤枉！”
我噴吐著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門鬧，在人世間三十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高密東北鄉的每座廟里，都有我捐錢重塑的神像；高密東北鄉的每個窮人，都吃過我施舍的善糧。我家糧囤里的每粒糧食上，都沾著我的汗水；我家錢柜里的每個銅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勞動致富，用智慧發家。我自信平生沒有干過虧心事。可是——我尖厲地嘶叫著——像我這樣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大好人，竟被他們五花大綁著，推到橋頭上，槍斃了！……他們用一桿裝填了半葫蘆火藥、半碗鐵豌豆的土槍，在距離我只有半尺的地方開火，轟隆一聲巨響，將我的半個腦袋，打成了一攤血泥，涂抹在橋面上和橋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請求你們放我回去，讓我去當面問問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莫言通過描述西門鬧對閻王所說的一番話，其中承載了很大的信息量，這一信息現象所透射出來的本質則意味深長。
按照辨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現象與本質是辯證統一的。本質是現象的內在根據，本質決定著現象，現象從屬于本質，本質通過一定的現象顯示自己的存在。現象是本質的外部表現，總是從不同的側面表現事物的本質，可以為人的感覺器官直接感知。本質則是隱于內部的，只能靠人的理性思維才能把握。莫言通過描述西門鬧被冤殺這一現象，實際目的就是要借西門鬧的口，來表達和宣介莫言自己個人對土地改革的負面否定立場。其實他還是想通過小說來帶節奏，通過以偏概全影響讀者的政治認知，以此來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所領導土地革命的正當性！這就是問題的本質。要想否定土地革命可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樹立起一個價值觀，那就是通過宣傳，樹立起地主全都是善良人的貞潔牌坊，都是靠勤勞致富起家的，都是大好人。只有大好人被殺，這樣才能證明土地革命是強盜和痞子的革命，是通過搶劫的方式奪取富人的土地來完成的。從而利用道德法庭，宣判這種不講仁義道德的行為，在道義上是反人類的。
盡管莫言充分利用他的刀筆，來證明土地革命的不義，但是歷史是不容掩蓋的！因此要確認事非曲直。而確認是非曲直，首先要確認：歷史學家說，“地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農民鬧來鬧去反復進行農民起義，說到底就為了能擁有一塊能讓人填飽肚子的土地”。歷史學家的話說得有沒有道理，那就要看，在比較原始的農業生產條件下，農民靠種地到底能不能養活一家人？先看宋代，作為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富宋”，宋朝是中國古代農業史上“畝產大增長”時期。按學者吳慧、王通明等人的估算，宋代的糧食畝產達到了每畝278市斤，人均糧食占有量947市斤，甚至遠高于1980年時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理論上說，在宋朝種地該“大有賺頭”才對。但另一面事實是：由于地主對土地的瘋狂兼并，導致宋朝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僅占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并且還要承擔絕大多數賦稅徭役，所以種地的好處根本享受不到。土地高度集中，導致少部分人養尊處優不勞動而獲得錦衣玉食，大多數人拼命勞動仍然衣食堪憂。所以在宋代，一面是糧食畝產的飛速提高，一面卻是農民生活的急劇貧困化。宋初宰相呂蒙正就嘆息“都城外數十里，饑寒死者甚重”。等于是天子腳下的農民，都沒解決溫飽。到了被當代“精英專家”推崇為“中國歷史最好四十年”的宋仁宗時代，以宋代名臣歐陽修的話說，當時的農民“一歲之耕，僅供公足，而民食不過數月”。也就是交完了賦稅后，農民連糊口都難，甚至“或采橡實，蓄菜根以延冬青”。趕上冬季，吃口糧食都是奢求。
相較于食不果腹的農民，地主們的生活是相當滋潤的。而地主們的錢都是從哪里來呢？我們可以先看看地主“發財”的一個日常套路：收租子。現在的人們對“地主收租”的理解，大多和“租房子交房租”差不多。但事實是，地主們的套路一直很深。就以“不遏兼并”的宋朝來說，宋朝地主們占有的土地，占宋代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佃農種他們一畝土地，就要把一半收成作為地租，如果佃農用了地主家的牛和農具，地租更要漲到八成。隨著宋代土地兼并加劇，失地佃農越來越多，宋代地主又多了新套路，那就是，經常以換佃戶為威脅，強行提高地租。
到了明末，地主對土地的兼并達到白熱化。所以明朝遺民顧炎武的嘆息說：蘇州、松江地區的農民，百分之九十都是佃農，有地者只有百分之十。而這“百分之十”里，絕大多數都是大地主。租種他們土地的佃農，一畝收成一兩石，地租竟要交到一石三斗，可憐許多佃農交完地租就兩手空空，甚至“今日完租，明日乞貸者”。
