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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鳴：敘利亞垮臺了，你不承認教員的偉大怎么可以？

點擊：作者：王不鳴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12-30 13:15:15

沒有高山顯不出洼地，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

遠的不說，從俄烏戰爭，到敘利亞變天，那些非毛、污毛的人，如果眼睛不瞎，真的應該痛改前非，在心里，或是找個有教員塑像的地方去贖罪。

今天先從敘利亞變天說起。

自從巴沙爾12月8日逃離大馬士革，各派武裝進入敘利亞之后，就有敘利亞人被斬首和槍殺的視頻在網上傳播。還有敘利亞婦女，被武裝人員劫持做性奴的視頻。這些婦女的未來必然是無限黑暗和極其悲慘的。

看到敘利亞如今混亂的形勢，倒退100年，那時的中國，和今天的敘利亞一模一樣，國家被分割，領土被占領，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那么100年走過來，今天的中國，還能見到外國的一兵一卒，還有軍閥在混戰嗎？

可不可以反問一句，今天的中國為什么就不能像敘利亞一樣，四分五裂，戰禍連連？你為什么就不能被斬首，你為什么就不能被武裝分子劫持去當性奴？你多了個啥？還不是因為有那個犧牲了全家七口人的教員，以及他領導下的無數個英雄烈士的犧牲，才換來了你的今天？

請問：巴沙爾領導的敘利亞，還能比八、九十年前的陜北更糟糕嗎？

同樣是封鎖，敘利亞面臨的只不過是針對美西方的進出口做不了，它的邊境口岸畢竟四通八達。而陜北當時的被封鎖，那是四壁合圍。巴沙爾為什么就不能把敘利亞人民團結起來，想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救敘利亞人民于水火？而教員就能領導陜北人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最終解放全中國？

老蔣當年圍困陜北最困難的時候到什么程度？什么物資不物資的就別做夢了，就連美西方記者想通過官方進去采訪一下，那都不行。要知道，老蔣是最怕外國人的。但怕歸怕，這方面老蔣主意咬的還是挺死的。

最早突破封鎖去延安的就三個人，先是斯諾，然后是史沫特萊和博斯哈德。他們都是在延安統戰張學良之后，通過一些秘密渠道，偷越進去的。比如斯諾，就是通過宋慶齡介紹，張學良批準進入了延安。史沫特萊是通過“西安事變”認識了張學良、楊虎城，并在中共處理“西安事變”時，向史沫特萊發出了訪問邀請，才到的延安。博斯哈德是在武漢的時候，由周恩來簽發了一張通行證，才到了延安。

直到1943年11月，美國記者福爾曼率先向國民黨國際宣傳處提出申請，要去延安采訪。1944年2月，美、英、蘇等盟國記者，也紛紛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據地采訪的要求，同時這一要求得到了各國駐華使節的積極支持。再加上中共方面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公開發出邀請。壓力被傳導到國民黨這一邊，國民黨如果再不開這個口，專制、獨裁的帽子就戴的更結實了。沒辦法，國民黨同意組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在延安棗園，教員接見來訪記者團中的六位外國記者。后排右起：教員、斯坦因、夏南汗；前排右起：福爾曼、愛潑斯坦、普金科、武道——黃浣碧供圖

這個參觀團共21人。其中外國記者6人，中國記者9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陪同人員4人，外加分別由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和新聞檢查局副局長擔任的正、副領隊。

在9名中國記者里，其中的中央社楊家勇是中統特務，《中央日報》的張文伯是一個CC分子，領有特殊使命。

當這些中外記者來到陜北及延安之后，根據地生機勃勃的生產景象，和諧的軍民關系，清廉的軍政干部，以及極具戰斗力的軍人素質，使他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甚至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信的話可以摘幾段文字給大家看看。

美聯社記者岡瑟·斯坦因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撰文說：“在封鎖線后面我發現了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來，在重慶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吃驚的擦拭著自己的眼睛。”

