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學教師學習會和馬校長要我給他們做一個報告。我想，既然給北京大學講，也就應該給別的大學講。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這個報告會就以北京大學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學的教師和同學代表也請來了。

我講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報告吧，也許不適合大家的要求，因為大家正在進行思想改造的學習，這樣的報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學習，就一定要下決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講一講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

講到改造問題，我想還是先從自己講起。我中學畢業后，名義上進了大學一年級，但是正趕上五四運動，沒有好好讀書。我也到過日本、法國、德國，所謂留過學，但是從來沒有進過這些國家的大學之門。所以，我是一個中等知識分子。今天在你們這些大知識分子、大學同學面前講話，還有一點恐慌呢。不過，我總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有一些體會，聯系自己來談這個問題，可能對大家有一點幫助，有一點參考作用，總不至于成為一種空論吧！

大家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學習的人，都應該有這樣一個起碼的認識。當然，改造需要時間，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這是急躁的，不合乎實際的。應該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拿我個人來說，參加五四運動以來，已經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改造。也許有的同志會說：你現在擔任了政府的領導，還要學習和改造嗎？是的，我還要學習和改造。因為我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沒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認識，這樣才能夠進步。三十年來，我盡管參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時候和某些部門做了一些負責的工作，但也犯過很多錯誤，栽過筋斗，碰過釘子?？墒?，我從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樂觀主義鼓舞了自己。這個力量是從廣大人民中間得到的。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態度和決心，即犯了錯誤，就檢討，認識錯誤的根源，在行動中改正錯誤。有了犯錯誤的經驗，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當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總可以改正吧！犯了錯誤，不要當作包袱，要把它丟開。丟開了還不算，還應該公之于眾，作自我批評。這不僅可以教育自己，同時也能幫助別人少犯這樣的錯誤。也就是告訴別人：這類錯誤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認識了，同時又肯改，仍然是可以進步的。犯了錯誤，關起門來檢討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學習。一個人之所以犯錯誤，一方面是由于對理論、原則認識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進步的理論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點道理跟實際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須向廣大群眾求教，從實踐中求得新的認識，發現新的道理。這樣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錯誤了。

我講這一段話，是為了使同志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建立這樣一個信心：只要決心改造自己，不論你是怎么樣從舊社會過來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數在舊社會生活過較長時間，會帶來很多舊的東西，要求一下子把舊的影響肅清，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斷的斗爭中，才能求得進步。

下面講幾個大家在學習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

一　立場問題

我們在學習和工作中，總有一個站在什么立場的問題。我們現在還不能說都已經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看待一切問題、處理一切問題了。這不僅是你們諸位，就拿我來說，幾十年以前就參加了共產黨，是不是進了共產黨之后工人階級立場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許看書學習、寫文章的時候是那樣，但是到實踐的時候，是不是辦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階級立場呢？認真檢查起來，還是差得很遠的。工人階級立場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自己封的，決定的關鍵是實踐，只有實踐才能證明是否合乎這樣一個立場。例如，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把廣大的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首先是把工人、農民、學生和一部分軍隊組織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動他們前進。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漢時期，有些人在陳獨秀領導下，立場就很不穩了，跟著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就說明他們沒有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受了當時反動階級的影響。類似的例子還有。所以，立場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

我國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從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們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階級立場上來。

我的家庭是一個破產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紹興，后來祖父到江蘇淮安做縣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雖然沒有買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這樣的家庭不能不影響我的思想。一個人幼年所受的影響，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風上長期存在，說話或者寫文章，如果不經過很冷靜地思考，舊的東西常常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既然如此，要求知識分子一下子就有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那是困難的，一定要有一個過程。

一般的人開始最容易有一個民族觀念、民族立場。因為中國是一個百年來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所以容易使我們產生愛國的民族觀念。例如，我小的時候讀章太炎先生發表在《國粹學報》上的文章，當時雖然讀不大懂，卻啟發了我的愛國的民族思想。中華民國成立以后，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專橫賣國，更使我增加了愛國的思想，因而積極參加了反對“二十一條”、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等愛國活動。我想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過程。這是一個好的起點。知識分子有了愛國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從這個立場上前進。

當然，這里面可能有危險性。假使從民族立場發展到國家主義或狹隘的民族主義，對外侵略別的國家，對內壓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這種危險性雖然有，但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華民族是受外國侵略、欺凌和壓迫的，所以人們首先產生的是一種民族的反抗侵略的愛國主義。在這樣一個具體的環境中，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愛國思想發展到爭取民族解放和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識分子初步有了這樣的思想，應該受到歡迎。當然，我們也要防止產生國家主義或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危險思想。

