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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6年秋季以來，印度GDP增長率每個季度都在放慢，現已放慢至5.6%。問題不僅僅出在廢鈔令身上：不良貸款堆積如山，以致國有銀行不愿意發放貸款。銀行貸款增長近來已經觸及數十年來的低位，使得印度難以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1]。莫迪選擇這個時候挑起邊境爭端、把自己打扮成“民族英雄”，意在維持民意支持率、鞏固執政基礎。

　　從近期來看，中國一定不能讓莫迪從邊境沖突中獲益。因為莫迪一旦嘗到了甜頭，就很可能故伎重演、變本加厲，繼續傷害中國利益，而且后面還可能冒出一堆得意忘形的效法者。因此，讓莫迪在中印邊境沖突中吃點苦頭以示懲戒，打消其轉移國內視線、利用民族主義情緒的想法，是中國最起碼應該做到的事情。

　　從長遠來看，光給莫迪嘗點苦頭是不夠的，中國很有必要制訂對付印度的長遠戰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至于長遠戰略應該是什么，輿論場上有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應該在軍事上狠狠打擊印度，最好能夠打斷印度現代化的進程。也有人認為，印度的崛起不可避免，給印度搞動作不如光明正大地合作。中國只能選擇和印度構建友好關系。然而從可操作性來說，上述“鷹派”和“鴿派”的觀點都不靠譜。

　　“鷹派”觀點的問題在于，其手段無法達成目的，二者并不統一。中國近現代史上曾兩次被戰爭打斷現代化進程，分別是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以史為鑒，想明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怎樣被打斷的，也就知道為什么不可能通過戰爭打斷印度的現代化進程。

　　甲午戰爭的主要影響并不在于日本殲滅多少清軍，摧毀中國多少基礎設施，而在于迫使中國割地賠款。《馬關條約》除去割讓臺灣外，還要求清廷賠款2億兩，另有贖遼費3000萬兩，威海衛日軍駐守費150萬兩，本息合計約4億兩白銀，10倍于當時清政府財政收入。如此沉重的財政負擔自然導致了毀滅性的結果。然而，按照二戰之后確立的現代國際法，索取戰爭賠款是完全不被國際社會允許和承認的。也就是說，中國雖然有可能通過武力收回被印度占據的領土，但絕無可能迫使印度支付足以影響國力的巨額賠款。

　　旅順大屠殺

　　抗日戰爭則波及了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稍有工業基礎的地區：整個東北地區被日本占領，成為日本攫取戰爭資源的重地；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等相對富庶的地區悉數被日本占領，國民政府只能控制相對落后、工業基礎極為薄弱的西部地區，所以八年抗戰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直到抗美援朝結束以后，新中國的工業產值才超過了1936年的水平。那么問題來了，印度現在的工業化水平遠高于抗戰前夕的中國，要給印度造成多大的創傷才能打斷印度的現代化進程？恐怕得徹底摧毀印度的孟買、班加羅爾等幾個主要工業區，捎帶著干掉幾千萬工人和技術人才，方能達到這個目的——這得靠核戰爭的烈度才能做到吧？而印度現在也是有核國家，這種仗是打不起來的

　　所以，即使洞朗入侵事件引起一場新的中印邊境之戰，它極有可能像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一樣，是一場雙方都有克制的局部戰爭。最好的結果，無非是中國收回被印度占領數十年的領土，但是靠這場邊境戰爭絕無可能打斷印度的現代化進程。

　　王師南定藏南日，家祭無忘加雞腿。

　　“鴿派”觀點則純屬一廂情愿，邏輯上就不能自洽。現在印度還不是世界性大國，只能算地區性大國。1962年的印度連國民溫飽都沒能解決，就主動使用武力進犯中國，膽量比朝鮮戰場的“聯合國軍”還大。現在的印度，憑著2016年GDP只有中國1/5的國力，就敢主動在洞朗地區挑起爭端。倘若印度真的實現全面崛起、國力與中國達到相近水平，那時的印度難道會突然轉變立場、對中國講“溫良恭儉讓”？如果那時更加強大的印度繼續用武力挑釁中國，又當如何？“鴿派”根本無法為此提供合理的解釋。基于對別國領導層的幻想制訂對外政策，那不是囈語又是什么？“鴿派”觀點與二戰之前英法兩國對納粹德國的綏靖主義如出一轍。還是列寧看得真切：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倘若印度真靠資本主義制度發家了，一準兒蛻變為帝國主義國家，只會讓中國家門口的鬧心事越來越多。

