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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檬：?建國后毛澤東對“敢講話”“講真話”的思考和探索
點擊：  作者：李雨檬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2-09-28 09: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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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后毛澤東對“敢講話”、“講真話”的思考和探索
——讀《毛澤東年譜（1949-1976）》
 
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思想路線，讓人“敢講話”、“講真話”是其題中之義，也是中國共產黨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的重要前提。建國后，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敢講話”、“講真話”這一中國共產黨人一貫的優秀品質被毛澤東反復強調，他希望“把我們中國變成這樣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民敢于批評，敢于說話，有意見敢于說，不要使人不敢說”【1】，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他提出:“我們應當造成一種環境，使人敢于說話，交出心來。”【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收錄了毛澤東有關“敢講話”、“講真話”的大量論述，為我們研究毛澤東關于建設什么樣的黨、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據。
 
一
“敢講話”、“講真話”的必要性
 
從革命時期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新的任務和新的挑戰。怎樣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的中國，怎樣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怎樣才能應對危機、克服困難，毛澤東反復強調“敢講話”、“講真話”。
 
實行民主集中制，需要“敢講話”、“講真話”。

1962年，毛澤東針對黨內一些同志還不夠理解民主集中制、不愿意讓群眾講話的狀況，嚴肅地提出了批評：“現在有些同志，很怕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3】毛澤東還打了個“老虎屁股”的比方，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并提出了“偏要摸”的態度：“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4】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實行民主集中制，中共必須充分發揮民主。毛澤東說：“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如果沒有民主，就會造成三個“不可能”:“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6】

在黨內黨外充分發揚民主的重要方法，就是讓人“敢講話”。“讓群眾講話”既是前提，又是關鍵。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著重講了民主集中制問題，他指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7】

1962年4月9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上再一 次強調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并對“民主集中制”作出解釋：“民主集中制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方法，就是要讓人家講話，要聽不同的意見。”【8】因此，“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
 
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需要“敢講話”。

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寫過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文章提出要造成一種“政治局面”：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要想實現這種政治局面，“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10】

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許許多多新的困難擺在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面前。怎樣才能克服這些不斷出現的困難呢？經驗告訴我們，必須調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

1962年1月，毛澤東再次提到了這種“政治局面”，并且強調了這種“政治局面”的重要性，他說：“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11】毛澤東說：“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12】

毛澤東在堅持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大方針下，進一步提出了具體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既需要向群眾和干部交心，又要讓群眾干部敢于說出自己的意見。他說:“如果不向群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13】也就是說，只有“交心"、讓人“敢講話”，才能更好地發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才能更好地克服社會主義建設遇到的困難。
 
做好統戰工作，既需要讓黨外人士“敢講話”，也需要黨外人士“講真話”。

1957年，隨著黨內外對人民內部矛盾公開討論的開展，各方面的矛盾被迅速地揭露出來。毛澤東分析當時中共與黨外人士的關系，指出了問題，也提出了希望。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當天的兩次會議中都提到中共要拉近與黨外人士的關系，中共要“同他們講真心話”。上午，毛澤東在江蘇、安徽兩省及南京軍區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時指出：“我們要發揮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們可以做一些我們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們講真心話。關系政策的事情不要用兩套，不要黨內一套、黨外一套。”【14】

同日下午，毛澤東在上海市黨員干部會議上提出“我們跟黨外人士的關系應該比過去進一步，他說，“現在是隔著一層。黨與非黨，有一點界限是必要的，應該有區別，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條深溝。現在的情況就是有許多地方黨內黨外這個溝太深了，應該把這個溝填起來。要跟他們講真心話，這樣，他們會進步得更快些”?！?5】

“我們革命的歷史很長，聲勢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有許多民族資產階級階級分子、民主黨派成員不敢講話，在和共產黨接觸過程中他們有一部分有不滿意的地方。因此現在讓他們講話，通過這種批評才能提高黨。我們這里的墻不像匈牙利那么高和厚，但是存在著的，我們也需要拆墻。【16】除了要“填溝”，時隔兩個月，1957年5月11日，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大國民議會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會議代表團時毛澤東又提出了要“拆墻"。他認為，只有讓黨外人士“敢講話”，我們黨才能有提高。

