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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創】云水星清：

　　是時候反思用生命討薪的改革了

　　2014年12月13日，農民工周秀云在討薪過程中，“非正常死亡”在山西太原龍城派出所，丈夫被打斷四根肋骨。

　　2014年12月10日上午，多名農民工前往云南昭通市巧家縣委討薪，當著副縣長的面，討薪者李發林喝下農藥。

　　2014年3月6日，趙新彪和侄子趙智明等廣西農民工在廣東英德市討薪過程中被20多個人拿著一米多長的大砍刀和鐵棍向趙新虎等砍殺，其中趙智明被砍死。

　　2013年1月18日下午，一名男子來到廣州天河北路都市華庭小區內一公司討薪，并引爆了身上的爆炸物品，該男子傷重死亡，另有7人受傷。

　　2012年6月14日，10多名在山東安丘打工的農民工，本想在麥收之際要回工錢回家收麥，不料當日下午，在工地遭30多名男子暴打，多人受傷，到處是血，慘不忍睹。

　　2011年1月16日，河北農民工劉德軍為討回3200元工資，竟毅然喝下劇毒農藥，生命危在旦夕。因其老板說出“你要死趕緊死，死了我給你雙份錢”，導致劉德軍被逼無奈喝下毒藥而引發全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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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上面一起起的農民工用生命討薪的事件，人們的心只覺得壓抑，難以喘過氣來，心中被一團怒火燃燒著，究竟是什么緣故讓本來已經當家做主的千千萬萬農民工人為了自己的血汗錢倍歷艱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農民工周秀云用生命討薪事件

　　我們回頭再來看看山西太原這起女農民工討薪事件，作為工人，工期完成后，按照與施工方的協議討還自己的血汗錢，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找施工方多次討要不得，按照法律可以請當地政府出面解決，結果反而是理虧的施工方請當地警察過來抓討薪農民工，最后，討薪的農民工“非正常”死亡在當地派出所。本身就是一起極其明了的討薪事件，而農民工周秀云“非正常死亡”在當地龍城派出所也是鐵的事實，山西有關方面，需要做的是盡快伸張正義，讓死者的在天之靈及受害者家屬的心靈得到慰籍，讓社會公眾感覺公平不遠。可就是在2015年1月17日，由山西省農民工工資專項檢查領導小組組成的調查組發不了所謂“對“討薪”問題的調查核實結果”，結果聲稱：“勞務公司已先后兩次支付農民工工資，雖然還存有尚未支付完畢的工資，但雙方事前有支付時間約定，工程項目不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案件的直接起因是王奎林等人和工地保安發生治安糾紛所致，而不是因“討薪”引起。”究竟是怎么樣的緣故讓前后的事故起因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呢？我們可以看看周秀云死亡案代理律師李勁松是如何說的，他說“山西省農民工工資專項檢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康繼峰、山西省農民工工資專項檢查領導小組組長張健等責任人昧著天良歪曲捏造事實誹謗因農民工討薪引發的 ‘1213命案受害人’”（關于案件的詳情可以參考烏有之鄉網之《李勁松：說周秀云并非"討薪"致死是欺天大謊！》）。李勁松律師已經向山西省紀委駐山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紀檢組對山西省農民工工資專項檢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康繼峰、山西省農民工工資專項檢查領導小組組長張健等責任人在此問題上的所作所為提出投訴控告。

　　如果事情真如李勁松律師所言，那么我們有必要質問相關人員：

　　1.毆打周秀云等農民工的龍城派出所民警王文軍等人，究竟是誰給你們這樣的膽子，讓你們對本該由你們保護的弱勢群體大打出手，并置于死地？

　　2.山西太原政法部門，討薪者周秀云12月13日在龍城派出所“非正常死亡”，而你們為何12月26日才宣布立案，究竟是誰給你們這樣的膽子，讓你們在一個人命關天的問題上一再推諉拖延？

　　3. 山西省農民工工資專項檢查領導小組組成的調查組，究竟是誰給你們這樣的膽子，讓你們“可以昧著天良歪曲捏造事實誹謗因農民工討薪引發的 ‘1213命案受害人’”？

　　在前三十年里，甚至在所謂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文革時期，也不曾出現一起農民工人用生命討薪的情況。經過后來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十幾年來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的改革，倒出現了這樣一種奇觀：用生命討薪。用生命討還自己的血汗錢，無論在現在的哪一個國家，都應該是一個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話題。“公安變私安，警察變家丁”（轉載自光明網）的現象讓人覺得匪夷所思，至于“昧著天良歪曲捏造事實誹謗因農民工討薪引發的 ‘1213命案受害人’”的有關部門演繹的“政府為資本服務”更讓人氣憤難已。現在，是時候反思這種“用生命討薪”、“公安變私安，警察變家丁”、“政府替資本服務”的改革了。

