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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國企私有化：維漢關系從和睦到斷裂

點擊：作者：劉明來源：華夏文化交流促進會發布時間:2015-05-19 22:00:42

一、民族作為勞工主題

傳統勞工社會學主要圍繞勞動過程理論和階級形成理論展開對話（沈原、聞翔，2012）。隨著中國越來越深刻地卷入全球化過程和社會轉型對勞工群體的影響，研究者也逐漸將年齡、社會性別（何明潔，2009）、關系視角（周瀟，2007）等帶入到勞動過程研究之中。如何更好地開辟出新的研究領域，鍛造出新的研究議題是擺在學者面前的一道難題。本研究希望走出勞動過程的視野，將勞工交往作為一種空間文化，使得研究場景更為豐富。

曾有研究者梳理了二百多年來新疆烏魯木齊城市社會空間的變化，從乾隆時期的雙子城（滿城鞏寧、漢城迪化）到光緒初的單體城市迪化，從晚清一城四區到民國時期的一城兩區，其城市社會空間發展的主要脈絡是各民族混合居住格局的變化（黃達遠，2011）。那么，我們有沒有可能在空間中突破居住格局的窠臼，尋找新的研究視野？本文希冀把民族視角帶入到勞工研究中，將民族作為勞動的主題。

長期以來，研究者們在衡量民族關系的客觀指標時大多采用美國學者戈登的七個變量，即文化或行為的同化、社會結構的同化、婚姻的同化、身份認同的同化、意識中族群偏見的消除、族群間歧視行為的消除和公共事務的同化（Gordon，1964）。費孝通根據中國歷史事實所做分析和歸納出的各族群共存的“多元一體”格局也頗具解釋力（費孝通，1989）。然而，在轉型社會過程中，多元一體理論過于宏大而缺乏對微觀鏡像的透視，囿于變量也無法全面、動態地認識民族發展。筆者希望把民族關系理解為民族交往，具體來說，在生產和生活空間中重塑維吾爾族和漢族勞工的文化互動。

作為一個個案研究，本文不是為了探討不同民族勞工交往的差異，而是在差異的視角下檢視一個具體個案的體制變遷和實踐過程。也就是說，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在國家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企業里不同民族勞工交往空間的發生和斷裂是如何形成和變化的？

二、空間成為活動場景

空間曾作為物質環境而客觀存在（馬克思、恩格斯， 1995；馬克斯·韋伯， 2010），誠然，空間的劃分也具有社會差異而被主觀認知（涂爾干，1999；Simmel， 1997；Goffman， 1959）。西方社會的空間研究中彌散著社會與政治意涵（列斐伏爾，2008）、權力—知識與身體和主體性的關系（福柯，1999）。東方社會的空間研究除了引介西方空間學術思想之外，在邊緣（王華，2011）、社會融入（潘澤泉，2008）、工廠宿舍（任焰、潘毅，2006）等維度做了有益的實踐。本文嘗試將具體性空間和抽象性空間結合起來，進行民族勞工交往的民族志研究。

空間作為人類學的重要議題，是分析日常生活的一種范式。阿帕杜萊強調空間政治和空間實踐的跨地域社會空間過程。布迪厄重視空間中的知識、秩序和權力關系，意即空間實踐。列斐伏爾不是落腳于空間的關系結構或實踐，而是推進空間的面向：空間實踐、空間的呈現、呈現性空間，這三種面向在晉江—香港移民研究方面已有精彩的展示（林藹云，2006）。本文在使用空間這一概念時主要指具體空間和抽象空間。具體空間，意即能夠看得見的、具體實在的空間；抽象空間，意即看不見的、抽象制度性的空間。

作為本文講述的田野調查地點喀什棉紡織廠，其具體空間坐落于中國最西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西南部，有一片綠洲地區，被譽為絲綢之路明珠的喀什地區。之所以選擇這個個案是因為：其一，喀什市是一個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聚居區。在歷史上，喀什這個所謂新疆南八城的首邑，是“南疆安危所系的地方”（包爾漢，1984）。其二，喀什是新疆維吾爾人經濟、文化的一個主要中心。一些學者認為喀什地區作為維吾爾族人口集中的地區，對于研究新疆維漢關系是非常重要的（馬戎，2000）。其三，20世紀80年代，有研究者已經對喀什棉紡織廠做過一些調查，留下許多調研數據、口述個案和研究報告（劉永謙等，1984；李澤，1984；苗劍新，1985；曾和平，1988）。其四，筆者自小生活在喀什棉紡織廠，有著豐富的、不可替代的生活經歷。

喀什棉紡織廠作為一個生產生活空間的形成，是在1957年9月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政府決定開始籌建的。當時，政府決策是希望在喀什建設一座現代化紡織印染企業，以利用優勢資源，改變南疆貧窮落后的面貌。喀什市有著歷史悠久的傳統手工業生產，而現代化工業萌芽于民國初年。當時為了向蘇聯出口棉花，吾買爾巴依在東門外辦了一座軋花廠，這是當地唯一的機器工業的企業（龔一匡，1994）。瑞典學者貢納爾·雅林在回憶喀什噶爾幾次旅行和調研時這樣寫道：

