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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政策，已成為刻在歷史恥辱柱上不可磨滅的一筆了。但是，幾十年來，圍繞著“不抵抗”的由來、背景和具體責任，卻一直有頗多的爭議。

正文>

　　近年來，網絡上關于“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責任的討論之中，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鼓噪：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不抵抗”完全是張學良下的令，而與身處長江中“永綏”軍艦上、不知道日軍已在沈陽動手的蔣介石徹底無關。

　　實際上，學界早先有論述：“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的7、8月份，張學良與蔣介石早已達成了‘不予抵抗’的基本共識，待事變發生時，請示與否便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了，因為大的應對方針早已確定了”。

　　就“不抵抗”的問題進行具體的研究，只有完全從史料出發，才有希望得到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前文《“九一八”事變之前的獨家“預警”》曾提到的1931年9月19日那一天的《中央日報》。那一天的報紙不僅是有日軍“報復手段，已有具體協議;軍事行動，盡早準備充分，頗有一觸即發之勢”的“預警”式報道，同時還刊發了一篇題目為《日軍隊橫行東北》的報道。這報道開門見山也寫了這樣一句話：“日人野心勃勃，意欲實行武力侵略”。文中則具體記載了三件事，一個是日方報紙報道“參謀本部近發一命令”。日軍參謀本部借口“近來東北地方多匪”，下令“滿鐵守備隊采取相當之防衛行為”，《中央日報》一針見血指出這一個事情的本質：“日人藉口匪徒，竟派兵橫行于我領土，直侮視我國權如無物。”

　　另兩個是兩個日軍在東北襲擊中方軍警的事件，分別發生于9月13日和15日：

　　本月十三日晨，在撫順之日守備兵一隊四十名，突入撫順附近操演，我方巡警及駐撫順保安隊見日兵在我領地內操練，立即警告日兵退出，日兵竟撕毀我方警告文，且突向我軍警包圍，并以機關槍威脅，我方巡警派出所人員僅有四人，保安隊人數亦僅十三名，眾寡不敵，且毫無準備，倉促之間突被四十名武裝日軍包圍，未加抵抗，日兵竟將我方軍警一律解除武裝，一哄而去。

　　讓人唏噓的是，這一次撫順的日軍襲擊中國巡警和保安隊的過程，和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軍在多地襲擊的情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中方“未加抵抗”，給日軍“一律解除武裝”。 

　　而另一次日軍的襲擊行動，則引起了中國軍隊的有力還擊—

　　……更有一事，足證日人對我武力挑戰之積極態度，十五日，距長春十英里之楊森站突來日兵三十名，荷槍實彈，測量地形漸向滿鐵道域外我國屯墾軍營地推進測量險要，我方阻止其測量，日兵竟向我方軍隊發炮，我方軍隊為自衛計亦還擊，此役據日方宣傳有日兵一名被轟斃，恐又將無理要求之張本云。從“我方軍隊為自衛計亦還擊”的記載可以看出，九一八事變前三天，東北軍面臨日軍襲擊時，還是會隨即予以自衛還擊的。

　　而《中央日報》在談及“據日方宣傳有日兵一名被轟斃”，唯一的評論竟是這句“恐又將無理要求之張本”，可以看出九一八當夜的“不抵抗”之令，究竟是出自怎么樣的考慮。

　　這樣的考慮是：日軍會借口“中村事件”采取某種報復的軍事行動，為不給于日軍更多的口實，對于日軍的挑釁仍是需采取“不抵抗”方針(若有抵抗的行動，“恐又將無理要求之張本”)。根據前一篇《“九一八”事變之前的獨家“預警”》展示的《中央日報》報道，現在已可以知道，事變前國民黨決策層確已知道日軍會有軍事行動。那么，國民黨決策層是不是僅僅含蓄“預警”，而不制定任何有關方針，放任張學良想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的?他們在開始在授意喉舌《中央日報》 “預警”的同時，百分百也會形成一個如何應對日軍軍事行動的具體預先方針。而這樣的一個方針，也明顯會是可以約束到即將面臨日軍襲擊的東北軍的。若是約束不了東北軍，成為一項“方針”則毫無意義了。

　　那么需討論的關鍵問題則是，這個方針又究竟是什么?若是“不抵抗”方針，在九一八事變前是否已明確是國民黨決策層的“國策”?

　　1931年9月21日，蔣介石的日記這樣寫到：

　　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干部。余主張：日本占領東省事，先提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后之行動。

　　話繞了幾道彎，“忍耐至相當程度”的意思，卻仍然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種表達而已。

　　1931年9月22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演講詞》中的“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也仍是這個“不抵抗”的意思。

　　九一八事變的明確訊息讓國人知曉的第五天(9月24日)之前，蔣介石給中國軍隊具體下令實施了“不抵抗”方針。糾纏于9月19日凌晨是張學良下令“不抵抗”，與蔣介石無關的人們，常常略掉了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史實，他們更略掉這樣一個事實：

　　張學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軍只是尋釁、不能給日軍更多口實的判斷;而蔣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軍志在占領東北了。

　　1931年9月23日的《國民政府告全國國民書》很巧妙地用“希望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沖突”這一句表示了已下令軍隊“不抵抗”的事實。

　　時任遼寧教育會副會長、東北國民外交協會負責人的王化一，寫于1931年9月23日的日記，則是明確記載了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達給張學良等：

　　到協和醫院，負責諸人均在此，楚囚對泣，無相當辦法。已請示南京，命令關外不準抵抗，靜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將斷送倭奴之手。(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王化一是遼寧教育會副會長、東北國民外交協會負責人之一;九一八事變后，王化一擔任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他是義勇軍的發起人之一)

　　9月19日凌晨是張學良下令“不抵抗”，蔣介石則是到9月22日明確下令“不抵抗”。那么第一個“不抵抗”是張學良獨立決斷的，還是某個“不抵抗”方針的具體體現而已?換句話說就是，打著“忍耐”、“求公理之戰勝”旗號的“不抵抗”方針，是不是九一八事變前已有的既定方針?