　　一、用生命討薪是否凸顯出現在的改革已經出現顛覆性錯誤？

　　（一）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說過，改革要看人民群眾“擁不擁護”“贊不贊成”“高不高興”“答不答應”，而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人民群眾的血汗錢都要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來討還，本該為人民服務的警察變為資本家的家丁和護院，本該是見義勇為英雄的呼格反而被當做“強奸殺人犯”給槍斃了……越是改革到今天，人民群眾越發感到“住房難、讀書難、看病難、就業難、養老難”，那么，這個改革是不是離鄧小平當年指出的看人民群眾“擁不擁護”“贊不贊成”“高不高興”“答不答應”的標準已經背道而馳了？

　　（二）鄧小平說過：“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一個最本質的東西。如果搞兩級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要出亂子。”而改革開放到了今天，鄧小平當年要求提防的、避免的情況是不是都已經發生了？

　　——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進入“世界最高水平”國家之列，這是“禿子頭上的虱子——大家都明白”。一邊是各種圈地、強拆、截訪、討薪、罷工、礦難，一邊是“先富起來”的人在國內外紙醉金迷、荒淫糜亂，一個副處級干部家中可以搜出一個多億現金、三十幾公斤黃金、幾十套房產，階級矛盾能不激化嗎？

　　——東西部的發展本就極不均衡，在毛澤東時代，由于國家大力建設，特別是三線建設，對中西部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使中西部的經濟發展有了很大改觀，可是，為何改革到現在反而區域差距越來越大，區域矛盾越來越明顯？

　　——新疆、西藏等邊遠少數民族地區，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在西方勢力支持下，利用國內各種矛盾，煽動民族分裂，在全國各地制造暴力恐怖，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愈來愈嚴重的危害。

　　——中央與地方矛盾深化，各自為政、尾大不掉。自從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開始，地方財政基本上是這個情況：一靠賣地，地價的不斷提高一路推高房價，中央與地方在房價與財政之間為了各自利益博弈、妥協，致使許多中央的政策無法真正落實和貫徹。地方財政的另一個主要收入就是靠搞“國企改革”，所謂“改革”，其實質就是國有資產賤賣，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得來的全民財富大量流失，結果肥了極少數權貴富豪，造成了大量下崗職工。也正是既得利益的剛性驅使，形成中央有指令，下面有對策，“政令不出中南海”。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根本優越性的定義就是“共同富裕”，這是改革開放當初最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改革就是要防止出現鄧小平指出的四種“矛盾”，今天我們看一看眼前的現實情況，再回過頭去看看鄧小平講過的話，無論如何，現在的改革是不是已經嚴重偏離了鄧小平當年要求方向和目標？是不是已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顛覆性錯誤？這樣的改革是不是應該反思和檢討嗎？

　　二、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改革是不是應該反思呢？

　　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有兩條根本的原則：一是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必須堅持實現共同富裕。改革到了今天，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基礎的主體地位還存在嗎？2006年的數據顯示，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為37%，而私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占的比例為63%。進入到“深水區”、“石頭”已經被“摸”得差不多的國企“改革”推行到了2015年，公有制經濟還剩多少？只剩下鐵路、電力、石油、電信、軍工等極少數的國家核心行業了，占總GDP值不足20%。可是，一些別有用心的“改革派”經濟學家片面解讀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就是發展生產力”，依然鼓吹全面市場化、私有化，鼓吹瓜分“最后的晚餐”等陰險論調，鼓吹金融自由化，準備為粉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最后的陣地進行“壯士斷腕”、“殺開血路”式的瘋狂進攻。我們都知道，中國公有制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它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六十幾年的努力共同建設的偉大經濟成果，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經濟保障，是實現“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大眾民主”的中國夢的經濟動力，絕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動搖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是包括下面四個基本點的: “社會主義必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必須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必須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必須始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四個基本點必須在本質上是并列、共同的和高度有機統一的，決不能片面和過分強調其中某一個基本點。但是，時至今日的所謂改革中，國內外某些勢力只是一味單純地強調“解放和發展身產力”，結果使社會生產力和生產資料都是“解放和發展”到極少數人的手中，極少數人一下子成了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他們占據了社會主要的經濟資源，并堂而皇之地成了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而另一方面，社會的億萬勞動者卻淪為改革開放后的新一代雇傭勞動者，全國有了近十億純打工者、純草根階級，在改革開放后的兩會代表和委員中，有沒有這些人呢？到今天，已經一個都沒有！！！一個沒有了公有制經濟基礎的改革開放，一個兩極分化的改革開放，一個資本家可以剝削工人、讓工人用生命來討薪的改革開放，一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幾乎沒有工人農民的改革開放，還是鄧小平當年要堅持的“必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必須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必須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始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嗎？這樣的改革我們是否應該反思和檢討呢？