1929年來到喀什噶爾，……到處都是運水的人，背上背著盛在綿羊或山羊皮做的容器中的水，非常沉重。染匠把一股又一股的紗線用桿子掛在平頂屋的黃土房頂上。把他們占據的那一部分巴扎刷成了紅、黃、藍和紫色，而這些明快的顏色又東一塊西一條地出現在他們的衣服上。……從塔什干和其他蘇聯紡織業中心進口的紡織品已大有取代本地紡織品之勢。那些進口的紡織品圖案多變，式樣繁多，顏色艷麗誘人。現在（指1978年——筆者注），這一類紡織品仍占據著市場，只是不再從蘇聯進口，而是由喀什噶爾自己的紡織廠生產。……50年前（指1929年—1930年——筆者注），喀什噶爾沒有工業。這也是當時整個新疆南部的狀況。工業產品，絕大多數是消費品，都從蘇聯或印度進口，或某種程度上經過烏魯木齊從中國中部地區運來。所有的東西都是駝隊承載的。喀什噶爾是一個手工業中心。現在這一切都變了。雖然喀什噶爾還不是一個重要的工業中心，但已開始向這個方向發展。（貢納爾·雅林，1999）

喀什棉紡織廠作為空間活動場景的形成使得：第一，從傳統手工業向現代化工業的轉型。由羊皮容器運水、染匠掛紗等傳統方式轉變為機器大生產。第二，紡織品從國外進口到本地自產自銷甚至遠銷海外的轉變。喀什棉紡織廠曾連續三年向蘇聯出口印花布，并為中巴邊境貿易生產2321大花嗶嘰①5.46萬米（龍錫豐，1987）。第三，“三工”（工業、工廠、工人）的初步涌現。工業的雛形與工廠相伴相生，從1958年1月成立喀紡建機處開始，后經破土動工，開始紡紗、織布、印染，到生產印花布，遂成為新疆建廠較早的大中型骨干企業之一。工廠的建立也催生出新疆本土的第一代紡織工人，許多少數民族工人加入到現代工業的大生產中。在工廠上班，擁有的不僅是一種生產技能，而且還帶來社會身份和思想觀念的轉變。

三、生產空間變遷實踐

生產空間的變遷是在時間的維度中踐行的。喀什棉紡織廠的發展史可以分為創建初期（1958—1966）、“文革”時期（1967—1976）、恢復振興時期（1977—1988）、三年承包期（1989—1991）、轉軌建制時期（1992—1999）、魯新紡織（1999—2000）、新興紡織（2000—2003）、新棉集團（2003—2005）和雅戈爾集團（2005—2014）九個發展階段（劉明，2013a）。從產權角度方面來看，自1958年至1999年，喀什棉紡織廠的性質是國有企業。從1999年至今，企業被不同的承包商承接，其性質為私營企業。

勞資之間的空間位置安排受產權性質的影響。在國有企業時期，管理者大多來自生產者，都有一線生產的工作經歷。有學者采集到一位漢族工人T的工作從業史中，T從鉚工、沖壓工（1949年）、計劃科的技術員（1958年）、黨委辦公室秘書（1961年）、黨委辦公室副主任（1963年）、印染廠總支書記（1965年）、廠黨委副書記（1974年）、廠長兼黨委副書記（1981年），T在7個崗位上工作過并有豐富的生產工作經驗，用時32年完成了從一名普通工人到廠方管理者的身份轉變（劉永謙，1984）。與此同時，該學者接觸到的一位維吾爾族職工H也是在培訓組副組長（1958年）、廠團委干事（1960年）、織布車間黨總支書記（1961年）、廠黨委宣傳科科長（1965年）、廠政工組組長（1973年）、廠黨委副書記（1974年）這6個工作崗位上任過職，也是具有扎實基層經驗的廠級領導，經過16年的歷練從一名普通干事成長為國家干部、國有企業的領導（劉永謙，1984）。當然，與此類似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流動不僅發生在廠級領導干部等頂層位置，還在中層車間科室負責人中普遍存在。

不同民族間的生產交往空間發生于開放的上升路徑。通過對喀什棉紡織廠第一代少數民族工人生活經歷的歷史回顧，我們發現：第一，工人從低層的簡單生產者是可以流向高層的制度管理者的，這一升職空間是通過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得以實現的；第二，工人生產的積極性得以改善是通過自身社會價值的轉化，具體來說，技術水平的高低與社會地位的高低相關是被當地社會文化所認可的重要方式；第三，技術職位的流動性使得第一批少數民族技術工人努力走出去，如去青島、西安、上海等地學習生產技能，通過參觀學習的方式積極掌握高尖端技術。由此，在企業內部也形成了更加緊密的師徒關系，從建廠至工廠倒閉，師徒關系作為一種生產制度長期存在。維吾爾族和漢族工人之間的生產空間交往由下面這個個案就能較好地反映出來：

1959年12月，A（維吾爾族女工——筆者注）也和同伴們一起來到鄭州國棉一廠學習，她的師傅G（漢族女工——筆者注）非常熱情，給她耐心講解示范。可A不懂漢語，心里非常著急，只好跟著師傅的樣子學。有一次因為找不到廁所，她急得蹲在地上。師傅以為她肚子餓了，急忙從飯盒里拿出饃饃給她，她竟羞得哭了起來。因語言不通鬧了許多笑話。于是她買來鉛筆，把常用語和機器零件都記在一個小本子上，狠下功夫學習漢語。師傅是生產組長，為培養A的責任心和全局觀念，她把指揮哨掛在A脖子上，教她指揮全組生產。師傅還買來三朵花，鼓勵她好好學習，如果學好了，就給她戴三朵，成績不佳就戴一朵或是兩朵。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她進步很快，有一天工友們給她戴上三朵花，敲鑼打鼓在車間繞了一圈，G師傅的鼓勵和幫助，不僅使她熟練地掌握了生產技術，而且在她的心田里播下了民族團結的種子。第二年她揮淚告別，難分難舍。此后她們經常通信，1963年A去內地參觀，倆人曾見過面，“文革”中聯系中斷。1981年國家操作能手來廠表演，A向鄭州國棉一廠的操作能手打聽G師傅，聽說師傅還在，她竟激動地哭了起來，在十年內亂中，她常常擔心師傅的處境。她托人給G師傅捎去了親手繡的枕套。師傅也回信，并寄來一些衣物。1982年春節前，A又給師傅寄去了紅棗和全家合影像。（劉永謙等，1984）