在中國，國家主義是跟共產主義同時出現的。五四運動時的同輩們，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當時的少年中國學會分成兩派：以李大釗、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產主義；另外，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又是一派，他們走向了國家主義，結果做了國民黨的尾巴。這個尾巴做得也很可憐，因為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環境里，不可能出現土耳其式的基馬爾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只有極少數人玩弄那種貨色，在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買辦階級、地主階級勾結在一起，壓在中國人民頭上，形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一百多年來，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國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和孫中山的革命，嚴復和康有為的改良，在當時都是想把中國往前推進，但結果都失敗了。中國既沒有象法國大革命那樣把封建勢力完全摧毀，也沒有象日本那樣發生了明治維新。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參加土改工作時看到了，中國的封建勢力太大，地主和富農在中國農村中約占人口的十分之一。這些人散布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壓在農民頭上，帝國主義就憑借著這些人統治中國。在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中，過去有些人企圖走改良主義的道路，走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統統失敗了，不能不找新的辦法了。

中國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更加覺醒了。俄國十月革命給了我們新的啟示，使我們認識到要“走俄國人的路”。孫中山先生也提過“以俄為師”的口號。這樣，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就組織和發動起來了。許多知識分子從民族的立場進一步認識了人民的立場，覺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才能救中國，才最愛民族。因為封建經濟束縛著中國廣大農村的生產力，買辦勢力束縛著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國民黨反動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買辦勢力，成為一種反動政治力量，他們依靠帝國主義，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場，而不是只有籠統的民族觀念。

人民的立場，是不是進了共產黨以后一下子就站穩了呢？不錯，當著對敵斗爭很激烈的時候，我們是很清楚的，對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是堅決斗爭的，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場。但是到抗日戰爭時期，我們要和國民黨講聯合，共同對外，這時有一部分共產黨員的人民立場就不那么明確了。你們從胡喬木同志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戰爭初期，毛主席堅決主張對國民黨有聯合有斗爭，推動全面抗戰，反對國民黨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戰，這是堅定的人民立場。但是有些共產黨員，有時只注意聯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爭的一面，遷就了國民黨，人民立場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三八年在武漢，曾發生過這樣的錯誤。那時聯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爭不夠。后來認識了這個錯誤，糾正了，到重慶、南京工作時就好一點了。這就是說，人民的立場，在共產黨的領導人當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穩了的。大家看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時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讀了很多書，又住過延安的學校，但還是有不少人沒有站在人民的立場，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講話中就首先提出立場問題。

現在，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想法，農民階級有農民階級的想法，城市小資產階級有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想法，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想法，只要各個階級存在，他們的不同立場就會存在。我們今天要求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立場，這就是為絕大多數人民的最高利益著想的人民立場。

由人民的立場再進一步站到工人階級立場，那是更難的一件事。為什么要知識分子進一步站在工人階級立場呢？因為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是為人民的，也是為民族的，將來要實現共產主義，使社會達到無階級的境地。工人階級的偉大就在于此。資產階級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變成資本家。如果人人都當資本家，誰去做工人呢？如何積累資本呢？我參加共產黨，最先就是這一句話說動了我，我也用這句話寫過文章，向別人宣傳過。為什么工人階級是先進的？因為工人階級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變成勞動者，使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統一起來。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最本質的東西，是它能使全世界進到沒有階級、誰也不剝削誰的社會，別的階級和政黨都不能擔當這個任務。

對階級立場問題，在知識分子中有幾種認識。一種認識是：中國沒有那么多的工人，產業工人不過三四百萬，并且是從封建社會中生長起來的，或多或少地帶有封建的影響，恐怕不會很強，怎么能領導全國呢？另外一種認識是：中國共產黨里面，農民、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占很大的數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是不是代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有一種認識是：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以后，實行黨的口號、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了，就體現工人階級的思想了。這三種想法都是錯誤的。

我們認為，中國工人階級盡管人數少，而且其中還有若干人受過封建的影響，但是只要積極工作，發展生產，跟世界上的工人運動的經驗和先進理論相結合，這個力量就是無窮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會發展壯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從小到大的。我們每一個人也是由幼年長大的，幼年的生長力是最強的。所以工人階級在中國是有遠大前途的。工人階級能照顧全局的利益。將來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發展工商業，不僅對本階級有好處，對農民有好處，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有好處。為了更好地發展工商業，它要把重要的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手里，逐步走入社會主義社會。也只有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根據它的思想，根據國家的物質條件和不斷提高的生產能力，才可以使中國工業化，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所以不能因為它人數少而忽視這個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無私的階級。

共產黨內有大量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他們能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嗎？我認為，經過鍛煉是可以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工人階級并不把它的立場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場上來。中國工人階級也是從舊社會來的，不過跟知識分子不同，它經過現代化大生產的鍛煉，體現了先進的思想和立場。知識分子的改造也要經過鍛煉，經過學習，經過實踐。知識分子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就是要學習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思想和立場。這不僅是對黨外知識分子說的，也包含黨內的知識分子。梁漱溟先生在一封信上說，過去認為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是知識分子，黨員很多是農民，大概你們是農民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吧？他這話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產黨員如果不經過改造，是會有很多農民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但經過改造就會逐漸減少，工人階級思想就會逐漸加多。毛澤東思想體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思想。即將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就是體現中國工人階級思想的偉大著作。

