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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一大批優秀文化，如東晉一代大儒，與王羲之、陶淵明并稱“東晉三杰”之一，被后世尊為“佛教圣人”的習鑿齒，創作了《漢晉春秋》的史學著作，提出了“越魏繼漢”的正統史觀，被尊為正統論的鼻祖。正統論對促進中華民族的統一，以及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不過，后世統治者為加強自身的統治，將正統論異化為血統論，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的工具，并于當代受到人們的唾棄。讓正統論回歸其本質內涵，發揮其內在的積極意義，對推進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及促進“一帶一路”開放戰略的推進、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

作者：習曉思 1967年4月生，中共黨員，大學學歷，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員，習鑿齒后裔，曾著反思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長篇小說《國器》并于2009年7月經上海文匯出版社出版；近期與張蘭亭先生合作、中國出版集團公司華文出版社出版長篇古代名人傳記《習鑿齒傳》（上）；現為河北省物流集團副總經理。

習鑿齒的正統論對實現中國夢的啟示

關鍵詞：習鑿齒  正統論  一帶一路 中國夢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一大批優秀文化，如東晉一代大儒習鑿齒的正統論，對促進中華民族的統一，以及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不過，后世統治者為加強自身的統治，將正統論異化為血統論，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的工具，并于當代受到人們的唾棄。在創作《習鑿齒傳》的過程中，作家深深體味到，按照馬克思主義辯證分析的方法論，應當讓正統論回歸其本質內涵，發揮其內在的積極意義，對推進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及促進“一路一帶”開放戰略的推進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一、以習鑿齒為代表的前賢提出的正統論，其最根本前提是促進中華民族的統一和中華文明的傳承。

習鑿齒可謂是正統論學說的鼻祖，朱熹、歐陽修等后繼史學家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補充與完善。作為東晉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的習鑿齒，其代表性的史學著作為《漢晉春秋》，其核心學說即“越魏繼漢”，也就是晉朝統治者書寫自己的歷史時，應當越過三國時期的曹魏政權，認為自身是漢朝的繼承者。習鑿齒提出這一史學觀點，其前提條件是中華民族的統一。大家知道，三國時期中華民族分為魏、蜀、吳三權分立，之后的晉朝司馬氏家族依靠權勢脅迫掌權的曹氏禪讓，進而奪取政權。司馬氏獲得曹氏政權后，進而滅掉蜀、吳二國逐步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按照習鑿齒的正統論思想，三國時期由于中華民族未實現統一而不應當算作一個完整的朝代，因此其史學著作也稱作《漢晉春秋》，即忽略三國時期，或稱三國時期屬于漢代末期。如果三國時期屬漢代，那么能夠代表漢朝的只能是蜀國的劉備，原因劉備為漢室宗親。陳壽的《三國志》，將勢力強大的魏國作為三國時期的一代霸主，并將魏國的歷史作為國史來寫書。然而，按照習鑿齒的正統論，即中華民族的統一為核心要件，未能統一的三國時期只能稱作漢代的延續，那么代表漢代的只有劉備的蜀國，相對來說魏國的曹操只能算作漢代的反叛。后世的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時，便采用的習鑿齒的正統論思想，即“揚劉抑曹”，使三國時期的一代霸主曹操成為亂世奸雄。

按照作家的理解，正統論的本義是指用符合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學說或理論統一人們的思想，進而謀求中華民族的統一，建立強大、文明的中華帝國，以應對外敵的入侵。生存在東晉時期的一代大儒習鑿齒，了解了大量春秋戰國時期、三國時期中華民族內部不能統一，諸侯爭霸，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使中華文明的傳承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具有極高儒家造詣、作為安西將軍桓溫的別駕（相當于桓溫的副手）的習鑿齒，看到外來佛學對底層民眾所具有的教化作用，開始研究佛學研究，且鼎力支持和幫助中國佛教奠基者釋道安弘揚和傳播佛教，進而被后世尊為“佛教圣人”。具有強烈救世安民思想的習鑿齒寄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中華帝國，以抵御外族，從而保證黎民百姓安居樂業。正統論的“正”，在習鑿齒所處的時代，應當是符合中華民族天人合一、家國天下等純樸的先秦哲學思想。不過，后世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身的政權，將習鑿齒為代表的正統論，逐漸異化為血統論，即封建社會的皇帝去世了，其繼承人應當是后代子孫，甚至明確為嫡長子。當然，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的各種學說、思想等也便被奉為正統，反之便是異端邪說。正統論的提出，維護了統治者的利益，卻也壓制了民主，打擊了創新，進而使普通的底層民眾長期受到壓迫。特別是清朝后期，統治階級利用正統論維護了自己的封建統治，即相當長的時間維持了中華民族的統一，但卻拋棄了正統論的“正”，殘酷壓榨漢族人民，廣大的漢族同胞變成了滿族人的奴才、次等公民，使人民與王朝離心離德，中華民族“天人合一”“人人平等”“家國天下”等先秦思想逐步被拋棄。王朝的興衰成了統治階級的家務事，普通民眾只是繳稅納糧、當兵吃飯、立功當官之類。國民黨統治時期，普通的老百姓一樣不再關心國家前途命運，也不再關心由誰來統治，因此一個小小的日本就膽敢入侵中國，幾個日本兵就可以管控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且可以隨意殺戮。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這一切得到改觀。老一輩革命先烈將生死置之度外，以振興中華為己任，實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再次喚醒了億萬大眾。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想，首先符合一個“正”字，即最廣大老百姓的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短短的二十八個春秋便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強大的國民黨，進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基本實現了相對的統一。日本投降之后，解放戰爭后期，在美國和蘇聯的調和之下，要求我們共產黨與國民黨劃江而治，但作為國共兩黨的領袖蔣介石和毛澤東，卻共同反對。蔣介石在退守臺灣之后，六七十年代也深感反攻大陸無望，但卻始終未響應美國的授意而提出獨立，甚至還對臺灣島內的“臺獨”勢力進行了有力打擊。凡此種種，充分說明正統論的影響深遠，即中華民族的完整統一，是中華民族仁人志士的不變追求。