50年代末，在喀什及周邊地區，沒有其他棉紡織企業可以借鑒制度和經驗，師徒關系這一生產制度采借自內地模式。從內部招工師徒關系建立人群的來源看：第一，有來自祖國四面八方支援邊疆的干部、工人和技術人員等；第二，在試生產后，由區內外分配進一批大中專畢業生，接收部分復轉軍人；第三，有從區上招工，既有招工條件，又有名額限制。喀什棉紡織廠建廠伊始，曾多次派新工人到內地進修學習，使得“師徒關系”制度作為重要的生產模式被采納并延續。師徒關系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卻成為技術傳承與人際交往的紐帶。因此，喀什棉紡織廠原本并沒有設立師徒關系制度，而是通過內地實習、技術學習、招收工人等方式，移入到工廠文化中的。

在工廠工作的工人，師傅是由車間自己安排的。師傅不能挑徒弟，徒弟也不能挑師傅。但是，師傅必須是生產技術好的。師徒之間沒有師徒合同，也沒有任何拜師儀式，學習期限一般是半年。如果徒弟能單獨完成工作，就算是出師了，可以提前進到技術工，甚至是熟練工。在經濟上，學徒工所做的一切產量歸師傅，拿學徒的固定工資（劉明等，2006）。一些老工人回憶道，工廠內維漢關系非常好，很少發生吵架之類的事，互相來往、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過年過節互相看望、吃飯、拜年、請客、宰羊等。

正是基于上升空間渠道的開通和師徒生產制度的運轉，使得維漢勞工在生產空間交往方面是互通有無的。首先，喀什棉紡織廠師徒關系的確立，特別是維漢師徒關系的確立，是維吾爾族與漢族生產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師徒關系數量的增加與減少，都直接影響雙方交際，如生產互助、生活往來和語言學習等。當師徒關系融洽時，就能促進民族團結，緩解交際不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增強彼此深入了解的機會，使得雙方的文化互相滲透，實現文化資源互惠共享（劉明，2013b）。其次，師徒關系也反映出現代工業組織與跨文化交際之間的互動關系。師徒關系作為現代工業組織的產物，特別是在新疆這樣一個多民族聚居的生產環境中，就產生了新型的多民族師徒關系。在維漢師徒關系中，其關系模式促進了維吾爾族與漢族之間的交往和互動空間，也加深了師徒之間的個人關系。這其中既有制度因素的存在，又有其深刻的文化成因。

破產后的喀什棉紡織廠，在短短的15年里，歷經魯新公司（2年）、新興公司（3年）、新棉集團（2年）、雅戈爾公司（8年）等不同名號的轉換，其產權性質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企業組建大致可以分為三塊：第一，企業的領導均由投資方擔任；第二，企業的中層由原棉紡織廠有資歷、有技術、尚未退休的中年人員組成；第三，企業的員工則是采取招工的方式納新。這就形成了資方、中層和員工的三級管理模式。可以說，資方有效地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另外，企業方也會較少投入生產技術學習、工人健康體檢等額外費用，利潤的最大化成為私企生產的主要動力。相較于國有企業時期，維吾爾族與漢族工人的交往是平面的，私營企業的維吾爾族與漢族的交往更多是立體的，是上對下的關系，因為在平面空間缺少了漢族工人的位置，這是由于招工過程中，漢族工人逐漸減少的緣故。

根據“產權性質變化導致維漢勞工生產空間交往變化”示意圖（圖1），從1958年至1999年國有企業階段，在普通工人、技術工人和廠方管理者層面均有維漢勞工關系的縱橫互動。從2000年到2014年私營企業時期，首先，企業領導層僅是由內地投資方的漢族構成，因為來自內地的漢族投入了大量資金，在買斷工廠使用權限的同時，也買斷了管理者的職位空間。所以，在領導層缺少少數民族的優秀工人代表。其次，在企業中層主要以原工廠退休后返聘的漢族工人為主，他們有多年累積的紡織從業經歷，是溝通領導層和員工層的中間環節。少數民族退休工人大多在家帶子女的孩子，要么回到鄉村減輕子女的生活壓力，工廠每月的退休工資對于他們來說也是一筆收入；要么通過在巴扎市場上從事新興商業活動以增加補貼。因此，在企業中層也缺失經驗豐富、傳幫帶的少數民族工人。再次，在企業員工納新方面，主要以少數民族工人為主，他們面臨兩種選擇：要么成為技術工人，但缺乏上升空間；要么失去崗位，另謀出路。

