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卿等：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看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幾個問題

點擊：  作者：王建卿等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6-02 11:55:37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我們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對于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同樣需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和實踐，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規律等應用于軍民融合研究之中，提高認識層次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筆者就其中幾個問題談談粗淺的認識，供讀者參考。

 

　　一、軍民融合問題的提出、問題的根源和所有研究的邏輯起點

 

　　在我國，軍民融合問題的提出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發展，軍民關系經歷了從革命戰爭年代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時代變遷，從簡單、復雜到高級階段的形態演化。筆者認為，我國當前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世情、國情、軍情，提出的社會主義中國特有的命題，是對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和實踐的創新探索，是新時期對人民戰爭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其政治基礎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遵循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歷史階段為在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軍隊啟動并推進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這一歷史時期；形勢環境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和新軍事革命孕育發展；時代背景為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確定把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國家改革戰略全局，部署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以實現富國和強軍相統一的根本目的。

 

　　筆者認為，軍民融合問題的根源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如何協同推進社會生產力和軍隊戰斗力的解放和發展，并改革生產關系和軍政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和戰斗力發展的方面和環節。軍民融合工作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在于其涉及人類社會極其復雜的暴力實踐活動——戰爭，以及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軍隊。盡管如此，作為一項人類實踐活動，軍民融合所有認識和實踐的基礎，仍建立在對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考察上。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2]“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的關系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3]。

 

　　我國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其所處歷史階段賦予了其協同推進生產力和戰斗力發展的任務，同時由于政治基礎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民融合工作是以黨的領導為核心，軍政上層建筑的調整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自上而下完成。2017年1月，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的成立即可視為這一調整的開始。

 

　　在實際工作中，筆者認為我國軍民融合工作應加強馬克思主義軍民融合理論體系的指導。迄今為止，軍民融合并無完備的理論體系，常借助相關學科的方法、工具進行研究，難免就問題的局部現象提出局部的解決方案，進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藥到病不除”的怪圈。鑒于此，應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建立軍事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間的科學框架和總聯系格局，構建馬克思主義軍民融合理論體系，厘清一系列概念，建立學科框架，豐富知識體系。

 

　　在此，筆者試提出作為軍民融合所有研究源頭和核心的邏輯起點，這直接影響著研究方向、研究范圍和體系建構。從邏輯起點的規定性上看，筆者認為國防和軍隊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是軍民融合研究的邏輯起點。

 

　　首先，它符合邏輯起點質和量的規定性。這一關系是軍民融合研究對象中最基本、最簡單、最常見的范疇，符合邏輯起點應承擔一定軍民社會關系的根本要求，由此研究內核可以外延出不同類別和領域的軍民關系，包括軍隊與民眾、軍口與民口、軍用與民用、軍品與民品等。

 

　　其次，它符合邏輯起點動態演進的要求。這一關系不是靜態的人與人、物與物的關系，而是一個體系演進與另一個體系演進的關系，它本身包含了軍民關系由對立到統一的過程，體現了融合、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

 

　　最后，它包含軍民融合發展一切矛盾的萌芽。這一關系蘊含著軍民融合所有矛盾的雛形，是矛盾的胚芽，以此出發可以構建對軍民融合的基本理解，并賦予理論體系基本意義。

 

　　二、和平時期的軍民融合是進一步把國防和軍隊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體系，是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自然、系統、高效地支撐軍事斗爭準備各項工作，是預防和遏制戰爭的重要手段

 

　　和平時期的軍民融合與戰時軍民融合有著根本不同的融合方式和戰略目的，前者本質上是建立在全民支持基礎上的軍事斗爭準備過程，目的是以全社會可承擔的最小成本長期保持對敵或潛在敵人可置信的最大戰略威懾，預防和遏制戰爭，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制勝。軍事斗爭準備是軍隊的基本實踐活動，是維護和平、遏制危機、打贏戰爭的重要保證。

 

　　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們的國防是全民的國防，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改革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事業”[4]。

 