二、正統論學說的確立與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的包括政治制度、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等等在內的獨立完善社會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體制，進而帶動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

正統論的學說由東晉習鑿齒始，而在明清走上完善成熟，并逐步出現異化。明清時期，作為統治階級的皇帝多次對習鑿齒的正統論觀點給予了御批和肯定。正統論學說的成熟，其核心標志為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使國家內部的反叛力量很難推翻現有的統治階級。說其異化，即對國家內部人民的壓榨也是空前的，普通老百姓對國家缺乏認同感。如此一來，面對強大外族入侵，難以獲得底層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進而造成國家或稱王朝的滅亡。

春秋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與吳起變法，就是由舊宗法形態的公族世卿采邑封建制，轉變為國家主義、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體制，以及井田族社解體后出現的私人土地占有制的國家賦役制。這種社會改革在政治上高度強化了以君王為中心的國家經濟和政治力量，使國家政治形態由春秋以前的宗法貴族民主制（“共和”），轉變為君權至上的君主集權專制①。如秦朝和隋朝，僅二世便亡，客觀的評價，絕非像評書中演義中的那樣秦二世和楊廣的極度荒淫般那般簡單，而是以中央集權的體制促進了國家力量的強盛，修建了萬里長城和大運河等浩大工程，雖然造福萬代，但過度透支國力，極端忽視民生，使底層民眾苦不堪言、不得不反，即強調了“統”而忽視了“正”。以習鑿齒為代表的正統論思想，恰恰是在看到春秋戰國、三國時期諸侯爭霸、民不聊生的殘酷現實，進而強調中華民族的統一并催生出中央集權式的政治制度。首先是如秦朝統一貨幣、文字、度量等基本社會制度，進而促進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二是統一管理和制衡的分層政權體系和軍事外交，使內部叛亂和分裂勢力難以獲得成功；三是生產力快速發展，社會保持較長時期的穩定，底層普通民眾可以安居樂業。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總體上有力的維護了生產力的發展，使中國的封建社會在二千多年、甚至更長的歷史時期保持了世界上最發達經濟體的地位。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大城市，是以歐洲為代表的同時期的西方國家望塵莫及的。在這里，重點想談一下經濟領域的國家專營，主要反映在對鹽鐵的管理與經營上。特別是宋代之后，對高質量的火藥、茶葉和瓷器等管理也表現為國家經營，并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就拿近二千多年的食鹽國家經營來說，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鹽稅。特別是明清兩代，鹽稅成為了封建王朝維護其龐大的政治、軍事體系提供了巨大的稅收來源，也被民間百姓所詬病。其實，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封建社會，食鹽的生產技術是比較落后的，食鹽的產地并非十分廣泛。另一方面，土匪強盜橫行也是普遍現象。如果不是官方專營食鹽，由國家力量保障食鹽的生產和運輸，很多地區的民眾可能得不到食鹽的供應。因此一定意義上講，封建社會的國家專營，在保障民生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意義。目前，我國將二千多年的鹽業國家專營徹底放開了，一些痛恨國家專營的人并沒有看到市場競爭帶來價格的降低，相反原來二元錢一袋的食鹽在市場上基本消失了，而看到的是包裝精美、品種繁多、價格三到五元的食鹽。再說石油，在當前國際原油價格低迷的情況下，許多人對中石油、中石化供應的高價油十分痛恨，希望盡早打破壟斷，普通百姓用上便宜油。其實，真如大家想象的那樣，國家放開石油的進口與加工，短期內百姓可能獲利，長期看未必。中國的石油生產與加工及其價格形成受諸多的歷史原因影響，比如技術、人員及國家的長遠戰略發展和利益考量，否則把握不好，未來可能不光是價格高低的問題，嚴重的情況下可能是無油可用?？梢哉f，中國的高油價有一定的體制性腐敗在里面，更重要的是國家層面的戰略考量和長遠的戰略謀劃也在里面。像敘利亞，就是一個原油出口國，其原油被國外資本所控制，所生產的原油全部用于出口，國內民眾基本日常生活如取暖、照明等卻是無油可用。