可是，在私營企業階段，企業員工平面空間里為什么缺少了漢族工人的位置呢？或者說是什么原因導致漢族工人數量急劇減少呢？

第一，工廠改制轉型時，繼續保留職位和自謀生路的工人已做過一次安置。該廠將要倒閉時，能夠退休、病退以及按百分比拿勞保的工人已經完全脫離工廠生產區。但凡稍微有些出路的漢族工人，都進到喀什中心商業區打工或者更換單位了。實在沒有出路的，又不能待在家里只吃飯不干活的工人，才勉強繼續留在廠里打工。而對于生活在鄉村的維吾爾族工人來說，只要能在城市找到一份出賣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工作一天就有一天的收入。因為對于農村的維吾爾人來說，他們在遇到城市化就業問題時，一方面他們的漢語語言能力有限，阻礙了他們獲取信息的途徑和工作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較低使得他們只能參與城市中的體力勞動，沒有專業技術、沒有城市戶口也成為他們難以融入都市的重要社會因素之一。因此，在我們訪談到的維吾爾族工人里，他們很珍惜難得的就業機會。應當客觀地說，在面對城市化就業時，維吾爾族農民相較于漢族市民而言更為弱勢。由此，造成了維吾爾族工人應聘者較多，漢族工人數量減少的現象。

第二，私營企業勞動強度大、收入較低，對于漢族群體缺乏吸引力。根據筆者2013年對該廠紡織女工的訪談，私營企業時，工廠曾經要求工人們延長工作時間，即由每天8個小時三班倒改為每天12個小時兩班倒。據此減少雇傭員工數量，降低生產成本。但是，這一制度性的安排剛試行便遭到工人們的強烈不滿和抗議。無奈之下，企業仍舊延續8個小時三班倒卻加大了技術方面的扣錢處罰細則。工人們每個月的工資在1000元至2000元左右，對于紡織女工而言，維持家用幾乎就是杯水車薪。一位女工告訴筆者，如果不是因為年齡卡在30歲至40歲之間，加之離異又帶著孩子，年邁的父親又在廠院里需要她照顧，她絕不會留在企業里起早貪黑地工作。如果年齡在30歲以下，可以再學個一技之長以維持生計；或者年齡稍長可以在該廠倒閉之前申請退休或者病退。她低著頭向筆者坦誠，這一年她都沒有舍得花一分錢下過一次館子。在工資收入方面，漢族工人的心理預期要高于少數民族工人。因為應聘于該廠的維吾爾族工人大多來自周邊縣鄉鎮，相較于通過農業勞動所獲得的收入，工廠所提供的工資收入還是能夠接受的。以往留在廠區的工人期待的是穩定的退休工資，沒有了退休金作為養老保障，年輕的漢族工人自然不會選擇繼續并長久地留在私企里。

第三，在職業生涯規劃方面，漢族工人更傾向于長時期、穩定的且有發展的工作就業機會；而處于社會弱勢群體的維吾爾族年輕農民，只要能夠擺脫農村、農田、農民身份，對于他們來說已經是一次大膽地嘗試和挑戰。一位維吾爾族女工講述道，她出生在疏勒縣某大隊，因為她父親認為女孩子多讀書沒有用，并為她包辦了自小收養的徒弟，打算早些辦理婚事。以至于她剛上完小學就輟學了，后來她得知工廠招人就瞞著父母幾經周折來工廠當工人。沒過幾天她母親就哭著來到廠里，說挨了父親的打，要把女兒帶回家，否則母親也不敢回家。在這種情況下，她和母親回到家中，父親扇了她幾個耳光，把她鎖在小房子逼她結婚，不準她再去當工人。雙方相持不下，后來都做了讓步。于是，她以結婚作為再回到工廠工作的條件（劉永謙等，1984）。由此可見，維吾爾鄉村社會的觀念較為保守，他們習慣于農村所安排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秩序。面對工業社會，他們的觀念和心理尚不能完全轉變和適應，年輕子女更缺乏職業發展和人生規劃。所以，不少維吾爾族工人認為能夠走出農村，改變農民身份，在心理上已經獲得極大滿足。他們甘愿嘗試在城市辛苦勞作并獲得高于農業的收入，重要的是能夠享受都市所帶來的各種生活便利。因而，維吾爾族工人數量增加，漢族工人數量減少。

建廠初期，大批招工導致許多不同民族師徒關系開始建立。1959年全廠少數民族工人八百人左右，1983年一千七百多人，這些工人大多已成為熟練工人。根據歷史訪談材料所記錄的情況，從喀什棉紡織廠建廠至80年代初期，恰好是第一代維吾爾族技術工人成長、發展、磨礪的二十年，從不同部門的技術人員逐漸形成了以專業技術為主（技術型）和以思想政治工作為主（管理型）的兩類精英群體。一位擋車女工Z回憶說，她是1976年入廠，經過三個多月的學習基本掌握了擋車的要領，她被分配到后紡車間丁班，該班共130人，下分為八個小組，其中民族同志近七十人，占50％。到20世紀90年代，漢族工人數量逐漸減少，維漢工人數量比例失調。在2013年調研過程中，90％的工人均是維吾爾族工人，一個班組僅有一兩名漢族工人，而在一些班組里甚至連一名漢族工人都沒有，這也使得維漢師徒關系難以維系。師徒制度生成的機制因維漢工人比例失調缺少繼續運轉的條件，維漢工人師徒交往空間因工廠單位所有權的變更而斷裂。

根據表1，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工人整體數量在1959年建廠階段為1522人，到1999年將要破產時達到頂峰6766人，到2003年不斷精簡人數降為2227人。其次，民漢比例在初創時期大致上是平均的，有了這樣良好的民族構成比例，也搭建了民漢交往的人口基礎。雖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民漢數量互有多少，但自1966年開始，漢族工人數量所占比例逐漸減少，即便是在破產前夕統計的數據中，也僅為39.65％。再次，男女性別比例在20世紀60年代較為平均，到了90年代女性居多數。

四、生活空間發生斷裂

生活空間的變遷是在居住格局的維度中實踐的。喀什棉紡織廠社區的形成是基于勞動生產所需，也就是其職業交往圈（生產區）和生活交往圈（生活區）重合。因此，在多年生產工作過程中，逐漸形成不同民族、不同代際、不同地域人員之間的互動往來。