做了共產黨員，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許我們主觀上覺得是為工人階級了，但有時我們的工作犯了錯誤，實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說明我們還不是真正站穩了工人階級立場。這種情況是常有的。我們過去發生的右的或“左”的錯誤，就是離開了工人階級立場對反動階級遷就，或者是把自己這個階級孤立起來。拿我個人來說，就有過多次這樣的經驗教訓。正是因為有過這樣的錯誤，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階級立場不是那么容易站穩的，需要長期地摸索、學習、鍛煉。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革命的指南針，但是單靠這個指南針還不行，還要有自己的革命實踐。毛主席常說，任何一個人不經過自己的實踐，碰過釘子，摔過跤，別人的經驗對他總是作用甚小。自己實踐的經驗是最可寶貴的，最有用處的。所以共產黨員也需要經過鍛煉，而且是長期的鍛煉。

從民族立場進一步到人民立場，更進一步到工人階級立場，大體上會有這么一個發展過程。要促進這個發展過程，推動知識分子的進步，防止這個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偏差，逐步地解決立場問題。

二　態度問題

明確地認識了立場的發展過程，態度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生活在世界上，對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總會有一個態度。立場不同，態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家的對立。帝國主義侵略集團要統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國主義，要把世界變成美國的世界。中國人民是深受美帝國主義幫助蔣介石大打內戰之苦的，現在美帝國主義又侵入朝鮮，侵入我國的臺灣。世界人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逐步覺醒了，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斷發展，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覺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國主義的剝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戰爭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兩個陣線，這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對這樣的世界形勢，我們中國人民怎么能夠不表明自己的態度呢？必須要有明確的態度。首先要分清敵我友，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沒有這樣一個區分，那你是什么態度呢？難道你站到敵人方面去？當然，在中國還有站在敵人方面的反動分子、反革命殘余分子，我們要肅清他們。但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人，站在愛國的民族立場上的人，能不表明態度嗎？所以，我們在學習時必須有敵我友的觀點。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國人民、日本人民在內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要爭取他們?，F在還被帝國主義欺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政府，我們應該爭取他們反對戰爭，贊成和平，即使是暫時的朋友，我們也要爭取。一切國家，一切可以爭取的政府，都應該爭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暫時的、在一個問題上的中立，對于人民來說也有好處。我們應該分清敵我友的界限。我們的敵人就是美帝國主義和它的同盟國家、幫兇國家的反動政府。我們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個問題上一時的朋友。這樣，我們人民的力量就壯大起來了。這是在國際上。在國內呢？這個問題已經清楚了。我們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首先應該鞏固工農聯盟，還要團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一切愛國分子。我們的敵人就是反動階級，最集中地表現在國民黨反動派殘余集團上，還有一些反革命殘余分子。在態度問題上，是不是還有保持中間的可能呢？應該說，基本上沒有可能，尤其在國內更沒有可能。因為勝敗已經定下來了，人民已經當政了。難道今天還可能又站在蔣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國人民方面嗎？也許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臨時性的，最后態度總是要判明的。

關于態度問題，我們歷來主張靠自己覺悟。我舉個例子，大家會清楚的。張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國民黨政府的考試院長，重慶解放以后，開始有了覺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轉到天津。他和我總算是師生關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絲毫沒有勉強他寫一個東西。以后他慢慢地認識了新中國，認識了人民中國的好處，開始跟我講了一些他最贊成、最高興的事，但是我仍然沒有請他寫個東西。我覺得一個人的進步要等他自覺地認識以后才最可靠。這樣一耽擱，沒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臨終前他寫了一個遺囑，大家可能在報上看到了。也許這是我的一個缺點，沒有及早地幫助他提高覺悟。假使我知道他身體那樣差，早一點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點進步表現，使人民對他有更多的諒解。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舉一個例子：翁文灝，大家也很熟悉，新華社宣布過他是戰犯之一。但是他在歐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國來，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國去當教授。因為他有這樣的表示，我們就歡迎他回來。他回來以后，有些朋友覺得他應該寫一個聲明，這樣好使人民諒解他。但是我們仍然覺得不要太勉強，要他慢慢覺悟，自覺地寫。

真正的中間態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個時期的動搖、懷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種人他對新生事物要懷疑一下，觀察一下，我覺得應該允許。懷疑并不等于對立。對立就是敵視新中國，這不能允許。在學習中，對某一個問題持懷疑的態度是可以的，因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們接受的。真理愈辯愈明，我們不怕懷疑。觀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時候跟我說，有些問題他要觀察一下。他在這點上很直爽，我們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紹他到各個地方去觀察。他每次回來的確都有進步，這一點我們應該歡迎。他觀察一個時期就提出一個新的認識，那很好嘛！觀察不等于旁觀，觀察的態度是積極的，旁觀的態度是消極的。

還有一種態度是同情但不參加。這種人只是做到對中國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參加還要考慮考慮。這也是允許的。我們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許多人跟我們打過招呼，說他很同情新中國，但是他自己暫時還不能回來。我們絕不勉強。因為這里面還有客觀的原因和主觀的原因，我們應該諒解。

＊這是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講話的前兩個問題。

（來源：昆侖策網；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