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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軍民融合要在克服錯誤傾向影響中探求自身的模式。

　　一、軍民融合不能混淆軍企、民企應有的界限

　　毛澤東在年輕時（如1927-1934年時期）就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戰略家才能，他在抗日、國內革命戰爭、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所建立的功業即使是世界最著名的將軍和統帥都難以望其項背。這本身以及其他大量類似事例即說明，軍、民之間不可能也無需有絕對的融合。民無法替代軍。因此在實施軍民融合時，必然存在一個軍和民之間的界限。跨過這個界限，就會導致極大的混亂。當年中國允許軍隊經商如此，今天如果允許民營、私營企業無限制地從民營領域走向軍事領域，就可能導致更大的混亂。

　　這是因為軍工企業本身受制于國家的預算，她一般不追求國家預算的無限制擴大。而民營、私營企業由于追求可以是無限大的私人利潤（即利潤越多越好），因此他們具有無限（即極力榨取國家財力）擴大國家預算的動機。在軍民融合的政策框架下，這種動機就可能得到鼓勵，并具有實施機制。所以，目前軍工企業存在的效率低下如果再加上它們的民營化，這種效率低下將可能會更為擴大，并難以控制，而且可能影響戰爭結果。洋務運動以私營企業來經營軍務所造成的教訓即使到今天依然應該引以為戒（因為還有相似土壤成分）。

　　當年在淮海戰役時老百姓支前是完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而且其中沒有任何私人企業從中獲利為格局的，這才是真正的軍民團結。西門豹所說“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是對“民”的思想行為規律的一種不可違背的根本總結。

　　二、美國依靠私營企業發展軍事工業的關鍵經驗和教訓

　　美國軍力強大并不能證明其私營模式應該成為中國軍事工業應該效仿的體制。

　　（一）美國興起的世界格局原因

　　美國自其1776年建國（1783年英國承認），經過百年，即到1870年，其GDP才趕上英國，至1913年，才在人均GDP上超過英國，但在科學技術上依然落后（這在諸多文獻中都有揭示）。實際上，兩次世界大戰導致歐洲衰落，其中，歐洲的著名科學家（如愛因斯坦、斯坦·烏拉姆、恩利克·費米等）移民美國，美國人留學歐洲（如羅伯特·奧本海默、諾伯特·維納），才使得美國發現自己改變孤立主義并在普遍移民基礎上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和軟實力（包括對它國的光環效應）領導世界的機會。

　　正是這些大批的歐洲科學家的加入，幫助美國在二戰期間的軍事工業（以及教育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長足進步。這種幫助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沒有它，美國是否成為世界霸權國家依然是值得懷疑的。

　　（二）美國興起的結構導致其軍事經濟摧毀其國際領導力

　　美國興起的經驗難以在它國復制，更沒有必要復制。

　　首先，美國盡管興起成為世界霸權，但其軍事經濟的內在結構在摧毀其國際領導力。美國企業科技發達，但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轟炸機的價格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的200倍，戰斗機是100倍，航母和坦克是20倍和15倍，三叉戟飛機平均每噸耗費160萬美元，而二戰時的G級潛水艇是每噸5500美元（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988，第537頁）。這種價格會讓政治決策部門避免購買軍火，以至于肯尼迪認為美國軍事工業的利益在摧毀美國的國家能力。更有學者指出，美國已經形成了軍事經濟體制（見亨特：《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54頁）。最近美國暴露出其陸海軍存在大量的貪污行為，證實美國表明光鮮背后的隱憂。

　　其次，美國發動的局部戰爭耗資巨大，在拖垮其經濟社會。這些戰爭不僅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把美國民主的真實面目昭告世界，同時使得美國經濟承擔巨大負擔，以至于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想要從世界全面收縮。這可以看作是自里根甚至羅斯福以來美國政策的根本性轉變的標志。這與羅馬歷史的衰落有相似之處。當今世界格局與中國東周列國時期也頗為相似。更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局部戰爭既有美國經濟穩定的需要，也更可能是美國軍事集團同華爾街爭奪美國國內領導權的需要。

　　第三，美國強大但依然有被它國操縱的空間和可能。即便美國二戰后取得部分國際領導權，二戰為戰勝國卻進一步衰敗的英國卻不甘被美國所取代，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既是圍堵蘇聯又是借把美國推向前臺削弱美國的戰略之舉（提示經濟落后國依然有戰略實施空間）。美國在70年代初就因在30個國家或地區中駐軍100萬，同42個國家或地區簽訂了共同防御條約，是53個國際組織成員，對近100個國家或地區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加入5個防御同盟（肯尼迪，1988，第473頁）在西方內部被看作“無疑是一個自大的國家的狂妄舉動”。

相對于美國軍事經濟體制，也相對于發動以“反恐”、“反流氓國家”為旗號的局部戰爭，中國軍工企業中存在的看起來令人觸目驚心的效率低下是相對較小的，是蘚疥之疾。

　　當前，在國際風云變幻的時代，中國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軍事工業發展，都必須走一條具有占有優勢的模式和道路（王今朝：《中國經濟發展道路：政治經濟學占優設計》，書稿，24萬字）。美國借力兩次世界大戰所實現的經濟發展使得美國即使依靠私營經軍事工業也還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霸權地位，但其模式已經被事實徹底否定而不能成為中國軍民融合的模式了。不恰當移植美國模式導致軍民融合的框架、模式出現錯誤可能導致難以挽回的后果。

