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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鍵：上海如何才能突破科創瓶頸？

點擊：作者：王鍵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9-28 09:25:30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持續幾十年時間，中國的經濟長期維持高速增長，但同時也不斷加劇兩極分化態勢，由此就產生了很多新問題。

以上海為例，“浦東大開發”，似乎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成功。盡管GDP數字高速增長，從城市外觀看，成片的摩天樓高聳入云，但從社會發展尤其是從科技創新的角度來看，浦東的發展效果卻始終并不理想。

最近幾年，上海再次推出建設若干“新城”的設想。從中央層面分析，推出這一政策跟推動“共同富裕”方向相關。這一階段，中央也在浙江搞試點，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這是一次重要的經濟轉型嘗試，試圖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通過開發新城，轉移一部分人口，可以重組產業結構，重塑以往的經濟格局，并發掘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就可以消除過大的地域差異和經濟不平等，抑制兩極分化，削弱資產階級的特權。同時，也試圖通過更合理、更均衡的發展理念，來更廣泛地激發出社會創新的潛能。

無論如何，到現階段，中國內部積累的社會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假如像上海和浙江這樣的發達地區，內部的地域差異都過大，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是名不副實，最后是此路不通，經濟發展也將不可持續。

【上海“1+5”市域空間結構示意圖/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

但上海推動的“五大新城”設想，實際上也等于間接宣布“浦東大開發”的優先地位就此落幕，這就導致推行政策的阻力很大。其實早在近二十年前，剛進入二十一世紀頭幾年，當時上海就提出了建設若干新城的設想，但此后新政難以落實。這次的新政是類似的，逐漸地，媒體給“五大新城”降溫，最后基調變成了“五個新城”，再往后，就沒有很多報道了。

媒體的降溫，根本的分歧，牽涉“浦東大開發”的歷史定位。跟深圳的特區地位類似，“浦東優先”是在改革開放中由鄧小平提出的。很顯然，在以“浦東大開發”為核心的發展階段，上海難以落實“五大新城”設想。因此，要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尤其當這種政策轉變需要徹底擺脫以往美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施加的巨大影響力，轉而強調“以人民為中心”，轉向為推進共同富裕服務的“科創路線”，這就面臨抵觸，難以成為上海新一輪發展的重點方向。

當然，每個時代，每個歷史階段，決策者都有其側重點和局限性。今天我們不能斷言“浦東大開發”注定是個錯誤，但時隔多年之后，上海再次提出“五大新城”設想，這就說明以往“浦東優先”的政策肯定有問題，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那么，難以克服的障礙到底是什么？根據以往一些媒體的報道和觀察，本文簡單概括一下，大概有以下四個問題。

問題之一：浦東大開發在最初階段，就缺乏科學的規劃理念，因而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致命設計缺陷。

問題之二：浦東大開發始終都缺乏自身獨具的文化理念，缺乏歷久彌新的文化內涵，因而難以支撐可持續創新的社會文化氛圍。

問題之三：浦東建設科創中心的本地條件不足，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障礙和缺陷，也缺乏充足的內生科創動力。

問題之四：浦東自身的特點，貿易布局和身份定位，導致浦東大開發難以打破利益集團的特權和行業壟斷特性，這種經濟高速發展模式，不但難以有效支持自主創新，反過來，而還會抑制創新。

針對這幾項內容，以下進一步展開，分析更深層的問題和障礙。

首先，浦東過去的城市規劃缺乏科學理念的支撐，有很多嚴重失誤。比如，最關鍵的一點，浦東大開發在最初階段，就沒能按照城市發展的自然形態，形成從陸家嘴到南匯嘴一帶的城市中軸線和貫通的交通線。因此，也始終沒能在浦東的腹地真正形成一個跟浦西有一定距離、相對獨立的城市中心區。

因此，浦東大開發的最終效果，導致浦東出現發散型態的多個聚集區。比如，陸家嘴、三林、外高橋、張江、浦東機場、上海東站、惠南、臨港，人口密集區在很大的范圍內獨立、分散分布，因而缺乏城市中心。

這看似到處開花，但也違背了城市的自然發展規律，在事實上使得浦東大開發形成了攤大餅的城市發展狀態。而且，這種反常狀態也造成浦東缺乏本地文化，缺乏個性和凝聚力，更缺乏城市的自我認同，這就難以激勵自主創新。

而且，更重要的障礙在于：浦東新區的面積過大，超過1200平方公里。這看起來雖然小于整個深圳的面積，但由于深圳到處是山地，平原面積其實很小，城區形態和人口因而隨交通干線呈線條狀聚集。相反，浦東是一馬平川，但由于最初的城市規劃比較混亂，因而缺乏核心區。像這樣發展下去，不斷攤大餅，即使規劃的基礎設施，如地鐵數量，道路數量，以及公共服務設施，數量翻倍，常住人口也翻倍，仍難以填充規模巨大又四處分散的建成區。