生活空間的安排也受產權性質的影響。國有企業時期，工廠區和生活區只是一路之隔，從生產區域拓展到居住生活領域，逐漸形成一個較為封閉的熟人社會。如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在廠院里的平房區302棟，共住有9戶人家，其中有車隊、化驗室、準備車間、食堂、后紡車間、機動車間以及在廠院管理衛生等在7個部門、3個不同民族（維、漢、回）、不同崗位上的工作人員生活在一起。在喀什棉紡織廠生活區里，居住著漢族、維吾爾族、回族、烏孜別克族、錫伯族、壯族和滿族等不同民族的職工。20世紀80年代，喀什棉紡織廠家屬生活區分為十二區以及單身樓，其中男性占48.8％，女性占51.2％。（李澤等，1984）

喀什棉紡織廠從建廠發展生活區至21世紀初，從單身樓到逐漸蓋起刀把房、窯洞房、平房和小二層，生活區域也從1號樓拓展到71號樓，不同民族居住格局的均衡發展有益于民族間的交往。例如，工廠生活區還專門成立民族伙食管委會，開辦民族幼兒園。每逢少數民族同志過節，都盡量多采購一些物品，以便少數民族職工過好自己的節日。少數民族職工也處處想到漢族職工，廠里蓋了一幢四層住宅樓，在分配住房中，少數民族同志主動提出要多照顧一些進廠時間長、家庭人口多的漢族老職工。（董建生、嚴美然，1982）

國有企業時期，原有的勞工住房問題可以在喀什棉紡織廠房產科內部討論協調解決。企業轉型之際，出現了許多住房糾紛。例如，C女士在網上發表說：喀什棉紡織廠的下崗工人，有經濟適用房，符合所有的條件卻沒分上房子，很多不是本單位的人都分上了，很氣憤。饒有意味的是喀什地區國資委的回復情況：

答復：C女士，您好！2009年3月份以前，花苑小區（原喀什棉紡織廠生活區）還有419戶原企業人員（包括下崗職工、退休職工）仍舊居住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危舊平房之中，喀什地委、行署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重點解決廣大民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關注民生，改善群眾的居住條件，2009年4月開始由政府投資在花苑小區修建了1254套保障性住房，在解決原419戶平房住戶的住房問題后，其余住房全部用于解決原企業下崗職工的住房問題。

2009年8月開始，受喀什地區行署和喀什地區國資委的委托，喀什棉紡織廠改制企業開始進行保障性住房資格初審及首期購房交款相關事宜。按照上級領導和主管部門的安排，喀什棉紡織廠改制企業具體做法如下：一是419戶拆遷戶優先安置。由于拆遷戶在拆遷前全部和喀什市保障辦簽訂了回遷協議，必須全部予以安置。二是在花苑小區修建保障性住房時，地區行署考慮的是在安置完拆遷戶后，安置喀什地區其他改制企業的拆遷戶。但由于原喀什棉紡織廠興盛時期職工超過一萬人，鼎盛時僅在職職工就有8000余人，加上退休職工超過萬人。隨著企業改制、改組，原企業有眾多的下崗失業人員，還有很多辭職、除名人員，申請要房人員較多，修建的1254套保障性住房，在安置完419戶拆遷戶后剩余835套全部用來安置原喀什棉紡織廠職工。但是，申請人員數量遠遠超過了新建的保障性住房數量。三是保障性住房首要申請條件是根據喀什市政府下發的文件精神執行的，家庭平均收入低于660元、人均面積小于13平方米，有喀什市戶口可以申請保障性住房；但特別要求有房改房、全額集資房、商品房和私有住房的一律不準購買保障性住房。四是剩余835套保障性住房有限解決原企業雙職工下崗家庭、一方下崗、一方無業職工家庭和一方退休、一方無業職工家庭和原企業殘疾職工家庭。五是在保障性住房分配過程中，有殘疾人證書人員和年齡在50歲以上的人員優先點房。六是由于新建的保障性住房數量遠遠低于申請人數，先申請住房的符合條件的人員進行了安置，后來的即使符合申請條件也無法解決。基于這種情況，2010年，喀什地委、行署、行署領導想方設法尋找合適的土地，今年（2011年——筆者注）在花苑小區能建一個單元建一個單元，能建兩個單元建兩個單元，又建了300套保障性住房，目前主體尚未完工，預計明年（2012年——筆者注）上半年能夠投入使用，這樣可以繼續安置300戶符合申請條件的人員。七是目前已經入住保障性住房家庭，在經過資格初審、復審后，在辦理房屋所有權證書時還要繼續審查，發現不符合條件的，立即取消資格，收回保障性住房。此復。②

上面這則住房糾紛問題原本非常簡單，就是喀什棉紡織廠下崗職工因為有經濟適用房沒有分到保障性住房，問題的關鍵在于不是喀什棉紡織廠的職工分到了保障性住房。喀紡人作為勞工的一種群體認同經年累月已經形成，更成為自我與他者身份認同的利益邊界。通過兩次回復，事實也較為清晰。喀什棉紡織廠修建了1254套保障性住房，其中419戶拆遷戶優先安置，剩余835套根據職工困難狀況酌情安置。“答復”中闡述了劃分困難狀況的依據：第一，人多房少。喀什棉紡織廠職工加上退休職工過萬，申請保障性住房的人數超過可供分配的住房。第二，根據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積做第一次切分，根據職工下崗、無業、退休等情況做第二次切分，根據殘疾與否、年齡50歲以上者做第三次切分。總體來說，切分有理有據，既符合實際情況，也符合喀什市政府下發文件精神。問題在于，答復中的第六點“先申請符合條件的已經進行了安置，后申請的即便符合也無法解決”。答復中回避了兩個問題：首先，是其他企業職工也有安排在廠院的情況，這一點在“喀什地區國資委回復情況”中有所說明和體現，即“也安排了一小部分其他破產關閉企業無住房的拆遷戶”；這一小部分是多少人？為什么沒能提前計劃列入其中并予以說明？其次，同樣都符合條件的按照先來后到的順序，以及其他切分原則是否提前告知。