1957年5月1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他在《指示》中總結出造成了“深溝高墻”的問題：“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墻，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17】面對發現的問題，他表示“必須完全扳過來”、“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18】通過前幾次講話毛澤東對實際情況的了解更加充分，對中共與黨外人士關系的認識也更加成熟了。

填“深溝”和拆“高墻”，拉近關系、建立友情，讓黨外人士“敢講話”和對黨外人士講“真話”，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一再強調的。
 
做好民族工作，需要中共聽取他們的意見，并創造條件讓他們說出心里話。

1956年7月22日，毛澤東召集討論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平叛問題。在聽取李維漢的匯報時毛澤東作了許多插話。

在李維漢匯報到發展黨團員問題時，毛澤東強調：“發展黨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定要好好地發展。要注意培養少數民族的黨員干部?，F在，民族之間還有些不信任，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是共產黨員，就要做到民族之間的完全信任。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聽取少數民族的意見。”【19】

為了爭取民族之間的完全信任，毛澤東認為，“要做到叫人家相信，就要創造必要的條件，就是‘唱對臺戲’，先黨內后黨外，叫他們說心里話。”【20】中共既要聽取少數民族的意見，更是要創造條件讓少數民族說出心里話。
 

二 

 “敢講話”、“講真話”是一種工作方法

 
毛澤東重視并提倡“敢講話”、“講真話”是貫穿在社會主義建設一種工作方法。
 
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很關注群眾是否敢說話、是否肯說真話。

1961年3月，廣州會議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這個草案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實際、是否行得通、是否還有未解決的問題，需要征求干部和群眾的意見，一次更大規模、更加深入的調查研究就此展開。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十分關注群眾對“六十條”的反映。1961年3月31日，毛澤東聽取張平化的匯報時，特別詢問道：群眾肯說真話嗎？他們敢不敢說話 ？聽到張平化肯定地回答道“群眾還是肯講真話”后，毛澤東再次強調了“草案”的性質，他說:“你們可要注意，這只是一個草案，要讓群眾提意見。”【21】可以看出:只有群眾“敢講話”、“講真話”，調查研究才有可能是成功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工作也要講真話、不講假話，“不能欺騙人民，也不能欺騙外國人，更不能欺騙自己”。

1960年3月15日，毛澤東在華東六省一市第一書記會議上，提出了“外賓參觀”的問題同大家討論。“外賓參觀，要使他們看好壞兩種，不能只看好的，使他有比較，就是講老實話。”【22】

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談到了朋友之間“講真話”和怎樣建立信任的關系。毛澤東說：“一個人不講真話建立不起信任。誰信任你?。?rdquo;朋友之間也是這樣。比如我們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見面到現在，總沒有變嘛，還是沒有變嘛，總是以朋友相待嘛。”【23】毛澤東在會談的最后又一次表達了他的觀點：“總而言之，我跟你反復講的一句話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系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24】只有不講假話，朋友之間才能建立起長久的信任和友誼。

《毛澤東年譜（1949-1976）》新公布了大量毛澤東與外賓的會談記錄。通過這些會淡記錄，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在與外賓交往過程中，非常重視要說老實話，要“講真話”。

1960年9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墨西哥社會活動家、墨西哥全國和平理事會主席哈拉將軍時，說道：“說老實話，不能欺騙人民，也不能欺騙外國人，更不能欺騙自己。”【25】在與外賓交往時提出不能欺騙“人民”、“外國人”還有“自己”，毛澤東的這個提法是很有他的特色，很有中國共產黨的特色，很有中國特色的。

1973年1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扎伊爾總統蒙博托時談到了各國革命有不同方式，并提出了“不講假話”：“各國革命，各有各的方式。你們搞你們的方式，我們搞我們的方式。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不講假話。比如我們跟尼克松達成的公報，就是各講各的。有幾處共同的，可以合作的。”【26】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粮裾f：“我們同別的國家從未像同你們這樣開誠布公和誠實地談話。”毛澤東馬上回應道：“不要講假話，不要搞鬼。”【27】