因此，從具體的規劃設計來分析，浦東大開發難以持續。處于這種反常狀態，到現階段，上海恐怕應當全面反思以往的整體規劃，重新理解上海和浦東所面臨的深層創新障礙，甚至有必要凍結以往的一些重點規劃和大型開發項目，以便找準藥方，將來再重新規劃布局。

其次，浦東以往的規劃，經濟特點，發展模式，還缺乏文化理念的有效支撐。媒體上有兩個典型案例，足以說明問題。其一，是世博會期間的會館園區，原世博園區有多達上百個各國展館，非常有文化內涵，也非常吸引人。各種造型奇特充滿創意的展館，人文空間，各國文化薈萃閃耀，堪稱當時上海最有價值的富于文化多樣性的樣板區域。這里本可以帶動上海的新一輪文化發展，甚至堪稱上海打造世界頂級國際大都市的最重要文化財富。

然而，在浦東后來的規劃中，世博會的上百個展館大都被拆除，尤其是大量的中小型建筑，包括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創作，充滿想象力和藝術文化氣息。這么好的國際化題材，絕佳的科創概念，不但沒開發成舉世無雙的國際文化新地標，也沒能激發出世界一流的創意，空前絕后的場景反而都被浪費。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浦東拆除世博園區的眾多場館后，竟然又斥巨資，要在原址打造一個絕非“不可復制”的公園綠地。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據媒體的報道，在這個公園里，還要建造若干巨大的人造山。那么，放著世博會的文化寶庫不要，拆掉原有的充滿多元文化創意的上百家國際展館，再不惜巨資建造公園，甚至打造出“三座大山”，這種思路，不但沒創造性，反而很有破壞性。這樣落入俗套的文化理念、開發模式，怎么能支撐上海的科創城市形象？

另一個類似案例，則是浦東對前灘的規劃。此前，陸家嘴一帶已有規模巨大的CBD城區，但浦東斥巨資重復建設，在前灘設計了一個功能類似的CBD區域。同樣高樓林立，同樣是充斥鋼筋混凝土的都市叢林，但距離這么近，也幾乎沒有任何創新，看不到創造性的文化理念。這就反映出貫穿浦東開發過程的文化缺失現象。像這種平庸的規劃理念，又怎么打造出世界級科創中心？

由此可見，“浦東大開發”的設想，它的最大瓶頸，并不是缺乏權力和資本的支持，而是頂層設計存在嚴重問題，并沒有“以人民為中心”，更缺乏內在的社會主義國際文化理念。在這種極度熱衷于追逐利潤的反常氣氛中，當人們普遍沉浸于崇尚美國和資產階級消費觀念的文化氣息，自然無法激發出腳踏實地又心系全球的社會主義新興文化。盡管有世博會這樣的空前機遇，但所謂的“國際化”，干脆變成了單向度的資本化和美國化。官僚資本堆聚的“人造大山”，最終重壓在各國人民打造的世博文化場館遺址之上。

于是，最“沒有文化”的設計，在資本的帶動下，變成了最有“文化”的標志。在這種情況下，浦東既充斥著新型的殖民文化，到處流行新興資產階級的享樂文化，卻又根本沒有文化，無法確立自己獨樹一幟的國際文化新地標，更無法有效激發出為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服務的科創文化。由此，這種城市文化，就注定會走向庸俗。

再次，浦東的科創活動，缺乏內在的動力，始終看不到明顯的突破，導致上海建設科創中心的設想遙遙無期。其中的深層障礙，尤其體現在：

第一，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雖然在國內綜合實力排名第二，但跟排名第一的北京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而且，跟武漢、西安等區域中心城市的高教實力相比，相對于上海的明顯經濟優勢，這種領先幅度也并不明顯。

相關數據顯示，按照城市人口計算，每萬人擁有在校大學生數量，上海遠低于國外主要科創城市，也明顯低于北京。而且，上海不但在國內遠低于北京，還明顯低于武漢、南京、廣州和西安等城市。因此，上海的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未能充分開發，不夠發達，這跟上海的經濟地位非常不匹配，還遠不足以支撐國際化的科創中心設想。

在這種大環境的約束之下，浦東的本地高校，更是稀少，缺乏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的聚集效應，這就無法形成濃厚的本地科創氣氛。

第二，如前所述：由于在最初階段缺乏科學規劃，攤大餅，四處挖地鐵，浦東的城市發展形態因而缺乏獨立自主特性，從一開始就主要是依附于浦西地區一側，沿著黃浦江沿岸而展開。持續開發了幾十年，仍缺乏本區域城市中心和科創核心地帶，這就嚴重地束縛了浦東的科創潛力。

