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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加快釋放國內市場需求

點擊：作者：丁元竹來源：“中國經濟報告”公眾號發布時間:2020-07-17 09:50:01

【提要】加快釋放國內市場需求，擴大居民消費，合理增加公共消費，是中共中央針對疫情沖擊，加快恢復生產，維護社會穩定，推動國家經濟社會中長期持續健康發展做出的重要部署。面對全球經濟幾乎停擺的嚴峻形勢和各類企業因停工停產帶來的生產和就業壓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對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擴大國內需求，確保就業穩定，穩定生產生活，促進社會有序向上，避免經濟大幅持續下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規劃編制之年，面對國內外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環境，加快釋放國內市場需求是當前和“十四五”時期的重要任務之一。202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加快釋放國內市場需求，擴大居民消費，合理增加公共消費。這是黨中央針對疫情沖擊，加快恢復生產，維護社會穩定，推動國家經濟社會中長期持續健康發展做出的重要部署。面對新冠病毒傳播快、易感染、不確定等特點，以及因全球經濟停擺、各類企業停工停產帶來的生產和就業壓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對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擴大國內需求、確保就業穩定、穩定生產生活、促進社會有序向上、避免經濟下行壓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合理增加公共需求與公共服務制度安排

公共消費是指由政府和為居民服務的事業單位、社會組織承擔費用，對社會成員提供消費性物品和消費性服務的消費活動。公共消費具有再分配、擴大消費和擴大就業的功能。在不減少個人消費投入、降低個人消費品質和減少企業就業前提下，適當擴大公共消費規模是推動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政府通過擴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支出來增加福利性消費，把公共財政花在包括支付養老金在內的各項社會保障項目和基礎設施改善上，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公共消費和私人消費在一定條件下、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相互支持，否則就會相互抑制。

現代政府的職能決定了政府通過擴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支出增加公共消費，提供服務，配置物品，如社會保障、城市管理和規劃、國防力量等。政府組織這類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的形式大致有：一是直接由稅收支持，其產品直接由政府規定。二是與直接的行政機構有區別，擁有專門商業目的的公共所有企業（特別是制造業，國有企業），其產品一般不由政府直接規定，但其目標、經營條件等由政府規定。三是部分外包，被視為公共部門模式。完全的外包或購買一般由私人公司代表政府提供全部服務。部分外包由私人部門參與，但公共部門擁有資產所有權。談到公共消費還會涉及市民服務。市民服務是政府服務的一部分，其中個人根據專業性質受聘，競爭上崗。

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的消費和投資包含私人消費和公共消費、私人投資和公共投資。確定公共消費和公共投資的比例不僅依據經濟學理論，尤其要依據經濟社會發展客觀現實，在對客觀現實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和實地分析基礎上來確定。其中，必須認真研究公共部門就業容量。從歷史上看，城市化是公共服務供給過程，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需要在城市服務業就業，自己及其家人也需要教育、衛生和醫療等服務。僅僅發展生產性服務不足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的，必須通過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來適應生產性服務要求，在這過程中滿足人們的公共服務需求，擴大公共消費。必須處理好生產性服務和公共服務的關系，否則其直接結果是，造成生產過剩進而影響財富增長。

公共消費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根據公共管理理論，公共服務是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發揮作用的一種必要選擇，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公共服務或公共物品的基本特性，包括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除此之外，“每個社會都會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市場和制度環境，以及實際的公共需求，來做出合理的選擇”（劉小玄、趙濃，2007）。考慮到公共財政支出能力，一些國家在公共服務中劃分出基本公共服務（表1）。因此不同國家或地區，在不同發展階段或時期，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和特點不一樣。這一方面取決于能夠滿足社會公共需求意愿、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財政收入，還取決于政府失靈程度、市場發育程度、社會組織成熟狀況、公共部門交易費用高低等諸多因素。國際上也有人把基本公共服務稱為核心公共服務，如教育、保健、社會安全網等。政府需要提供公共服務，但是政府不能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務，更大程度上，政府只能做出制度安排。

公共服務在各個國家的發展狀況有差異，大部分國家的公共服務包括警察、軍隊、公路、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和保健，等等。公共部門提供的服務很難把不付費者排斥在外，如路燈、義務教育等。很多公共領域是面向全社會提供服務的，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現代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是工業革命基于對公共事務和社會問題處理而做出的制度安排，是指國家或社會依據一國憲法和法律，以政府作為責任主體，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作用機制，為本國國民提供經濟福利的國民生活保障和社會穩定系統。讓所有的地方政府有能力為本地居民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是均等化背后的基本財政原則。在大部分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涉及到地方政府、均等化體系和財政稅收制度，尤其是轉移支付制度。

