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
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郁達夫在杭州的寓所為“風雨茅廬”,幾十年來,正像它的題名那樣,經歷了幾番“風雨”,現在云開日出,迎來了新生。“風雨茅廬”原非自然風雨,而是隱指政治風雨。
郁達夫(1896—1945),浙江富陽人,原名文。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1919年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和郭沫若、成仿吾等組建創造社。1921年,他的處女作《沉淪》問世,由于“驚人的取材和大膽的描寫”,震動了當時的文壇,從而走上創作道路。1922年,他曾先后在北大、武昌大學、中山大學任教,主編過《創造月刊》、《大眾文藝》等刊物。1926年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年底辭職,返回上海后,郁達夫在創造社、太陽社從事革命文學活動。1930年,他與魯迅、宋慶齡等發起組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同年參加“左聯”。著有《懷魯迅》、《沉淪》、《故都的秋》、《春風沉醉的晚上》、《過去》、《遲桂花》等。
1934年4月,郁達夫由于個人和政治原因,偕夫人王映霞自滬移杭,1936年秋,在杭州蒲場巷場官弄構筑“風雨茅廬”。“風雨茅廬”系郁達夫自己設計,布局分正屋和后院兩部分。進大門,兩側有五六間平房,穿過天井,有三間正屋,坐北朝南,正中一間為客廳,有后軒。廳東西為臥室,三面回廊。后院建平房三間,為書房和客房。書房內有郁達夫自撰的對聯一副:“烽火滿天殍滿地,書生何處可逃秦”。轉過月門,內另有小齋兩楹,這就是主人日常聚友、寫作之室。
郁達夫的“風雨茅廬”外景
郁氏為何把自己新居定為“風雨茅廬”?當年曾與他交往密切的黃萍蓀先生在《風雨茅廬外紀》一書中有過詳細介紹。作者問郁達夫:你那風雨茅廬用的是洋瓦、水泥,不是屋上三重茅的杜甫草堂,風雨來時,括不走,吹不歪,何以“風雨”命之?
郁達夫回答說:你鉆牛角尖。試翻白居易《廬山草堂記》,也并無“以草結頂”的文字。故“風雨茅廬”者,又何必真有其實呢!說穿了,連“風雨”兩字,也不能真作自然的風雨解。在作者再三追問下,郁氏說出了原委:秦王登極以來為時不足十年,括腥風,下血雨;明的暗的,沒有一年、一月、一天和一小時中的每一分鐘停過!為了沒齒不忘這種歷史上罕見的“風雨”,便以之冠于吾廬之上,顧名思義,“茅”也在其中了……這里的秦王系指蔣介石,1936年,正是他發動“四·一二”政變9周年,聯想郁氏自撰的那副對聯“烽火滿天殍滿地,書生何處可逃秦”,命名“風雨茅廬”的心曲不喻自明了。我從郁達夫為新居定名中可看出其濃濃的革命氣節。
郁達夫的“風雨茅廬”
據郁達夫自述,“風雨茅廬”內收藏的中國書籍約有八、九千冊以上,其中,宋、元、明和清末的類書,以及清初的禁書(專為研究明清之際的小說而搜集的),都是他心愛的精本;線裝類書中,上至《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下至《李氏五種》等,都是極為難得的珍本。明清之際的刻本小說,珍、善本更多,而收藏的英、德、法、日文書,則達兩萬余冊。
以后,郁達夫離開“風雨茅廬”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下南洋,主編《星洲日報》,曾任新加坡華僑抗敵委員會執行委員兼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1945年9月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于印尼蘇門答臘,新中國成立后,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
“風雨茅廬”也同他主人一樣,歷經滄桑。敵偽時期,淪為馬廄,“蔓草荒榛,狐兔為宅,頹垣敗壁”。據說郁氏藏書是被他的日本同學、日寇侵入杭州的統帥磯谷廉介悉數席卷。日寇投降后,“茅廬’又被作為“敵產”處理,轉輾數易其主。新中國成立后,中外人士前往“風雨茅廬”原址參觀訪問的絡繹不絕。1986年4月,杭州市政府將“風雨茅廬”列為杭州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了幾次整修。2015年9月1日,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及郁達夫殉難70周年,郁達夫杭州故居“風雨茅廬”正式對公眾開放。
“風雨茅廬”內分序廳、杭州足跡、走進郁達夫、杭州情懷、郁與文、尾篇、永恒印記等幾個篇章陳展,詳細介紹郁達夫的生平事跡、在杭州時期的活動、其發表的文學作品和書信往來、各地各界對郁達夫的追憶和評述、郁達夫小說獎等相關內容。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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