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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后人如何評價，毛澤東都是20世紀中國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歷史人物。毛澤東沒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一步，但毛澤東思想卻在這些地方產生了巨大影響；毛澤東不曾到過法國，但毛澤東的思想卻在那里掀起巨大思想波瀾，從行為藝術到新電影流派、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到后馬克思主義……每一種思潮似乎都與“毛澤東主義”（Maoism）相關聯。回顧毛澤東著作的海外傳播歷程，具有頗多的啟示與借鑒。

一個長期被稱為“東亞病夫”的民族，能夠結束一百多年屢遭侵略、任人宰割的歷史，自立于世界，無疑是20世紀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件大事。中國人憑的是什么？獲得民族獨立的法寶是什么？這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興趣。在一些國家和地區，興起了一股“學習中國”的熱潮，他們通過不同方式與中國建立聯系，紛紛來中國取經學習，中國革命領袖毛澤東的著作順理成章地受到一些國家、政黨領袖和組織機構的高度關注。

比如毛澤東著作在前蘇聯的傳播，首先是來自斯大林的提議。1948年斯大林主動提出要翻譯《毛澤東選集》，并派出理論家尤金來到中國。中國由陳伯達、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師哲組織負責中文譯成俄文工作。在編譯的過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薦了《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閱讀了毛澤東的《實踐論》，之后便交給蘇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該刊在1950年12月（總23期）發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報》全文轉載。

1950年英國共產黨創辦的柯列茨書店就與中國建立了聯系。經過三年的溝通，英共所屬勞倫斯出版社經理湯姆斯·羅素先生1953年5月25日訪華，并代表英國共產黨與國際書店經理邵公文簽訂了在英國出版《毛澤東選集》英文本的協議，這是中國建國后第一本委托翻譯出版的書籍。勞倫斯出版公司在英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英文本（1-3卷）分為4冊，于1956年出版，第1版印刷12000冊，主要面向歐洲大陸以及英語國家發行，發行對象主要是各國共產黨、左派團體等。

此后，一些國家的政黨、組織機構不斷提出翻譯毛澤東著作的要求，這使中國意識到毛澤東著作在海外需求很大，對外宣傳策略也逐漸明晰起來，要“輸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介紹到外國去，特別要介紹給東西方被壓迫民族”。但在具體出版品種上，最初毛澤東著作并不多，而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以及當代中國文學作品還占據相當比例。一直到1960年，中央外事小組在制定外宣工作規劃時才明確提出：為了適應世界人民革命斗爭的需要，要大大加強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澤東選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積極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區和國家推廣發行。1962年在《關于改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中進一步把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確定為基本政策。1966年“文革”后，毛澤東著作成為外文出版物中的大宗品種，比例長期超過50％。

毛澤東著作文采熠熠，大量形象、生動的比喻，好理解，易接受，是吸引外國讀者的另一個原因。

比如“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句話就被許多外國人拿過去，變成自己的民族語匯，并且進一步引申和發揮。如非洲一些領導人就把“紙老虎”引申為“被閹割的紙老虎”，“逃不脫被碾成肉醬命運的紙老虎”。再如“人終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這句話在莫桑比克人那里，就轉變成“為國家而死，保衛人民利益而死，這種死的分量像戈龍戈薩山（Gorongosa，位于莫桑比克境內，現有戈龍戈薩國家公園）一樣沉重”。再如“軍民魚水情”的比喻，被用作發動最廣泛的群眾參與民族獨立斗爭的理念，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一員均能夠接受和理解。津巴布韋的總統穆加貝曾經坦言，有一段時間，他們在遠離故土的叢林里與白人作戰，一些戰士因為思念親人而開小差，最后是用毛澤東的軍民魚水這一理念，專門開辦學習班統一思想，改變了戰法，才取得了羅德西亞戰役的勝利。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隊伍中，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都被指戰員所熟知。有一次，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的政治部主任向媒體記者介紹說：“我們部隊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工作中，有專門的一課是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我們的官兵都知道毛澤東有句名言:軍隊與人民的關系是魚和水的關系。我們按照這一名言來處理我們的軍民關系。”

