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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參與競選總統以來，一開始被美國國內外的人當作笑話，第一次競選上臺后又被當作偶然現象，到第二次選上后，還被很多人認為不可思議。比如不少中國一流的國際問題專家直到選舉最后階段仍預判特朗普競選失敗。特朗普這次選上后，這些人將特朗普的勝利看作網紅式的勝利，預言他不會有什么作為。但是他1月底就職以來的系列言行，卻在美國國內和國際掀起了軒然大波，有人已在預見這將是一場“特朗普革命”。

筆者對“特朗普革命”這一提法持部分贊同的態度，但是也不完全贊同，所以這里對它加上引號。特朗普現象絕不是偶然的一片浮云，這并不完全取決于特朗普個人的政治抱負和才干，它的非偶然性和頑強，更多的是時勢造成的，即這一現象背后的矛盾的深刻和頑強造成的。

關于“特朗普革命”背后的矛盾是什么，有兩個不正確的看法，一是認為是盎撒人和猶太人的矛盾，二是認為是制造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矛盾。我們只要考察一下美國本次大選共和黨和民主黨雙方金主的構成就可以知道，這兩種看法是不正確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名單中包括幾位顯赫的人物：蒂姆·梅隆，這位銀行家是特朗普的主要捐贈者之一，累計捐款金額高達1.97億美元。另一位重要支持者是埃隆·馬斯克，他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和直接捐款的方式，為特朗普提供了超過1.32億美元的資金支持。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的創始人的遺孀米麗亞姆·阿德爾森，已向特朗普陣營捐款超過2.18億美元。美國航運公司Uline的總裁迪克·尤萊因，捐贈給特朗普的團隊達4900萬美元。

而比爾·蓋茨是哈里斯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向支持哈里斯的非盈利組織“未來前進”捐贈了大約5000萬美元。同時，喬治·索羅斯也對哈里斯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進行了大力支持，捐贈金額達到1,560萬美元。此外，新聞集團的董事長弗雷德·艾查納也向哈里斯提供了327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

綜上可以看出，雙方的支持陣營中都同時有盎撒人也有猶太人，也都同時有制造業大亨和金融業大亨，因此說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對決是盎撒人和猶太人的對決，或者是制造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對決是不成立的。

原美國參議員現國務卿盧比奧在多個場合從現象層面清楚地闡明了“特朗普革命”背后的矛盾。

盧比奧指出，核心問題在于長久以來，美國兩黨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共識，深信全球化能帶來財富與和平，這幾乎成為美國的國家信仰。在這種理念下，美國認為全球要素自由流動就能解決世界多數問題，此觀念構建起美國的政治和外交政策根基。二戰后的50年，美國憑借此理念構建西方自由市場，西歐、日本等國借此繁榮，又反過來成為美國市場，形成良性循環，美國還借此塑造這些國家的價值觀，讓它們成為堅定盟友，可見這套體系當時行之有效。

然而，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國兩黨總統變得狂妄自大，秉持“歷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未來世界都將是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自由化會改變社會主義。于是，他們瘋狂支持全球化，大量簽訂貿易協定、組建貿易機構、制定規則，甚至拉攏與自己三觀不合、戰略目標不同的國家。其中，2001年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影響深遠。當時美國這么做，是覺得資本主義定能改變中國，畢竟連蘇聯都被美國打敗，中國自然不在話下。美國天真地認為，中國人接觸美國產品后就會接受美國價值觀，成為美國朋友。

但23年過去，現實卻是資本主義沒能改變中國，反而是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中國憑借廉價勞動力和制造成本吸引美國產業和資金大量涌入，美國工人失業、工廠倒閉，而中國卻成為世界工廠。從貿易數據來看，2022年中美貿易總額6926億美元，美國逆差3850億，且年年如此。中國中產階級快速壯大，美國中產階級卻走向衰落。