包括張江科創園區，雖然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但效果遠非理想，孵化出的企業無論是業績或行業，始終都缺乏亮點。事實上，在大開發持續幾十年之后，浦東仍缺乏真正本地化的科創氣氛，也從沒產生任何一家類似于騰訊和華為這樣的大型民營企業。搞科創這么多年，從上到下，支持力度空前絕后，但憑借上海的超強經濟實力，始終仍無法跟深圳相提并論。

不止于此，浦東在大開發過程中，形成的自身特色，即金融和外貿的比較優勢，一些特殊行業的壓倒優勢，不但沒能有效提升自身的科創氣氛，反而更像是四射的“糖衣炮彈”，在發揮不斷破壞創新潛力的反作用。

最后，浦東形成的這種所謂科創氣氛，實際上演變成了由資產階級和官僚群體主導的買辦文化和享樂文化。

浦東形成的這種金融資本扎堆的局部小氣候，導致吸引聚集的科創人才被迅速同化，急功近利，樂于賺快錢，追逐短期利潤。因而，其聚集效應并不能形成科創文化，也難以激發各種標新立異的企業及其創新產品，反而導致人們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和工具化。于是，由新興資產階級主導的逐利加享樂的文化氣氛，逐漸地就變得愈發從眾從俗，人們普遍追名逐利，不知好壞、不問是非。

初看起來，五光十色、燈紅酒綠的發達城市外表相當迷人，到處光鮮亮麗，進口商品琳瑯滿目，總部大樓隨處可見，高級白領招搖過市。但事實上，浦東的所謂領先行業，往往都缺乏創造性，而且高度依附于美國和西方控制的貿易結構，圍繞美國而展開。在這樣的環境里，經濟看起來是在高速增長，但又會加速階級分化，加劇高薪群體的腐化墮落傾向。隨著資產階級“逐利加享樂”文化興起，既得利益階層日漸平庸，四處吸納的科創人才在扎堆之后，不但再也沒有以往在校園里不斷創新的初心和使命，反而漸漸地失去了想象力和創造力。

這種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產業和創新鏈條，會大量催生出各種利益集團和行業壟斷形態。而市場化只是其形式，以掩蓋階級分化和財富兩極分化的深層實質。一小部分官僚資產階級，特定的貿易結構，甚至是壟斷的行業，就掌握了巨大的財富和權力，控制了生產力和發展方向。這是造成各種問題的更深刻的階級根源。

如果進一步追根溯源，導致浦東大開發的頂層設計和早期城市規劃存在問題的深層原因，正是源于官僚決策模式。急功近利，當初一些重大規劃急于上馬，沒能深入第一線，沒有充分發動群眾。由于未能群策群力，最終也就沒有充分回應各種質疑，更沒能及時發現問題更改錯誤的規劃，由此導致各種問題不斷積累，積重難返。

根據以往媒體的報道，對浦東機場選址問題，當初早就有人提出過很有說服力的質疑，認為機場選址不合適。質疑者提出的主要理由，是機場離市區太近，距離崇明東灘的鳥類聚集區也過近，會影響并破壞附近的生態環境，但這些意見沒能發揮作用。出現這種狀態，自然也就無法發揮出上海人口眾多各種人才聚集的優勢，進而導致“浦東大開發”的頂層設計從最初就存在嚴重的問題和隱患。

以浦東機場、南匯新城、磁懸浮線路為例，浦東大開發最關鍵的幾個重大項目，其選址和設計，在最初都出現了嚴重失誤。

從浦東的地形來分析，浦東機場的選址，南匯嘴新建城區（臨港新城）的選址，都出現了非常重大的失誤。如今的臨港新城所在地，距離海岸線明顯過近。而南匯尖嘴北側一帶的濱海空地，本應是建設浦東機場的最佳位置，結合后期規劃的磁懸浮線路，可以充分發揮磁懸浮的超高速優勢。

此外，結合洋山港的特色，圍繞這一機場選址還可以設計出“空海兩港”外加高鐵和磁懸浮的四合一樞紐。同樣，按照科學規劃的理念，臨港地區的新建城區，顯然應當遠離海岸線，這就應當建在尖嘴以北深處的腹地區域，比如靠近原南匯區的惠南鎮一帶，以便形成規模優勢，再配合磁懸浮和高鐵線路，到上海市中心也可以形成貫通的高速交通線，這會非常便利。

但浦東推出的設計規劃，非常混亂。臨港的尖嘴區域，被規劃為新建核心城區，不惜斥巨資挖出滴水湖，計劃要建CBD，甚至還要在海邊迎著十幾級臺風來襲的風險，建摩天大樓。這就嚴重違背了自然規律，破壞了臨港地區的整個布局和發展潛力，也扭曲和撕裂了浦東整體的城市形態。