　　軍事斗爭準備工作理應體現人民性，這也是其各項工作長期性、系統性、復雜性、艱巨性對全社會支持和支撐的客觀要求。因而，和平時期的軍民融合是進一步把國防和軍隊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體系，是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體系化地支撐軍事斗爭準備各項工作。筆者認為，體系化主要表現為自然、系統、高效三個方面。

 

　　自然是軍民融合高級形態的表現特征，是我國實行新形勢下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對軍民融合組織過程的客觀要求，也是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結果。

 

　　列寧指出，“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運用在戰爭上就是：‘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即暴力）的繼續’”[5]。

 

　　我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實行新形勢下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這就為和平時期軍民融合確立了最大的政治規定性和導向性。建立在全民支持基礎上的軍事斗爭準備不是軍備競賽，不是全民戰爭準備和動員，而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體系中夯實國防軍工“脊梁”，健全資源共享、協同創新、人才培養等領域的軍民融合“主動脈”，疏通各類資源要素流動的“毛細血管”，通過“看不見”“自然而然”的軍民融合實現對外部戰爭威脅和挑釁的“免疫”。

 

　　系統是軍民融合的組織特征，是支持軍隊統籌推進各方向各領域軍事斗爭準備的客觀要求。

 

　　列寧指出，“戰爭是對每個民族全部經濟力量和組織力量的考驗”[6]。

 

　　新中國建國以后，毛澤東同志也多次做出“人民不要戰爭但要有戰爭準備”“要在物質和軍事上準備打仗”等指示。

 

　　當前，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應針對各戰略方向、各安全領域的不同威脅和挑戰，統籌做好國防科技工業布局調整等多方面的工作。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印發了《關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提出了六大體系建設和八大領域統籌，進一步完善了軍民融合的頂層系統設計。

 

　　高效是軍民融合的運行特征，是全社會對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實現“一份投入、兩份產出”發展效果的要求。

 

　　隨著軍用經濟技術資源的民用功能與民用經濟技術資源的軍用功能不斷增強，國家對“大炮”和“黃油”資源配置不再是簡單的競爭和替代關系。軍民融合程度越深，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體系對軍民資源的配置、使用和產出效益就會越高，形成國防投入上的社會替代效益、國防產出上的社會溢出效益等，使生產力和戰斗力相互促進、融合發展。

 

　　三、戰時軍民融合是新時期人民戰爭思想的發展和應用，是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變化后打贏戰爭的必要手段

 

　　當前，世界新軍事革命深入發展，武器裝備遠程精確化、智能化、隱身化、無人化趨勢明顯，太空和網絡空間成為各方戰略競爭新的制高點，戰爭形態加速向信息化戰爭演變，日益呈現軍民一體、前后方一體的趨勢，軍民融合成為打贏戰爭的必要手段。

 

　　一是戰爭形態演變后軍民融合成為發揮人民戰爭偉力的必要手段。

 

　　當前，世界范圍的科技創新戰略競爭激烈，高新技術推動武器裝備跨越式發展，各國加緊研發戰略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并轉化充實部隊新質戰斗力，戰爭攻防作戰機理空前復雜并在加速演進，使得“人與武器最佳結合”的內涵發生質變。無人化、智能化、體系化等新型作戰對人、武器以及人和武器緊密結合的要求大幅躍升，戰爭形態演變后的極端復雜態勢要求發揮人民戰爭的群眾性優勢，支撐軍隊在戰時的多樣化作戰需求。

 

　　2015年版《中國的軍事戰略》就指出，“發揮人民戰爭的整體威力，堅持把人民戰爭作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拓展人民戰爭的內容和方式方法，推動戰爭動員以人力動員為主向以科技動員為主轉變”。戰時軍民融合成為發揮人民戰爭偉力的必要手段，將從根本上促進軍事力量和新型后備力量體系的融合，支撐戰時武器裝備研發、生產、使用和維修保障，推動軍地聯合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形成新形勢下的“人與武器最佳結合”。

 

　　二是作戰空間的維域拓展使軍民界限日益模糊。

 