毛澤東在向外賓介紹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情況時，也談到了對人民和干部講老實話。1970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談到了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說：“能辦的就辦，辦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講老實話，說實在辦不到，等一等，地球照樣轉，將來有希望。”【28】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

1958年10月21日，劉子厚在匯報到徐水調查的情況時談到有假報產量的現象，毛澤東馬上指出“不要講假話”。他說：“虛報不好，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進行辯論，不要講假話，是多少就是多少。”【29】

毛澤東專門談到了農業生產。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反復強調不能講假話，并列舉了假話的幾種形式，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30】

毛澤東特別說明了“講真話”的好處和講假話的危害：“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31】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2】

毛澤東還分析了講假話的原因：“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33】所以，“講真話”還需要上下齊心，共同努力。
 
做理論工作，要使人精神振作，就要讓人敢講話、講真心話。

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作第四次講話，主要談到了領導作風問題。《毛澤東年譜（1949-1976）》公布了這次講話的一些具體內容。為了活躍黨內思想，毛澤東提出創辦黨的理論刊物。他希望辦刊的特點是：“要提高風格講真心話，振作精神，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氣勢.”【34】他還在會議上提議：“是否再用兩三天時間來開會，在會上談談思想問題，講講心里話。我的企圖是要人們敢說，精神振作，勢如破竹，把顧慮解除，要在地委副書記以上約一萬人的范圍內，把沉悶的空氣沖破一下。”【35】
 
運用“開會”的方式處理各級機構的關系，毛澤東提倡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要交心、要講真心話。

1958年5月29日，毛澤東繼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講話。講話提到了在5月27日召集的經濟協作區主任研究經濟協作的會議中一個協議案，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氣氛不那么好，雙方都有些氣，但心里有話又沒有講出來”【36】的缺點。對此，毛澤東說：“共產黨不交心，我們這些人不交心，就不像樣子。怎么辦呢？改正錯誤，再開會。沒有別的事，就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這兩種矛盾沒有展開，沒有揭露，真心話沒有講出來。”?！?7】

“開會”也需要讓人“敢講話”、“講真話”，也要講方法：第一，“人數不要多，人太多了不能講話了”【38】；第二，“方法應該開門見山，不搞外交辭令，橫直講老實話”【39】；第三，可以考慮延長會期，“是否再用兩三天時間談談思想問題，講講心里話”【40】；第四，開“出氣會”以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都不記賬，不打擊，不報復”?！?1】
 
三
“敢講話”、“講真話”的條件和原則
 
“敢講話”、“講真話”是需要條件的。毛澤東認為，要創造一種環境，要造成一種開放的氣氛:“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2】
  
領導干部要端正態度，允許人講話、講真話。

毛澤東舉了兩個生動的例子。1959年7月29日，毛澤東在廬山住處同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饵S克誠自述》中說：“盡管主席對我的指責頗重，但空氣不緊張，能讓我們說話感不到壓力；即使說的話讓主席不滿，他表示不同意時，態度也不嚴厲。所以我們的心情較好”，“談話時主席顯得火氣不大，所以我們也較敢講話”。【43】毛澤東親自示范了領導干部的態度也很重要。

還有一例。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里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44】
 
黨員要在主觀上要敢講話、講真話，這是講黨性的表現。

黨員要做好思想準備。毛澤東說“不敢講話無非是一怕封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解決辦法是：“我看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么都不怕了”?！?5】

黨員要積極參加勞動，融入群眾，聽群眾講真話。“群眾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講的話，不會全是真話。尤其我們都是知識分子，同勞動人民格格不入。有種辦法可以同他們一起，即多少參加一些勞動。”【46】參加勞動，融入群眾，讓群眾講真話。

黨員要選擇說話的時機。毛澤東說：“說話要選擇時機，不講策略也不行。”【47】“應當選擇說話的時機，是對的。像明朝反魏忠賢的那些人，不講策略，大禮案、紅丸案，那些人，并不高明。比干、汲黯、朱云、屈原、賈誼，則是好的。”【48】