當八路軍奇襲汾陽成功之后，福爾曼看到年邁的大爺、小腳老太太、垂髫孩童，帶著瓜果蔬菜，提著茶水雞蛋，趕來慰問部隊，他不禁感嘆：“在中國十幾年，從來沒有看見過如此熱烈生動的軍民合作、群眾慰勞場面”，“過去有人告訴我們，……，人民害怕八路軍，恨八路軍。今天這些謊言已被事實揭穿了。”

當福爾曼走到南泥灣時，看見一群一群的人們在田里勞動，走近才發現他們是參加大生產運動的士兵。“他們一面揮舞著鋤、耙和鏟，一面唱歌。……”

“生產運動不只是在老百姓中開展，部隊也參加了。這或許可以說是八路軍的特色。據我所知，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其他軍隊這樣大規模地開展過生產，這毫無疑問也是造成軍民間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我所知道的，任何接觸過八路軍的人都不會懷疑，正是與人民的這種魚水之情，才使得八路軍在這場靠繳獲或土造的武器進行的戰斗中，能堅持下來。”

愛潑斯坦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美國人（在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對這里的一切看后很激動，對此，他們羨慕、驚奇不已。這里的一切都不錯。……親愛的，我真希望你也能來這里親眼看看。這是未來新中國的模型。這是民主，不是自封為人民的朋友的人在為人民辦事，而是人民自己在為人民辦事。”到了1944年，“長期以來眾所周知是中國最窮的地區之一的邊區農民，平均擁有的糧食超過了富饒省份農民擁有的糧食”。

最有意思的是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記者武道。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即：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顧問。

當初他被國民黨選進“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時候，國民黨本意是想摻沙子，自己聘的顧問，那肯定得替自己說話，怎么埋汰中共怎么寫，結果沒承想這個武道竟然沒按套路出牌，至于他寫了什么，看看下面這張照片就知道了。

另外，據多個資料顯示，美國天主教《信號》雜志記者科馬克·夏南汗神父，也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聘的顧問。因為害怕記者們在解放區呆的時間越長，穿幫的地方越多，所以兩個帶隊的國民黨官員就張羅趕緊結束采訪，可別再呆下去了。連蔣介石臨在記者們出發之前定的必須在解放區呆滿三個月的指示也不顧了，1944年7月12日，所有中國記者，外加唯一的一個外國記者，就是這個夏南汗神父，提前離開了延安。

這個夏南汗神父雖然心里反共，但因為另外五個外國記者還在繼續采訪，他不敢，也沒法兒說假話，最后只好在文章中表示：“報上指斥共產黨的那些事，我在延安沒有看到。”

至于那個蘇聯塔斯社記者普金科，可能因為跟中共同屬一個意識形態，網上關于他寫的文章內容披露非常少。

還有一個中國記者非常有趣，他就是《新民報》主筆趙超構，就是上面照片這位。

當時國民黨經過千挑萬選，最后之所以能夠相中趙超構，完全因為趙超構是個重聽患者，俗話說就是聾子，把他當成了聾子耳朵－－擺設，選上了。結果沒想到，就是這個被認為“擺設”的記者，讓國民黨方面后悔不已。說他再版多次的《延安一月》一書，是在“為匪張目”，當了“共產黨的傳聲筒”，要對他進行調查治罪等等。

除了這一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成員們，對延安等根據地不吝美言之外，還有很多到過延安的外國學者、軍事專家等，也對教員領導的陜北以及其它解放區使勁兒地夸。

美國著名歷史學者邁克爾·沙勒說:“共產黨人在沒有外國援助的情況下，在中國最貧瘠的地區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值得特別的關注!不幸的是，之前，國民黨新聞檢查系統封鎖了關于共產黨人的報道，他們拒絕任何消息傳出封鎖線之外。”

英國工黨機關報《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訊員詹姆斯·貝特蘭就曾經在自己的書中寫道：“延安最吸引人的是它普遍給人以蓬勃朝氣和希望的感覺。這個小小的山城曾經是防御北方異族入侵的要塞，現在成了抗日的基地，熱氣騰騰，充滿活力，男女青年為了今后的長期奮斗在興奮地接受教育。”“對于許多中國青年，這陜北的一個小小山城的價值是不可比擬的。它是一個象征，象征一種從許多年的艱苦萬狀的戰斗里鍛煉出來的領導。這種領導，中國正需要它。”