　　隨著戰場空間廣域化和多維化發展，在海上“遠邊疆”、太空“高邊疆”、網絡空間“無形邊疆”等新的國土疆域，從基礎設施建設主體到新型戰爭的作戰對象和參戰人員，都不局限于國家的武裝力量，進一步向社會延伸。軍民界限的模糊客觀上要求我軍更新戰斗力生成模式，借助軍民融合手段開展空間開發利用、網絡預警防御、海上基礎設施建設和維權保障等工作，增強我軍的體系化作戰能力。

 

　　三是戰爭制勝機理由軍事體系的對抗向以國家整體實力為基礎的“軍事-經濟-社會”綜合較量演進。

 

　　現代戰爭制勝機理相較于傳統戰爭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不僅表現為信息優勢制勝、陸?？仗祀婓w系集成制勝、快速精確打擊制勝等軍事體系內的對抗，更表現為基于國家整體實力的“軍事-經濟-社會”綜合較量。即使是軍事體系內的聯合作戰，在信息時代也跨越了軍兵種的簡單聯合，演進為跨部門、跨軍地的系統化集成作戰。國家經濟社會體系在戰前和戰時發揮了愈發根本性的作用。應充分吸取美蘇冷戰導致蘇聯解體和蘇聯軍隊瓦解所揭示的蘇聯軍民分離教訓，從更高層面看待軍民融合的戰略意義，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借助軍民融合手段，進一步提升國家的戰略競爭力。

 

　　四、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是中國共產黨完成三大歷史任務的客觀要求，應為加快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創造更有利的客觀條件和戰略態勢

 

　　中國共產黨在黨章中明確指出，全黨同志要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歷史任務而奮斗。在完成祖國統一問題上，應謹記毛澤東同志所指出“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的歷史教訓，以軍民融合的方式推進“文攻武備”，為加快推進和平統一創造更有利的客觀條件和戰略態勢。具體來說就是：

 

　　——在道義上，倡導建設海峽兩岸命運共同體，作為我國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道義基點和示范起點，將臺灣各項事務納入國家總體戰略安排，建設兩岸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以我為主塑造兩岸事務話語體系，占領道義制高點。

　　——在政治上，堅持發揮科學社會主義相較于資本主義在塑造社會發展方面的巨大理論優勢，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諧社會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軍事科學發展；以福建全省為先行先試區，加快探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大力發展基層民主，以形成對臺所謂民主制度的實踐對比；推動南部戰區和福建全省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打造東南沿海軍民融合帶，建設龍巖軍民融合政治工作示范區，塑造新型軍民、軍政、軍地關系，以形成對臺軍軍事理論優勢的實踐對比。

　　——在外交上，運用軍民融合新手段，降低臺灣問題在大國外交和周邊外交中的地位；推動軍事外交布局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實現戰略前移，深化與東盟國家軍事安全合作關系，提升軍事互信，建立主要航道上的戰略支撐點；將臺灣“新南向”等戰略納入國家“一帶一路”整體框架設計，將臺灣邦交國納入“一帶一路”布局作為補充，搭建直接對話臺商、臺企、臺資的合作平臺，促進大陸企業攜手臺企共同“走出去”。

　　——在經濟上，加快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縮小兩岸毗鄰地區經濟差距，建設閩贛出海通道，聯通長江經濟帶和海西經濟區，縮小福建沿岸至中部內陸腹地的經濟梯度差距；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推進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和亞太自貿區（FTAAP）的談判和研究，框定臺灣對外經貿格局；在閩贛戰略核心區布局建設廈門、寧德等軍民融合創新示范區，促進軍工經濟和地方經濟融合發展，提升對臺軍事斗爭的前沿保障能力。

　　——在軍事上，以軍事戰略指導重心前移為牽引，將對臺軍事斗爭準備工作納入國家經略東海、經略南?？傮w布局，加強大陸沿岸海防演練、支前保障動員演訓、應急應戰軍民協同聯動和在相關海域、空域常態化軍事訓練，建立海洋開發、海洋維權、海上作戰三位一體的軍民融合體制。

 

　　——在基礎設施上，推動兩岸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強福建沿岸三都澳等軍民融合港口建設，建立平戰結合的快速集疏戰略通道，實施相關基礎設施加載國防功能工程，研究設計臺灣海峽隧道工程，推進京臺高速和京臺高鐵建設。