在創造條件的同時，毛澤東認為，“敢講話”、“講真話”也有其原則和界限。

要處理好民主與集中、自由和紀律的關系。

對比民主、自由與集中、紀律，毛澤東說：“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49】

要造成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就要處理好民主與集中、自由和紀律的關系。
 
要明確“兩個界限”：“讓人講話的界限是什么呢？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50】

對于“遵守黨的紀律"，毛澤東說：“只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51】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對此有過思考。他在3月20日的上海市黨員干部會議上就講過：“不但在純粹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于反革命一類，也讓他們自由講話。”【52】

對于“組織秘密集團”，毛澤東描述了其具體表現：“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只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面不講真話，當面講的盡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3】對此，毛澤東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會議上就說：“當面不說，背后嘀嘀咕咕，這最不好。可以尖銳一點，也可以委婉一點，但不能不說，有話不說就很危險。”【54】
 
要明確批評的目的，要鞏固黨的領導，而不能造成渙散和混亂。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江蘇、安徽兩省及南京軍區黨員干部會議上指出：“批評是可以的，但是批評的結果，批評的目的，是要鞏固民主集中制，鞏固黨的領導，絕對不能像敵人所希望的那樣，造成無產階級隊伍的渙散和混亂。這是原則性，必須如此。”【55】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寫明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并強調“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56】毛澤東提出這些標準為發表自由討論提供了政治標準。他說：“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人民發展對于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57】
 
要用正確的態度對待善意的批評。

毛澤東在談到民主集中制時，還曾講到了一種理想中的狀態：“還是從前講的，叫作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F在我們黨內黨外都實行這三條，講錯話不要緊。”【58】

對待善意的批評，言者無罪。“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小鞋子那個東西穿了不舒服”。【59】

用“民主”的方式處理“說錯話”。

對待“說錯話”：“一般人民說錯了話，或者鬧了事，不能對他們使用專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60】“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61】對于暫時不能“說服”的，毛澤東的建議是：“正確的就采納，不正確的要說服，說不服就等待”，【62】“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么辦？讓他保留意見”。【63】
 
通過梳理《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毛澤東關于“講真話”、“敢講話”的論述，可以看到：毛澤東對于怎樣發揚民主，怎樣創造條件讓人們“敢講話”、“講真話”，進行了不懈思考和探索。毛澤東的愿望是：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敢講話”、“講真話”，最終“人民的生活會要好起來，人民的政治情緒，人民跟政府的關系，領導者跟被領導者的關系，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將是一種合理的、活潑的關系”?！?4】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國共產黨人在繼續前行的偉大征途上，必須不忘初心。在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歷史貢獻中，毛澤東作出的思考和探索在今天，依然值得中國共產黨人深思和借鑒。
 
注釋：
【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頁。
【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2頁。
【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頁。
【4】《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6頁。
【5】《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4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7頁。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97頁。
【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1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頁。
【11】《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3頁。
【12】《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3頁。
【13】《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3頁。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1頁。
【1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3頁。
【1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53、154頁。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36、157頁。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57頁。
【1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頁。
【2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44頁。
【2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頁。
【2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82頁。
【2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449頁。
【2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頁。
【2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68頁。
【2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52頁。
【2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72頁。
【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4、35頁。
【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5頁。
【3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5頁。
【3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5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1頁
【3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2頁。
【3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63頁。
【3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63。
【3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63頁。
【3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23頁。
【4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2頁。
【4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6頁。
【4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7頁。
【4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22頁。
【44】《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7頁。
【4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1、322頁。
【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四），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5頁。
【4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1頁。
【4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4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頁。
【5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5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5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3頁。
【5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5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1頁。
【5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1頁。
【56】《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4頁。
【57】《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4頁。
【5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97頁。
【59】《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9頁。
【6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3頁。
【6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6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94頁。
【6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6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3頁。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研究實習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修訂發布，轉編自“毛澤東思想旗幟網”，原刊于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會、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看中國道路》，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251-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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