私企時期住房問題的解決，最后竟然成了原喀什棉紡織廠職工與喀什地區國資委之間的問題。首先，喀什棉紡織廠生活區更名為“花苑小區”，就已經向國企時期揮手告別。那么，國企時期分房時是如何解決的呢？一些老職工告訴筆者：一是根據工齡長短；二是看工作表現，例如是不是標兵，是不是勞動積極分子，如加班加點或者是操作比賽獲獎等；三是看是不是雙職工、單職工，然后經由廠黨委、各車間領導、房產科相關人員、工人代表共同協商、打分、推選列出名單。由于廠職工多年工作生活在一起，彼此非常熟悉職工的實際情況。所以，并不存在利益爭奪的問題。相反，工人們將精力都放在加班加點勞動和爭當優秀標兵上了。論資排輩和工作情況是主要評審依據，這就避免了很多利益糾紛。事實上，也會出現上文中提及的維吾爾族職工照顧漢族老職工的案例。其次，從深層次來講，企業轉制后，管理者和員工群體之間發生了錯位。對于私企來說僅需專注生產，因此，對于生活這一塊內容無形之中交給了喀什市、喀什地區相關分管部門。例如，當保障性住房問題面臨糾紛時，是喀什地區國資委出面解釋和安撫。一方面，加大了喀什地區和喀什市相關部門的工作量，畢竟71棟樓的小區在喀什地區算是最大的生活社區。另一方面，固有的生活觀念使得原生活區的工人們在出現了問題之后，找不到直接接管的部門。信息無法透明化，辦公效率必然降低，反復發酵的工人情緒既不利于工廠生產，也無益于社會安定。

其實，街坊鄰里居住在一起，互相學習語言、互相了解并尊重對方的生活習俗，很容易就相處在一起并成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們就遇到一些生活中維吾爾族和漢族交往的實例，如給對方民族的朋友起名字，過年過節互相看望，生活中有困難，比方說掏下水道、拉煤等具體生活事宜時，不同民族間能不分彼此，這是在一個廠院里生活三十年建立起來的友誼，面對異文化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尊重和學習。筆者訪談的一位漢族老職工S說：

我是40多歲開始學習維吾爾語的，在三小上漢族學習班學習維語，花了50多塊錢。當時，我覺得維語還是挺重要的。學了維語之后，通過我和維族人打交道，我覺得他們有好多在文化層次上很高的人，確實非常通情達理。其實，我的童年是在喀什度過的，我的保姆是維族人。那個時候（指1954年——筆者注），漢族人經常找維族保姆。當時，工資才有多少，28元錢，5元錢的保姆費。工資都很低，維漢之間就根本不存在隔閡的問題，我們家那時候住在院子里頭，維族人都會說漢話，每次做飯他們都端來很多好吃的，煮的羊肉吃的，切上好吃的，挺好的。我們樓上住的阿不都，這樣住了沒什么影響，沒有矛盾，人都挺好的。他父母也是紡織廠的老工人，有時候有點小問題，我就跟他說：你們兩個孫子調皮得很，放假了，天天下面扔東西，你去看一下，給孩子、孫子講一下，一樓的空氣好了，上去四樓也好。（笑）好好說，什么事情也沒有。

如果說生產交往空間更傾向于個體縱向上升的話，那么生活交往空間則是側重群體平面交叉的。一年四季對老百姓來說最重要的日子當屬過年，對于漢族同志來說是春節，對于少數民族同志而言就是古爾邦節和肉孜節。在喀什棉紡織廠還未破產時，每到過春節就由廠里組織工人家屬在總務科領取一份肉菜和素菜，并由工會組織在生活區放煙火及各種文娛活動活躍節日氣氛。古爾邦節或肉孜節時廠里或各車間也組織團拜活動，互相問候并組織廠里的職工看露天電影等。三月是學習雷鋒的日子，廠里就組織車間維漢工人在廠院里籃球場空地上幫助家屬們解決一些生活實際困難，比方說修自行車、摩托車或各類家用電器等。五月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月，廠里每年都會開展相關的文體趣味活動。無論是個人先進工作者、車間部門先進集體、廠委會民族團結工作總結，還是制定民族團結公約，重要的都由廠里領導、組織、策劃、實施，企業將民族團結和政治學習作為與生產質量同等重要的工作常抓不懈。此外，國企職工無論是少數民族工人，還是漢族勞工，大家對于生產和生活所形成的空間文化是認可的、接受的，并逐步塑造了“喀紡人”這樣的群體認同。