二、公共消費與擴大就業

公共領域的經濟功能主要表現在公共領域的就業和消費，涉及制度體系和服務體系。按功能定義，“公共部門包括與公共管理、社會保障、法律和秩序、教育、醫療保健和社會文化服務相關的所有組織”（陳福今、袁曙宏，2005）。制度體系包括公共財產、法律法規、管理執行機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社會保障，包括制度設計和服務體系。服務體系包括管理執行機構本身、服務供給組織，通常我們將其稱為管理機構、經辦機構。換句話說，公共領域至少包含了政府公共領域制度制定機構、制度執行機構、配合制度實施的服務機構，涉及到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和私人部門，還涉及到人、財、物。由此就有公共消費和公共就業。

擴大公共就業是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一方面，確保每個人充分就業是保障個人享有公共服務的前提條件，只有個人有就業機會，才會有收入，才有能力消費公共服務；另一方面，通過擴大公共服務，加大與公共服務有關的基礎設施、設備投入，才可能實施更多人力資源配置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公共部門發展和公共服務擴張本身就是擴大就業。基層公共部門是勞動密集型部門。有公共消費就會有公共就業。公共消費增加和服務供給增加必然導致公共部門勞動力市場擴大。從國際經驗看，公共部門勞動市場具有兩個重要的特征，一是公共部門勞動市場巨大，在大部分發達國家占整個就業的15%以上，尤其是在公共服務需求擴張時期。二是公共部門勞動力市場與私人勞動力市場不同。例如，“公益對美國GDP的貢獻率是7%，對美國就業人數的貢獻率是11%”（袁岳，2009）。

公共消費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依照法律，地方政府在自己的轄區行使職能，各個國家因歷史和政治體制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地方治理體制。現代社會中，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規制下實施稅收等政策。研究地方公共消費與就業，必須把地方政府和與地方政府發揮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職能相關的社區、社會組織聯系在一起。它們共同組成國家和社會基層的基礎。這個基礎如何搭建、是否合理，決定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也決定了社會秩序。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就業還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以澳大利亞為例。澳大利亞地方政府的雇員僅占公共部門就業人數的10%，與大多數國家相比，澳大利亞的地方政府確實很小。在稅收方面較加拿大和德國要少幾倍以上，但是澳大利亞地方政府的基層性和地方性更加明顯，社區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發達的社區組織和有效的社會服務功能可以減輕地方政府負擔，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消費物品和公共服務形式。一個國家基層政府架構和公共服務能力朝哪個方向發展，最初的目標設計非常重要。

有公共服務、公共消費就有公共支出。根據公共部門經濟學，公共支出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條件。公共支出的規模和結構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而顯示出其不同特征。在由傳統經濟到工業化初期，政府公共支出主要投向有形資本，諸如基礎設施，包括鐵路、公路、機場、生活供水、衛生設施等。隨著后工業化的來臨，政府更多轉向人力資本投入，諸如教育、健康、福利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公共支出的變化不是政府任意決定的，而是由客觀的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進程決定的。當政府支出主要投向基礎設施時，政府主要面向市場和企業，隨著政府轉向人力資本的投資，政府主要面向的是社會組織和公共服務機構。前者是市場和企業擴張階段，后者是公共部門擴張階段。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這個階段的公共投資應主要體現在對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的投入。在這個階段，要合理擴大公共消費，通過擴大公共投資來實現擴大公共就業。在此基礎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形成與高質量經濟相適應的公共部門，配合高質量經濟協調運行。合理增加公共消費，要在公共服務質量上下功夫。地方政府之所以在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還在于其所具有的公共服務性質。我們把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略加區別，公共產品更具有資本密集型特征，而公共服務更具勞動密集型特點。排水、供水、道路交通等公共產品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公共服務的質量高度依賴于服務人員與服務對象之間的人際關系質量，如老年護理，原則是不能采用技術密集型或資金密集型，必須采用勞動力密集型，需要一個人為幾個老人服務，比如，長期護理的人員安排等，這是公共消費能夠推動公共就業的緣由。