美聯社記者貝爾登也寫道：“農民經常告訴我：‘八路軍就像我們的親爹娘一樣。’共產黨反過來則說：‘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們的爹娘。’沒有比這更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權力的性質了。”

白修德回到美國后，1946年與賈安娜合著出版《中國的驚雷》影響巨大

美國《時代》周刊駐遠東首席記者白修德到了延安后，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只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為窮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從那里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八路軍的力量就在于“深入到每個村鎮的下層黑暗中去，用他們的意志，用他們的口號從那里喚起了國民黨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這力量來自人民——來自無數麻痹著農村的壓迫的解除，來自群眾的智慧，來自農民的大無畏而持久的英勇精神”。“他們徹底地了解他們自己的國家，并且了解農村。他們可以說是社會關系的工程師，他們完全懂得農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這些疾苦怎樣能轉化為行動。”

日本投降后，《時代》周刊要求白修德繼續寫文章美化蔣介石，他斷然拒絕。1945年9月18日，白修德告別重慶，返回美國。“在那一刻，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我下定決心，要成為第一個將蔣介石政權勢必會土崩瓦解的故事講出來的人——哪怕這意味著與《時代》和亨利·盧斯的徹底決裂。”

就連受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的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到了陜北之后，也不得不對中共領導下的解放區連連稱贊。

其中，最早提出向延安派出軍事觀察組動議的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來到延安之后說：“八路軍是一支政治部隊；他們的思想工作、組織群眾及經濟政策——以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并同時改善窮人生活為主導——所有的一切都主要為戰爭服務”。

“我們的全體成員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在共產黨那里，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愿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

觀察組成員多姆克甚至斷言：“中共是新興的，辦法、作風、民主都是新的，人民擁護……我想，國民黨如不想新辦法，死亡不久了。”

貼這么多史料，多余嗎？一點兒都不多余。因為這些不是那個時候教員領導的中共自吹自擂，這都是那些局外人對教員領導下的延安，及其它解放區的感受。這些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不去刻意搜集，很難看到。尤其對于那些“國粉”，讓他們開開眼。他們對那個年代教員領導下的中共所有的宣傳，都認為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他們更相信外國人的評價。那好，今天就看看那個年代的外國人，是怎么評價教員領導下的延安和解放區的。就這些贊譽、美言，老蔣哪怕花多少錢買，他都愿意，可惜他買不來。

現在再說回敘利亞。

敘利亞除了產油和產糧區被美軍控制，反政府武裝一直在蠢蠢欲動，再加上偶爾美國和以色列的襲擾之外，糧食進口一直沒斷。軍事方面一直有俄羅斯和伊朗的支持。巴沙爾為什么就不能像教員在延安時期那樣，把敘利亞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緊緊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克服一切困難，讓敘利亞更加繁榮富強呢？

巴沙爾很奢靡，很腐敗嗎？

從民眾洗劫后的視頻上看，其私人官邸不算豪華，但他收藏的豪車確實不少，這個新聞有可能是真實的。從這一點即能看出來巴沙爾做為敘利亞一國之君的格調和情懷。

中東地區，有些國家的總統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布競選綱領，老百姓通過民主投票選中的，而是借助民主選舉的口號，實現家族傳承。巴沙爾的總統就是這么來的。

巴沙爾繼承總統之后，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但在今天看，這些改革的結果明顯不怎么樣。

因為有美西方及以色列、土耳其的干擾破壞，敘利亞的國家安全始終處于危險之中。在這樣一種國際環境中，巴沙爾能收藏那么多豪車，這就應了那句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是真把敘利亞當太平日子過了。用我們老百姓俗話說就是：心也真夠大的。

至于網傳說巴沙爾在逃往俄羅斯的時候，帶走了多少錢的問題，首先準確數字不清楚。有說2.5億美元的，也有說1350億美元的。二是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會空手走嗎？這都屬于正常操作，人之常情。你能指望老蔣在敗逃臺灣的時候，把90萬兩黃金給中共留下，教員撤離延安的時候把錢留給老蔣嗎？你能指望老美撤離阿富汗的時候把錢留給塔利班嗎？你別說這種關系，就是國內上下任一把手交接班的時候，上任給下任留錢是人情，不留是本分。留了多少錢，那都得在交接的時候，有句話，告訴下任，給你留了多少錢，你得當個人情去領。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如果真像網上所傳巴沙爾帶走了1350億美金，那巴沙爾的政權就更不該丟。