隨著企業改制，在國企時代部門間的輔助交往空間還涉及食堂、澡堂、車隊、醫院、學校等多部門。生活區和生產區的徹底斷裂主要表現在小區名稱的變化和管理權的歸屬，喀什棉紡織廠家屬院成了花苑小區，生活區歸廠方管理轉變為花苑物業公司。現如今在我們調研過程中，這些輔助部門如食堂、澡堂、車隊已不復存在，醫院劃撥給喀什地區第二人民醫院成為一分院。幼兒園現在由私人維吾爾族老板承包成為了“雙語幼兒園”，全部為維吾爾族兒童。喀什棉紡織廠子校劃歸喀什市教育局，改名為喀什第十九中學。企業改為私營之后，露天電影院被拆除，連帶著賣電影票和擺攤賣瓜子的人一起失業。企業福利體系中的食堂撤掉了，廉價可口的飯菜沒有了，重要的是勞工們一起吃飯交流、交往的空間斷裂了。退休辦里依稀還有為數不多的老職工們下象棋、打撲克、搗兩把臺球打發閑暇時光。聚光燈下的籃球場已經破舊不堪，沒有人維修，甚至連生活區中心的假山、水池也沒有活水了。廠院的居民不時抱怨垃圾沒人清理，管道老化無人更換，生活區與生產區的斷裂，不僅斷裂了人們的物質享受，還斷裂了人們的精神世界。

有一位維吾爾族女老師D說，她是“民考漢”，以前就住在廠院里。后來企業破產，就想辦法購買商品房搬出去了。她覺得自己生活得很遺憾，這里的氣氛感覺不對勁。自從改制后，好像生活區和生產區就完全是兩個地方。一些老工人想去廠房里看看，還需要企業管理人員審批。企業對生活區的老工人也完全不管不顧，沒有任何聯系。雖然在地理空間位置上沒有變化，廠房和小區一路之隔，但是在機制上生產區和生活區已經拆分開了。D說，因為自己上漢族學校，總覺得自己是夾在中間，漢族這邊也親近不了，維吾爾族那邊也不招待見。比如說她的孩子8歲了，到門口玩，外面有三四個漢族家長，她的孩子拿著滑板玩，那幾個孩子擋在那里，他們家長就站在那里也不管，如果她站出來說什么話的話，就會被看成是不維護民族團結。她覺得現在是真的很受傷，想回到原來廠院里那種和睦的人際關系之中。另外，就比如說她們孩子碰上漢族孩子摔倒了，那個漢族老師就直接揪著維吾爾族學生找他的老師。其實，她覺得這是個很簡單的事，把摔倒的小孩扶起來，賠個禮、道個歉。但是，現在這就成為非常敏感的事情。現在紡織廠里面好多房子都是外面來的人在住，互相不認識的也很多。不像她們以前那種父母認識，子女也認識，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太想回到以前了。反正她們小的時候都是快樂的童年記憶，現在這些孩子就不知道了。熟人社會也隨著企業轉制逐漸成為熟悉的陌生人。加之，現在企業新招的維吾爾族工人全部住在工廠宿舍，雖然與生活區一街相隔，但是已經與廠院里的人沒有任何個人或公家的關系可以維系。

在國企時期，師徒關系能從生產過程中自然帶入到生活領域里。在私企時代，師徒關系僅存在于生產流程里，在生活空間中斷裂。一位紡織女工Z告訴筆者，她是1989年進廠當學徒工的，一開始的工資只有30塊錢，到熟練工45塊錢。然后，開始擋車。帶她的是漢族師傅，師傅咋說都是挺嚴厲的，沒有很親到過年拿東西看她。她認為自己也在幫師傅干活，幫她開機車。她沒有帶過徒弟，因為私企里沒有給她分配徒弟。她說，現在車間織布的維吾爾族工人多，漢族人少。她們在一個房子吃飯也是分開的，你坐你的一半，我坐我的一半，接觸不多，說話用漢語，她不會說維語。工作上，維漢不互相幫忙，她覺得現在的人都自私得很，誰都想自己多拿一點錢，不會給別人幫忙的。維吾爾族人也不給維吾爾族人幫忙，車間里就沒有可能，你干你的活，我干我的活，誰有那個時間？家里有小孩的、有事的，她給當官的講就行了，請半個小時的“小假”，現在車間都有備工。過年也不叫，互相都不叫。現在都是把錢掙上就可以了，也不太互相走動。

她說：現在和維族人幾乎就沒有交流了，也就是在我們這個車位（指她工作上班的地方——筆者注），如果兩邊都是維族的，偶爾說一兩句話，因為上班十個小時，要不停地來回地走，沒有說話的時間。維族人做了好吃的，不可能叫我們吃的，就像我們做了好吃的，我們也不可能叫她們來吃一樣。平時就是在外面打招呼，維族人到漢族人房子里給他吃啥？維族人講究得很，漢族人的東西他都不咋吃的。以前的人都是朋友，現在好像沒什么了，上班就是同事，下班誰也不認識誰了。現在的人都是這樣子的：就像我們班上有幾個漢族都這樣的，漢族也不互相來往，見了就打個招呼吧，也許是錢的原因，為了錢可能變成這樣了。矛盾沒有，如果有臉紅脖子粗的就是分車位，分好的車位可以多拿錢，分得不好的車位就拿不上錢，由管理員分車位，管理員有漢族的，也有維族的。

在這個個案中，我們看到當代維吾爾族和漢族女工的生產交往空間彼此區隔，生活交往空間幾乎很少有交集。一是由于企業產權性質帶來的勞工觀念上的變化，從為公轉變成為私，這主要體現在個人計件利益獲得上；二是師徒制度的延續上，新生代的勞工對于傳幫帶的理解僅僅在技術傳承上，而對于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空間交往較為淡漠；三是生產區和生活區歸屬權的劃分，使得新生代的維漢勞工并不生活在一個院子里，原有的生產和生活區域的重合現在已經被打破；四是個人利益至上，一些舊有的生產、生活制度和體系被打破，新的社會運作機制尚未完善，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空間狹小。