 

　　五、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領域是軍民融合發展的重點，應將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戰斗力耦合關聯

 

　　在當前發展階段，國防經濟和社會經濟、軍用技術和民用技術的融合度越來越深，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成為鏈接社會生產力和軍隊戰斗力最直接的物質技術基礎和紐帶，該領域成為軍民融合發展的重點，也是將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戰斗力耦合關聯的關鍵。筆者認為，宏觀上應著眼于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從三方面著力推進耦合關聯。

 

　　一是在要素上，建立新生產力要素發展和新質戰斗力生成的耦合關聯，加快建立軍民融合創新體系，并推動國家大科技、大工業、大商業的力量融合。

 

　　恩格斯在考察19世紀拿破侖軍事“奇跡”后曾深刻的指出了生產力和戰斗力之間的關系：“增長了的生產力是拿破侖作戰方法的前提；新的生產力也必定是作戰方法上每次新的改進的前提”[7]。

 

　　在現代，正在進行的科技革命使得新的生產力要素不斷涌現，成為新質戰斗力生成的內在動力。同時，國家大力投資推動軍事科技發展和武器裝備研制，形成了數量可觀、可轉化為新生產力要素的軍事技術儲備和國防科技創新成果。雙向耦合關聯條件基本具備，下一步可從兩方面著手開展工作。

 

　　首先，從體制機制上破題，化解制約軍民科技協同創新、成果轉移轉化的現實條件束縛，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激發科研人員創新活力，建立軍民融合創新體系。

　　其次，從社會化大生產的宏觀層面出發，推動國家大科技、大工業、大商業的力量融合。

 

　　因為科技發展從未脫離于社會生產獨立存在，科技工作更不能獨立于工商業的發展單獨理解。軍民融合創新體系與中國特色先進國防科技工業體系緊密相關，而國防科技工業的發展需要高度重視發揮商業力量的作用。

 

　　馬克思曾指出，“競爭不是工業競賽而是商業競賽。在我們這個時代，工業競賽只為商業而存在”[8]。

 

　　軍民融合科技創新的成果，需要盡快轉化應用于社會化生產之中，尤其是借助商業的力量，促進大工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動技術改造升級和創新，反作用于軍事科技的創新和新質戰斗力的生成。

 

　　以互聯網技術為例，該技術的雛形阿帕網誕生于上世紀60年代美國國防高級計劃研究局（DARPA），在當時屬于軍用技術，是典型的新質戰斗力。隨后，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加入到該技術的民用開發和應用過程，民用版本因特網成為社會生產中的新生產力要素，互聯網產業和互聯網經濟在全世界興起，進一步助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迭代更新的信息技術充實為當代軍隊的新質戰斗力。

 

　　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殊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國家投資形成的一大批科研成果不能止步于武器裝備上的應用，不能在塵封的資料庫里當“睡美人”，應加快推進技術價值的認識和挖掘，發揮科技中介、孵化服務等商業服務機構作用，促進國防科技轉化應用的商業模式創新。同時，推動軍工集團從“交付裝備”向“交付戰斗力”轉變，進一步暢通新技術、新成果轉化應用形成部隊新質戰斗力的過程。

 

　　二是在領域上，從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發展出發建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戰斗力各領域間耦合關聯的根本關聯。

 

　　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發展是馬克思全部思想的宗旨，馬克思主義指導的軍民融合實踐工作，必須緊緊扭住人這一生產力和戰斗力發展中最活躍、最具決定意義的能動主體，建立各領域耦合關聯的根本關聯。

 

　　當前，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迅猛發展，但人類戰爭史警示我們，贏得戰斗勝利的是人而不是槍，“槍自己是不會動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強有力的手來使用它們”[9]。物質技術的發展對占有自身本質更多的人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求人運用物質技術的技能發展，更要求人的身心、人格、創造力、批判力等全方面的發展，而這一切是健全的社會關系孕育的結果。應高度重視并堅決防止社會關系中扭曲的方面導致軍人的物化和異化，影響戰斗力的生成。

 