　　你不打，他就不倒。

　　“鷹派”和“鴿派”的觀點皆不可取，那么中國應該做些什么呢？近期肯定要在邊境上有所做為，不排除武力解決邊境沖突的可能性。就長遠來說，中國很有必要高度提防印度，并且設法遏制印度崛起為世界性大國。如前文所述，通過軍事手段不可能從外部打垮印度這種體量的大國。遏制印度的膨脹，要本著“外因通過內因起決定性作用”的基本思想，通過外部手段激化印度國內矛盾，以此達到拖垮乃至瓦解印度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印度的真正較量其實在經濟與國家治理方面，正所謂“決勝于朝堂”。

　　印度的軟肋是什么？是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其實是階級矛盾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外在表現形式。有效遏制印度膨脹的途徑，正在于通過經濟層面的外部手段激化印度的階級矛盾，利用印度統治階級的短視和社會治理的短板，使印度陷入長期內耗、無法形成對外擴張的合力。

　　你也配姓婆羅門？

　　我們很有必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拋開西方媒體對印度總理莫迪的吹捧：莫迪不是鄧小平，印度近年來的社會發展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不具備可比性。鄧小平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格局，這一時期的國家政策使全國人民普遍受益，只是受益程度略有差別。印度執政集團顯然做不到這點，因為他們無法有效控制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莫迪并不是第一位出身于人民黨的印度總理，人民黨的瓦杰帕伊于1998年-2004年擔任總理，任期內印度的GDP由1.029億美元增長到1.955億美元[2]。任期內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率看起來是不錯的成績單，為什么瓦杰帕伊卻因為2004年的選舉下臺了呢？因為印度的經濟發展只造福了城市部分人口，少數富人、白領和中等收入階層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而在廣大農村以及欠發達地區，數以億計的印度人仍在為突破1美元/天的國際貧困線標而苦惱。國大黨則重點攻擊人民黨聯合政府在農業、失業和反腐敗三大議題上的嚴重失誤，通過主張大幅消除貧困、增加就業，牢固確定了自己“面向窮人”的形象，從而在2004年的選舉中擊敗了人民黨[3]。

　　印度前總理瓦杰帕伊曾訪問中國。

　　至于莫迪能比瓦杰帕伊強到哪里去，恐怕很難說。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并不穩定，卻攔不住莫迪的好大喜功。印度采取聯邦制，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遠不足以與中國政府相比，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基層的秩序和分配制度。瑞士信貸銀行最新報告顯示，1%最富的人擁有印度全國財富的一半以上，5%最富的印度人擁有全國財富的68.6%，10%最富的人擁有全國財富的76.3%，全國一半以上的窮人僅擁有全國財富的4.1%[4]。

　　不僅個體之間貧富差距懸殊，印度各邦之間的貧富差距也在加大：2014年，3個最富的邦的人均國內生產凈值比3個最窮的邦人均國內生產凈值高出3倍，其中最富的喀拉拉邦比最落后的比哈爾邦高出4倍[4]。由此可見，印度經濟增長并不能使所有群體普遍獲益，未獲益甚至利益受損的群體大有人在——印度東部為何存在大量毛派武裝，印度東北部為何存在有分離傾向的少數民族武裝，就很容易解釋了。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既然印度統治階級的短視和社會治理的短板已經曝露無遺，中國應該做些什么也就很清楚了：封堵印度產業升級的空間，全面壓制印度的出口貿易，使印度的經濟增長后繼乏力。一旦印度經濟增長出現停滯，國內各階級、各地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嚴重問題就會被迅速放大。打個形象的比方：現在印度有一鍋肉湯，既得利益群體吃完了肉，剩下的湯勉強夠窮人充饑；倘若湯鍋不增大，既得利益群體照舊吃相難看，在后面排隊的窮人卻不斷增加（2016年印度人口增長率仍有1.2%），必然有人連湯都喝不到。此時很有可能出現下列情景：