在師徒制度體系的生活交往空間中，六七十年代的師傅常帶徒弟回家吃飯，把徒弟當作自己的子女一樣，而80年代的師徒關系一般，工作間隙在一起吃飯，非工作時間不分師徒，互相幫助生產和解決家庭困難。2000年以后，不會把徒弟帶回家吃飯，徒弟也不會給師傅帶飯。70年代的徒弟尊重師傅，有眼色③，與師傅的感情深，經常走動看望。一些退休的老職工認為，80年代的徒弟沒有眼色，懶得很、吃不了苦，過年過節打電話問候或者親自看望一下。90年代，與師傅的關系淡了，只是見面打個招呼，過年還會看望師傅。現在的徒弟，見了面還會叫師傅，但不會像以前那樣畢恭畢敬；過年也不看望師傅，大多數人的解釋是路程太遠，或者覺得不是非得去給師傅拜年。

五、思考和討論

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是民族工作部門最重要的光榮職責。如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將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是黨和國家推動民族工作科學發展的重要舉措之一。由于我國西部邊疆大多為少數民族地區，多民族共生的族際社會便成了西部邊疆社會的基本特征，民族關系也成為社會關系結構中基本的社會關系。所以，要了解和認識族際社會的運行機制，促進族際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就需要從族際社會也就是從民族關系的視角出發加以考察。民族關系是邊疆穩定的基礎，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是保障邊疆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重要因素。新時期的民族工作更需要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與交融，以交往加深了解，以交流增進團結，以交融實現共同繁榮發展。（龔學增，2012）

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以后，人們對新疆的局勢紛紛進行重新評估。有人對新疆的治安工作提出質疑，有人認為民族政策應進行重大調整。特別是針對今后新疆經濟應如何發展，如何解決社會中一些不安定因素，如何維護民族團結等問題，眾說紛紜。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展和資源開發并不是越快越好。盡管我們目前把解決民生問題作為新疆最大的挑戰，但我們也應注意到：邊疆問題從來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還有文化情感和社會秩序問題。新疆生態環境脆弱，少數民族未經過大規模工業革命洗禮，對現代化觀念、現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有一個適應過程，如何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理解不同文化族群間勞工交往空間問題將對于我們客觀描述、理解、認識新疆民族關系大有裨益。

喀什棉紡織廠是以維吾爾族和漢族為主兼有其他少數民族的工廠社區，其突出特點是企業與社區重合。由于生產和生活互為依托，使得維吾爾族和漢族交往空間具有跨文化交際的特點。喀什棉紡織廠的技術工人并不像邁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所描述的那樣，他既不是依靠霸權（hegemony）或者強制（coercion）由壟斷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控制，也不是志愿性服從（voluntary servitude），更不是將勞動過程作為一場“趕工游戲”（the game of making out）而產生甘愿（consent）。這里的勞動工人有其自身的利益訴求：第一，身份的轉變。該廠培養了第一批維吾爾族產業工人，首批招收民族工人800人，分別送往青島300人、鄭州200人、烏魯木齊等地100人進行培訓學習，為這個廠奠定了民族工人的基礎和培養了技術骨干力量，這也是喀什棉紡織廠維吾爾族、漢族勞工空間交往的歷史背景。第二，職業上升空間。通過對喀什棉紡織廠55年生產史的回溯可以看到，國企與私企在生產者成為管理者這一流通領域的差異性：國企允許并鼓勵工人成為管理者，而私企不可能花錢租廠再將管理者的位置拱手讓給生產者。在傳統生產環境下，對于生產工人而言，特別是維吾爾族產業工人，高層、中層等職位并非遙不可及。而企業改制后，中高層的空間位置猶如“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技術工人是根本無法真正接近的。當然，這并不是要求私企老板讓渡自己的經濟財產和社會地位，但是如果連基本的技術學習這一到內地培訓的機會也被阻斷，這不利于維吾爾族勞工與漢族勞工在空間分布上的交往，由此會影響維吾爾族和漢族勞工的社會關系。

勞動過程研究是馬克思揭示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的關鍵。勞動過程如何被組織以便勞動力轉化為勞動，是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研究的核心問題。筆者在論述新疆社會轉型過程中維吾爾族、漢族勞工的生產、生活交往空間時，正是回歸勞動者主體，并重視勞動過程內外的因素，如民族視角、產權關系、師徒制度、交往空間等對工廠政治、民族關系的影響。特別是，從維吾爾族和漢族民族視角作為切入點，我們看到勞工在生產和生活交往過程中，空間文化的發生與斷裂，是與體制變遷和實踐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可以這么說，工廠維漢勞工交往的好壞也是新疆維漢關系的一面鏡子。我們看到在不同時期的流變下，空間的契合與割裂是現實民族關系的反映。應當說，民族視角和空間理論的切入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轉型時期經濟與社會變遷研究，特別是民族交往問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研究得到2014年度自治區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疆社會轉型中維漢勞工交往調查”（14BSH060）和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邊疆熱點地區城市民族關系發展態勢與對策研究”（11&ZD059）項目的資助。文章曾在瑞士伯爾尼大學國際會議“Spat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s Northwest”上宣讀，得到ldikó Bellér-Hann、Agnieska Joniak-Lüthi、 Madlen Kobi、Emilia Sulek、地木拉提·奧邁爾、李曉霞、尼合邁提·霍嘉、余成普、劉宏濤、余曉燕、黃斌歡、張田等師友的建議和幫助，敬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