　　三、出現違反憲法情況的改革是不是應該反思呢？

　　我國憲法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今天，居然有一些黨員公開質疑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甚至蓄意歪曲黨的歷史，利用其掌握的輿論工具，大肆散布與真實歷史不相符的言論，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各種惡意丑化誣陷詆毀開國領袖的謠言漫天飛舞；他們同時不遺余力地宣傳資產階級憲政制度，宣揚資產階級普世價值，其目的就是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妄圖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憲政的邪路，從而變為由買辦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是，在后三十年里，特別是近十幾年里的改革中，這樣的言論居然甚囂塵上，這樣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鬧劇居然在“言論自由”等所謂的“改革方向”的掩護下愈演愈烈，肆無忌憚。

　　我國憲法總綱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屬于人民。”可是改革開放三十幾年到了今天，占人民群眾最大多數的工農群眾在兩會代表、委員中占有多少比例呢？需要靠生命討薪的工農群眾一個也成不了兩會代表、委員，而可以剝削他們的資本家卻堂而皇之地成為兩會代表、委員。

　　我國憲法總綱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可是今天的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呢？我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要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可是農民工連自己的血汗錢都要拿生命來討還，是這種“拿生命來討薪”的改革錯了，還是我們的憲法錯了？

　　習近平同志說：“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他充分強調了憲法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也就是說我們的改革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進行，任何違反憲法的改革都是錯誤的，都是必須糾正的。習近平同志還說：“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也就是說，不管是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都必須依照憲法進行，不得動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得動搖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不得動搖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對照在改革中出現的違反憲法的問題，時至今日，還不能進行反思嗎？

　　四、為資本服務的改革是不是不應該進行反思呢？

　　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應該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可是，當我們看到文章開始的那一些令人發指的事實，人們會懷疑我們黨和政府的宗旨已經發生改變了。

　　周秀云用生命討薪以及山西相關部門在事后的所作所為等一系列事情讓我們明白，我們的某些黨員和某些政府干部他們的的確確就是在為資本服務，已經淪為資本的奴隸，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已經被他們拋棄到九霄云外去了。回想起中國一些地區政府招商引資的口號居然是“幫投資的是恩人，來投資的是親人，影響投資的是罪人”，“老板剝削越多我們越高興”，“老板怎么安心就怎么辦，老板怎么開心就怎么辦，老板怎么舒心就怎么辦”……也正是在這樣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環境中，才會產生“用生命討薪”、“公安變私安，警察變家丁”的現象。我們改革的目標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本服務，是時候用實事求是的標準來檢討了！

　　今天，我們欣喜地看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義無反顧地開展起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對改革中出現的包括腐敗在內的各種嚴重病根進行“刮骨療毒”，這無疑是站在黨和民族的利益高度，審時度勢地做出的英明決定。否則，繼續下去，亡黨亡國是可以預見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重要標準。我們應該看到，“用生命討薪”、“公安變私安，警察變家丁”、“政府為資本服務”絕對不是一個個孤立的事件，它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出現了顛覆性錯誤的一個自然而然的反映，如果有些人繼續以改革的名義搞事實上的“兩個凡是”——“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確，凡是改革出現的問題一律不許糾正”（昆侖巖將軍語），絕對化地把 “莫爭論”當為封建圣旨，毫無原則地“大膽試”，別有用心地把改革引到歪路邪路去，這種“用生命討薪”、“公安變私安，警察變家丁”、“政府替資本服務”的現象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激烈，那么，顏色革命離我們就會非常近了。到時候，人民會用自己的方式來反對這種改革，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也必將繼續證明下去。

　　毛澤東同志說過：“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毛主席這段話，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立黨為公的根本宗旨，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改革說到底就是要為人民服務，使人民真正過上“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大眾民主”的社會主義生活。拿人民群眾“擁不擁護”“贊不贊成”“高不高興”“答不答應”的標準來對照30多年改革帶來的社會現狀，難道還不該對眼前的這場改革抓緊進行極其必要的檢驗和總結，對改革中出現的錯誤進行必要的反思和糾正嗎？對那些別有用心地把改革引到邪路上的人，對那些用改革名義搞“兩個凡是”的人，對那些用改革名義為個人謀取私利的人，對那些喊著改革反改革的人，我們必須讓他們明白，改革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而不是為極少數資本權貴服務的。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我們的事業是艱巨的，征途中出現一些失誤和曲折不要緊，關鍵是我們自己要有實事求是正視歷史的態度。即便面臨的錯誤和問題重如關、難如鐵，只要我們以“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政治勇氣去反思問題、糾正錯誤，撥正前進的航船，用“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實干精神去解決問題、開拓未來，那么社會主義中國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