如今中國富裕了，更傾向支持國貨。以蘋果、特斯拉為例，中國人購買的產品雖是美國品牌，卻都在中國生產，美國工人未從中獲利，反而助力中國產業升級，讓中國電動車制造領先世界。中國利用龐大市場和低成本吸引美國制造業，實現產業升級、完善產業鏈后，開始走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對美國模式構成巨大挑戰。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展示自身模式在決策執行上比美國高效得多，這對渴望快速發展的國家極具吸引力。

美國正承受這一歷史性錯誤的后果，內部高度分裂，政治上兩黨爭吵不休，已從觀念分歧變成純粹的黨派對立；階層上，美國工人與商人利益嚴重分化，藍領工人失業，社區蕭條。美國對中國商品極度依賴，在全球供應鏈上也離不開中國，經濟過度集中在金融和大型科技公司領域，這些跨國企業權力大，只重股東利益，不顧國家利益，與中國企業全心服務國家利益形成鮮明對比。

盧比奧強調，美國應認清經濟全球化能讓自身繁榮是幻想，中國比蘇聯更具威脅。美國問題根源在于政治體系為企業資本服務，若想在中美競爭中取勝，就必須改變這一本質，管控損害國家利益的企業，調整經濟政策和政治體系運轉模式。他受夠了將企業利益混同國家利益的現象，接下來會在國會演講描繪替代藍圖，因為單純打壓中國產業和產品無法獲勝，只有徹底改變美國30年來失敗的全球化體系才有希望。不過他也坦言，改變會遭遇舊勢力的重重阻撓，那些在舊模式中獲利的人掌握大權，定會全力維護舊系統，但美國必須與這些舊勢力斗爭到底。

三、特朗普內閣的執政大綱就是為了解決美國霸權面臨的矛盾

盧比奧事實上是特朗普內閣的理念的代表。特朗普內閣很多人都持有和盧比奧近似的觀點。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是典型MAGA主義者。他在“9·11”事件中失去親兄弟，被視為美國韌性象征，這使他處理國際事務時持保守立場。盧特尼克在社交媒體常喊“為美國而戰”“讓美國再次偉大”等口號，重視以愛國主義和國家復興凝聚社會共識。在經貿問題上，他擔憂美國工業品進口現狀，覺得過度依賴外國產品損害本土制造業、削弱美國競爭力，主張用關稅壁壘等保護主義措施重振國內產業，恢復到類似1900年的“黃金時代” 。美國貿易代表杰米森·格里爾是懂貿易法律的現實主義保守派。格里爾與特朗普關系密切，在特朗普首個任期擔任美國貿易代表幕僚長，特朗普期待他控制貿易逆差，捍衛美國產業、開拓出口市場。在貿易立場上，格里爾反感不平等貿易，擔憂中國科技進步。他多次在聽證會上批評中國商貿舉措和WTO部分政策，認為損害美國貿易利益和國內產業，還指責中國通過貿易收益助力國企與軍隊建設，對中美地緣政治競爭加劇高度警惕。

這三個人是涉及國際產業競爭的核心內閣成員，他們的思想和特朗普高度一致。他們的核心思想是反思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對應上面三項，分別主張加強國家干預，以本國發展為本位，以制造業發展為本位，最后恢復美國的強大。抓住特朗普主義這個執政大綱，我們就能判斷特朗普要掀起的革命的性質和走向。

美國自上世紀年代初以來，推行的是新自由主義加全球化加金融化的國策，這一政策的長期推行對美國霸權造成兩大深刻裂縫。

第一個裂縫是美國產業空心化，制造業衰落，間接造成軍事霸權的衰落，而軍事霸權的衰落又會導致美國所賴以為生的金融霸權難以為繼。

馬克思說：資本“是始終以貧困為前提、并且只有靠發展貧困才能使自己得以發展的財富”。據統計，美國100位收入最高的公司總裁的年收入在1970年時，為國民年均收入的40倍，而在1999年則達到1000倍，此后雖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達793倍。貧富兩極分化和相對生產過剩必然導致金融投機盛行。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