同樣，從龍陽路到浦東機場的磁懸浮實驗線路，很早就引進了當時德國最先進的磁懸浮列車技術，但由于最初考慮不周，機場選址不合理，造成線路設計距離過短，難以發揮高速優勢。由于票價高昂，上座率偏低，長期持續成了“雞肋”狀態。據媒體報道，最終這條線路很可能會被拆除。像這些遺留問題長期延續下來，這就造成浦東大開發的諸多難題和不可持續狀態。

迄今為止，很多人仍然堅持認為，發展的效果究竟如何，只需要看GDP數字和光鮮亮麗的城市外表即可。因此，這些人始終認為，浦東大開發是成功的，形勢是一片大好。但事實上，浦東大開發的設想，從一開始就已走進誤區，在“以官僚和資本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指導下，這也就注定會走向失敗。

目前，浦東的企業分布，創新能力，以及城市攤大餅的形態，后續開發的可持續性，都嚴重地限制了自身的發展潛力。這就無法跟深圳的競爭力相比。但事實上，深圳的創新能力也絕非理想。只是作為白手起家的“科創城市”，在最初發展階段，深圳內部缺乏強大的官僚、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加上毗鄰香港，獲得了額外的信息和技術優勢。這時，創業、發展和科創活動的空間相對大一些。而且，深圳成功地抓住互聯網時代的機遇，通過早期的山寨科技逐漸形成了強大的模仿制造能力，接近了發達國家的民用制造水平。

但深圳迄今仍缺乏高端領域的制造和創新能力。深圳崛起的關鍵，是在互聯網時代培育出以騰訊和華為為代表的新興行業和跨國公司。但本質上，深圳缺乏核心產業的創造力。如今，深圳的發展瓶頸已逐漸顯現，以騰訊為例，這家已經過于龐大的公司同樣會暴露出官僚化和行業壟斷的特征。然而，浦東的創新瓶頸，與深圳相比顯得格外嚴重。畢竟，浦東的開發還沒有產生意義重大的創新。

我們可以再對比一下歷史上的驚人成就。比如當初在上海設計制造的“運十”大飛機，早在1980年就成功首飛，此后，還成功地“七飛拉薩”，開創了多項歷史紀錄，堪稱中國制造的全新里程碑。而且，“運十”大飛機設計精良，品質優異，除發動機外的配件基本全部實現了國產化。然而，四十多年過去了，各種先進技術突飛猛進，今天的“C919”大飛機，卻始終無法與“運十”相比。

這一經典案例也足以說明：今天的浦東，今天的上海，這種核心的創新能力，尤其是科創活動的最高天花板，與幾十年前相比，并沒能取得實質性的提升，反而在最重要的領域出現了倒退。

因此，今人恐怕需要深刻反思浦東大開發和上海科創活動中的創新瓶頸和深層壁壘。我們應當認識到，真正的改革開放，應當是一種普遍的創新機制，甚至是意味著整個文化領域的不斷革命、自我革命。我們還應當認識到，創新的本質，其實也就是所謂“創造性的破壞”，而科創活動的本質，也正是科技和文化領域中最廣泛的革命，它是永無止境的繼續革命。

有鑒于此，上海的新一輪開發，尤其是新城的建設，不應再重復這種源于官僚和資本利益的決策失誤。尤其當美國的“自由化、市場化和全球化”模式，所謂四處套利的吸金模式難以為繼，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及其普世霸權都日漸腐朽，難以挽回地走向謝幕，中國亟需以更高視角重新審視改革開放，真正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確立為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服務的“可持續創新”的科創路線，打造出基于先進生態文明理念和綠色科創發展模式的社會主義創新體系。

我們必須認識到：只有在“人民萬歲”而非“資產階級萬歲”的思想指引下，才能突破官僚和資本利益的局限，才能真正確立和落實新發展理念，人民的城市才會隨處可見，人民才能真正安居樂業，最廣大人民群眾才有共同富裕的希望，新中國年輕一代的無限想象力和創造力才能持續不斷迸發出來，由工人階級主導的中國制造和科創神話才會因此而生生不息、永無止境，續寫新中國繼續革命、不斷創造的一個又一個輝煌奇跡。

正源于此，只有最廣泛地發動群眾，最普遍地喚醒人民大眾靈魂深處足以改天換地的革命熱情，同時也最充分地激發廣大工人階級群體的文化自覺和創新潛能，上海，才能真正打破資產階級的舊文化壁壘，徹底突破以往的一切科創瓶頸，建設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級科創中心城市。

（作者系獨立學者，畢業于北京大學，長期在上海從事科研工作；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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