新中國成立之后，由遠古正統論催生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體制，使我國由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短短六十多年成長了工業體系齊全的有影響力的大國，且許多領域處于世界先進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采用了社會主義制度，一定程度上也是吸收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中央集權的文明成果。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中央集權構筑的舉國體制，讓我們國家擁有了“二彈一星”，使我們中華民族免受列強欺凌有了根打狗棍。改革開放之后，舉國體制讓我們國家在體育產業有了長足發展，金牌數量讓我們有了大國的自豪。特別是近二十多年，我國在航天航空、高速計算機等產業保持了世界先進水平。近幾年，高鐵、航母、量子技術、深海探測、高速公路、橋梁、可燃冰開采等等諸多領域讓世界刮目，這一些離不開中國的舉國體制，具體來說就是大型國有企業。舉國體制，是一個落后國家追趕世界先進國家的不二利器，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成果。再如新加坡，其表面以民主國家自居，其實本質上也是充分利用了中華民族的文明成果，用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創辦了國立的公司、技術研究院等，廣泛參與國際競爭，使其經濟、文化、社會等獲得長足發展。日本、韓國等表面上采用了資本主義，其實也十分注重使用舉國體制，或前期發展國有企業進而私有化，或者國家在政策上扶持發展大型特大型私有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即使德國、法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仍然保持了10－20%的國有企業，以維持國民經濟運轉和保障民生。

三、以習鑿齒為代表的古代樸素主義的正統論，對當今中國夢的實現仍然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從當前社會來看，習鑿齒的正統論，其“正”可以從世界格局重新定義，比如從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等尋求共同認同的價值觀，從而確立共同認可的價值標準；其“統”可以理解為統一，聯合，控制、合作，和平，互利，共享等等。對于文化背景相同或相近的國家和地區，可以謀求國家主權層面的統一，那樣會更有利于雙方共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比如我國大陸與臺灣，韓國與朝鮮。文化背景不同的國家，可以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比如國家之間的雙邊談判與貿易互惠。歐洲國家之間，地理上相近或相鄰，面對美國在貿易和美元上的霸權地位，經濟上不得不遭受盤剝，進而組建了經濟上互惠的歐盟并發行了歐元，其本質上是超越國家主權的一定層次的統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上成立了華約、北約等組織也是一種“統”。聯合國的成立，也是一種“統”。與“統”相關，就是分離、分裂、獨立、化整為零、化公為私等，如英國脫歐、臺獨、國企改制、私有化、蘇聯解體等等。

世界文明的發展，“統”是一種大趨勢，具體說就是全球化，走向大同，但短時期受外部環境的影響，獨立、分裂等與“統”所背道而馳的現象也難以遏制。在“統”與“分”之間，難以用簡單的對與錯、好與壞等來簡單評判，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得到不同的結果。如，近二十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其實是以“分”為主流，即國有企業改制、職工參股、私有化為主體表現，確確實實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生產力得到了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具體說國有企業改制，也可以認定為一種“統”，如果國有資本絕對控股可認定為國有資本對外資、私有資本的“統”，不過純正的國有資本中夾雜了私有成分，講究效益的功能強化了，但維護國家戰略的功能將弱化。反之，國有資本比重小于外資和私人資本，僅保持相對控股或參股，就是外資和私人資本對國有資本的“統”，即很難再承擔國家賦予國有企業的社會功能和國家戰略。國有企業買給外資、私人資本，甚至職工參股，是全體人民的資產交由少數人經營，應當理解為“分”，一定程度上是逆世界潮流的行為。在低端制造業，我們成為了世界工廠。可惜的是，計劃經濟時代，大公無私、一心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高尚情操和理想信念被社會主流所拋棄，貪污腐化、道德淪喪、一切向錢看等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不知需要中華民族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修復。但是，萬幸我們沒有進行改革的領域，如國家層面的央企，基本上走的是“統”的路子，即將相關的企業進行重組做大做強，才有了中國的高鐵、高速計算機、航母、大飛機等等與世界先進國家抗衡的技術裝備。同樣，中國航空航天技術，一直處于世界先進國家對我們進行技術封鎖的地位，依靠中國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卻有了世界一流的技術。這一切充分說明，中華文明的正統論告誡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中華民族的獨立完整統一是決定自身走向富強文明的傳家寶，切不可丟棄。因此，收復臺灣，實現國家統一應當成為中華民族不可挑戰的心理底線。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復興“中國夢”偉大構想，是對當今世界準確而理性的判斷。當今世界上有一批陰謀家、大魔頭妄圖通過現代化戰爭、壟斷資本、先進技術等手段，以金錢民主控制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而占居世界主流話語權，大講虛偽的普世價值，在人權問題上大搞雙重標準，在軍事上大搞國家恐怖主義，對世界進行掠奪，將有色人種作為垃圾人口通過轉基因、疫苗等技術進行滅絕，對第三世界的人民進行宰殺，進而打斷世界文明的進程。以習鑿齒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總結了先秦時期的哲學思想，提出了正統論，進而發展了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體制，從而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傳承。那時的國人眼里，天下就是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故此便有了“中國”。今天的世界，就如同諸侯爭霸、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的春秋戰國，需要用中華文明引領世界，創造全新的世界文明，進而真正走向世界大同。因此，以習鑿齒為代表的古代先賢的正統論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