為了落實黨中央做出的合理提高公共消費的戰略部署，需要深刻認識當前中國公共消費面臨的問題。除了人口和勞動力總量外，存在的問題是公共領域消費不足，就業機會缺乏，以及基層公共領域發育程度不高。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是對發展的階段性把握不夠。當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居民收入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人民生活改善要求發展公共服務。隨著公共服務擴張，公共消費和公共就業必然提上議程。二是混淆市場和公共領域的邊界，縱容市場跨越邊界進入不該進入的公共領域，不給公共部門足夠發展空間。政府職能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不僅僅是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減少對經濟生活和經濟運行干預，更是要關注包括人財物等資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按照社會需求合理配置。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使提供公共服務的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資金和人力資源。要使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公共服務資源必須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包括稅收體制改革和人事體制改革。通過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擁有更大的財力；通過人事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能夠按照公共服務需求配置人力資源，這樣既緩解了就業壓力，也為大中城市產業升級、自主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好的宏觀環境。

在這個過程中，歷史經驗值得注意。美國在應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過程中，發揮公共項目和公共消費的作用，尤其是聚焦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及其相關服務體系建設。最初，時任美國總統胡佛認識到，公共建設和失業救助對于應對經濟危機具有重要作用，但他的倡議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的積極響應。后來，羅斯福“新政”開始，他在聯邦層級上推進公共建設和社會保障體系。在羅斯福第一個任期，美國所得稅最高稅率升至63%，在其第二個任期升至79%。與此同時，政府對企業征收的聯邦稅的平均稅率，從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以上。美國富人是“新政”的最大受害者，而藍領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則成了最大受益者。另外，羅斯福在1932年總統競選中把建立民間資源保護隊作為就業救濟政策的一部分，并在當選后立即著手實施。1933年5月7日，羅斯福通過“爐邊談話”高度贊譽民間資源保護隊：我們將為100萬失業人口中的25萬人，特別是那些少有所依的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派他們投身到林業和防洪工作當中去。這個任務很重大，因為這意味著我們要為相當于常規軍隊人數兩倍的人提供衣食起居。在組建民間資源保護隊的過程中我們采取了一舉兩得的策略：既顯著增加了國家資源的價值，又可緩解目前人們的貧困狀況。民間資源保護隊開辦大量項目，諸如保護土壤，為湖泊蓄水、安裝電話線路、輸電線路、伐木、防火道建設、籬笆、植樹、養蜂、考古發掘、家具制造，等等。他們在城市公園建設的大量建筑至今還保留在一些國家或州的公園中。從1933年建立到1942年項目結束，總計有300萬人參與公民服務隊。民間資源保護隊組織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支山火消防隊，植樹50萬株。民間資源保護隊成為大蕭條時期最有影響的新政項目，實施于每一州和每一塊領土。民間資源保護隊的興起表明，公共服務由政府領域拓展到社會領域，公共消費和公共就業相互聯系、不可分割。如弗雷德里克·劉易斯·艾倫所說，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最得意的一項計劃——讓25萬年輕人走進深山老林，從事資源保護工作——很快就得到了國會的批準，沒過多久，CCC(民間資源保護隊)的年輕人走出家門，走進了軍營，然后去了深山老林”。

2009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及時出臺政策，加速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緩解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造成的壓力，推動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及其服務體系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應對疫情沖擊和面向“十四五”規劃，中國社會保障體系有待于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教育和醫療資源有待于更合理資源布局，尤其是隨著5G等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通過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可以推動經濟社會健康發展。過去人們認為，一定數量的公共設施建設，如街道、橋梁、兵工廠、海軍基地、議會大廈、警察局和消防隊，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所必需的。社會對這些公共建設本身有需要，需要就是其存在的理由。現在，面對嚴峻的就業壓力、復雜的國際市場，把合理增加公共消費提上議程，不是簡單重復過去的擴大基建投資，而是著眼民生，著眼長期發展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尤其按照中央提出的“六保”要求和應對新技術革命挑戰，有重點有選擇地開展公共領域投資和擴大公共消費。

一是擴大內需是擴大大部分人的需求，而不僅僅是滿足少數人的奢侈需求。擴大內需是收入再分配過程，要通過公共投入讓國民收入更多地進入廣大工人和農民的口袋。必須始終要記住，“生產出來的一切東西，只是由于能為人類的需要服務，才對人類具有價值，而這些需要只有用消費來滿足”（何正斌，2000年）。消費重要于生產。這就要求從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來分析現階段居民的消費特征、消費需求。社會的幸福一方面建立在產品的極大豐富基礎之后，另一方面又建立在公平使用這些產品基礎之上。