金融投機盛行導致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金融化的主要表現如下：（1）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所占的份額不斷增加。以美國為例，金融利潤從1960年占總利潤的17％飆升到2002年的最高峰值44％，雖然2007年下降至27％，但在聯邦政府的救助下，出現了反彈并維持在穩定的比例31％。（2）債務總額相對于GDP的比重不斷攀升。（3）金融、保險、房地產即所謂的FIRE部門在國民收入中占的比重持續上升。（4）由于對金融部門管制的解除，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金融創新形式(各種期貨、期權、衍生品、掉期交易等)，金融體制很難監管。（5）金融泡沫的高度膨脹，全球資產泡沫的規模遠遠超過世界實體經濟總產出。也就是說，資本日益流入金融投機市場，進入生產領域的資本急劇減少，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日益分離。而這種分離由于金融全球化達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以美國為例，1966年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還占到80％，到1997年，世界貿易額當年為6萬億美元，而世界貨幣交易額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額只占到1％，而美國當年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0.7％。

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的高度膨脹必然導致它追求掠奪本國和別國的實體經濟，而它這樣做的主要實力來自于對本國實體經濟的壟斷，以及通過金融自由化來控制別國的實體經濟。如果達不到金融自由化的目的，他們往往會通過戰爭來實現。但美國現在本國沒有多少實體經濟，又無法通過戰爭脅迫中國等實體經濟大國的經濟自由化以控制中國實體經濟，所以它進入了死循環。

第二個裂縫是以中國“一帶一路”為代表的歐亞非大陸的經濟政治融合所形成的陸權，在地緣政治上對美國長期所賴以統治世界的海權構成嚴重威脅。

在1989年，冷戰臨近尾聲之際，福山提出了“歷史的終結”理論，他堅信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世界秩序，將很快在資本主義民主的洶涌浪潮中，實現對全人類的“征服”，認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走向。然而，在這種充滿必勝主義的論調甚囂塵上之時，布熱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書中，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他警告道，即便美國處于單極力量的巔峰，其全球霸權在深層次上依舊脆弱不堪。為長久維系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優勢地位”，鞏固全球霸權，華盛頓必須直面三大威脅：一是被趕出太平洋沿岸的基地；二是北約被逐出歐亞大陸西部的基地；三是在歐亞大陸廣袤的中心地帶，崛起“一個自信的單一實體” 。

冷戰結束初期，華盛頓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們深信，中國會遵循美國設定的規則參與全球事務，因此在2001年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迅速發展，不到十年，對美年出口額增長近五倍，外匯儲備從2000億美元一路飆升至2013年的4萬億美元，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2013年，中國憑借雄厚的外匯儲備，啟動了規模達數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計劃，其規模是馬歇爾計劃的十倍，目標是將歐亞大陸整合成一個統一市場。

隨著鐵路、石油管道等基礎設施在歐亞大陸不斷延伸，中國逐步鞏固了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主導地位。這一發展態勢，恰好印證了布熱津斯基此前對歐亞大陸可能崛起“一個自信的單一實體”的擔憂。在過去十年間，“一帶一路”持續推進，深刻改變了該大陸的地緣政治格局，從根本上動搖了美國長期以來的地緣政治利益。有四個事件，乍看毫無關聯，實則都受到地緣政治變化這股無情力量的驅動。

第一件事，2021年8月，美國在阿富汗的地位驟然崩塌，華盛頓被迫進行了一場屈辱的撤軍，結束了長達20年的阿富汗占領。這背后是北京與阿富汗周邊所有中亞國家簽訂了大規模發展協議，在一場悄無聲息的地緣政治博弈中，讓美國軍隊在阿富汗的長期駐扎難以為繼，混亂且失敗的撤離也成必然。

第二件事，僅僅6個月后的2022年2月，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入侵烏克蘭。這一行動削弱了北約的影響力，也沖擊了西方聯盟。按照布熱津斯基的觀點，這可能會致使美國被擠出歐亞大陸。普京和北京加強關系，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對“北約的進一步擴張”予以譴責。之后，莫斯科面臨外交孤立和歐洲貿易禁運，便將大部分出口轉向中國，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30%，達到歷史新高，而俄羅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和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合作。