明代地主放債時，更把“大斗進，小斗出”套路用得熟練：放債時用“發秤”做量器，一石糧食只有90觔，收債時卻用“租秤”，一石糧食有220觔，單這一進一出，就賺足了130觔的差價。只看“收租”“放債”的套路，就知道這些享有特權的地主階層，幾乎是躺著享受農業生產的福利。地主們在逃避賦役方面，也是輕車熟路。結果就是“富豪之家賄賂公行，以計規免，中、下之戶被擾，不得休息。”甚至佃農繳納給地主的地租里，也包括了地主們該承擔的賦稅。明朝滅亡后，從清朝至民國的四個世紀里，盡管許多有識之士都在警惕著明朝亡國的教訓，但森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讓地主們的“發財模式”，翻新出更多花樣。拿劉文彩為例，劉文彩從他父親那里繼承到的田產只有32畝，但經過他短短數十年的“經營”，他家的田產就擴充到了12063畝。劉文彩不僅以收租、放債等各種方式剝削農民，還在農民從他手中租地之前，他們需要上交兩斗黃谷作為押金，然而，由于通貨膨脹的影響，這些押金往往會貶值。為了彌補這個損失，劉文彩要求佃農重新交押金。對于這些地主剝削窮苦農民的手段，有良心的人都會認為不公平，其中包括從地主階層分化出來的革命者。
近年來，劉文彩之孫劉小飛極力“挖掘”出許多劉文彩作為“大善人”的一面，如說劉文彩致力于提升老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不僅出資修繕街道、建造商鋪和住房，還以低廉的價格將這些地方租給貧困的民眾，受到了當地民眾的高度贊揚。勿庸諱言，這點和莫言筆下的西門鬧有相似之處。最重要的認知是，綜上所述，地主究竟有沒有剝削窮人？土地革命究竟是社會進步還是社會倒退？是不是心目中就已經有了答案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占農戶總數不到7%的地主、富農，占有總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國農戶57%以上的貧農、雇農，僅占有耕地總量的14%，處于無地少地狀態。地主人均占有耕地為貧雇農的二三十倍，農村存在著大量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盡管國民黨反動政權在大陸已被推翻，也有一部分中小地主和開明紳士表示愿意服從土改法令，但就整個地主階級而言，是不甘心失去其原來在農村的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的。因此，必須放手發動群眾，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尖銳斗爭，而不能實行所謂“和平土改”。土地革命使中國世世代代貧苦農民和無數志士仁人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終于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變成了現實！不僅如此，土地改革解放了生產力，大大提高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為國家實現工業化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這難道不是社會進步？
莫言的《生死疲勞》和方方的《軟埋》一樣，都在渲染地主“善”的一面，渲染土改“惡”的一面，以此帶偏讀者，讓人們誤以為土改就是一場政治和經濟上的浩劫。
“莫言和方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通過自己的作品否定土地革命。然而如果沒有土地革命，中國發展到現在，不過是另一個印度。
“中國和印度最大的差別就是中國發生了大革命，蕩滌了那么多腐朽的東西，而印度沒有，所以印度不但在文化上把種姓制度繼承了下來，而且因為土地仍然是私有制，掌握在各種地主和資本手里，印度的基礎建設遠遠落后于中國，嚴重阻礙了印度的工業化。印度作為糧食出口大國，同時還是高度饑餓的國家。因為糧食掌握在地主和農業資本手里，他們只關心出口有更高的利潤，至于有人吃不飽，他們才懶得關心。如果中國變成印度這樣，是誰所希望的？符合誰的利益？又是誰的災難？這不是已經顯而易見了嗎？”
莫言的《生死疲勞》以六道輪回為框架，從1950年土改寫到農村聯產承包改革，開篇就展示翻身貧農殘殺地主大善人的場景，以此徹底否定了土地改革的歷史性意義。最可惡的是，莫言對土地改革運動的寫法是有意地運用春秋筆法以偏概全、達到污名化土地革命的目的。
問題是，雖然歷史上確實局部出現過土改過火的現象，如某地土改時，因強調“群眾說了算，”錯斗錯殺了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好人，但是黨中央發現問題后及時進行了糾偏。問題出在，由于當時有些土改干部參加革命時間短，沒有工作經驗，簡單實行“群眾說了算”，因此出現偏差在所難免。更重要的是，黨中央及時發現了錯誤，同時總結經驗教訓，迅速調整政策，不斷自我完善，使之后的土改工作做得更規范。