　　1931年9月27日《民國日報》有一篇報道《孔祥熙談對日方針》--1-10 《孔祥熙談對日方針》國民黨決策層的成員孔祥熙在此次采訪中，說“漏嘴”了這樣一句關鍵的話：“中央對日方針與步驟，早已決定。一切應付辦法，早有準備”。

　　這句話進入研究視野之后，很多問題隨之迎刃而解了……

　　究竟何謂“早”呢?

　　孔祥熙是9月26日接受采訪。

　　僅僅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后的第七天(距蔣介石到南京“召集會議決定對日方略”，更是只有五天)，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黨中央才有了方針，孔祥熙又如何會使用“早有”這個詞呢?

　　況且，這一段時期，孔祥熙都是在上海養病，他可沒有參與南京方面的討論。

　　可見，國民黨決策層的喉舌透露出已經掌握日軍的“軍事行動，盡早準備充分，頗有一觸即發之勢”的時候，國民黨決策層的“對日方針與步驟，早有決定”，同時“一切應付辦法，早有準備”。

　　與孔祥熙說法呼應的另一個證據是，1931年9月26日，張學良發布了《對東北陸海軍全體對日不抵抗之訓令》：“此次之所以命令采取不抵抗主義，乃欲訴諸國際公裁，以外交求最后之勝利……此次不予抵抗，即出于主張公理，且不欲荼毒生靈之微衷也。然彼雖百端挑戰，我皆不予其口實。”

　　“欲訴諸國際公裁”無疑即下文中“請世界各國主持正義”，和孔祥熙的說法是完完全全一致的：“中央對日方針與步驟，早有決定。一切應付辦法，早有準備。現在第一步與其講理。請世界各國主持正義。誰是誰非，想世界各國必有公理，當然不至無是非……”那么“欲訴諸國際公裁(而)采取不抵抗主義”明顯就是之前已有的政策。

　　蔣介石電文張學良：現非對日作戰之時

　　實際上，這樣早先已制定的政策方針，在已披露的事變前電文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九一八前兩個月又6天，蔣介石曾給張學良很明確的指示“現非對日作戰之時”。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中華民國史事日志》“1931　　中華民國二十年 辛未”的部分，有明確的記載：

　　7　12(五，二七)

　　乙、蔣中正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

　　7　13(五，二八)

　　乙、于右任電張學良，中央現在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應加體會。

　　如果以這個指示為分界線，細細琢磨當時的各種史料，可以清晰看得出，1931年的那一個夏天，張學良的思想變化是有一個明確脈絡的。張學良一直認為東北軍無力獨立與日本開戰，且為此覺得深深焦灼。張學良曾提出：“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若有沖突，將重蹈旅順、大連之覆轍，致使滿蒙為日本人所占領則是明顯的，所以我方應該避免沖突”。于是，他也一直寄希望于匯集中國各方的“武力”一起保衛東北的國土。

　　日本外務省檔案中，記載有張學良大約在1931年8月份給蔣介石的兩個請示電(日本特務機關當時在中國獲取的密電)： “東北之安全，非藉武力無以確保，日本既一意對外，我方亦應有所自省…”、“…日本推展其大陸政策，有急侵滿蒙之意，已無疑問;無論其對手為中國抑或蘇聯，事既關系滿蒙存亡，吾人自應早為之計”。

　　在知曉了日本“有急侵滿蒙之意”的背景下、張學良做出了“非藉武力無以確保”“東北之安全”的判斷，他需向蔣介石表達的心意是非常明顯的。張學良跟蔣介石說了他知曉了日本“有急侵滿蒙之意”，同時痛陳“東北之安全”“非藉武力無以確保”，他期望對日本采取何種態度呢?

　　實際上，在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一度考慮的甚至已經是“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的問題。

 　　《顧維鈞回憶錄》中明確記載：

　　1931年夏天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國民黨決策層的會議，討論張學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政策：“……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顧維鈞的回憶，為這段幾乎不為人知的史實留下了珍貴的記錄：張學良在1931年的這個夏天，確實是曾經明確向國民黨決策層提出“對日采取強硬態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可是，到了事變前幾天的9月6日，張學良卻給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發出了這樣一份電報：

　　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不難看得出，張學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沒有得到國民黨決策層的支持。而曾跟蔣介石討論著“我方亦應有所自省”、“吾人自應早為之計”的張學良，到九一八前夕，思想也已統一到國民黨決策層的“早已決定”的“對日方針與步驟”、“早有準備”的“一切應付辦法上”了。至此，“不抵抗”政策已被國民黨決策層推行到東北的土地上。

　　蔣介石曾在廬山上開會，討論張學良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這一段史實的具體情況，至今鮮為人知。但否決張學良的提出的要求，選擇不抵抗，體現在一個在有關不抵抗的文章中常常會提及的歷史細節上：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了《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明確提出了“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

　　隨著做過著名的“攘外應先安內”政策的出臺，“九一八”事變的結局究竟會如何，實際上已成為了定局。在1931年那一個夏天，廬山上的蔣介石開會否決張學良等提出的“直接抵抗日本侵略”政策時，東三省由于“不抵抗”而迅速淪陷的結局，就已經是悄然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