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經是中共中央局秘書
在就《毛澤東和他的秘書們》一書進行多年深入探討的時候,我發現,毛澤東本人早年既擔任過中共中央局秘書,也出任過國民黨上海執行局秘書。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后街31號——一座簡陋的兩層民居樓內秘密召開。40位代表出席了會議。毛澤東以湘區黨的代表身份出席。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5人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中共“三大”閉幕的翌日,即1923年6月21日,新當選的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中共中央駐地——廣州新河浦路24號春園二樓召開會議,推選產生中央局。這時,陳獨秀提議中央設立秘書一職。會議選出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譚平山(后由于譚調職,改為王荷波)、羅章龍5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任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任中央局秘書,羅章龍為中央局會計。中央局下設組織、宣傳、婦女等部門,毛澤東負責組織,蔡和森、羅章龍、瞿秋白負責宣傳,向警予負責婦女工作。
這是中共中央局首次設立秘書。不過,毛澤東所擔任的中央局秘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中共中央局的領導人之一,相當于后來的中共中央秘書長。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由此可見,毛澤東所擔任的中央局秘書相當重要。
毛澤東有很強的檔案意識。自從他擔任中央局秘書以來,要求所有黨的文件,除了保留印刷件之外,還必須保留原件。此前,中國共產黨處于草創時期,黨的文件隨發隨燒。陳獨秀在中共“三大”的報告中指出:由于“中央委員會人員太少,不能搜集很多文件。又由于遭受迫害,許多文件材料遺失了”。毛澤東擔任中央局秘書之后,扭轉了這種不嚴密的狀態,開始注重保存中央文件,尤其是保存原稿,建立“發文留底稿”的制度。中共“三大”的決議、宣言、章程、報告、通告等都得到很好的保存。后來這些文獻保存于中共中央地下檔案庫。從現存的中共中央地下檔案庫目錄中可以看到,1923年7月至1924年7月這一年間,中共中央積存了300余件重要文件的原件。這些重要文件躲過嚴重的白色恐怖,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中共中央檔案館中。
192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第5號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廣州遷回上海后的人事變動:“中局組織自遷滬后略有變動,即派平山同志駐粵,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潤之(即毛澤東)因事赴湘,秘書職務由會計章龍同志兼代。”
毛澤東也曾是“國民黨秘書”
2009年1月,臺北的國民黨中央黨史展覽廳舉行國民黨黨史展覽,內中國民黨上海執行部1924年3月的決算書上記載,毛澤東任國民黨秘書,每月領取120元大洋。這份文件原稿首度曝光,引起參觀者的莫大興趣。
這里所謂的“國民黨秘書”,準確地說,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
身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毛澤東,怎么會去當“國民黨秘書”?
事情還得從中共“三大”說起。
中共“三大”的中心議題,就是討論國共合作問題。大會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指出“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會議決定采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現國共合作。大會期間,毛澤東曾和陳獨秀、李大釗、徐梅坤先后兩次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財政部長廖仲愷家,懇談國共合作事宜。
根據中共“三大”的決議,毛澤東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成了一位“跨黨分子”,亦即既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又是中國國民黨黨員。
在中共“三大”決定實行國共合作的同時,孫中山在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推動下,決意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榕樹低垂,一條長長的老街越秀路從樹下穿過。街邊的人行道上方是騎街樓,這種便于躲雨的舊房一望而知是20世紀上半葉的南洋建筑風格。2008年10月,筆者在廣州越秀中路與文明路交叉口,見到高高的圍墻抱住一個偌大的院子,門口高懸郭沫若題寫的“廣東省博物館”6個大字。國民黨“一大”會址就在大院之內。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一大”就在這里召開——這“一大”是按照中共黨史的習慣簡稱的,而按照國民黨的用語則簡稱為“一全大會”。中國國民黨的創建早于中國共產黨,而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則晚于中國共產黨。步入禮堂,只見主席臺上懸掛著中國國民黨黨旗和孫中山肖像。主席臺下是一排排深褐色木長椅,前排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座席,后面為會議代表,再后面是列席代表。正式代表對號入座,座位上貼著代表的姓名。我看到許多熟悉的名字,如廖仲愷、戴季陶、于右任、譚延闿、程潛、葉楚傖、孫科、何香凝、陳璧君等著名的國民黨人士,我也看到李守常(李大釗)、譚平山、林祖涵(林伯渠)、王盡美等著名的共產黨人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39號毛澤東。國民黨“一全大會”代表196人之中,有24人是中共黨員。經孫中山提議,“李君守常”為大會主席團5名成員之一。會議洋溢著國共合作的良好氣氛。39號“毛君澤東”是相當活躍的代表,幾度在大會上發言,并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1月30日下午,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時,孫中山親自擬了一個候選人名單,交付大會表決,其中就有毛澤東。經過大會表決,毛澤東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國民黨“一全大會”結束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派毛澤東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在上海,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執行委員、組織部秘書和文書科代理主任。
在上海毛澤東身兼國共兩黨秘書
2008年12月19日,我陪同毛澤東的兒媳劉松林(劉思齊)在上海茂名北路參觀毛澤東舊居。1924年2月中旬,毛澤東從廣州來到上海,就住在這里。當時的毛澤東,身兼國共兩黨的秘書:既是中共中央局秘書,又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
這是毛澤東第九次來到上海,住在威海衛路云蘭坊7號(今威海路583弄7號)。那是一幢兩層樓磚木結構的石庫門房屋,迄今仍保存完好。當時,毛澤東在這里住下之后,在端午節前后,楊開慧和母親帶著兩歲的毛岸英和剛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來到了這里。當時,毛澤東一家住在樓下,毛澤東的摯友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住在樓上廂房。
前8次來到上海,毛澤東都只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這一回,由于他在上海身兼國共兩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國共兩黨的秘書,所以是他住得最長的一次,而且由于妻子楊開慧、岳母和兩個兒子的到來,也是最富家庭生活氣息的一次。
楊開慧來到上海之后,除了料理家務,還幫助毛澤東整理文稿。
毛澤東在上海,由于同時為國共兩黨工作,相當忙碌。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以葉楚傖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反對國共合作。毛澤東跟葉楚傖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1924年11月17日,孫中山應馮玉祥等人的邀請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向孫中山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上海執行部14人致孫中山的信,信中反映:“自八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內部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于停頓,希望派員解決。”當時,孫中山因北上事務繁忙,而且又身染重病,未能處理此事。1924年12月,毛澤東因工作過于勞累患病,于12月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結束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的秘書工作。
此后,1925年9月,毛澤東從湖南前往廣州。10月5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111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當時身兼國民黨宣傳部長,他聲言自己公務繁忙,無法顧及宣傳部長工作,提議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這樣,毛澤東出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10月7日,毛澤東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并主持召開宣傳部第一次部務會議。
然而,國共兩黨漸行漸遠,合作瀕臨破裂。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在20日的會議上作了《宣傳部工作報告》。這次會議通過的《整理黨務案》,規定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職務的共產黨員必須辭職。從此,毛澤東離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
在北伐勝利之后,國共分裂。特別是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政變以來,血腥屠殺中國共產黨人。這年秋天,毛澤東在湖南舉行秋收起義,帶領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踏上以槍桿子推翻蔣介石政權的漫漫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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