二是擴大內需必須由重點關注物質領域的投入轉向對人力資本的投入。歷史教訓是，一些部門、個別地方政府、個別企業和社會組織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過程中，拼命爭資金、爭項目，卻對項目建成后的運營問題缺乏深度考慮和謀劃，項目建設和項目運營未能很好地銜接起來，項目建成后缺乏足夠的運營費用、合適的運營體制和足夠的人力資源，造成資金浪費、資源閑置。這類現象在基本公共服務、文化、環境保護、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中都曾發生過。一些地區利用國債和地方財政建設了大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由于財政困難，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繳費有難度，已經建成的設備和設施處于閑置狀態。因此，擴大公共投資，要妥善處理好設施投資、設備投資、人頭費用、運營費用的關系，真正實現和提高公共消費的目的。只有使項目運營起來，才能實現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擴大居民消費的目的。

三是讓廣大居民獲益是實現有效擴大內需的關鍵。實現這一目標，不僅需要有正確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稅收政策和公共服務政策，還需建立和完善相應的人力資源配置體制和機制，把項目運營與就業、居民生活、居民需求有機結合起來。

三、合理提高公共消費的建議

（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公共消費必須以民眾的現實需求為宗旨，不能搞形式主義：為發展公共部門而發展公共部門，為公共消費而公共消費，為就業而擴大公共就業。必須始終繃緊以人民為中心這根弦，以此出發安排人民群眾的公共消費。一是必須使公共消費與私人消費保持協調，不能因為公共消費而損害私人消費，也不能因為公共部門就業而損害私人部門就業。二是不能因為擴大公共消費導致納稅人生產性投入不足，最終損害經濟發展。“雖然經濟學家對政府消費的含義和間接影響意見非常不一致，但是沒有人會反對這樣的觀點，即政府的經濟活動應該作為一個部門來分析，就像企業部門和家庭部門一樣”（海爾布倫納，2001）。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必須在堅持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之間拿捏好一個“度”。

（二）以在抗擊疫情中發現的公共問題為切入點聚焦合理提高公共消費

這次抗擊疫情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疫情中暴露的問題需要在疫情之后有序解決。

一是積極探索大學生就業服務等形式。2020屆800多萬高校畢業生面臨難適應線上面試、無法提前實習、企業招聘需求緊縮等挑戰，可以采取公民服務等多種方式讓應屆畢業大學生先進入社會歷練，積累經驗，逐步進入就業領域。國家在公共財政上給予支持，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團中央等部門進行制度設計和方案制定。

二是財政支持解決好養老服務問題。據民政部抽樣調查，與同期相比，疫情期間民辦養老機構收入減少20%左右，平均支出增加20%-30%，壓力非常大，必須給予支持和協助。

三是加快補齊醫療、社區衛生、城市基礎教育、農村教育等民生方面的短板，堅持以保障基本生活水平為導向，堅持精細化、小型化、普惠化的方針，使人民群眾生活質量提升到一個新水平。

四是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的防疫、醫護、醫院等醫療衛生領域投入不足問題，增加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緩解醫療衛生資源供給瓶頸。

五是做好心理輔導。新冠不僅帶來了生命危險和經濟挑戰，還因失業、企業破產、親人離去、社會隔離等帶來一系列心理問題，這類問題會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顯現出來，需要從體制機制、機構建設等方面加以解決。

（三）依據公共消費便利性特征安排公共消費

有效提升公共消費水平，必須尊重客觀規律。公共服務的特點是地方性、便利性和扁平化。公共服務需要與居民居住方式匹配，適應居民居住方式。

一是公共服務布局既要考慮效率，也要考慮消費者的便利需要。從歷史上看，最初并不存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基層行政機構，社區和家庭可以提供這類服務，私塾教育就是一個例證。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消防、警務、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教育等公共服務需要專門人員來提供，這在18-19世紀的工業化進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博克斯，2005）。

二是公共服務的供給特性決定了其必須與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聯系在一起。社區組織發展和社會組織出現，使這種分布發生變化。例如，社工組織深入基層，提供各類公共服務成為普遍形式。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社區組織在社會隔離、社區治理、社區服務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要及時總結經驗，看看哪些是可以成為常態化的，哪些是臨時性的。深化基層治理體制和服務體制改革，把常態性的固定下來，加大公共財政投入，作為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滿足居民需求。在抗擊疫情過程中，網絡公司、快遞公司、網絡平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及時研究他們提供服務的形式和特點，看看哪些屬于市場服務，哪些可以進入基本公共服務或非基本公共服務，由政府做出進一步的制度安排。