第三件事，華盛頓在中東被邊緣化。長期主導中東政治的宗派分歧，以一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解決。此前，北京與伊朗簽署了價值40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協議，還讓沙特阿拉伯成為其最大石油供應國，隨后成功促成了地區宿敵——什葉派伊朗和遜尼派沙特阿拉伯之間的重大外交和解。

第四件事，北京正爭取歐洲與中國建立全球戰略伙伴關系，不聽從美國議程。

中國一直在歐亞大陸緩慢且隱秘地增加投資與影響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水平，同時引發了強大的政治變革力量。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收獲就是美國的損失。北京鞏固對歐亞大陸控制的每一步，都在削弱華盛頓在這片戰略大陸上的影響力，進而削弱其曾經強大的全球實力。

隨著在歐亞大陸實力的不斷增強，未來十年，北京有可能像將美國趕出阿富汗那樣，突破美國沿太平洋沿岸的戰略邊界，美國海軍可能被推回到從日本到關島的“第二島鏈”甚至更遠，這是布熱津斯基判斷美國全球實力真正衰落的關鍵標準。到那時，華盛頓的領導人可能又會處于外交和經濟的邊緣地帶。美國正是害怕失去這樣重大的地緣政治利益，才不斷發起對華新冷戰。

五、“特朗普革命”將螺旋式上升

正是上面這兩大裂縫長期得不到彌合，甚至愈演愈烈才導致華盛頓建制派之外的看似邊緣人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一次次死而復生、絕處重生，并且勢力越來越強大。

美國政治之所以迷失了方向，是因為拜登和特朗普代表的是兩個相悖但同樣問題多多的政治路線，而且更明顯的是拜登所代表的建制派的老路線的失敗更明顯更確定無疑。拜登剛上臺時，有人認為特朗普主義只是一個偶然，在建制派的努力下，一切將回歸正軌。但是拜登執政四年后，美國霸權的兩大裂縫更擴大了。

盡管拜登實行了比中國還多的產業保護法規，美國制造業并沒有實現回流和振興，間接造成軍事技術進一步衰落。這導致美國在俄烏戰爭中總的來說走向失敗。這導致以中國“一帶一路”為代表的歐亞非大陸的經濟政治融合大步推進，在美元霸權之外建立了一個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歐亞非大陸國家的獨立循環的經濟體，在地緣政治上對美國長期所賴以統治世界的海權構成終結性的威脅。美國金融霸權失去了經濟和地緣政治的支持后，唯一能改變狀況的手段是軍事打擊。但是由于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和全球化，導致制造業衰落，軍事技術衰落，軍事也依靠不了。軍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美國所賴以為生的金融霸權難以為繼。

拜登政府在執政的后兩年試圖憑借加息手段將國內風險向外轉移，這對拜登全球主義建制派而言是最后一次自我證明和自我救贖的契機。然而，此次行動完全失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深層政府也束手無措，不得不病急亂投醫，主動或被動地支持特朗普上臺試試新的花招。

拜登秉持的全球主義路線，仍竭力維持所謂的“美國治下的和平”，他們認為美國依舊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應憑借強大實力，在全球范圍內維護其主導地位，積極介入國際事務，構建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秩序。特朗普則奉行孤立主義路線，倡導“美國第一”，認為美國實力已無法兼顧全球，只能專注自身發展，重振美國經濟與實力。

從某種程度上講，兩種理念和路線都有其合理性。拜登的全球主義路線有美國長期積累的國際影響力與實力作支撐；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則反映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面臨的現實困境。這樣美國的發展方向就難以辨別了。美國人并非缺乏基本理智，對于明顯荒謬的主張，他們能夠辨別。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這兩條路線看似都言之有理，卻又都存在諸多問題。所以，在未來，這兩條路線的斗爭仍將異常激烈，并導致特朗普革命可能暫時受挫，但由于美霸權背后基本矛盾的推動，它又會卷土重來，逐漸螺旋式上升。在這過程中，美霸權可能像里根主義一樣以快打慢，吃掉歐亞大陸某大國而維持幾十年，而更有可能的是，在內斗不斷升級中迎來美帝國的瓦解和崩潰。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