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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的三封信和檢討、自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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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十月鄧小平給華國鋒的信
東興同志轉呈國鋒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于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一九七七年四月鄧小平給華國鋒、葉劍英的信
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一九七二年八月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于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于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注：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鄧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贊成陳伯達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講話。這次會議深入的檢查全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于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同志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制訂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的錯誤路線的斗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錯誤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范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兩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兩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兩人不但對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于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錯誤中，由于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后，還難于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之后，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范圍內繼續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后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么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后，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領導人壓制革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作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的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用農村或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制群眾運動，把群眾當做阿斗，把工作組當做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斗學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棄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的表現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志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復提出了撤消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干革命的主張，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的大方向的正確的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由于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志來負擔。不少工作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別是由于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有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后，不久就出了壓制打擊左派，群眾斗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陳伯達同志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面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志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是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于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于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只會犯嚴重錯誤而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是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一種表現方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信任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斗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學校實現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他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于“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批判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群眾，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群眾、革命干部來自己動手地進行這場革命，讓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破四舊、立四新的偉大任務，只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現，因為只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了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本來，北京大中學校運動起來之後，形勢極好，群眾普遍運動起來，沖擊著一切牛鬼蛇神，沖擊著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聶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張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的號召作用。當時看起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把這種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于讓工作組去控制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果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群眾斗群眾，打擊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興。毛主席說這是實行白色恐怖，是長資產階級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是一點也不冤枉的。現在看得很清楚，我們所犯的錯誤，一經主席和中央糾正，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了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斗組織，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沖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業，無疑這對教育和鍛煉年輕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工作的高位，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制了革命群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這不但是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我這次犯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經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誨和指示，但我卻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靈魂，掌握毛澤東思想多少，是鑒別我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多少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不進則退，既然學得很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就會多起來，就必然在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上，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一直發展到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這是必然的。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學習不力，沒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各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斗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斗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嚴肅地加以檢討和清理。沒有跟好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是與我的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作風，密切相連。長期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下去的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干部接觸少，同負責同志之間接觸也少，對待工作不夠勤謹，沒有認真地向群眾做過調查研究，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又很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了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嚴重的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然要發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長期不自覺，產生并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真，向同志、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主席的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這個嚴肅的批評，對我有所震動，但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自己，并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線錯誤當然是不可避免的，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這就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地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完全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在初步用鏡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現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平，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深刻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力求做一點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在一個相當時間內，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應該自己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作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選拔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范，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即時想主席請示報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了解群眾和下面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對于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象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徑。
我的上述檢討，當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我的自述（摘錄）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志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歷史和工作經歷，檢查了他的錯誤。以下為該自述的摘錄。）
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里有韋拔群同志那樣的優秀的、很有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志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根據地，這給紅七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起義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工作。我在同張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後，對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開了黨員干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八軍。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龍州動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準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七軍政委和區委書記兼八軍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間，我回到龍州紅八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七軍靠攏。紅八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紅八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等同志帶到了右江，合并到七軍里面了。紅七軍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云逸等同志匯合了。
大約在一九三零年十月中下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又名鄧拔奇［？］），向我們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句囗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韋英勇地堅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殺害，光榮犧牲），主力約七千人就向東出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復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土地政策（這是我在中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快。
對于立三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并未覺得有什麼不對，只是從以七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三個囗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只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麼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行梅花戰斗，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
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云逸同志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志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零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臺，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志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并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只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并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
關于我離浚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面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系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我們到了瑞金，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的時期。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後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份子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殺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眾，弄得全縣群眾不滿，干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是死氣沉沉的。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來的余澤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議推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其時與上級沒有連系），謝余等都幫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們迅速地懲辦了反革命份子，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干部（幾乎全是本地農民干部）群眾積極起來了，全縣局面大為改觀（關鍵在於有了大批與群眾有聯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圍剿”粉碎後，開了幾萬人的祝捷大會，熱情是很高的。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一年多，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調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的工作。三縣都是中央蘇區的邊區，赤白對立很厲害，我們自己的武裝，每縣只有百幾十人的獨立營，人民武裝（赤衛軍）的槍枝很少，由於“左”的經濟政策，商店大都關了門的，財政經濟也很困難。我在會昌工作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未能打開局面。在博古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大約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我被調離了這個工作到江西省委當了一兩月的宣傳部長，隨即由臨時中央開展了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斗爭後，撤銷了我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了我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派到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我到樂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據說樂安是邊區，怕出問題），不久，即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賀昌。我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後，要求另調工作，於是分配我為總政治部宣傳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傳工作，還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小報）。這個工作我一直擔任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時期
一九四零年前後，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斗爭，一是百團大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斗爭中，要盡可能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響，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斗爭，這雖未更多地影響我們的反頑斗爭和抗日斗爭，但不能說不是受了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於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後我曾在寫文章中贊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
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干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當時我對彭德懷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薄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贊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采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只正面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群眾工作、對敵斗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我到延安後，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并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麼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贊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贊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斗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斗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方面，或者在黨內斗爭（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制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干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干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斗爭、兩條道路的斗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里，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斗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面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責任編輯：kl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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