例如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 ，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舉行中央擴大會議（十二月會議）。會議討論并通過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并且還討論了解放區在土改和整黨過程中出現的“左”的偏向及其糾正的辦法。十二月會議決議提出，禁止亂打亂殺，強調“必須堅持不多殺，不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對“極少數罪大惡極分子”須經人民法庭審訊判決，“并經一定政府機關批準槍決公布。”一度下放的生殺予奪大權重新收歸政府，迅速遏止了各地的亂殺多殺現象。
劃分階級標準的原則是，“地主、富農、資本家、高利貸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沒有剝削。剝削方式，剝削的比例有多少。嚴格掌握這些規定就不會出大錯。”莫言通過大肆渲染土改中的個案現象，誘導讀者用“觀一葉而知秋”的視角來審視土地改革，以點帶面，有意識地利用支流來否定主流，其抹黑土地革命的用心昭然若揭。
與這個結論相互印證的是，莫言在為遼沈戰役紀念館所作的留言。
長期以來，人們都對莫言的留言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莫言如此眼光評價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內心是何意？顧凌英老師在昆侖策發文講得很透徹：
莫言的這個題詞，的確是很典型地公開暴露了他敵視和反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的反動立場和態度。
“炮火連天，只為改朝換代；尸魂遍野，俱是農家子弟。”這八個字，非常陰險、十分惡毒。
“改朝換代”？我們改掉的是國民黨蔣介石所代表的封、資、帝在舊中國的一切反動統治“朝代”，換來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新天”，這能與舊中國剝削階級統治的“改朝換代”同日而語嗎？難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是和剝削階級統治“改朝換代”一樣，只是為自己打江山，而不是為了讓人民坐天下嗎？！
“農家子弟”？難道不區分是人民的革命戰士，還是反人民的反動派？革命戰爭的“尸魂遍野”，難道不值嗎？想想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革命戰士和革命群眾，我們的解放戰爭就是為了結束這種反動階級的殘酷統治，換得人民的解放與和平幸福。為人民而犧牲，死的光榮；替反動派賣命，死的可恥！
根據中國軍網提供的歷史資料，三年人民解放戰爭中，人民軍隊共計犧牲26萬將士。這些犧牲的指戰員，大部分都是農家子弟。現在問題來了，他們為什么甘心粉身碎骨，為推倒三座大山而獻身？其實在我看來，這并不難解釋，其實根源還在于土地。土地是農民之根，農村實行土改后，獲得土地的大批農家子弟踴躍參軍，他們參軍的動機非常樸實，那就是保衛勝利果實，不能讓以蔣家王朝為靠山的還鄉團反攻倒算，重新奪回已經屬于自己的土地。
解放軍中不乏國民黨軍被俘和起義人員，他們經過階級訴苦教育，特別是聽說自己在解放區的家分得土地后，都迅速轉變成堅強的革命戰士。然而這些為保衛土地主權而犧牲的戰士，被莫言解讀成僅僅是為了”改朝換代“而獻祭的炮灰。這在邏輯上解釋了莫言內心對土地革命的切齒痛恨，在這種陰暗心理的主使下，莫言寫作《生死疲勞》的動力源泉便有了！
這也解釋了莫言為什么會在他的小說《豐乳肥臀》中，描寫解放戰爭中，一系列抹黑解放軍的情節。如：解放軍指導員打支前民夫王金的嘴巴子，逼得剃頭匠王超上吊自殺。如：解放軍潰兵搶劫老百姓，解放軍小戰士不愿意當炮灰而含槍自殺。如：解放軍強占了一位老太婆的家，逼得老太婆睡在棺材里并且逝去。莫言利用小說渲染土改的所謂“殘酷真相”，完全不顧及某些個案現象產生背后的復雜原因，一味地做簡單化政治解讀。這種政治解讀導致作品演變為控訴小說、社會批判小說，卻又不能深刻而準確地反映歷史真實。由于這種政治性解讀的掩蓋，導致共產黨領導窮苦農民反對剝削、翻身做主是善舉的正確認知被顛覆。這導致許多讀過莫言《生死疲勞》的人，認為小說對土改的解讀是原汁原味的，是和盤托出的，是力求還原真相的，是作品的歷史厚度和深度。在這里我要“呵呵”了！他們的這些見解，頗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意味，殊不知莫言的用心是叵測的。他是通過牲畜道的眼光，來看待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發展演化的場景。
《生死疲勞》中所發生六道輪回其實就是一個歷史循環，寓意莊家輪流坐莊，暗示在歷史輪回中，“胡漢三”還會回來。在社會領域的思想博弈中，誰的思想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誰就會主動擔負起維護自己本階級利益的責任。誰說沒有階級斗爭？現在的問題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你不想提階級斗爭，他們卻想翻歷史舊賬，總想把人民赴湯蹈火所建立的政治秩序用乾坤顛倒的方式反轉過來。（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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