　　因此，這一關聯的重中之重是建立軍隊人才和國家人才一體化發展體系，將軍隊人才發展中的選拔、培養、晉升、福利待遇、隨軍家屬安置、退役就業安排、權益保護等方面和環節與國家人才發展統籌，破除人才發展的制約因素和條件，最大限度激發人的活力和創造力。

 

　　例如，在軍事人才培養方面，應樹立軍隊人才是國家人才資源儲備庫的觀念，通過軍民融合手段加大人才培養力度。繼續依托國民教育培養軍事人才，探索結合國防科技工業科研生產第一線培養裝備操作使用、維修保障的軍事人才。破除按培訓對象級別和教學規模確定教學投入的慣例，加大基礎教育軍隊院校投入力度，提升院?？傮w辦學能力。統籌軍隊教育標準和國家高等教育標準，全面提升學員綜合素質，為學員軍事職業發展和社會化就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又如，在全社會普遍關心的住房保障方面，應從軍民融合視角確立軍人住房保障的法律定位，健全軍人可預期性住房保障制度，以國家保障為基礎，結合產業開發優化城鄉空間開發格局，軍地統籌做好軍人住房和社會住房保障的協調。

 

　　三是在效益上，站在國家和全社會的宏觀層面上建立經濟效益和安全效益的耦合關聯。

 

　　恩格斯在考察古代部落戰爭過程中，分析了戰爭組織的誕生及其承擔的社會職能。在恩格斯看來，通過掠奪獲取財富已成為當時戰爭組織的正常職能，戰爭成為了經常的職業[10]。這是在生產力較低的歷史條件下，戰爭組織通過掠奪財富完成了對這一社會關系發展的簡單物質補償和價值補償。在現代社會，國防和軍隊建設對全社會的貢獻表現為維護安全穩定、發展物質技術、促進經濟增長、社會應急救援和弘揚社會價值等多方面的綜合效益。從軍民融合研究的邏輯起點出發，核心和關鍵是要促進經濟效益和安全效益的耦合關聯，實現兩者的最大化。

 

　　筆者認為，目前這一關聯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全社會普遍接受的直接關聯方式，包括民用設施加載國防功能，軍用設施兼顧軍需民用，軍民資源共享等，本文不再贅述。另一種是社會往往難以觀察到的間接關聯，囿于這種關聯效益不直接顯現，甚至若非站在國家和全社會的宏觀層面看還不能觀察到，并具有“潤物細無聲”的特點，因此容易被人忽視。本文以國防基礎研究為例稍加說明。

 

　　國防基礎研究是事關長遠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大科研領域。由于不滿足現實軍事需求，不能迅速轉化為型號裝備產生軍品收益，導致市場失靈，我國國防基礎研究普遍缺乏發展動力，原創性成果不多，原有技術儲備消耗殆盡后將使創新發展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事實上，國家大科技的基礎研究同樣存在投入不足、集成不夠、成果不多等問題，需要國家統籌軍地雙方共同解決。這一耦合關聯應由國家主導主辦，加速建立軍民融合的體系化、實體化、非企業化的基礎科研體系，大力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組建基礎科研軍民融合的“國家隊”。即使從短期看經濟效益和安全效益都難以顯現，但長期來看基礎研究將支撐應用研究持續健康發展，終會體現在更尖端、更豐富的民用高新技術產品和先進武器裝備上，實現生產力和戰斗力發展的耦合。

 

　　六、軍隊改革的基礎是對整個社會變革所提供機遇的準確把握，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應主動調整、適應和健全新的社會關系

 

　　按照唯物史觀的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條件下，產生了適用于這一條件的軍事科學和軍隊組織形態。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現代的作戰方法是以資產階級和農民的解放為前提的，它是這個解放的軍事上的表現”[11]“新的軍事科學是新的社會關系的必然產物”[12]。

 

　　軍隊改革的基礎是對整個社會變革所提供機遇的準確把握。當前，中央將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全面深化改革全局來部署實施，軍民融合深度發展作為改革的三大任務之一，應處理好與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方面改革的協調和統籌，主動調整、適應和健全新的社會關系。

 