最近網傳巴沙爾在俄羅斯已經被禁止出境，他帶去的錢也被凍結，不知道是真是假。

巴沙爾很殘暴，很邪惡嗎？對已經倒臺的巴沙爾來說，如果有這方面的事實，早就被當成十惡不赦的罪狀昭告天下了。然而就目前來看，互聯網上有幾段視頻，真假難辯。比如有一段是2016年左右，政府軍在兩棟爛尾樓的街道上處決了41個人的視頻，這個是真實的。那個視頻應該是當時政府軍自己拍攝的。美西方當然希望大家都認為被處決的是平民，這樣就可以把濫殺無辜的罪名扣到巴沙爾頭上。不過話要說回來，一是從視頻上看，現在剛剛找到案發現場，還無法確定這些被害者的身份，到底是武裝分子，還是無辜平民；二是視頻里被殺害的全是男性，如果是平民，怎么沒有女性和孩子呢？三是當時政府軍和武裝分子正在激戰，政府軍嫌敵人太少，非得去抓自己的老百姓去殺？

還有一個是巴沙爾出走之后，說是反政府武裝從監獄地下室，解救了數名婦女和孩子的視頻。從那些婦女和孩子的神情上看，感覺不像。中國有句俗話：小孩兒不裝假。視頻里的小孩兒看不出驚恐害怕的感覺，好像是在看熱鬧。

還有一個視頻是兩個武裝人員從一輛轎車上，摻扶下來一個右腿受傷纏著綁帶的男人，這個受傷的男人一下車忘了，竟然纏著綁帶的右腳先著地，把左腳綣縮起來了。摻扶者發現穿幫了，打了“受傷者”腦袋一下，“受傷者”才恍然大悟，趕緊糾正過來，變成左腳著地。這個視頻，有說是加沙的，有說是敘利亞的，具體還需要進一步核實。之所以說要核實，是因為美西方新聞造假的事兒太多了，名聲太臭了。一管洗衣粉就能把薩達姆推翻，白頭盔用小女孩做道具，造謠巴沙爾動用化武，讓全世界看，結果，沒過幾天，俄羅斯媒體找到了那個小女孩，揭穿了白頭盔欺騙世界輿論的謊言。最近美西方又開始在敘利亞到處找巴沙爾制造的萬人坑，只不過光看到一些高空拍攝的照片，說這一塊兒空地是，那一塊兒空地是，確鑿的證據呢？沒有。其實這事兒要想坐實很簡單，盡快邀請聯合國參與挖掘不就完了嗎？為什么說要盡快呢？大家自己想象吧。

導致巴沙爾倒臺的上面兩個原因都似是而非，再說第三個。是巴沙爾對老百姓的死活不聞不問嗎？好像也不是。這兩天看到一個中國短視頻博主之前拍的一段視頻，在巴沙爾當政的時候，困難家庭買一張大餅才合人民幣2分錢。從價格上看，貨源肯定不缺，否則不可能是這個價格。同樣的大餅，在中國最損也得2元一個。