　　三、建議

　　軍民關系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從當前看，科學的軍民關系應該建立在以下總體原則之上。

　　一、要打破軍事決定論。從歷史看，英國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里，只是通過策略性地顯示武力就維持了霸權（默里、諾克斯、伯恩斯坦《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301-303頁）。而西方人這里所說的策略性顯示武力早就在毛澤東稱西方列強為紙老虎時被識破。所以，軍事工業重要，但不是決定性的。

　　二、要根據現實需要動態設定中國軍事工業的投入，避免形成軍事經濟體制。當前，中國應該集中針對西方威脅，發展解決關鍵軍事裝備生產問題，以滿足收復臺灣、保衛國土的需要。包括芯片、操作系統等軟硬件技術要增加投入和力量，盡快實現國產化。為此，必須采取與發展核技術類似的模式，而不能走依賴少數精英的模式（某些人只是由于某些領域突出就被安排在過高位置是極為不妥的），比如，必須防范西方破壞。在技術發展時，要為這些相關領域的發展預留市場。

　　三、要在打破美國私營企業體制優越論基礎上探索中國自身軍事工業發展的體制。美國以私營企業為其主要的軍事工業主體是有其殖民地經濟體歷史的淵源（建國者本身就意圖控制國家權力，并以三權分立來限制）的。中國的歷史淵源則在于國家統治，皇權高于一切，這看似屬于封建，實際上則符合馬列關于國家是階級斗爭產物的基本原則，運用得當（摒棄皇權思想，但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能夠有效地進行階級斗爭。中國在不少方面依然處于劣勢，階級斗爭，特別是國際斗爭依然需要強大的國家機器。如果軍民融合培植了與中央權力對抗的可能勾結外國的私人勢力（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必然如此），那不是國家之福、民族之福、我黨之福。——這樣一來，中國的內政外交權力實際上將再次至少部分上被外國掌控。

　　以民營、私營企業來經營軍事工業更是一條死路。就連蔣介石在統治大陸時期也不反對用國有企業（見《錢昌照回憶錄》）。后發的直到1870年才從300個諸侯國合并統一因而極少殖民地的德國卻在1914、1939年有能力兩次發起挑戰英國地位的世界大戰，顯示德國經驗更值得中國重視。德國大眾的股份就有20%以上掌握在其所在州的手里（相當于中國省級國有企業）。

　　四、加強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對軍事工業發展的指導。1980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盡管使得經濟學成為顯學，但以歐美經濟學為主要形式以鼓勵私企發展為主要內容的所謂現代經濟學并不能成為中國治理國家的指導理論。相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才具有這種科學力。當前，頗受西方影響的金融界在中國已經取得重大的影響力，而軍事工業和軍事力量還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中。軍事工業如果被受西方影響的實業界或理論界人士所滲透，就會增大中國顛覆性危險發生的幾率。今天，中國一些民營、私有企業取得世界矚目實際上并不是依靠其自主研發，而是依靠中國世界第一的人口規模所形成的市場。如果中國軍事工業被私人企業攫取較大份額，就不是增強中國實力，而是削弱中國實力。

　　從哲學上看，如果軍民融合理論導致在實踐中、客觀上抹殺了軍企民企應有的界限，就必然導致失敗，因為那意味著把服從不同規律的企業按照同一模式使用。中國軍隊已經出現的腐敗所產生的土壤如果再加上私人名正言順進入權力的機制，可能也會不可控制。

　　五、以具體的任務的完成與否而不是抽象的效率概念為導向來提高中國軍事工業的實力。效率仿佛很確定，其實是個很虛很玄的概念。一是它沒有唯一指標，二是不同指標之間有矛盾，三是一些人用利潤衡量效率是胡來，四是用任何指標衡量效率都不要指望總是達到最大效率。效率至上主義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個巨大教訓。中國軍事工業的體制改革更不能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效率指標和理論來指導。沒有具體的科學設定的任務的完成，一切效率指標都是荒謬的。

　　六、要以矛盾的觀點來指導中國軍事工業的發展。世界是在矛盾中辯證發展的，任何國家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一勞永逸地建立一個最優化的軍事工業模式。所以，不能因為中國軍事工業存在問題就妄自菲薄。中國軍事工業即使在短期內依然落后于他國，也依然可以借助綜合，措施的實施使得中國在國際上取得應有的利益和地位。這不僅被毛澤東主席的理論和實踐所證明，也為對于西方工業的強弱的科學分析所得出的科學認識所證明。美國軍事工業的表面上強大將會被其內部矛盾所瓦解。在這種格局下，中國在軍事以及政治外交經濟上的投入的優化性很可能產生四兩撥千斤的效果。這與不以GDP論英雄在道理上是異曲同工的。也是與1927-1976時期我黨和我軍已經在軍民融合領域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成果具有歷史的連續性的。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系教授、博導；【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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