（四）處理好公共消費中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進入新世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是對教育和醫療衛生產業化反思和修正的結果。當前，合理增加公共消費，仍然需要謹慎處理市場和政府之間的責任劃分問題。為了提高效率，過去在提倡“小政府、大社會”以及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過程中，很少有人考慮對就業可能產生的影響，原因之一是人們根本沒有把公共領域作為一個重要的就業部門。公共部門私有化會給公共部門的本質帶來侵蝕。以英國的公共衛生為例，私有部門對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影響日益加深的一個特征就是：NHS中的那些負責制定政策的部門與那些希望從外包中獲利的私有部門間的人員流動變得更加頻繁。如果提供公共服務的邏輯與滿足私人消費沒有區別，那么，將私人部門的方法引入公共服務的邏輯就非常明了了。保持各個部門之間的界限，按照各自規則行事會更有利于公共服務的供給，保持公共服務發展的公平性，合理實現提高公共消費的目標。必須切記，社會改革和社會創新需要特別小心慎重，一個小小的錯誤會影響到全社會和幾代人。

（五）不斷完善公共消費的體制機制

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必須理順相關體制機制。一是在投資體制中，設備、設施的投資與人員配置會涉及不同部門之間的責任劃分與權責銜接，應理順不同部門之間的關系。如果一些部門只負責設施投資，而不負責設備和人頭費用的投入；另外一些部門則負責設備和人員的費用，而不負責設施投資，部門之間在整個項目運行中缺乏銜接。在投資規劃和計劃制定過程中，往往出現設施投資到位，設施建成，而設備和人頭費用不能及時配備，造成固定資產投資閑置，居民難以獲得更多就業機會和滿足需要的公共消費。合理增加公共消費不僅要擴大投入規模，更要考慮資金使用的有效性。必須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門之間、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和社會組織之間形成有機協同機制，通過完善體制和機制，使公共投入真正有效，達到推動經濟社會全面持續發展的目的。在合理增加公共消費過程中，發展和改革必須有機結合起來。這里的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個部門之間、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關系的協調與理順。二是明確運營主體，完善配套政策。若是公共服務設施交給企業管理或社會組織管理而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勢必導致地方政府直接運營和管理項目的運營效率不高。有的地區把項目交給企業運營，但政策不配套，企業運營困難。三是對屬于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社會組織和社會服務組織參與不夠。由于某些政策不到位，社會力量舉辦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社會福利、生態環境、社區服務等存在一定難度。一些社會組織不能獲得相應政策待遇，表現在申請立項、稅收優惠、資格認定、人才引進、職稱評定、繼續教育、獎勵表彰、證照辦理、收費標準等方面，不能很好激發社會建設主體的活力。公共消費是整個國民經濟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放在戰略位置上考慮。

（六）鼓勵和支持公共部門創新

過去幾十年中，其他國家公共部門的管理和運行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其核心是新公共行動的擴散——貸款、貸款擔保、規制、合同、合作協定、補償項目、稅收補貼、代金券，以及更多——它們中許多在一般意義上依賴于執行項目的第三方。這些工具的采用使公共部門由服務提供者轉變為安排者，也推動了公共管理的深刻變革，社會組織、企業都可以通過上述工具參與公共服務供給。進一步說，這些工具包括：社會規制，例如食品安全和檢查服務；政府保險，包括國家洪水保險項目；稅收支出，包括慈善捐贈的減免稅；政府合作和政府主辦的企業；貸款和貸款擔保，包括對小企業的貸款項目和對它們的貸款擔保，等等。在各項公共支出中，社會保障是最大的項目。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的經辦是有所不同的。當然，隨著互聯網尤其是5G的應用，社會保障經辦方式會發生深刻變革，這也是合理提高公共消費中需要考慮到的問題之一。尤其中國目前所處階段，與發達國家建立社會保障發展情況有很多相似性，基本遵循著社會保障建設初期所遵循的兩個基本原則：一是社會保險需要逐步擴大規模，成為除個人儲蓄之外唯一的、至少是最重要的退休收入來源。二是社會保險不是社會福利，它以雇主和雇員共同存入社會保險賬戶的儲蓄基金為基礎。當然，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不斷進步，這種情況會有所改變，個人將承擔越來越大的責任。政府和社會組織參與提供公共服務，必然會發生服務支出和組織支出，包括運行支出和人員支出，必然涉及人員的布局和就業，形成了公共消費規模擴大的態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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