那么巴沙爾政權突然之間倒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巴沙爾沒有那種愿意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同甘苦共患難的思想覺悟，沒有那種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的責任感，否則也不至于收藏那么多豪車。巴沙爾早在美西方搞“茉莉花革命”，敘利亞戰火連連的時候，就應該學習教員，樹立教員那種“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意識。就應該深刻地認識到，沒有這種意識，想戰勝美西方的絞殺，戰勝美西方的陰謀，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如何做到“軍民團結如一人”呢？首先你做為一國之主，必須要融入到底層人民群眾當中去，像教員那樣，與最廣大的底層民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教員在延安的時候，住的是老百姓一樣的窯洞，吃的是和老百姓一樣的飯菜，“軍民大生產”的時候，和普通戰士、農民一樣，種菜紡棉。棉褲洗了沒有穿的時候，一樣在炕上光著腿蓋著棉被不敢下地。做報告的時候，一樣穿著帶補丁的褲子，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吃的不好，無所謂；穿的不好，無所謂；甚至犧牲生命，無所謂。他就一個念頭，一定要把中國人民從災難和苦海中解救出來。他沒有一丁點兒為自己的想法兒，所以才會有他穿著后面帶補丁的褲子會見外賓和民主人士，才會有那件補了70多塊補丁的睡衣。巴沙爾能耗費巨資收藏豪車，而教員，對所有外賓贈送自己的禮品，有的只是看一眼，然后就讓工作人員登記造冊，全部上交國家。教員給自己，給子女留下什么了？除了給人民留下了9萬多冊書，什么都沒留下。有這樣的領頭人，誰還敢奢靡享受，誰能不心生敬佩，冒死跟隨？

教員的警衛員賁蘭武老先生，于2024年12月12日去世了。據他生前講述，教員只用一個磷面劃火柴，一盒火柴用完了，另外一個帶磷的面還是新的，半年攢了一大堆，教員就讓警衛員送到火柴廠再去裝，還不能暴露身份。后來又想出了一個更好的辦法，在火柴廠買散火柴，讓警衛員給裝，就為了省錢。如果玩兒個時空穿越，把巴沙爾收藏的豪車送給教員，他會怎么做？所以還是文章開篇那句話：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沒有高山，就顯不出洼地。人與人確實是存在差距的，沒辦法。

有人會說，你光說讓巴沙爾融入到敘利亞底層人民群眾當中去，一是他沒有那種意識，二是他即便有那種意識，也要首先考慮個人的安全問題。

為了國家和最廣大底層人民群眾的利益，個人安全又算得了什么？再說了，他如果能融入到最廣大的底層人民群眾當中去，人民群眾就是他最大的保護神。

延安時期，日本、國民黨哪個不是天天都想暗殺教員？教員怕嗎？就像愛潑斯坦報道的那樣，教員經常在延安的大街上轉悠，有時連警衛員都不帶，他根本就不怕日蔣特務的暗殺。延安的老百姓，個個都是他的警衛員。

1944年，毛澤東在接受愛潑斯坦采訪之后，將一幅親筆簽名的畫像贈送給他。這幅畫一直掛在愛潑斯坦的家中。

有人可能會說，教員不怕，那是他知道延安是自己的地盤。真的是這樣嗎？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一個貼文，是教員的原警衛員齊吉樹經歷過的一件事兒，說是教員在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要去教員的住處做禮節性的拜訪，竟然前衛開道，先進屋把教員包圍，要把齊吉樹攆出屋。教員卻泰然自若，示意齊吉樹不要緊張，可以去外面等候。然后蔣介石在警衛人員前呼后擁的保護下，才敢進屋和教員交談。重慶那可是老蔣的地盤，在自己的地盤都擔心安全問題，那教員呢？可見人與人在膽識方面的差異是與生俱來的。

巴沙爾如果能融入到敘利亞廣大的人民群眾當中，他就應該利用2011年美西方搞“茉莉花革命”，到現在十三、四年的時間，進行有利于團結敘利亞人民的變革，以便取得敘利亞最廣大人民群眾真正的支持。這里最核心的操作不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而是你做為一國的第一領導人，你要率先垂范，起模范帶頭作用，帶動各級管理干部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只有這樣，敘利亞人民才能緊密地團結在你的周圍。教員領導的隊伍，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也不可能取得最后的勝利。

還有，巴沙爾如果能把自己融入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去，他出臺的所有政策，必然是為敘利亞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擁護和歡迎的，執政的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為敘利亞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而不是打著“為敘利亞人民服務”的旗號，出臺的政策卻是肥了少數人，以“為人民服務”之名，行為少數人服務之實，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當傻子。

巴沙爾要想穩固自己的政權，不僅要融入到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還要有大智大勇。這一點非常不容易。不知道巴沙爾是否研究過教員的著作。如果沒有，那是非常遺憾的。或許這也是他丟掉政權的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