一是在經濟領域，舉國體制的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中國的經濟、科技、人才等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很多領域與西方國家相比仍然處于下風，仍然需要以國有企業的經濟形式，充分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進而謀求跨越式發展。另外，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上發展中的大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相當比例的人口生活十分貧困，憲法所規定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需要堅持下去。當前中國的公有制比重，甚至已經低于英國、德國、法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堅持壯大與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應當是未來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大方向。未來，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等諸多領域，在世界上占有絕對優勢，具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中華民族才能引領世界文明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國企者，國器也，普通民眾和諧生活的護堤，中國經濟應對全球化之盾牌，中華民族崛起之利器，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基石②。

二是“一帶一路”的宏觀構想，是中華文明引領世界的偉大探索，也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征程。“一帶一路”的宏觀戰略，是繼承習鑿齒等古代先賢所提出正統論后新的實踐，是一種超越國家主權，謀求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合作、共享、互惠、共贏，是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的大膽嘗試。其中需要簽訂一大批多方認同的合同條款，進而謀求相關國家人民的認同，實現合作幾方間的相對“統一”。同時，中國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緊張的矛盾日益突出，經濟領域的困局與矛盾突顯，需要用新的改革與發展的征程中去化解。

三是以習鑿齒的正統論為代表的中華文明，在新的世紀為世界文明的延續注入了新的活力。5月6日，美國的《國家》雜志刊登了年近70歲的學者、知名評論家帕克里克·勞倫斯的文章《中國正在建立后西方世界》，文中稱：“戰后秩序”、“自由主義秩序”和“全球秩序”，所有這些都只是“西方人設計，西方人強加的秩序” ；北京的“一帶一路”峰會 “旨在建造某種新的世界秩序，”并稱之為“人類的新軌道”，預言“東西方正在角色易位，” 贊嘆相關“項目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基礎建設項目，沒有之一。”甚至警告西方國家“如果我們想要從目前這個狂亂、失靈的爛攤子里創造一個有序的世界，那么我們在本世紀內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讓人們理解這一點。”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續五千年的文明。這一文明也曾經被外族入侵，如清朝入關的結果是滿族近乎消失并融入中華文明；西方列強的燒殺搶掠使中華文明進入百年沉淪，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經過不足七十年的建設，再次進入世界強國的行列。這一切恰恰說明中華文明的偉大與優秀。

當今世界，國家雖有強弱，但以核武器、化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為世界文明的進程提出的極大的不確定性。就遠古的戰國時代而言，現在看來秦統一六國是一種歷史必然。對處于“新戰國時代”的當代中國而言，同樣也面臨著是自尊自信自強而勇于占據世界舞臺中心、還是甘于受騙上當而屈從西方列強的政策選擇問題，這也是對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歷史命運的選擇問題③。以習鑿齒為代表的正統論思想，在當今世界仍然具有不可沒滅的現實意義。“一帶一路”、亞投行等一系列國家戰略的提出，不能不說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的高瞻遠矚，讓中華文明成為引領世界文明進程的一次大膽嘗試。

注①      ③：何新：論屈原及其時代·內政外交之不善導致楚國敗亡。

      ② ：習曉思著、文匯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長篇小說《國器》主題思想。上述內容在小說封面專門標注，不過，出版時為淡化政治色彩最后一句“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基石”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