　　一是理順軍隊和社會的相互關系。

 

　　傳統上看，軍隊具有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等主要職能；同時，還擔負搶險救災、維護權益、安保警戒和支援國家經濟社會建設等輔助職能。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軍隊與外部關系的建設同樣處于變動和調整之中。軍事制度與社會制度、軍事組織與社會組織、軍事行動與社會動員、軍事社區與民間社區等方面需要進一步軍民融合、協調發展。

 

　　例如，傳統的軍事外交除了加深國際間軍事互信、展現我國軍隊形象等功能外，還需要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擔負護航巡航、反恐維穩、海外撤僑、應急保障等職能。又如，全社會對軍隊建設的支持除了“雙擁”共建外，隨著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軍隊保障社會化工作也在不斷推進，軍隊“辦社會”的職能逐步剝離，以軍民融合方式彌合軍隊和社會鴻溝的作用愈發凸顯。

 

　　二是充分發揮社會關系對軍事關系的支撐。

 

　　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過程中，難免由于軍事關系尚未健全，出現調整中的暫時困難和問題。此時需要充分發揮社會關系對軍事關系的支撐作用，以軍民融合為方法論，正視和解決問題。

 

　　例如，針對近年來部隊連以下軍官、士官安置難、就業難、發展難等問題，相關研究機構提出了實施“士官轉村官”工程，為復轉軍人就業開辟新途徑，也為完善農村基層治理體系注入新力量，通過軍民人才直接融合的方式，實現富國強軍和農村長治久安的統一。

 

　　三是高度重視一定條件下社會關系對軍事關系的制約。

 

　　不能忘記美國在越戰中挫敗的深刻教訓。美軍在戰斗力上的絕對優勢并未轉化為戰爭的勝利，根源就在于當時其國內和國際上的社會關系不支持。二戰后形成的和平主義社會思潮在戰爭相持階段總爆發為蔓延世界的反戰運動，美軍在作戰方式上并未提前做出理論創新和及時的回應調整，久拖不決的戰爭進一步激化國內社會矛盾和高層政治斗爭。相反，北越由于生產力低下，國內社會關系對軍事關系的制約反而不明顯。和平時期的軍民融合，不僅要開展全民支持基礎上的軍事斗爭準備工作，更要優化軍民協同、軍政協調、軍地共建共享的體制機制，健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各項社會關系，預防和減少、減輕一定條件下社會關系對軍事關系的制約。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M].戰士出版社，1981.7.

　　[2]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M].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1.

　　[3]張嘉國.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是興國強軍戰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軍民融合重要論述的幾點體會[J].企業文明，2015.1.

　　[4]陳先達.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當代價值[J]. 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3.

　　[5]威廉•奧多姆.蘇聯軍隊的瓦解[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7.

　　[6]陳力.軍民融合效益研究——安全效益和經濟效益[M].軍事科學出版社，2017.1.

　　[7]韓林，李大光.新質戰斗力從哪里來？[N].解放軍報，2017.4.18.

 

注 釋：

 

　　[1]作者均為中船重工軍民融合與國防動員發展研究中心工程師

　　[2]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6年）。

　　[3]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7年）。完整的表述為，“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某些經濟關系，如雇傭勞動、機器等等，怎樣在戰爭和軍隊等等中比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得早。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的關系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

　　[4] 2014年8月29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5]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

　　[6]列寧，《在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全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19年11月22日）。

　　[7]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展望》（1851年4月）。

　　[8]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

　　[9]恩格斯，《德國戰爭短評》（1866年）。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完整的表述為，“軍事首長、議事會和人民大會構成了發展為軍事民主制的氏族社會的各機關。其所以稱為軍事民主制，是因為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組織現在已成為民族生活的正常職能。鄰人的財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貪欲，在這些民族那里，獲取財富已成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們是野蠻人：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以前進行戰爭，只是為了對侵犯進行報復，或者是為了擴大已經感到不夠的領土；現在進行戰爭，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

　　[11]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展望》（1851年4月）。

　　[12]同上。

 

　　（作者均系中船重工軍民融合與國防動員發展研究中心工程師；【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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