在亞、非、拉地區，有相當一批政黨領導人，都閱讀過毛澤東著作并深受影響。穆加貝總統曾經被白人殖民地當局關押了10年時間，在監獄里牢房一再轉移，扔下不少物品，但他總是隨身攜帶《毛澤東選集》，每當提起中國，穆加貝總是充滿感激：“沒有中國就沒有津巴布韋”。2007年，津巴布韋的農場主馬塔吉對來訪的中國記者介紹說：“20世紀80年代末期，津巴布韋執政黨黨員人手一本毛澤東語錄。”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曼德拉曾經對媒體說過，為了開展武裝斗爭，他閱讀過毛澤東的軍事著作，他所創建的“民族之矛”隊伍，都曾經受過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培訓。

據方厚樞先生的統計，除了中國，全世界還有54個國家與地區也翻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有39個國家與地區在報刊上發表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詩詞》；有20個國家以20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語錄》，共有35種版本。筆者根據一些統計資料發現，其中影響最大的地區當屬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

在中東地區，經銷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達出版社、莫珊那書店，其中莫珊那書店是伊拉克歷史最悠久的書店。當時伊拉克政府積極謀求擺脫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國取得獨立勝利的經驗，他們組織學者翻譯、選譯毛澤東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發行量為9萬冊，到1959年達到33萬冊，1955-1961年累計發行超過50萬冊。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出版社經理艾迪卜·東巴基三次訪問中國，組織學者翻譯阿拉伯文版《毛澤東選集》1-3卷、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多種，此外還有《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幾種圖書，并把中國圖書發行到沙特、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等國家和地區。大馬士革出版社與中國合作長達30多年。埃及的民族出版發行公司、和平書店、環球書店等此間也積極發行中國圖書，尤其是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國堅定地站在埃及一邊，支持埃及收回運河主權，因此帶動中國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長，從1955年的不足1000冊，到1957年的猛增到21萬冊。

在非洲地區，許多國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自覺把中國當作取得民族獨立、擺脫殖民統治的榜樣，因此對毛澤東著作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埃塞俄比亞、貝寧、馬達加斯加、加納等幾個國家都曾由政府領導人發出號召，學習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經驗。在埃塞俄比亞，一切向中國學習是政府當時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訂購中國圖書累計97萬冊，其中大部分是毛澤東著作。該國的人民書店曾來信稱:“你們的圖書，像剛出爐的面包，供不應求……”。其中“埃塞俄比亞圖書文具店”長期代理中國書刊，合作關系一直保持到改革開放后。1986、1987兩年間，仍然訂購《鄧小平選集》、《周恩來傳略》、《了解中國》等圖書54萬多冊。加納政府在恩克·魯瑪執政時期，曾大力向中國學習，并由“人民書店”、“星書刊社”、“黨書店”等單位常年銷售中國圖書和毛澤東著作。馬達加斯加把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作為中學生閱讀輔助教材，學校成批購買；一些學校經常開辦中國問題講座。毛澤東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響一直延續到70年代，貝寧的一些國營公司還曾在1975-1978年三年間訂購中國圖書20多萬冊，主要是用于干部教育和學習用的政治書籍。

據統計，1962-1966年五年間，中國書刊在加納的發行量為138萬冊，坦桑尼亞53萬冊，尼日利亞85萬冊，阿爾及利亞64萬冊，埃及56萬冊。此時的毛澤東著作，在非洲大陸是名副其實的超級“暢銷書”。

在拉美地區，最初只有一些拉美國家的共產黨、左派書店銷售中國圖書，如在巴西有共產黨所辦的勝利出版社、旗幟書店，還有對華友好的法羅比書店、文化交流社等。其中巴西勝利出版社曾組織翻譯過葡萄牙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劉少奇的《論黨內斗爭》等政治圖書。旗幟書店發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畫報》每期2500冊，是巴西發行最多的一家。烏拉圭共產黨所創辦的人民聯合出版社，曾翻譯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外還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中國哲學史》、《春蠶集》、《李有才板話》；毛澤東著作每種訂貨基本在1000冊以上，每期發行《人民畫報》1100冊，兒童讀物2500冊。在古巴，1959年推翻獨裁政權后，古巴人民社會黨所辦的古巴書店、新民主同盟所辦的光華書店，都積極發行毛澤東著作，由每種2000冊至5000冊不等。

1962-1976年，拉丁美洲地區的一些左派政黨發行分裂，又歷經中蘇關系破裂、中古關系冷淡，中國圖書的發行受到很大影響，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所好轉。墨西哥美洲發行社是墨西哥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小組成員埃梅里·烏洛來所辦，埃梅里·烏洛來在1967年訪華時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會見。在70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協和國際補償公司成為發行毛澤東著作主力，每次訂購數量均超過萬冊，1974年進口中國圖書20多萬冊，其中毛澤東五篇哲學著作8萬冊。1975年又曾經提出訂購30萬冊，其中《毛主席語錄》10萬冊。