　　1、階級矛盾為印度共產黨（毛主義）進一步發展勢力提供土壤。印共（毛）已比較重視城市工作，屆時農村的土地革命和城市的無產階級斗爭聯合起來，會是一番新格局。

　　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萬眾一心！

　　2、欠發達地區認為上級政府不作為是貧困之源，會進而以民族或宗教為旗號，要求更多的自治權乃至尋求獨立。中印洞朗對峙期間，印度靠近錫金邦的大吉嶺地區發生騷亂，背后就存在這樣的因素。這樣的事情，將來越多越好。

　　3、人民黨的民粹主義路線失效，民眾對傳統政黨陷入失望，各邦地方政黨紛紛前來瓜分選票。在票決制民主制度下，印度政局進入比較不穩定的時期。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并且難以制定長期政策。

　　2015年印度的出口結構，礦產、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和紡織品、化學品、原料藥等低端工業品佔據了出口結構的主要部分。數據來源：哈佛大學 http://atlas.cid.harvard.edu

　　為了促進上述情況早日出現，中國應該立即著手準備以下這些事情：

　　2、制訂出口禁令，嚴禁中國企業向印度出口關鍵技術（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關鍵設備（如高端數控機床）。

　　3、嚴禁央企參與印度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絕不能給印度這個體量的大國強健筋骨、不停輸血。

　　4、鼓勵中國企業利用成本優勢對印度傾銷消費品（終端消費產品，不可用于再生產）。可以考慮通過培養買辦和賄賂印度地方官員的方式，為中國企業占領市場打開方便之門。這樣一來可以壓縮印度企業的利潤，進而減少其用于產業升級的投資；二來可以加速印度統治階級的腐化。

　　Are you ok, Indian Mifan, do you like me?

　　5、重點打擊印度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的經濟騰飛，一開始都是依靠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所以，中國要根據歷史經驗，防止印度通過相同的途徑獲利和崛起。

　　2015年中國的出口結構，光是機電產品就占了43%，出口結構已經非常接近發達國家。哈佛大學 http://atlas.cid.harvard.edu

　　第5點涉及產業經濟的深刻問題，應該深入講一講。印度的出口結構比較脆弱，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應當重點封堵印度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出口。實現這一點的有效手段，就是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大力推進人工智能的研究，適時推廣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人工智能的成熟將取代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富士康現在大量使用機器人組裝手機就是典型案例，服裝、玩具、家具、塑膠制品制造等產業也很快有望由人工智能接管。越南可能是最后一批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中獲益的國家，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

　　當然，人工智能的快速推廣也會消滅中國國內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因此，中國應當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安排產業升級之后的勞動力轉移，一方面提高國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高端崗位的人才供給；另一方面大力發展教育、家政、養老、醫療等離不開人的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

　　中國還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積極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特別是國民收入的初級分配，保證廣大勞動人民普遍從經濟發展中公平獲益。待到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會遠遠超過今天的水平，在初級分配合理、轉移支付機制成熟的基礎上，人民生活水平將逐漸接近發達國家。

　　中國科技水平甩印度幾條街，只要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于印度取得成功、并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較好地解決了分配問題，就算做到了“決勝于朝堂”，接下來等待印度的只有噩夢：中國在高端制造業產品上碾壓印度，并且壟斷了印度的國內市場（華為、Vivo等企業在印度的手機市場開了個好頭）；中國人工智能生產的產品憑借成本優勢封堵了印度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那么印度能出口的就只剩礦產、農產品等典型的初級產品了。

華為在印度擴展市場。

　　盡管低于25歲的印度人口占總人口的一半，但只有7%的印度青年人能獲得大學文憑[4]，而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40%。由于社會制度的落后和人口素質的低下，印度沒有能力轉移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相關的上億城市勞動力。屆時，印度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崩潰會帶來大量失業，進而引爆“人口炸彈”。到時候印度政府根本收拾不過來國內的爛攤子，更不用說與中國進行大國爭鋒了。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孫子兵法·謀攻篇》

      參考資料：

      【1】騰訊財經：http://xw.qq.com/finance/20170602062709/FIN2017060206270900

      【2】世界銀行：http://data.worldbank.org

     【3】人民網：http://news.sina.com.cn/w/2004-05-14/04302524971s.shtml?from=wap

     【4】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1102/c1002-288266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