在哥倫比亞，到了70年代，發行主力由左翼革命運動組織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組織來擔任，由于正值哥倫比亞獨立運動期間，各種革命黨派、革命組織如雨后春筍，因此對毛澤東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長，從首都、省會到偏僻鄉村，紛紛來信，要求訂購毛澤東著作和各種政治小冊子，各類圖書由1967年的6萬多冊猛增到1971年的40多萬冊，期刊由1967年的30多萬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萬份。

在智利，60年代初期，由智利共產黨分離出來的斯巴達克派與中國國際書店取得聯系，大量發行中國圖書。1970年，社會黨人阿連德當選總統，當時智利形成了一股學習中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智革共、社會黨、激進黨、左派革命運動等黨派紛紛創辦書店，一些工人、教師甚至農民都紛紛來信要求發行中國圖書。

1992年，阿根廷一家書店自發翻印西班牙版《毛澤東選集》兩卷本，面向拉美各國發行，結果很多書店供不應求，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銷售1000部之多。委內瑞拉僅有600萬人口，而且文盲極多，這樣一個銷量，應該是暢銷書的紀錄了。

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中國出版物向海外傳播歷經了30年，對于這段歷史，中國學術界的研究關注不多，目前已有的成果都是出自西方學者。作為中國學者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西方學界的觀點左右自己的判斷。應該說，毛澤東著作的對外傳播，是自明末西方傳教士傳播中國文化開始至今，400多年間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歷史中主動傳播的第一次。毛澤東著作的海外傳播，留給當代中國的文化遺產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首先是塑造了一個新中國的大國形象。這個國際形象的塑造，是以傳播新中國取得民族獨立的經驗為核心，向世界展示與舊中國截然不同的大國形象。新中國剛剛誕生時，在國際上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新中國的全面封鎖，20世紀60年代后期又因為中蘇關系破裂，國際環境極為險惡，同時國內又面臨著工業化初期的繁重任務，但新中國并沒有受到徹底孤立，相反還取得了廣泛的世界影響力。連一些美國人也不得不認同中國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所取得廣泛影響力，遠遠高于其物質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哈里·哈丁說，中國給“當代國際體系中的力量命題提出了解釋的難題”。這個成果的取得，今天怎樣評價都不過分。

其次是在世界上培養了一大批熟悉中國文化的讀者、朋友和伙伴。筆者注意到，伴隨著毛澤東著作的大量傳播，一大批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圖書、書畫、藝術品進入到蘇聯、東歐等地區。從基輔到彼得堡，從萊比錫到柏林，一些中國畫報、中國書刊能夠及時在這些城市銷售。根據外文局第一任柏林辦事處主任郭毓基先生的回憶，當時一些咖啡館、酒吧都掛有徐悲鴻的《奔馬》，戶縣農民畫也擺在萊比錫書展的展臺上，連東德高速公路的收費處都要掛一幅中國畫。這是舊中國所無法做到的。

1982年，中國國際圖書總公司在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舉辦博覽會時，中國圖書展臺前經常有一些大人領著孩子前來詢問一些當時國內也少見的圖書，如《狼牙山五壯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員很奇怪，問到他們是怎么知道這些書的，這些大人告訴說:他們小時候經常看這些書，還讀過很多中國畫報和其他中國書，并當場能夠說出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等領袖的名字證明自己對中國的了解。

此外，在今天中國的海外投資、勞務以及工程承包等活動中，也能夠看出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中國紅色文化傳播的影響。筆者曾經做過一個對比，發現今天中國海外投資最多的地區，都曾經是當年中國書刊發行傳播比較多的地方。比如，截至到1987年，中國書刊在非洲發行網的名單上有68個國家，但來往頻率最多的是埃及、坦桑尼亞、尼日利亞、加納、蘇丹、馬里、喀麥隆、剛果、贊比亞、埃塞俄比亞、塞內加爾、貝寧等20多個國家，而這些國家也是中國工程承包、勞務以及海外投資最多的地區。在中東和拉美同樣如此。

總之，20世紀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海外傳播，留給當代中國的文化遺產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不管當代中國人是否意識到，21世紀的中國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自覺不自覺地繼承著這些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